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第五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第五十二条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释义】本条是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
所谓无效合同就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和不发生履行效力的合同。一般合同一旦依法成立，就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是无效合同却由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即使其成立，也不具有法律拘束力。无效合同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1．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一般来说本法所规定的无效合同都具违法性，它们大都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例如，合同当事人非法买卖毒品、枪支等。无效合同的违法性表明此类合同不符合国家的意志和立法的目的，所以，对此类合同国家就应当实行干预，使其不发生效力，而不管当事人是否主张合同的效力。
2．无效合同是自始无效的。所谓自始无效，就是合同从订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以后也不会转化为有效合同。由于无效合同从本质上违反了法律规定，因此，国家不承认此类合同的效力。对于已经履行的，应当通过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方式使当事人的财产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
本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本项是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效力的规定。在经济生活中出现很多以此类合同的方式侵吞国有资产和侵害国家利益的情形，但是受害方当事人害怕承担责任或者对国家财产漠不关心，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若此类合同不纳入无效合同之中，则不足以保护国有资产。
所谓欺诈，就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的情况，欺骗对方，诱使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与之订立合同。欺诈的种类很多，例如，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提供虚假的商品说明书，在没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对外签订合同骗取定金或者货款等。欺诈具有以下构成要件：（1）欺诈一方当事人有欺诈的故意。即欺诈方明知告知对方的情况是虚假的，并且会使对方当事人陷于错误而仍为之。欺诈的故意既包括欺诈人有使自己因此获得利益的目的，也包括使第三人因此获得利益而使对方当事人受到损失。（2）要有欺诈另一方的行为。所谓欺诈行为，是指欺诈方将其欺诈故意表示于外部的行为，欺诈行为既可是积极的行为，也可是消极的行为。欺诈行为在实践中可分故意陈述虚假事实的欺诈和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使他人陷入错误的欺诈。故意告知虚假情况就是虚假陈述，如将劣质品说成优等品；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是指行为人负有义务向他方如实告知某种真实情况而故意不告知的。（3）受欺诈方签订合同是由于受欺诈的结果。只有当欺诈行为使他人陷于错误，而他人由于此错误在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情况下而与之签订了合同，才能构成受欺诈的合同。
所谓胁迫，是指行为人以将要发生的损害或者以直接实施损害相威胁，使对方当事人产生恐惧而与之订立合同。因胁迫而订立的合同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将要发生的损害相威胁，而使他人产生恐惧。将要发生的损害可以是涉及生命、身体、财产、名誉、自由、健康等方面的，这种损害必须是相当严重的，足以使被胁迫者感到恐惧。如果一方所进行的将要造成的损害的威胁是根本不存在的、没有任何根据的，或者受胁迫方根本不会相信的，不构成胁迫。另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实施不法行为，直接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人为的损害和财产的损害，而迫使对方签订合同。这种直接损害可以是对肉体的直接损害，如殴打对方；也可以是对精神的直接损害，如散布谣言，诽谤对方。因胁迫而订立的合同要具有如下构成要件：（1）胁迫人具有胁迫的故意。即胁迫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将会对受胁迫方从心理上造成恐惧而故意为之的心理状态，并且胁迫人希望通过胁迫行为使受胁迫者作出的意思表示与胁迫者的意愿一致。（2）胁迫者必须实施了胁迫行为。如胁迫者必须要有以将要有的损害行为或者接对对方施加损害相威胁的行为。如果没有胁迫行为，只具有主观上的故意，不构成胁迫行为。胁迫在合同中常常表现为强制对方订立合同而实施的，也可以是在合同订立后，以胁迫手段迫使对方变更或者解除合同。（3）胁迫行为必须是非法的。胁迫人的胁迫行为是给对方施加一种强制和威胁，但这种威胁必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如果一方有合法的理由对另一方施加压力，则就不构成合同中的威胁。如一方向另一方提出如对方若不按时履行合同，就要提起诉讼，则因为提起诉讼是合法手段，不构成胁迫。（4）必须要有受胁迫者因胁迫行为而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与胁迫者订立的合同。如果受胁迫者虽受到了对方的威胁但不为之所动，没有与对方订立合同或者订立合同不是由于对方的胁迫，则也不构成胁迫。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所谓恶意串通的合同，就是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非法勾结，为牟取私利，而共同订立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例如，甲企业产品的质量低劣，销不出去，就向乙企业的采购人员或者其他订立合同的主管人员行贿，然后相互串通订立合同，将次品当成合格产品买入。在实践中比较常见的还有代理人与第三人勾结，订立合同，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行为。由于这种合同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为了维护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维护正常的合同交易，本法依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将此类合同纳入了无效合同之中。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订立合同。
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七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民事行为无效。此类合同中，行为人为达到非法目的以迂回的方法避开了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又称为伪装合同。例如，当事人通过虚假的买卖行为达到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由于这种合同被掩盖的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且会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损害，所以本法把此类合同也纳入了无效合同中。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
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违反了公序良俗或者公共秩序的合同无效。公序良俗或者公共秩序对于维护国家、社会一般利益及社会道德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虽然没有采用公序良俗或者公共秩序的提法，但是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五项确立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第五十八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实质上是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公共道德。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例如，与他人签订合同出租赌博场所。
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
从本条的规定可知，只有违反了这些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无效。这是因为法律、行政法规包含强制性规定和任意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排除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即当事人在合同中不得合意排除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适用，如果当事人约定排除了强制性规定，则构成本项规定的情形；对任意性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排除，如当事人可以约定商品的价格。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与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不同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行政法规中的规定人们不得为某些行为或者必须为某些行为，如法律规定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等都属于强制性规定；而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只是指规定人们不得为某些行为的规定。由此可见，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包括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本项的规定只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不能任意扩大范围。这里的法律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如当事人订立的合同违反了刑事法律或者行政管理法律；行政法规是指由国务院颁布的法规，如我国税收征管、外汇管理的法规。实践中存在的将违反地方行政管理规定的合同都认定为无效是不妥当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的5条干货
2021年8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21)22号），对当前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提出30条意见。笔者从法律实务角度，按原文条文顺序摘取其中5条“干货”进行解读。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意见不是“干货”。不同读者会有不同的关注点，本文所述仅为一己之见，抛砖引玉。
一、坚守24%的利率红线不动摇
【原文】
2.严格依法规制高利贷，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规范和引导民间融资秩序，依法否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预扣本金或者利息、变相高息等规避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的合同条款效力。
【解读】
1.借款合同应严守24%的利率红线，否则一旦借款人不主动履行进入审判程序，超过部分将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2.上述24%利率的内涵不限于狭义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也“打包计算”在内，意图变换各种名义规避24%的利率红线，往往都是徒劳。
3.除变换名义外，实践中*过“砍头息”、预收本金等方式规避24%的利率红线也颇为常见。这也是行不通的，只要债务人提出抗辩，审判中法院只认定实际交付的借款金额。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百条 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
第二百零一条 贷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提供借款，造成借款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收取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支付利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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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第六十条
第六十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释义】本条规定了诚信履行的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居特殊地位，在合同履行中，诚信履行亦构成合同履行的基本原则。合同的当事人应当依照诚信原则行使债权，履行债务。合同的约定符合诚信原则的，当事人应当严格履行合同，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
诚信履行原则，又导出履行的附随义务。当事人除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外。也要履行合同未做约定但依照诚信原则也应当履行的协助、告知、保密、防止损失扩大等义务。
合同法法条释义 第九十四条
法条原文
第九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法条文义解释
本条是关于法定解除合同的规定。如前所述，合同解除的条件为法律直接规定的，其解除为法定解除。在法定解除中，有的以适用于所有合同的条件为解除条件，有的则仅以适用于特定合同的条件为解除条件。前者为一般法定解除，后者为特别法定解除。
本条规定的解除合向的条件有：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的
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该合同失去积极意义，失去价值，应予以消灭。我国合同法允许当事人通过行使解除权的方式将合同解除。通过什么途径消灭，各国立法并不一致，本条允许当事人通过行使解除权的方式将合同解除，由于通过解除程序，当事人双方能够互通情况，互相配合，积极采取救济措施，因此具有优越性。
用什么方法来断保险案——兼与《保险合同是把双刃剑》作者商榷
用什么方法来断保险案——兼与《保险合同是把双刃剑》作者商榷
2001年5月31日
----《中国保险报》５月２３日刊登一篇《保险合同是把双刃剑》（以下简称《保》文）文章，读罢此文，感触颇多。从文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作为弱势群体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一方给予的关注和同情，以及对维护其合法权益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在这一点笔者也有共鸣。但在《保》文论述的一些问题上，笔者却有不同观点，现提出来，仅供商榷。
《保》文中所介绍的案例（以下简称本案）是关于保险公司对重大疾病保险中“心肌梗塞”的三项医学指标是否说明及该条款有无效力的认定上产生的纠纷。《保》文作者的两个观点是：
一、心肌梗塞的三项医学指标属于免责条款，因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二、当法院对保险公司是否履行说明义务无法判明时，适用《保险法》第三十条：“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下面笔者就这两个观点提出一点质疑。
“三项指标”
非免责条款
重大疾病保险合同中关于心肌梗塞的三项医学指标的规定不是免责条款，而是对保险责任的必要说明。
免责条款是合同当事人以协议排除或限制一方或双方未来责任的合同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设立免责条款，其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保险责任作进一步的明确。例如纯意外伤害保险只负责被保险人因意外导致的死亡或伤残。为避免发生误解，在免责条款中一般明确被保险人因疾病导致的死亡或伤残不属于保险责任。二是剔除或否定一部分保险责任。例如在含死亡责任的险种中，一般都会对二年内自杀导致身故的作出责任免除。
在本案中，心肌梗塞属于重大疾病保险责任。鉴于该名词专业性很强，条款在释义部分对构成心肌梗塞应具备的三个条件（即《保》文中所说的三项医学指标）进行了专门规定。无论从条款的整体结构上还是从该规定的意义及作用上看，关于心肌梗塞的三个条件都不是也不应当成为免责条款。这三个条件究其实质，是对“心肌梗塞”这项保险责任的说明和解释，而不是对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的免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第五十五条
第五⼗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的，撤销权消灭：
（⼀）具有撤销权的当事⼈⾃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起⼀年内没有⾏使撤销权；
（⼆）具有撤销权的当事⼈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或者以⾃⼰的⾏为放弃撤销权。
【释义】本条是对撤销权消灭的规定。
撤销权是⼀种权利，具有撤销权的当事⼈既可以⾏使撤销权，向⼈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求撤销或者变更该合同，也可以
放弃撤销权，不⾏使该权利。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当事⼈的撤销权消灭？本条规定在以下两种情形下，当事⼈的撤销权消灭：
1．具有撤销权的当事⼈⾃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权事由之⽇起1年内没有⾏使撤销权的
在可撤销合同中，具有撤销权的当事⼈有权撤销合同，但是当事⼈的这种撤销权并⾮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也就是说，撤销
权⼈必须在规定的期间内⾏使撤销权。因为，可撤销的合同往往只涉及当事⼈⼀⽅意思表⽰不真实的问题，如果当事⼈⾃愿接
受此种合同的后果，则法律就会让此种合同有效。然⽽，如果撤销权⼈长期不⾏使其权利，不主张撤销合同，就会让合同长期
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即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也不利于加快交易的发展；同时还可能使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在判断是否
准予撤销时，由于时间太长⽆法作出正确的判断。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各国的⽴法往往都明确规定撤销权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
⾏使，如果超过了此期限还不⾏使，撤销权⼈就会失去撤销合同的权利，该合同有效。民法通则虽然对可撤销的民事⾏为作出
了规定，但是对撤销的期限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中华⼈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问题的意见
（试⾏）》第七⼗三条对此作了规定，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为，⾃⾏为成⽴时起超过⼀年当事⼈才请求变更或者撤销
的，⼈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条在借鉴国外的规定和总结我国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可撤销合同的⾏使期限作了规
定。
本条规定的撤销权⼈⾏使撤销权的期限为1年，也就是说在这1年期限内，具有撤销权的当事⼈必须⾏使其撤销权，否
《民法典》虚构租赁物与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解读
《民法典》虚构租赁物与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解读
《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以虚构租赁物方式订立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与《合同法》、《最高法院融资租赁司法解释》（2014）相比，这是一条全新的条文。那么，法律为何要增加这一条，增加这一条的意义何在，增加的这一条文该如何理解适用，本文对此简评如下。
一、《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七条立法背景解读
首先，从立法历史来看，本条在之前的法律之中并无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融资租赁法草案》之中，也没有这一规定。《民法典》之前，租赁物的真实性对于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没有影响，只影响合同的定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14）（以下称“旧融资租赁司法解释”）第1条第2款规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根据该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对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不进行评判或否定，只对合同中双方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进行认定和处理[1]。
例如，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涉自贸试验区融资租赁案件 审判情况通报 (2013年10月-2020年9月) 》之中，其指出：真实的租赁物系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存在前提和构成要件。出租人主张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成立，应当对租赁物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如无法证明租赁物的真实存在，则融资租赁合同因不具有融物属性，而导致双方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后果。
在《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之中，第五百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以虚构租赁物等方式订立融资租赁合同掩盖非法目的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民法典草案》第七百三十六条也规定：当事人以虚构租赁物等方式订立融资租赁合同掩盖非法目的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最终，《民法典》没有采纳这一规定，而是去掉了草案之中的“等”字，以及“掩盖非法目的”这一状语。
但是，尽管《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民法典草案》之中有此种规定，其来源却并不清楚。在王利明教授主编的《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一书的融资租赁合同章之中，也没有此种规定。反之，在《民法典草案》征求意见之中，曾有人提出[2]，《民法典》总则已经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条件，没有必要在分则之中再次规定，建议删除这一条。亦有观点认为，此条和现行《合同法》第52条第3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判定标准无任何差别。而现行《合同法》第52条第3款却已经在立法时被《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废弃不用了。那么，为什么只有融资租赁合同要适用该即将被废止的合同无效认定标准呢？
合伙企业法 第五十二条的内容、主旨及释义
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二条的内容、主旨及释义
一、条文内容：
退伙人在合伙企业中财产份额的退还办法，由合伙协议约定或者由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退还货币，也可以退还实物。
二、主旨：
本条是对财产份额退还办法的规定。
三、条文释义：
合伙人退伙时，在依法进行退伙结算确定应退还的财产份额后，就面临着如何将该财产份额退还的问题。实践中合伙人的出资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出资，还可以用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权利出资，甚至用劳务出资。采用不同出资方式的合伙人，在退伙时所希望的财产份额退还办法是不一样的，如以实物出资的往往希望能够返还原物，以财产权利出资的希望能够返还作为出资的财产权利，以货币出资的希望能够退还货币，等等。
同时，实践中合伙企业的情况是复杂多样的，由法律笼统规定单一的财产份额退还办法是不合适的；如果法律规定财产份额退还办法以退还原物为原则，那对于依靠某一实物或者财产权利才能存在的合伙企业来说，实物或者财产权利出资人的退伙将直接导致合伙企业的解散，同时对于以劳务出资的合伙人来说原物返还根本不可能；如果法律规定财产份额的退还办法以返还货币为原则，当退伙人是以非货币财产特别是知识产权出资时，不允许其取回其知识产权，也可能是不公平的。 因此，本法对退伙时的财产份额退还办法采取了灵活的处理方式，规定由合伙协议约定或者全体合伙人决定，即由合伙人协商选择最适合的办法。全体合伙人可以选择退还货币的方法，也可以选择退还实物的方法。
有一点值得注意，依据本条规定，退伙时财产份额的退还办法完全由合伙人意思自治决定，法律没有任何限制性规定。虽然本条列举了退还货币和退还实物两种方法，但不是强制性规定，如果合伙协议约定或者全体合伙人共同决定采用上述两种方法以外的财产份额退还办法，如退还财产权利，也应当是允许的。
×警告!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释义：第五十二条
第五⼗⼆条 销售失效、变质的产品的，责令停⽌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销售产品货值⾦额⼆倍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释义】本条是对销售失效、变质产品的法律责任的规定。
⼀、本法第三⼗五条规定，销售者不得销售失效、变质的产品。这是法律对销售者规定的产品质量义务，销售者如果违反
了这⼀产品质量义务，就要承担相应的产品质量责任。
⼆、这⾥讲的“失效”，是指产品失去了本来应当具有的效⼒、作⽤。这⾥讲的“变质”，是指产品内在质量发⽣了本质性的
物理、化学变化，失去了产品应当具有的使⽤价值。
三、按照本条的规定，对于销售失效、变质产品的，除由有关⾏政执法机关责令其停⽌销售失效、变质产品的⾏为外，还
要承担以下的⾏政责任：
（1）没收所销售的失效、变质的产品。
（2）同时要并处以罚款，罚款的幅度为违法销售的失效、变质的产品货值⾦额⼆倍以下；具体处以多少罚款，要根据⾏
为⼈实施违法⾏为的具体情况确定。
（3）如果有违法所得的，同时要没收违法所得。
（4）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情节严重的，主要是指多次实施销售失效、变质的产品屡教不改的，销售数量或⾦额
较⼤的，或者造成了较严重的后果等等。
四、这⾥需要指出的是，依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变质的药品，按照假药处理，失效的药品属于劣药。因此，对销售变质
药品的，应当依照药品管理法第五⼗条关于假药的处罚规定给予处罚。对销售失效药品的，应当依照药品管理法第五⼗⼀条关
于劣药的处罚规定给予处罚。对销售变质⾷品的，则应依照⾷品卫⽣法第四⼗⼆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根据其销售失效、变质的不同产品及危害后果，分别依照刑法第⼀百四⼗⼀条、
第⼀百四⼗⼆条、第⼀百四⼗三条、第⼀百四⼗七条或者第⼀百四⼗⼋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构成本条的犯罪，须具备以下
的条件：
（1）⾏为⼈在主观上有销售失效、变质产品的故意。即明知是失效、变质的产品⽽进⾏销售。
低价转让土地是否有效？政府未行使优先购买权是否会导致合同无效
低价转让土地是否有效？政府未行使优先
购买权是否会导致合同无效
裁判结果
转让价格低于市场价格不会导致土地转让合同无效，政府未行使优先购买权亦不会导致合同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市、县人民政府有优先购买权”。根据该规定，是否可得出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土地转让合同无效的结论？又是否可得出该情形下政府未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土地转让合同无效的结论？最高法院认为，该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会据此认定合同无效。
裁判要旨
一、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不会导致土地转让合同无效。
二、人民政府未对低价转让的土地使用权行使优先购买权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可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
案情简介 一、潮连公司与益丞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合同》，转让案涉土地使用权。
二、信金公司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原审法院认定《土地转让合同》有效。
三、信金公司不服，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主张潮连公司与益丞公司转让案涉土地使用权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关于“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市、县人民政府有优先购买权”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第四条关于“转让双方必须如实申报成交价格……申报土地受让价格比标定地价低20%以上的，市、县人民政府可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最高法院裁定驳回信金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要点
最高法院认定涉案《土地转让合同》有效的原因在于：
首先，即便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偏低，也不会产生《土地转让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关于“上述使用权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市、县人民政府有优先购买权”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转让双方必须如实申报成交价格。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基准地价、标定地价对申报价格进行审核和登记。申报土地转让价格比标定地价低20%以上的，市、县人民政府可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强化对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合理范围的控制，并未直接否定交易本身的效力或明确此类合同当为无效的法律后果，上述规定均属于带有行政监管色彩的管理性规定。即使在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时人民政府未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也只是行政部门综合判断有关情况后的选择，难以认定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不能直接产生案涉《土地转让合同》归于无效的法律后果。
毛地挂牌、净地交付出让方式的法律问题研究
“毛地挂牌、净地交付”出让方式的法律问题研究
宋崇迪江苏道文律师事务所，江苏淮安223001摘要：我国现行土地出让政策实行“净地”出让，禁止“毛地”出让。但有些地方政府未能严格贯彻落实，有的出让合同中约定为“净地”出让，但实际为“毛地”出让，有的出让合同中约定“现状出让、净地交付”等。这些出让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一旦产生纠纷，政府和土地受让人对合同性质、效力、违约责任等均会出现巨大分歧。本文基于这种土地出让的现状，以“毛地挂牌、净地交付”为例，对这种出让模式相关法律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关键词：“毛地挂牌、净地交付”；概念；法律效力；法律风险中图分类号：D922．3；F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6）10－0159－02作者简介：宋崇迪，江苏道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近年来，随着我国土地出让制度的不断健全完善，相关政策明确要求土地实行“净地”出让，禁止“毛地”出让。但有些地方政府未能严格贯彻该落实。有的出让合同中约定为“净地”出让，但实际为“毛地”出让，有的出让合同中约定“现状出让、净地交付”等。究其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在当前发展模式转型，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财政吃紧，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土地一级开发中的整理、拆迁、基础设施建设，在暂时又无法摆脱土地财政的情况下，只能采取变通的方式出让“毛地”。现实当中，大量出让合同中出现了“现状挂牌、净地交付”、“毛地出让、净地交付”等表述方式。这类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一旦产生纠纷，政府和土地受让人对合同的性质、效力、违约责任等均出现巨大分歧。本文正是基于这种土地出让的现状，以“毛地挂牌、净地交付”为例，对这种模式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一、“毛地”“净地”概念“毛地”和“净地”虽不是法律术语，但在相关政策文件中对此已有表述，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的通知》中规定，实行建设用地使用权“净地”出让。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用地和建设管理调控的通知》中规定，不得“毛地”出让。因此，有必要对“净地”、“毛地”的概念进行定义，以便准确适用。所谓“净地”，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的规定，指市、县政府供应的土地应当地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没有法律经济纠纷，地块位置、使用性质、容积率等规划条件明确，具备动工开发等所必要的基本条件［1］。“毛地”是相对于“净地”而言的，是指拟出让的土地或者权属边界条件不清晰、或者未征收拆迁安置完成、或者不具备交付条件，或者兼具以上三点中的两点或全部。二、“毛地”出让与“净地”出让的历史沿革自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建立以来，我国的土地出让工作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土地财政在此背景下也应运而生，并且成为很多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2004年之前，由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赋予开发商拆迁人资格，加之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不足，土地的出让大部分是“毛地”出让，由开发商承担拆迁工作。这种模式在短时间内达到了降低拆迁成本、提高拆迁效率、促进经济繁荣的效果。但很快，其弊端就显示出来。一方面，由于开发商天然的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在拆迁过程中采用非法手段野蛮拆迁的情况频现，严重侵害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造成社会负面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另一方面，由于地价上涨，开发商囤地待涨的情况也愈发严重，造成土地大量闲置。同时，地方政府意识到，土地是否经过一级开发，出让价格有天壤之别。一项针对北京市中心城区地价的分析数据表明，当政府出让的地块经过了一级开发后，只需40%的土地出让金就能覆盖所有一级开发和土地整理的成本，60%的增值收益是由土地一级开发产生的。而当政府出让的土地未经一级开发时，土地增值收益就会流向土地开发商，从而大幅减少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2］。在这种背景下，国务院以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此予以调整，实行“净地”出让政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4］）规定，严禁未经拆迁安置补偿，收回原土地使用权而直接供应土地；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的通知》（国地资电发［2007］36号）规定，实行建设用地使用权“净地”出让；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用地和建设管理调控的通知》（国地资发［2010］151号）明确不得“毛地”出让；国土资源部《闲置土地处置办法》（2012年6月1日国土资源部令第53号）中规定了土地出让应当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没有法律经济纠纷、地块位置、使用性质、容积率等规划条件明确、动工开发所必需的其他基本条件。三、“毛地挂牌、净地交付”土地使用权出让模式的法律效力尽管诸多文件规定土地应当“净地”出让，但由于法律对“毛地”出让未作禁止性规定，加之纯“净地”出让需要地方政府前期大量的资金投入，一些地方“毛挂净交”，即在“毛地”的情况进行招拍挂形成土地交易。政府利用土地出让金将“毛地”变为“净地”并在规定时间内将“净地”交付给开发商［3］。这种模式易造成对其性质认识的混乱，其到底是“毛地”出让，还是“净地”出让。笔者认为，这种模式属于“毛地”出让。理由是，不管是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还是国土资源部《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均规定的是土地出让前达到“净地”条件。交付只是土地出让合同·951·法律实务法制博览LEGALITYVISION2016·04（上）中，出让人履行合同中的一项义务。出让合同签订后，虽然没有办理物权变更手续，但土地出让的法律关系已经成立。故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未达到“净地”条件的，均属于“毛地”出让。既然有如此多的文件规定不得“毛地”出让，那么“毛地挂牌、净地交付”合同是否无效呢？如果合同无效，对双方承担民事责任有巨大影响。同时，如果合同无效给国家造成一定损失，则政府官员有滥用职权之嫌，如果数额巨大，甚至有可能构成犯罪。因此，对于政府而言，明确认识此类合同的效力非常重要。笔者认为，“毛地挂牌、净地交付”虽然违反了国家的政策规定，但从法律视角考察，其法律效力仍然是应当肯定的。理由是：第一、目前各地政府土地出让均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形式进行，程序合法。第二，该模式不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国务院、国土资源部的文件虽然禁止“毛地”出让，但因其性质属于规范性文件，不是法律或行政法规，不属于法律的强制性禁止规定，不产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未达到“净地”出让的合同的效力也予以了认定，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民终字第00374号判决即对未完成拆迁就出让的土地出让合同的效力予以了确认。四、“毛地挂牌，净地交付”模式中，各方当事人的法律风险“毛地挂牌、净地交付”模式中，背后往往隐藏着另外一个合同关系，即受让人事先与政府签订土地一级开发合作协议。最普遍的情况是由受让人提供房屋征收拆迁的全部资金，政府完成征收拆迁工作，受让人参与土地摘牌，根据受让人摘牌与否等不同情况确定受让人的土地一级开发的投资回报。在当前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的环境下，这种模式隐含着巨大的法律风险。对于政府而言，如果选择的开发商资金实力有限，在房屋征收拆迁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开发商资金不足导致房屋征收拆迁工作拖延，甚至不能完成的情况。一旦房屋征收拆迁不能完成，开发商也确定无力继续投资，则政府就会面临处理拆迁安置、支付巨额临时安置费等局面。而土地受让人如果与政府签订土地一级开发合作协议时不够谨慎，土地成本测算不够精准，也容易出现拆迁成本超出投资预算而无力承担的情况。另外，如房屋征收拆迁工作进展缓慢或者严重拖延，政府不能按约交付“净地”也势必出现投资成本加大，失去商业机会等情况。这两种情况都极易造成项目搁浅的局面。一旦项目搁浅，则政府和土地受让人都会产生巨大的损失。综上，笔者认为，“毛地挂牌、净地交付”的出让方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大量存在会产生诸如土地闲置、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后果。建议立法机关对此情况研究论证后，以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对“毛地”出让予以禁止，以确保“净地”出让政策的有效落实。［参考文献］［1］郄建荣．闲置土地处置办法旅行“净地”出让将堵死政府原因致土地闲置开发商一手交闲置费一手涨房价不再可能［N］．法制日报，2012－7－3．［2］张弦．公私合作（PPP）的成败之道［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5．［3］李恬，吕景林．［EB/OL］．http：//www．docin．com/p－458553318．ht-ml．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背靠背”支付条款的效力分析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背靠背”支付条款的效力分析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或/及分包合同中设置以“业主支付工程款为前提”的条款，通常称为“背靠背”支付条款。“背靠背”支付条款是属于附生效条件还是属于附生效时间条款，有无效力瑕疵？性质和效力的判断影响施工合同的履行和司法裁判。
建筑行业的交易环节及交易链主要有咨询、招投标、造价、勘察、设计、施工、采购、监理、审计等，这些交易环节环环相扣，内容关联。发包方和总承包方需要将总包合同中的内容及相关信息提供给下游各交易方，就需要在分包、委托、采购、设备租赁等合同中设置背靠背条款，包括工作范围的背靠背、技术标准的背靠背、合同金额和付款进度的背靠背、质保的背靠背、赔偿责任和索赔的背靠背等。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背靠背”支付条款主要出现在两类合同关系中，第一种是指在施工分包合同关系中，约定建设单位/业主方向施工总承包方支付工程款之后，总承包方再向分包人支付相应工程款。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主要有劳务分包合同和专业分包合同两种。
第二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中的“背靠背”支付条款。近年来国家力推建设工程总承包制、总包代建制。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其中第三条完善工程建设组织模式第（三）款规定：加快推行工程总承包。装配式建筑原则上应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政府投资工程应完善建设管理模式，带头推行工程总承包。2012年《浙江省政府投资项目实施代建制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代建项目可以采用全过程代建方式，即由代建单位对代建项目从项目建议书批复后开始，经可行性研究、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直至保修期结束，实行全过程管理。2016年《上海市工程总承包试点项目管理办法》沪建管〔2016〕1151号第二条规定：（总承包定义）本办法所称工程总承包，是指从事工程总承包的企业按照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合同，对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采购、施工等实行全过程的承包，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和造价等全面负责的承包方式。此种情形下“背靠背”支付条款是指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建设单位/业主方向总承包方支付工程款之后，总承包方再向施工方支付相应工程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