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价值观问题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价值观问题

马小朝

论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人们皆会不约而同地以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立区别其与传统文学的差异。经过细微的分析,我们会发现非理性这个大范畴下面隐含着多层次的涵义:作为世界观的非理性问题、作为认识论的非理性问题、作为实践论的非理性问题。以上三个层面又各自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世界观包括宇宙自然观、社会历史观;认识论包括认识能力、认识途径;实践论包括社会生产实践、社会道德实践。于是,现代主义文学所涉及到的非理性问题便至少包含了六个方面的具体内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六个方面的内容中有五个方面直接成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审美对象,从而也直接成了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表现内容。具体而言,现代主义文学着力地描述了宇宙世界的漂浮破碎(宇宙自然观)、人类历史的荒诞虚无(社会历史观)、人类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世界(认识能力)、社会生产实践引来了人的极度异化(社会生产实践观)、道德实践因失去了历史现实的支撑而消解殆尽(社会道德实践观)。这一切之所以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审美对象,从而成为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具体内容,就是因为它们是现代主义文学家眼中的人类现状及境遇。因而也就是现代主义文学说不尽的话题。另外,至于非理性主义问题所涉及到的认识世界的途径,却没有、也不可能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审美对象,因而也不可能作为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内容。它只能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家所特有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是他们据以认识世界的途径。现代主义文学家通常认为,西方传统哲学认识论的求知方式和感觉方式皆因为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长期束缚而失去了生命力,也因为理性主义的长期浸染而失去了可靠性。只有文学所天然具有的“诗性智慧”,因为与人类原始祖先、远古自然的血缘纽带而保留着本然的真实可靠性。还由于文学所天然具有的感性特征,因而还与活生生的人生劳顿奔忙有着本然的情感互通性。再加之文学所天然具有的人类道德使命,因而始终不渝地对人类生存状态、现实处境有着本然的心灵关切性。这一切首先通过象征主义对诗及诗人地位的重新确定,对“诗即哲学”的重新阐释,以及表现主义对文学表现直觉的极度张扬,终于为现代主义奠立了理解世界人生的新方式、新角度。由此出发,我们也就不难体会到现代主义文学的所谓非理性问题的另一更为实质性的重要意义。即,非理性其实是一种古老、原始的特殊理性,是被西方传统理性主义以文明的名义而长期疏离、怠慢,因而长时期深藏潜隐于人类无意识领域的理性。维柯将其称为“诗性智慧”,克罗齐将其称为“直觉表现”,列维?斯特劳斯将其称为“原逻辑思维”。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非理性论证何以呈现出一种奇妙的逻辑悖论:它一方面让人通过其文学艺术世界,发见现存人类世界的漂浮破碎、不可理喻,另一方面又无意间向人们表示自己心中正怀有一幅更实在、更合理的世界构想,所以,它们才能理直气壮地指出现存世界与之相比较而显示出的荒诞、虚无。这其实不也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坚定信念吗?它们一方面通过其文学艺术世界宣称人认识世界能力的脆弱、虚妄,另一方面又自以为自己已经撕裂了传统理性所织就的愚弄人的面纱,赤裸裸地揭示出了世界人生的真面目,这其实不也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自信吗?它们一方面告诉人们现存社会生产活动的全面异化,人们道德实践活动的全面毁弃,另一方面又自以为自己心中藏匿着一张更温馨和谐的历史发展蓝图,所以,他们才声色俱厉地谴责现存实践活动的悖理逆情,而他们的文学实践也就在于担当起发人深省、催人觉悟的庄严使命,这不仍然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自我勉励吗?

为此,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现代非理性主义思维的逻辑线索。首先,现代非理性主义否定人类传统理性主义认识能力、实践(生产、道德)能力的有效性,这应该是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的根据,又在于现代西方人对现存世界景状和人类处境的极度失望。也就是说,当人们自觉现存社会就是个毫无理

喻、荒诞混乱的世界时,又何以能够坚信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把握和实践利用的能力呢?再进一步,人类所处的现存世界不就是那个绵亘了一二千年的历史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的历史观)的必然结果吗?由此,怀疑与否定的焦点自然也就合乎逻辑地转到了历史理性主义的头上。再进一步,西方历史的发展果真是进入了黑暗的隧道了吗?西方世界果真是一片破败的精神废墟吗?其实,谁都不能否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生产效率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也创造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当然,历史之二律背反的固有法则的无情性也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以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暴露了出来。诸如生态环境、资源浪费等人类发展新阶段的新问题也开始触及人们的生存与思想。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实际上是故意撇开了令人陶醉的辉煌前者,而将丑陋、邪恶的后者赤条条地裸露于人们面前,使人们在享用历史进步所提供的安乐愉快的同时,始终心怀一种沉甸甸的负疚感、危机感。到此,我们所探讨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西方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的转变其实是价值观的转变。它既是前述六个方面问题的原因,也是这六个方面问题的逻辑结果,既是其出发点,也是其概括性总结。

价值观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价值判断的依据和标准,从而使旧有的世界观、认识论、实践论皆被置于新的价值观准绳下予以了重新评估。首先,传统理性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世界的发生和发展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因果与目的,人类社会历史也有合乎逻辑的秩序和法则。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被纳入于这个因果目的的框架和秩序法则的格局中,扮演着派定给自己的角色使命。现代非理性主义价值观则认为理性主义世界观所设定的因果目的、秩序法则只是一种形而上的虚设,它完全把鲜活生动的个体生命消融于抽象的人类历史远景中了。非理性主义就是要颠覆理性主义的判断标准和价值依据,它将直接询问每一个体生命的痛苦与欢乐、苦恼与幸福。它要把生命的权力、思维的权力、价值选择的权力凭着“上帝已死”的名义,还给每一个体意义上的人。它所关怀的是具体的个人命运,这也就是所谓非理性主义的价值旨归所在。

其次,传统理性主义认识论认为人有能力通过理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手段掌握世界发生发展的规律和社会历史进步演变的法则,从而确定自己与世界、与历史的恰当关系。非理性主义则认为理性的逻辑认知手段忽略了与个人生存紧密相关的心灵体验,撇开了与自我瞬间顿悟相关的情感感受,因而所得到的只是歪曲、变异的片面共识。现代非理性主义价值观则主张复活由原始神话所孕育和文学长期滋养的“诗性智慧”、“生命直觉”,从而直接获得与自我的生存烦恼、个体的孤寂痛苦紧密相依的人生真谛。

其三,传统理性主义的实践论,坚信人类可以通过对自然的征服改造,创造出物质生活的繁荣满足,并由此为基础而全面实现基督教的自由、平等、博爱等道德理想,使人类再获得精神生活的幸福欢乐。非理性主义则认为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结果,既强化了社会组织对个体的强行控制、压抑,又加剧了高度精密的科学技术对人的本质的无情异化。与之相应,传统理性主义的道德设想也只是派生于片面、畸型世界目的的自欺欺人。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价值观主张将人类实践的焦点转向追求精神上断念灭欲的绝对自由和内心里宁静淡泊的沉醉超脱,由此出发,也就同时实现了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

由此,我们突然发现历史辩证法的奇妙诡计又一次地捉弄了我们。现代非理性主义在转了一个大圈子以后,又从新的层次上回归于西方源远流长的理性主义文化框架中,并且归位于理性主义框架中长期与历史理性相对的价值理性。《圣经》中的那句话“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曾经在实质上表述的是“历史的归历史理性,价值的归价值理性”,现在则可以置换为“凯撒的归理性主义,上帝的归非理性主义”,其实质上表述的是“历史的归传统理性主义,价值的归现代非理性主义”。所以,非理性并不是反理性,它只是从其价值理性的立场以更为张狂的方式抨击历史理性。当然,这里的回归不是绝对的还原,而是更高层次的螺旋式上升、发展。所以,非理性主义在回归价值理性的同时,也就将具有神性的大写的价值理性还原成了常人享有的小写的价值理性,将上帝所规定的一元理性变成了普通众生所理解的多元理性。从哲学角度说,理性主义更应称之为“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更应称之为“人本主义”。二者在人类历史文化框架里毫无争议地应该享有二元对峙的平等地位。值得指出的是,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二元对峙,也就同时引发了文学舞台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二元对峙。这种二元对峙虽然是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的事,却仍然在西方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精神文化传统。在西方漫长的文化史上,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分别由希腊神话和基督教《圣经》所

最初奠定。两种理性在西方传统文学中的投影分别为两种不同的精神倾向,即希腊式精神倾向与基督式精神倾向。希腊式精神倾向的功能就是将人在现实中失落的追求在审美的艺术世界中实现、转移或升华。它是以人性在精神境界中的极度张扬来实现人的自由本质。基督式精神倾向的功能是将历史现实中受害的人伦道德在审美的艺术世界中讴歌、赞美或高扬。它是以道德意志在精神境界中的绝对展开来实现人的自由本质。前一种倾向是以历史的名义,后一种倾向是以上帝的名义。就象西方文化由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轮马车而得以驱驰向前一样,西方文学则是由希腊式精神倾向和基督式精神倾向的交织、融汇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文学长河。 可以这样说,人类社会因为永远摆脱不了历史之二律背反法则的纠缠,所以,也永远会在文化长流中有二元对立现象的存在,也同时还永远会在文学长流中有二元对立精神倾向的存在。只不过在历史的无限演变中,这种二元对立的具体内容会不断变换新花样,以新的姿态不断粉墨登场。19世纪末,“上帝死了”的震撼就使西方历史文化、文学的旧框架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对立变成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二元对立。希腊式精神与基督式精神的二元对立变成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内容虽然改变了,但西方文学的二元模式却始终没有,也许将来也不会改变。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价值观改变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文学在人类历史中基本出发点的转变。人类社会历史从一开始就无可避免地纠缠于无尽的矛盾之中。其中矛盾的主要形式可以概括性地表述为一串二元对立项:类个体,必然偶然,未来现在等等。在西方绵亘一二千年的理性主义文化框架中,总是预先规定了前项对后项的优先权,以及后项对前项的服从性。西方传统文学,包括现在仍有生命活力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就总是顺理成章地将二元对立项中的前项作为其价值依据。其要旨可以概括为:历史是人类进步的历史,它蕴含着无可置疑的必然性和指向未来的永恒性。它有权力要求个体为了必然的类的未来而放弃、牺牲自我微不足道的偶然现在。这种概括性的要旨在文学中就体现为如前所述的西方传统文学的希腊式精神和基督式精神。两种精神倾向的出发点是历史或上帝,审美对象是个人为了历史而心灵失落或者个人为了上帝而殉难牺牲。概而言之,它们皆以人类的必然远景的名义,预先规定了个人的不幸命运,这也就是古希腊文学里的命运观及其基督教《圣经》中的“耶稣受难”的历史文化涵义,也是西方源远流长之文学本体的主导意蕴。莎士比亚的悲剧曾经以其人物性格冲突矛盾的方式对这种理性主义的历史霸权发出过怀疑主义诘问。但由于西方历史解决物质匮乏命题的严峻与紧迫,这种颇具现代性的超前置疑也就因为历史本身的滞后而轻轻地飘了过去。现代主义文学因为驻足于高度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它们有充足的理由和机会关注被类的历史必然性所淹没了的个体的偶然现在。正如波德莱尔的张狂宣示:“该隐的后代,去登上天庭,把天主揪来摔倒在地上。” 从此,由象征主义开始,经表现主义文学、意识流小说至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再到“新小说”派小说、黑色幽默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个人的当下存在,自我的真实本质在成了问题的同时也就成了文学的出发点。艾略特《荒原》中的“荒原人”,卡夫卡《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尤金?奥尼尔《毛猿》中的扬克,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中的布卢姆,萨特《恶心》中的洛根丁,加缪《局外人》中的莫尔索,贝克特《等待戈多》中的两个流浪汉,罗伯格里叶《橡皮》中的瓦拉斯,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尤索林,加?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奥雷良诺上校等等,不都撇开了对历史理性的依附,孤独地以忠实于自我的勇气,咀嚼着自我当下生命的苦涩,从而追寻着对自我人生意义的理解和体味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自我本质的追寻,对个人存在的叩问几成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主旋律。由传统的二元对立项所规定的先后秩序终于被现代主义文学肆无忌惮地颠覆了。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基本出发点转变而来的则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至少三个方面文学特征的大转变:

(1)本体论特征:此特征的转变又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文学从传统的“写什么”向现代的“怎么写”,即由传统文学重艺术内容向现代文学重艺术形式的转变;第二,文学从传统讲述人的故事向现代神话、寓言的转变。

(2)创作论特征:此特征的转变也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文学创作对象由描写客观外在世界向开掘主观内在心灵的转变;第二,文学创作方法从摹仿向表现的转变。

(下转第84页)

(四)数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同天文学说相关。例如著名的《周髀算经》,是以测天为出发点的。

(五)把人看作与天类似而和谐的小系统的观念,在中国医学中有充分的发挥。汉初名医淳于意引述的古医书《上下经》,《上经》讲气之通天(人之生气与天气相通),《下经》讲病之变化。《黄帝内经》全书都贯彻着这一思想。

关于中国古代的宇宙论,还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这种宇宙论在西周以前的萌芽演变的过程,需要有更多的材料和研究。这里所谈,只能是一个简要的轮廓。

注: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第113-12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英文本:A Neolithic J ade Plaque and An-cient Ch ines e Cosm ology,National Palace M useum Bulletin, Vol.xxvll,No.5-6,1992-1993.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二册,文友堂书店影印本,1970年。

李学勤:《商代的四风与四时》,《李学勤集》,第104-109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同上:《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李学勤集》,第363-371页。

?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第445页,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

#依王引之说,参看杨筠如:《尚书敫西诂》,第8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76页,科学出版社,1990年。原文:J os eph N eed 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Ⅱ,p.68,T he Syndics of the Cambrid ge University Pr css,1980.

%例如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钱穆纪念文集》第250-2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同!。

附记:

本篇英文本是作者向“国际欧亚科学院地球信息科学学术会议、第四届北京国际地理信息系统学术讨论会”(1997年8月18-22日,北京)提出的论文,收入Proceedin gs of IEAS’97and IWGIS’97,vol.Ⅱ。中文本内容与之有较多差异。

责任编辑、校对　刘国宾

(上接第66页)

(3)风格论特征:此特征的转变仍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文学的美学风格从传统文学对和谐、美的追求向对荒诞、丑的膜拜的转变;第二,文学的语言风格从透明清晰向模糊浑沌,从通畅明朗向零乱漂浮的转变。(关于此三个方面文学特征的大转变,笔者将另著专文论述)。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价值观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主义文学基本出发点和文学创作特征的大转变,无疑为文学的本体使命拓开了一个新的发展维度和高度。它赋予文学以更独立不羁、更庄严沉重的道义责任。它时刻让人在分享历史进步的物质果实时,保持一份心灵的沉甸感、生命的忧郁感、情感的负疚感。因为,人类历史依然要前进、要发展,人类社会的现实园地依然要努力地耕耘、浇灌;反过来,对人类历史的勇敢怀疑、对人生理想的永恒追求也依然享有绝对的权力。一句话,人类永远有理由精心地营造幸福的此岸乐园,也永远有必要真诚地以挑剔的眼光看待此岸乐园,同时心怀一个更美妙、更理想的彼岸乐园。

注:

参阅拙作《希腊神话与<圣经>对西方文学影响异同

论》,载《文艺研究》1994年第6期。

《恶之花》3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责任编辑、校对　纪　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