西安事变之东北军“三剑客”

西安事变之东北军“三剑客”本文摘自：《凤凰周刊》2014年第8期，作者：王戡，原题：《东北军“三剑客”的曲折人生》1937年2月2日，距离西安事变不到两个月，古城内又响起枪声。

东北军少壮派为推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遗留问题的决定，枪杀了主和的元老派领袖王以哲。

消息传开，在前线与中央军对峙的东北军将领纷纷倒戈。

6天后，中央军入主西安，继而东北军东调、杨虎城出洋，在“联合抗日”旗帜下形成的东北军、陕军、红军“三位一体”同盟土崩瓦解。

这场动荡史称“二·二事件”，主事者是东北军少壮派领袖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

他们是张学良的亲信、激进的抗日分子，素以“三剑客”自诩，在西安事变前后曾为张学良鞍前马后、立下功劳。

然而，枪杀王以哲的过激行为却彻底断送了张学良从软禁中脱身的希望，也让他们走上难以预料的人生道路。

少帅马前卒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的身上有很多相同之处。

他们都是辽宁人，出生在清朝末年，成长于张作霖统治时期，在政治上认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地方领袖地位。

他们都曾留学海外，见识过工业化国家的面貌，研究过时髦的政治理论，脑海中混杂着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思想，对“九一八事变”后家乡的沦陷痛心疾首，希望能有所作为。

1934年初，因热河沦陷下野的张学良自海外归来，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介石兼任），驻节武昌，重新执掌军权。

下野期间，张学良洗心革面，戒除毒瘾，下定决心引进新鲜血液改革暮气沉沉的东北军，“三剑客”因此相继来到他的身边。

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孙铭九原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经留日同学、张作霖次子张学铭推荐，于1934年4月来到武昌。

天津市公安局长宁向南原是张学良的秘书，向张盛赞孙“一是正派纯洁，二是忠诚勇敢，三是抗日坚决，四是踏实肯干”。

于是，孙铭九被张学良留在身边担任随从参谋，几个月后进入新成立的“随从参谋秘书室”，负责东北军军官的人事档案管理和调查考评。

稍后，应德田被召到武昌。

他是东北大学第一届毕业生，曾以第一名成绩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学生致辞，接受张学良亲手颁发的毕业证书，公派赴美国深造。

回国后在北平创办念一中学，收容教育东北流亡学生。

面见张学良时，应德田明确提出联合共产党抗日的主张，被安排到随从参秘室担任科员。

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苗剑秋，也经张学良的财务主管荆有岩推荐，进入随从参秘室担任额外秘书。

他是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信徒，性格倔犟冲动、为人锋芒毕露，有“苗疯子”的绰号，曾痛批张学良的决策，气得张质问“到底你是副司令，还是我是副司令？”虽然如此，张学良认为苗剑秋不失为“诤友”，一直留在身边。

三个年轻人很快走到一起。

应德田回忆，“那时候，许多老同学和早日熟人遇到一起，不一定能谈得投机，而与苗剑秋、孙铭九一见即能倾心吐胆，原因我想没有别的，就是共同的激昂的抗日思想”。

1935年11月，张学良改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总司令仍由蒋介石兼任），率东北军移驻陕西、甘肃围剿红军。

交战中，东北军屡战屡败、损失惨重，使张学良一方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愈发怀疑，开始与中共方面积极接触，并联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陕军领袖杨虎城共同行动；另一方面对东北军更加失望，开始下大力气整顿部队、更新人事，放手使用青年干部以振奋士气人心。

“三剑客”很快脱颖而出。

1936年7月，张学良仿效蒋介石的“复兴社”成立秘密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以东北军青年军官和部分中共地下党员70余人为成员，由应德田任书记、孙铭九任行动部长、苗剑秋任理论部长，承担组织秘密抗日活动、联系中共、考评调配青年军官代替老旧军官等工作。

东北军少壮派便是以抗日同志会为基础形成，还吸引了一批陕军青年军官的参与，“三剑客”作为其中的领袖人物风头一时无二，被元老宿将们视为“小型的党政军”。

苗剑秋概括三人的特点，“我有主张。

应德田有头脑，他制定计划。

孙铭九是个实干的人”。

年纪最长的应德田是“三剑客”的谋主，在孙铭九调任张学良卫队第2营营长后接管随从参秘室，掌握人事考评大权，开办《文化》周刊、撰写《抗日的理论与实践》小册子，营造团结抗战的舆论氛围。

苗剑秋除了出主意、提思路，还协助应德田写文章、做演讲，并在家中办起政治沙龙宣传理念。

他最擅长的则是“突击性的宣传鼓动工作”。

蒋介石抵达西安后，对东北军官训练团讲话时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称不积极剿共的人不忠不孝，应予制裁，引起张学良的不满。

第二天，一度因不顾局势乱讲话被软禁的苗剑秋被派去训练团演讲，称“昨天有人在这里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是放屁！”，号召东北军官“就不该让他站着走出去”，以起到“消毒”的作用。

事后蒋方追究下来，张学良便将苗剑秋送往北平躲避。

三人当中，孙铭九公认最得张学良信任，他也对此十分自负，曾对同僚说“假如你们大家认为我得到副司令的信托而来和我交朋友，企图从中得到某些好处，这是十分卑鄙的。

假如你们认为我孙铭九人格伟大而来和我做朋友，这是十分高尚的也是我十分欢迎的”。

孙铭九为张学良执行了许多秘密行动，如处决向蒋介石方面泄露东北军与中共联络情况的被俘团长董道源、前往南京秘密活动中央军校的东北籍学生毕业后返回东北军任职等。

张学良为了培养基层政工干部，通过中共组织招收大中学生组成的学兵队，也交给孙铭九管理、训练。

1936年12月12日，当张学良下定决心对蒋介石实施“兵谏”的时候，从未打过仗的孙铭九还被派去带兵抓捕蒋介石。

“三剑客”之后的半生荣辱，也由此发端。

歧路彷徨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方面迅速动员大军进逼潼关，以武力胁迫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东北军则与陕军、红军结成了“三位一体”同盟与之抗衡，并成立了“西北军事委员会”总负其责。

“三剑客”被张学良迅速提升到重要的位置上。

孙铭九升任东北军总部特务团团长，并兼任新成立的抗日先锋总队少将总队长。

应德田成为西北军事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委员及东北军总部政治处处长，负责舆论宣传和民众组训，参与起草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

苗剑秋偕同英国记者贝特兰（James Bertram）和美国记者费舍尔（FrancisMcCrackenFisher）返回西安，使西安方面的声音和主张得以通过报道和广播传向全世界，他也担任设计委员职务，参与各种谋划工作。

张学良对孙铭九等少壮派有过评论，他说“我知道他们的长处，也知道他们的短处，我用他们的长处，制服他们的短处，有我在，他们决不敢胡闹”。

这句话十分中肯——当张学良在局势压迫，舆论呼吁和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劝说下，亲自护送蒋介石前往南京后，“这些青年”就开始自行其是了。

张学良走后，曾致电留守西安负责的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第67军军长）、何柱国（骑兵军军长）等，要求释放扣押的中央军政大员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四人。

王以哲、何柱国则主张将朱绍良、陈继承等其他十余名军政大员一并释放，杨虎城也表示同意，之后又释放了被扣押的中央空军飞机和人员。

对此，应德田几度在会上表示反对，痛陈应继续扣押4名大员之外的其他人员，作为保证张学良安全归来的人质，但没有得到响应。

“三剑客”认为这是王以哲、何柱国等元老派出卖张学良、向南京方面投降示好的表现，双方的矛盾开始激化。

1937年1月4日，南京方面公布判处张学良10年有期徒刑，经特赦交军事委员会看管，并下令将杨虎城、于学忠（东北军第51军军长兼甘肃省主席）等人撤职留任。

同时，提出东北军、陕军留驻陕西、甘肃，但让出西安一带的“甲案”，和东北军调往安徽、陕军调往甘肃的“乙案”两个解决对峙局面的方案，要求西安方面做出选择。

王以哲、何柱国等东北军元老主张和平解决，要求南京方面先确定张学良此后的职务和名义，再就方案选择进行商讨，并认为杨虎城“打一下再和”的看法是为了“捡东北军的便宜”。

蒋介石也曾致电许诺“一俟移防完毕后，中（蒋介石自称）可保证必为负责请求，使汉卿（张学良表字）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为他们的主张背书。

以“三剑客”为首的少壮派对南京方面毫无信任感，要求先释放张学良，再谈选择撤兵方案的问题。

“三剑客”还以营救张学良不惜与中央军一战为号召，向东北军军官征集签名。

在应德田的谋划下，他们先通过抗日同志会成员带头，发动团长签名，师长中不愿意打仗的，因为部下都签了名，害怕被认为不拥护张学良而跟着签了名。

时任设计委员会主任的高崇民回忆，“主战的少壮派拿到这个签名簿，就有了政治资本和说话的根据，振振有词地把主战说成是东北军上下一致的主张。

这大概是1月20日左右的事情。

从此以后，他们就更加自以为理直气壮，行动更加嚣张了”。

其实，嚣张往往是恐惧的表象，“三剑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并无把握，孙铭九曾问陕军团长李振西“你怕不怕，我害怕得厉害，今后我们的前途，真不堪设想”。

1月29日，东北军在渭南前线召开会议，各军、师、旅长及总部各处长等与会。

主持会议的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董英斌转达了王以哲主张和平解决问题，换取张学良人身安全和未来前途的意见，何柱国也表示同意。

孙铭九、应德田则在会上大声疾呼“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

在他们声泪俱下的鼓动下，会议以决定要求张学良先回西安再商谈撤兵问题告终。

王以哲、何柱国为了挽回局面，借口张学良走前曾嘱咐大事由于学忠主持，将其从甘肃请来做最后决定。

当时，杨虎城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中共方面则在主和的基础上表示愿与东北军、陕军共进退，致使少壮派认为王以哲、何柱国才是阻碍问题解决的绊脚石。

2月1日，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开会最终决定接受“甲案”、和平解决，下令前线部队撤退后，少壮派开始行动了。

孙铭九、应德田和另一个少壮派成员、骑兵军副官处长何镜华当日晚聚在一起商议，“用副司令对付委员长的办法”对付王以哲、何柱国，夺回局势的掌握权，推举于学忠为傀儡领袖与南京方面对抗。

讨论没有结果，但事情没有结束。

2月2日凌晨，东北军和陕军少壮派军官三四十人集会，在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的号召下，决定采取刺杀的手段解决王以哲、何柱国，并派出特务团连长于文俊、王协一各带一个排分头执行。

当天上午，卧病在床的王以哲被乱枪打死在家中。

何柱国得到了何镜华报信，逃入杨虎城住所新城大楼后，孙铭九派陕军少壮派军官宋文梅寻机进楼下手，最后没有成功。

少壮派还以勾结南京方面泄露机密的罪名，杀死东北军总部作战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副处长宋学礼和杨虎城总部交通处长黄念堂。

枪声震动了西安，于学忠回忆，“在当时恶劣恐怖的气氛中，也认不清谁是孙铭九一伙的，每见总部一些年轻的，心中总觉得惴惴不安，唯恐中了冷枪，遭受暗算。

直到进入新城后，心稍平静下来”。

然而，事态并未按照“三剑客”想象的轨道发展。

虽然以西北军事委员会名义又下发了停止撤退的命令，但前线的东北军将领缪澄流、吴克仁、刘多荃、沈克等人拒不受命，反而以为王以哲报仇为名，调转枪口向西安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