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种张力-斯托扬诺维奇

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和苏联学者卷下》P423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种张力选自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一、对马克思的探讨关于所谓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争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学家们对他的著作的更为系统和深人的研究。

由于这种研究，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根本的人道主义连续性的论断，现在已经牢固地确立起来并得到了详细的阐述。

甚至“认识论断裂”这一论题的最有才干的当代捍卫者，也没有成功地对这一解释作出反驳。

阿尔都塞实际上就坚持这种在第二国际时期，甚至在第三国际时期占优势的马克思观。

区别主要在于这一事实，即阿尔都塞的概念框架更发达、更时髦（因为其大部分理论来自精神分析学说、语言学和当代结构主义），而且他的论据得到了加强。

当然，他也不得不承认，在马克思“完全成熟”(1857^-1883)的著作中，更不用说在“趋于成熟的时期”(1845^-1857）的著作中，有许多与1845年以前的著作相联系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阿尔都塞看来，即使在《资本论》中（例如，在有关商品拜物教的部分中），黑格尔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但是，阿尔都塞不但没有取消在本质上两种相反的马克思观，反而宣称任何不赞成他的解释的观点都是前科学的、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的，都是马克思发展的非马克思阶段的“残余”。

但是问题在于，这种“认识论断裂”可能谈论如此之多的先前阶段的“残余”吗？（对阿尔都塞的毁灭性批判，参见L．科拉科夫斯基：《阿尔都塞的马克思》，载《社会424主义年鉴》，1971）但是，如果不存在两个马克思——一个先于所谓的“认识论断裂”，另一个后于这一“断裂”——人们能通过“只有一个马克思”这一相反的简单论断把握全部真理吗？换言之，大量论述马克思的当代文献不正处于忽视马克思著作中明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危险之中吗？问题既不在于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变得更为彻底（从自由的共产主义者到革命的共产主义者）、更为具体（从抽象的人类学观点到历史的和科学的精神），也不在于他的兴趣和重点发生了变化或他的理论视野更为开阔了，而在于某些更重要的总是尚在争论之中。

如果说完全一致和缺乏歧义是杰出思想家的必要特征，那么马克思决不可能跻身于他们的行列。

我认为，真正的马克思只能通过那些——除了他的基本的人道主义连续性以外——在他那里发现了其他种类的矛盾心理、非连续性、内在张力，以及多种倾向、冲突甚至矛盾的人，才能达到。

否则，怎样才能真正地解释以他的名义所进行的各种运动和理论倾向中的巨大差异呢？大思想家的区别并不必然地在于他们的著作中缺乏巨大张力、冲突或者矛盾，而在于他们的著作令人感兴趣、能启发人和激励人，而不是——像其他人的著作那样——基于纯粹的逻辑矛盾和混乱窒息人。

在我的著作《理想和现实之间》当中，我试图以这种方式探讨马克思。

我尤为注意对他的著作中的各种冲突（如他的辩证法与偶然的绝对乌托邦之间的冲突、马克思思想中的道德方面与其反伦理的观点之间的冲突，以及严格的决定论和受到限定的决定论之间的冲突）的考察。

在此我将讨论这样一些方式，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概念是以关于历史的经济主义的、自然主义一决定论的图式和关于历史的一种经济的、人道主义一决定论的探讨之间的冲突为特征的。

二、经济主义的、自然主义——决定论的图式但是，当我们自由而富有同情心地阅读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著名段落时，我们必然可以得出这一印象，即他所说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之间的严格平衡，其中生产力是决定的因素。

无疑，他片面地描述了法律、政治和思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即后者决定前者。

而且，马克思最终清楚地看到了自然的生产力和作为社会革命之必要条件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

马克思著作的研究者们也注意到，这一段落并不是一种例外。

这又是一个把社会进程简化为基础和上层建筑图式的段落：“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

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

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

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

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

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

恰恰相反。

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32-y5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段引文表明，马克思提供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公式。

第一个公式较为有力—即肯定的决定论和绝对的公式；而另一个公式则微弱得多—即否定的、非决定论的和假设的公式。

当我们试图把马克思的洞见重新表述为社会一历史的进程时，我们将根据后一个公式。

然而，在我们现在要引用的段落中，我们只发现了肯定的、决定论的和绝对的公式。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

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而且，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最后，“……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里必须肯定，正如在许多其他段落中一样，人们并没有得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一种片面关系，以及只有后者才能决定前者的印象。

在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我们所说的这种图式论还具有这一特征，即马克思的严格的历史决定论偶尔甚至披上了自然主义的色彩。

如果有人说明马克思——打上了他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的烙印——选择自然主义为其“科学的”范式这一事实，这并不奇怪。

应该注意的是，即使是在自然科学中，在严格的决定论出现危险之前，仅仅过去了几十年的时间。

让我们记住马克思的这段名言：“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

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在第二句中，我们不仅发现了作为“铁的必然性”的严格的自然主义——决定论的社会规律观，而且发现了作为“趋势”的这些规律的更为现代的特征。

而且，几乎是紧接着那段话，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在《资本论》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的思想：“必须有充分发展的商品生产，科学的洞见方才由经验看出，各种相互独立经营但在社会分工中当作自然发生的部门而全面互相依赖的私人劳动，会不断还原为它们的社会比例尺度，因为在劳动产品的偶然不断的交换关系中，它们生产上社会必要的时间，会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而强制贯彻下去，和重力规律在房屋向人头上倾倒的时候一样。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三、对作为社会之具体研究结果的图式论的压制然而，事实还在于，在他们对各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和事件的研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超越了这种经济主义的、自然主义一决定论的图式。

面对历史生活的复杂性，理论的图式化必然受到损害。

这不仅为他们的一些个别著作的许多篇幅所证明，而且为其全部著作，如《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证明。

我们在此发现，马克思并不倾向于图解两个基本阶级的冲突（如《共产党宣言》中所使用的模式）这些历史现象。

例如，根据他在《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中的分析，人们可以发现六种阶级集团；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甚至一共发现了九种阶级集团。

而且，马克思经常作出让步，承认国家因素和政治因素一般来说要比他的经济主义——决定论图式可能推出的因素具有更加独立的作用。

我们顺便应该提醒读者的是，这种公式是从他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中推导出来的，在这一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经济优势。

然而，与此相反，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分析却走向了他自己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图式二分法的反面，而且似乎并不排斥这样一种假定，即国家政权代表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之独立的和主要的来源。

在马克思对特殊的历史事件的解释中，即使是最重要的活动家的个人因素也未被忽视。

关于这种偶然性，马克思在1871年4月17日致路·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

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人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

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与其严格的决定论图式相反，马克思又经常强调，人们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而且，“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

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