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理视角审视文学演变研究
从学理视角审视文学演变研究
一、“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涵
古人云：“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理思考的逻辑起点应从正名,即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关键词的意涵辨析开始。
1.“中国文学”之辨。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中国文学”是第一个关键词,辨其意涵,一是确定主体研究对象与内容是“中国文学”,而非其他国别文学,或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等;二是确定主体研究对象与内容是通代“中国文学”,而不是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是对中国文学从起源到当今时代的古今贯通。
2.“古今”之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第二个关键词“古今”,这本是一个时间概念,是基于对中国文学“古”、“今”两大时段划分,同时又具有“古”、“今”两大时段中的两种不同文学形态———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意义。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分属两个不同学科,治中国古代文学者不知中国文学流向何方;治中国现代文学者不知中国文学源自何处。章培恒先生最初由“重写文学史”倡导开展“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破目前这一人为的学科壁垒,融合古今,贯而通之。当然,“古今”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相对概念,今天之“古”曾是昨天之“今”,今天之“今”又将成为明天之“古”,以此类推,以至无穷。换言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古今”之别,这仅仅一个绝对变动中的相对界定。就当今对中国文学的“古今”划分与学科设置而论,则“古今”分别对应于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通常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诞生为界,或由此往前追溯至1840年前后为近代文学,作为“古今”之间的中介与过渡。以此衡量当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古今贯通、就古论古、就今论今的三种取向,严格地说,只有第一种才真正契合“古今”这一关键词的内在意涵。 3.“演变”之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第三个关键词“演变”反映的是一个动态过程,即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但“演变”一词的意涵较之“古今”宽泛得多,因而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也就困难得多。对此,黄仁生教授新近提出以下三种思路：一是中国文学观念的古今演变;二是中国文学内容的古今演变;三是中国文学形式的古今演变,可以视为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演变”这一关键词内在意涵的方向性理解与阐释1。需要略加补充的是,在观念、内容、形式之外,还有一类交叉性、综合性、影响性的演变研究,如文学原型研究,即合内容与形式于一体而难分彼此;如相关区域文学的古今演变,同样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特点;如古代文学精神、内容、形式以及某一文学经典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影响等;又如文学形态与规律的演变研究,这不仅兼具观念、内容、形式三者,而且更具宏观性、本源性意义。
4.“临界点”与“关联点”之辨。因为“古今”的游动性与“演变”的宽泛性,不同的学者对此多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涵辨析,需引入“临界点”与“关联点”这两个概念。“临界点”研究重在探索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形态与规律,葛永海教授的《文学古今演变的临界点之辨》2、范伯群教授的《文学语言古今演变的临界点在哪里?》3分别从理论范畴与具体形态两个层面对此作了比较精辟的阐述。葛文指出,所谓文学演变的临界点也就是文学古今演变的关键时间点,具体指的是文学体系各要素在由古而今的演进中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它可能是一个时间点,亦可能是一个时段。“临界点”之于文学演变的意义,譬如江之入海,其境始阔大,铁之淬火,焕然已成钢,在古今贯通的文学视域中,“临界点”的辨析与判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正是它的存有使文学古今演变的概念被赋予了完整的内涵而获得了合法性的意义,同时具备了方法论的内涵。实际上,“临界点”是从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从“古今”“演变”研究的游动性与宽泛性概念落到实处的关节点。因此,基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范畴,对临界点研究的内涵特性进行学术层面的界说、解析和提升,使之转化为有效的学理资源,可以为自觉的学术探索提供充足的启示和借鉴。
“关联点”研究重在探索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古今具体作家或作品的某种源流关系。“关联点”之不同于“临界点”,主要在于“临界点”具有明显的时间标志,是指文学体系各要素在由古而今的演进中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而“关联点”则主要是指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源流关系,并无明显的时间标志。若要探索和研究古代文学精神、内容、形式乃至某一文学经典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影响,其前提条件是彼此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然后才有可能发现和确认彼此的关联点,包括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后者对前者的借鉴,从而有助于彼此之间的意义互释与重释。关联性水准越高,关联点的研究也就越有价值。
5.“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整体意义。概而言之,即是力图打破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分学科设置的人为壁垒与鸿沟,而对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作贯通性的研究。因此,它既不能局限于中国古代文学或现当代文学各自演变的研究,也不仅仅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或加上近代文学的简单连接,而是着重强调在古今贯通中对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内在关系和演变规律的重新审视及探索。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理论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内涵、外延、理论、范式、方法等重要学理问题的研究。二是实体性研究,又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相关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形态与规律的整体性研究;其二是相关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古今具体作家或作品之间存有的源流关系的研究。
二、“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定位
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而言,如果说“正名”重在辨析其名称之争,那么学科定位则旨在辨析其身份困惑。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究竟是一种研究方法、研究领域还是一个交叉学科,目前学术界尚存有不同看法。不过,既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被定位于贯通两个不同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那毫无疑问应该具有某种交叉学科的准学科性质。所谓学科,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学术分类体系,即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学科的分类,如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学等;二是指高校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与专业密切相关。目前,高校的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划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11大门类。在各门类之下,又由88个一级学科、381个二级学科所组成。例如,在文学门类之下再划分为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等四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再划分为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八个二级学科。相关学科的以上两种含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两个二级学科,是贯通这两个二级学科的一种交叉性、综合性研究,所以应从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作出跨学科的定位与设计。从一般的学科含义上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偏重于前者,即重在学术研究之意义。自2001年9月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中新辟“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这一研究方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3年9月,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再至2005年,经国家学位办公室批准,终于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增列为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平行的二级学科,至此,“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总算在国家学位序列中拥有了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二级学科同等地位的“户口”,取得了某种合法身份,同时也因此拥有了学科———包括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相对完整的意义。 不过,从深层次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身份困惑并没有获得真正解决。一方面,在目前国家学位序列中,“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仅仅是一个临时“户口”,还没有真准确立与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同等的地位,迄今为止,在大多数高校中,古代文学还是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要打通彼此的课程、教材都显得十分困难;另一方面,学术界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归属与定位上还远未达成共识。鉴于现行学科体系中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依然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状况,倡导和设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这种人为壁垒而进行贯通古今的研究,因而,它既不能等同或附属于中国古代文学,也不能等同或附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贯通性研究。那么,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是否真准确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三分天下格局,或者一并合之为中国文学?的确需要学术界一同思考并作充分的论证,但不管那一种方案,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学科定位与建设涉及到学术理念发展、学术分类体系、人才培养体制、学术交流平台以及学术组织形式。学科分类与“身份”确认的负面作用是“画地为牢”,在打破旧的学术壁垒的同时,又可能会制造新的人为壁垒,但其正面意义是对现行学科体制进行重新调整,是对学术资源进行重组和优化。所以,“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独立设置,从总体上说还是有利于其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可持续发展的。
三、“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理论引领
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中,是否具有前沿性、导向性、创新性的理论引领,是一个事关学科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事实求是地说,在过去十余年的学术探索过程中,这一核心问题尚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整体理论创新不强,直到新近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黄仁生教授从中国古代文史理论中发掘、重释“通变论”并应用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理论建设1,才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现以此为基础,一方面参照相关研究成果对“通变论”加以重释;另一方面以“转型论”、“对话论”为辅助,通过与“通变论”三位一体的组合,一同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通变论”可以上溯至《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西汉司马迁自述编纂《史记》宗旨为“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遂以“通变论”运用于史学研究。南朝时期,以沈约、刘勰等为代表,又以“通变论”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与文学理论建构。沈约率先承接和借鉴“通变论”论述文学源流变迁,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首倡“文体三变”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论汉魏至晋宋两段文学,文体各有“三变”,实为两个“文体三变说”。
刘勰《文心雕龙》则进而承接和借鉴“通变论”运用于文学理论建构,其第二十九篇经直以“通变”为名,提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忘今制奇,参古定法”。第四十五篇《时序》进而结合时代变迁,论述上古至于当代的文学演变进程与规律,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可以说是对当时自古而今文学演变研究的典范论述,富有理论创新性与历史深邃感。
文学研究的学科突破与大文学观的建构——以杨义《感悟通论》为中心
第３１卷第２期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４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ｈａ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０１．３１ Ｎｏ．２ Ａｐｒ，２０１２
文学研究的学科突破与大文学观的建构
——以杨义《感悟通论》为中心
龙其林
（广州大学俗文化研究中心，广州５１０００６）
摘要：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受西方文学研究观念影响甚大，西方文学研究在突出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形 式性的同时。也存在着技术理性至上、生命体验缺失的缺陷。杨义贯通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融汇原则和大文学视 野，综合运用诸学科的知识以获得独具匠心的发现。杨义先生主张进行中西关键学术术语的破解和转化，以感 觉一感悟一分析的思维过程进行感悟通论的现代学术对接，不断更新研究主体的知识模型，以克服传统眼光与西 方理论在面对材料时出现的醒后的困惑和错位的不安。 关键词：文学研究；《感悟通论》；古今融汇；大文学观；学术对接 中图分类号：Ｉ２ｏ６．Ｏ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６１５２（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７７－－０４
一、融古汇今的学术与大文学观的视野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西方的思想文
化、文学理论不断地被翻译、介绍进国内，对人们的 思想观念、研究方法和批评技巧等都形成强烈冲击。 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为我们剥离意识形态的束缚、 重新回归文学本体提供了契机，多样性的文学范式、 批评理念为研究者选择独立的研究方法和擅长的研
究领域形成了某种参照体系，而最为深远的影响也 许还在于西方文学理论启迪了众多学者的文学观
念、激活了久被抑制的思想活力。但是，我们同样应 该看到，受西方文学理论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文学研 究者，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出时代的局限性。一方面，
西方文学理论的引入，在突出了文学研究的科学性、 形式性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理性至上、生命体验缺
失的弊病。另一方面，伴随西方思想和文学理论的 输入，虽然一些学者提出整理本土文学理论，希望以
梅新林的学术探索与创新之路
梅新林的学术探索与创新之路
学术探索是一个不断累积并不时出现超越的过程，其动力与灵魂皆在于学术创新。近年来，梅新林教授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江南城市化进程与古代文学转型研究》、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中国学术编年》、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任务项目《二十世纪红学进程与学术思潮》、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江南文学世家系列研究》以及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宋代江浙文学家群体研究》《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建构与研究》等等，从一个侧面标示着梅新林正在进入一个学术创新的勃发期与成果的高产期。梳理一下这些项目的内在关联，并结合梅新林20余年来的学术历程以及代表性论著，其最为显著的学术成果集中在以下四大板块： 1、以红学为中心的明清小说研究。梅新林于1995年出版《红楼梦哲学精神》，引起红学界的极大关注。此书上溯20世纪初王国维、俞平伯的研究理路，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哲学研究为指归，是200余年红学史上第一部富有独创性的《红楼梦》哲学研究专著，其独辟蹊径、高屋建瓴的对《红楼梦》的崭新解读，拓展了红学研究的新领域，开辟了红学研究的新境界。此后，梅新林相继提出了“拓展红学研究的文化视界”、“红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创新”、“回归文本而又超越文本”等前沿理念，预示着世纪之交红学转型的前行方向。于今，梅新林又进而将以上前沿理念融会贯通，提出“红学新批评”的学术理念，并主编出版《红学新批评文丛》，以此广纳红学新生代的研究力量与精粹成果。以红学为中心，梅新林进一步拓展至明清小说研究，重点是对四大奇书展开研究，除了在《文学评论》等重要刊物发表系列论文外，所主编的《四大奇书研究史》也即将出版。
2、以区域文学为起点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梅新林积极组织学术力量，申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中心，并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在近期重点推出《江南史研究丛书》与《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两套书系。基于对江南区域文学与文化研究重要意义的认识，梅新林一方面主持《江南城市化进程与古代文学的转型》《宋代江浙文学家群体研究》《江南文化世家系列研究》等多项研究课题，积极开展江南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则进一步通过跨学科研究，努力开拓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新领域。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终于撰成洋洋80万字的《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反思中国文学研究现状与重构一种时空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双重需要，以创立中国文学地理学为学术宗旨，以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场景还原”、“版图复原”之“二原”说为理论支撑，力图通过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深入揭示中国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与演变规律，系统建构起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对于推进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龙源期刊网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作者：李祎
来源：《科教导刊·电子版》2015年第28期
摘 要 进入新世纪后，尽管文论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对现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发展进行整体审视与系统总结，反思百年文论的发展历程仍然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我们注意到现有研究关注五四新文学受西方文化思潮影响，却较少看到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五四新文学的应运而生是否割裂了中国传统文化，基于此疑问，本文拟从五四新文学思潮内部发生与外部文化的双重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传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嗣后文化发展新趋势之间的关系，以真实地展示现当代中国文学的“根”。
关键词 五四新文学 中国传统文化 根
中图分类号：D65 文献标识码：A
“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从静止的梦离开了群体/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遇见部分时在一起哭喊/是初恋的狂喜/想冲出樊篱/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
穆旦的这首现代诗《我》，借鉴了英国现代诗的“玄学思辨”，不同于以自然物象为主的传统诗歌的意象想象力，《我》从理性角度，以充沛着肉体感觉和情感的现代语言，表达着对社会现代生活的思辨。“子宫”、“割裂”、“残缺”、“部分”、“救援”等，都是现代的术语。穆旦认为现代诗写作，必须抛弃传统的陈旧的诗意语言，要用“非诗意”的现代口语和术语，进行写诗，并经过诗人的想象和感觉，转化为具有现代感的诗歌语言。
穆旦现代诗，在四十年代初成熟的标志，就是《我》。若将目光往前跳转20年，二十年代的中国，现代诗还在早期象征诗派里孕育，20年代的中国，五四新文学的诞生，却已开始为后期的现代派提供肥沃的土壤。可以说，现代诗是作为传统诗的一种反叛出现的，倘若没有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抨击，西方现代诗学是难以输入的。同时，倘若没有大量的先进西方现代诗学作为参照和后盾，那么对于传统诗的反省与批判也是无法实现的。文学的魅力之处就在于其脉络延展性和历史空间性，能拨开浓雾，顺着其脉络肌理把握其在当时的原本面貌。尤其五四新文学在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影响两方作用力下，显现出来的拉扯、挣扎、自立的态势。
在比较文学课程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教改研究
在比较文学课程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教改研究
摘 要：随着1998年教育部高教司下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列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要课程之一，为了提高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在课程讲授过程中应该转变教学理念，设计合理、规范的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模式，同时合理、有效利用多媒体资源，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培养创新能力，成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
关键词：比较文学；规范；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228-02
随着1998年教育部高教司下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列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要课程之一，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也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由于比较文学在我国毕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改革开放之前还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遭到冷落，因此即使走上体制化道路，各校在课程的设置、课时的安排、课程的内容等方面也是五花八门。特别是比较文学课程学理性较强，涉及大量的文学史专门知识和文学作品的阅读量，因此对于本科教学而言，究竟如何把握和讲授这门课程，又存在着各种争论，其教学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就曾提出本科生没有必要上比较文学的课程，应该在研究生阶段再来认真地学习它[1]。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学习了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本科学生而言，比较文学不仅可以帮助他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所学，而且还可以帮助他们树立起关心人类文学与文化发展的责任感，为此，转变教学理念，设计合理、规范的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模式，合理有效利用多媒体资源，才能有助于突出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培养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
一、转变教学理念，因时因人构筑课程体系
笔者所在的学校为地处西部的一所财经类大学，中文专业的比较文学课程从2008年开设以来，一直安排在第七学期进行授课，同时在课程设置方面经历了从必修课到选修课的变更，课时安排为32学时，周学时2学时。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调查发现，学生普遍反映这门课不好学，理由是比较文学课程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庞杂，让他们感觉既不像纯理论课程如文学理论课，又不像文学史课程。鉴于课程学时少、学理性强、学生学习困难这一情况，笔者首先在课程内容上进行调整，不再对教材内容按照第一章到最后一章的顺序进行面面俱到的讲授，而是侧重于普及学理知识，有选择性地以专题形式来组织教学，例如分为比较文学学科发展概述、研究类型介绍、中西文学比较经典案例赏析等。因为学生并非专攻比较文学的研究者，所以只要能让他们建立起对已学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整体认识，初步形成从“跨文化”的角度来观察文学现象和形成比较的意识，即意味着做到了让学生学有所获。
“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介入外语研究型教学的价值探赜
“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介入外语研究型教学的价值探赜
作者：李岩 李刚
来源：《高教学刊》2024年第23期
摘 要：该文以英语专业研究生课程西方文化专题研究之“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为例，旨在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与全球化并行的大背景下，充分挖掘和彰显其介入外语专业的教学和科研价值：顺应“大外语”的跨学科研究、实践审美的唯物性方法、促进中西文明、文化互鉴。“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扩容“大外语”研究生教学的探索领域，将外国文化专题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和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紧密结合。希望这一尝试对新时代高校外语研究型教学有些许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外语研究型教学；美育；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24）23-0027-04
Abstract： In the apposition contex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is paper takes"Marxist view of aesthetic culture" as an example in Monographic
Study of Western Culture， a postgraduate course for English major， and means to fully explore and
highlight the values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uch as adapting to the multi-disciplinarity of "Significant Foreign Languages"， practicing the aestheticmaterialistic method and
“问题意识”小议——以《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为范本
第３１卷第２期
２ ０ １ １年２月 成宁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ｉａｎ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Ｖｏ１．３１，Ｎｏ．２
Ｆｅｂ．２０１１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５３４２（２０１Ｉ）０２—００２８—０２
“问题意识”小议
以《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为范本
张 琼
（成宁学院 人文学院，湖北 咸宁４３７００５）
摘要Ｉ主要就文学批评中有关“问题意识”所涉及的内容和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简略的分析，并以《批判理论和
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为范本，就文学研究过程中如何产生问题意识谈谈笔者的理解。 关键词：文学批评；问题意识
中图分类号：１０ 文献标识码：Ａ
一、关于“问题意识”的概念 什么是“问题意识”，我从心理学的角度所找到的答案
是“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
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
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又驱使个体积极
思维，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的这种问题性心理品
质，称为问题意识。”
而在文学研究的领域，我们再来看这个词，就是要把这
种问题性心理品质注入到文学批评研究当中，说起来是这
么简单的一句话，对于从事文学批评研究的人而言，却是可
遇而不可求的一种状态，这也是我们研究文学的目的所在，
也就是我们研究的价值所在。因为有问题才会想到去解
决，如果连问题都没有，就更别谈什么解决问题了，就我在 平时教研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来看，因为教师在平时的教
学过程中缺少对学生“问题意识”思维的培养，结果大多数
时候，学生的论文表现出来的就是言之无物或者是无物言
之的状况，而作为老师自己，可能很多时候也无法带着一种
“问题意识”去写些东西，我记得曾看到傅书华老师在《问 题意识学理辨析新的发现一读（当代文学观念与批评
论）》这篇文章中这样写到“我多年前曾在《随笔时代》一文 中，偏激地认同这样的看法：专著不如论文，论文不如随笔。
他者化的文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去他者化
他者化的文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去他者化
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理论，而这种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时代自身的变革因素所致，而是由于外来的文化影响所造成。外来的文化因素在给予我们新的思想的养料的同时，某种程度上成为制约我们的他者。我们的文学理论没有相应的文化和学理根基，在整个理论系统中，基本上就是一种横向的移植。不过在此境况下，我们也不是没有进行自我更新的可能性。他者化是在与自我的对举中显示的，意识到他者状况的存在，这本身就是自我意识的体现。在他者化的状态中作出自我的努力，这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标签：他者化；文学理论；自我；他者
“他者化”是一种状态，是自我失落的境况。这种自我失落表现为：学术思想交流中的失声，学术观点表达的失语，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失忆，在看待自身文化问题时的失位；而这样的最终结果，会导致自我在学术思想史中的失踪。他者化在文学理论中意味着我们所言说的文学理论实际上不是我们“自己的”理论，可是至少在目前来看，我们离开了这样的理论，我们自己就没有理论！这就相当于以前的老农可以自己观云测天，而在天气预报机制得到健全、天气信息得到普及的今天，已经没有几个农民可以依靠自己的经验来有把握地预测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这样，当需要知道天气才能劳作的农民在谈论天气时，他们不过就是复述天气预报所报道的内容，他们的讲述没有自己的经验和判断。这种情况类似于目前我们文艺学的基本情况，而对这种情况进行一种基本的反思已经显得迫在眉睫了。
一、他者化的文学理论的提出及其认识
他者化的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现实境遇，已经成为我们当前文艺学的显著问题。这种境遇和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一样，都是整体的西学东渐的结果，不过它们的意义有着根本的不同。
美国学者阿·德里克尖锐地指出：
没有资本主义作为欧洲霸权的基础及其全球化的动力，欧洲中心主义只不过是另一个种族中心主义而已。完全专注于作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主义，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这种特殊的种族中心主义能够规划现代全球历史，把自身设定为普遍的抱负和全球历史的终结，而其他地区性和局部性的种族中心主义则不得不屈居于从属地位。欧洲中心意识形态掩盖了作为其动力并使其具有令人信服的霸权地位和权力关系。①
从学理演变视域看20世纪俄罗斯语言学的发展阶段
２０１１年Ｏ８月 第３０卷第３期 中国俄语教学 ＰＮＣＣＫＩｄＩ；Ｉ ｆｌ３ｂＩＫ Ｂ ＩＣＨＴＡＥ ＡＢＦｙＣＴ ２０１ｌｒ． ３０№３
从学理演变视域看２ ０世纪俄罗斯语言学的发展阶段
苏州大学赵爱国
提要：２０世纪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语言学世纪”。百年中，俄罗斯几乎在语言学的各个领域都对世界语言学的发
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至今国内外文献中仍鲜见对其发展阶段的研究，更难发现从学理演变视角对其进行必要的梳
理。本文欲从“传统主义”、“马尔主义”、“后马尔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等４个阶段来审视２０世纪俄罗斯语言学的学
理发展文脉，以展示其学术成果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２０世纪、俄罗斯语言学、学理演变、发展阶段
［中图分类号］Ｇ５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５５１０（２０１１）０３—００１９—０８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对２０世纪俄罗斯语言学
发展阶段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俄罗斯学界只有 ．
Ｍ．Ｂｅｐｅ３ＨＨ在２００２年出版的《２０世纪国内语言学家》
（￣ＯＴｅｑｅＣＴＢｅＨＨｂＩｅ ＪＩＨＨＦＢＨＣＴｂＩ ＸＸ ＢｅＫａ￣）文集中，以及
Ｂ．Ｂ．Ｋｏ￣ｅｃｏＢ于２００３年出版的《俄语语言学史》
（．ＨｃＴｏｐｎｎ ｐｙｃｃＫｏｒｏ Ｈ３ｂＩＫＯ３ＨａＨＨＨ＞￣）中对此有过相关
论述。但前者的视角是“２Ｏ世纪苏联语言学的任务、
问题和解决方案”，并非涉及“发展阶段”问题；后者虽
有论及，但只把苏联时期的语言学分为“（十月）革命
后”、“战后”和“现代”三个阶段，带有明显的社会学色
彩。甚至在俄罗斯最著名的语言学史学家Ｂ．Ｍ．ＡＪＩ—
ＨａＴＯＢ于１９９８年出版的《语言学说史》（，＜ＨｃＴｏｐｍ￣ⅡＨ—
ＨＩ＇ＢＨＣＴＨｑｅＣＫＨＸ ｙ￣ＩｅＨｔｔｆＩ＞，）著作中，也只审视了２０世纪
“２０—５０年代苏联语言学”的研究状况问题，而没有对
其整个世纪的发展阶段进行必要的总结。其余见到
从学理视角审视文学演变研究
从学理视角审视文学演变研究
一、“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涵
古人云：“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理思考的逻辑起点应从正名,即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关键词的意涵辨析开始。
1.“中国文学”之辨。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中国文学”是第一个关键词,辨其意涵,一是确定主体研究对象与内容是“中国文学”,而非其他国别文学,或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等;二是确定主体研究对象与内容是通代“中国文学”,而不是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是对中国文学从起源到当今时代的古今贯通。
2.“古今”之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第二个关键词“古今”,这本是一个时间概念,是基于对中国文学“古”、“今”两大时段划分,同时又具有“古”、“今”两大时段中的两种不同文学形态———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意义。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分属两个不同学科,治中国古代文学者不知中国文学流向何方;治中国现代文学者不知中国文学源自何处。章培恒先生最初由“重写文学史”倡导开展“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破目前这一人为的学科壁垒,融合古今,贯而通之。当然,“古今”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相对概念,今天之“古”曾是昨天之“今”,今天之“今”又将成为明天之“古”,以此类推,以至无穷。换言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古今”之别,这仅仅一个绝对变动中的相对界定。就当今对中国文学的“古今”划分与学科设置而论,则“古今”分别对应于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通常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诞生为界,或由此往前追溯至1840年前后为近代文学,作为“古今”之间的中介与过渡。以此衡量当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古今贯通、就古论古、就今论今的三种取向,严格地说,只有第一种才真正契合“古今”这一关键词的内在意涵。 3.“演变”之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第三个关键词“演变”反映的是一个动态过程,即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但“演变”一词的意涵较之“古今”宽泛得多,因而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也就困难得多。对此,黄仁生教授新近提出以下三种思路：一是中国文学观念的古今演变;二是中国文学内容的古今演变;三是中国文学形式的古今演变,可以视为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演变”这一关键词内在意涵的方向性理解与阐释1。需要略加补充的是,在观念、内容、形式之外,还有一类交叉性、综合性、影响性的演变研究,如文学原型研究,即合内容与形式于一体而难分彼此;如相关区域文学的古今演变,同样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特点;如古代文学精神、内容、形式以及某一文学经典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影响等;又如文学形态与规律的演变研究,这不仅兼具观念、内容、形式三者,而且更具宏观性、本源性意义。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趋向及问题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趋向及问题
一、新趋向与热点聚焦
（一）关于文学史建构的探讨 文学史的合理建构及对文学史书写的反思，一直是研究界普遍关注的话题。自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开启以来，对于文学史本身的论争就从未停息，从对尘封作家作品的发掘与重评，到对“雅”“俗”二元对立文学观念的重新审视与调整，再到对“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等文学价值标准的考量与批判，反思浪潮不断涌入文学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在不断的反思与争鸣中，文学史的起源与具体时间界定、命名、分期以及文学史书写的价值立场、叙述方式、话语权力等成为热议的焦点话题。近年来，研究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不断推进，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观点。
在现代文学史的起源与具体时间界定问题上，学界不断对以往被普遍认同的以“文学革命”为起点的“1917年”说和以五四运动为基点的“1919年”说提出修正和质疑。如学者栾梅健通过对韩邦庆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的语言、结构、主题意旨等的考察，认为该作具有断代价值，可以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标志的界尺”，其发表时间“1892”年，即可算作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1）。严家炎先生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辟和建立，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它的最初的起点，根据我们掌握的史料，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就是甲午的前夕。”（2）丁帆教授则主张将“1912年”作为“新文学发端的起点所在”（3）。这些观点都试图将现代文学的起始时间“前挪”，由此也引发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重新思考。
学界对文学史建构问题的观照主要有两个面向：其一，对既有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问题的质疑与反思。如李永东先生撰文反思“新文学史观话语霸权地位”（4）在具体的文学史写作中的表现及其对文学发展历程的歪曲与遮蔽;贺仲明先生则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考察反思了文学史写作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商业文化等权力因素对文学评价与作家作品价值定位的影响（5）;而文学史书写中的古典诗词、通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及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等的地位与入史问题更是研究者反思与讨论的焦点话题（6），如陈国恩教授就指出在海外华文文学入史问题上应当“防止学科本位主义的倾向”（7）。其二，对文学史重新建构的价值标准与书写原则等的讨论。如丁帆教授认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舍不得丢弃那些坛坛罐罐，而应该有治史者的大气魄，切割掉那些不适宜入史和勉强入史的材料，抛弃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沉重包袱。”（8）主张对文学史做“减法”，对作家作品进行重新筛选与定位;王彬彬教授认为：“文学史编写的基本目的，是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叙述特定时期文学创作的面目，是尽可能深刻细致地揭示特定时期文学发展变化的轨迹。”（9）因此，文学史写作要分清作品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并尽量避免“扯平效应”和“排异效应”;朱首献先生提出文学史书写的“个体意识”与“类意识”的概念，认为当前更应强调“文学史的个体意识”（10）。随着学界对于文学史问题讨论的深入，及诸如“现代中国文学史”（朱德发）、“汉语新文学史”（朱寿桐）、“民国文学史”等一系列新的文学史命名的出现，新一轮“重写文学史”思潮的重启，似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