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可诉性特征

法院与宪法——论中国宪法的可诉性-------------------------------------------------------------------------------------------屈臣氏公司赔偿钱某精神失费1万元。

评述：这是一起侵犯公民人格尊严权和名誉权的典型案例，法院碰到了与上述第三个案例同样的问题。

从有关报道看，一审法官按照侵犯公民人身权和名誉权来判案，这个定性是错误的，因为本案的主要问题是侵犯人格尊严权。

基于侵权情节恶劣和屈臣氏公司的实际给付能力，一审才判处了较重的赔偿。

二审法院认为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屈臣氏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宪法和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侵犯了钱某的人格权。

二审法院对本案的定性是正确的，在这里也提到了宪法，意识到应该按侵犯人格权来定性。

但是，由于我国民法通则没有人格权的规定，二审法官硬是将民法通则第101条按字面解释为对人格权的保护，因此钱某的律师郑传本认为，二审法官依据宪法第38条、民法通则第101条和第120条，认定屈臣氏侵犯钱某的“人格权”，实属于法无据，且属适用法律不当，因此是错误的。

我认为不能说二审判决于法无据，因为宪法确实有关于人格尊严权的规定，难道宪法不是“法”？二审问题出在未能直接按宪法条款来判案，而是很牵强地把民法通则第101条解释为对人格权的保护，因此，适用法律有误，正是误在此处。

至于判决的结果，二审主要考虑了我国司法实践的情况，判赔偿一万元，这是不恰当的。

因为本案的侵权情节和后果确实很严重，一审判决赔偿25万元是合适的。

就像本案一样，在具体法律没有规定，但宪法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应不应该受理这样的案子？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法官可否直接引用宪法条文来判案？目前情况下，这视乎具体的办案法官。

但是法官目前很难仅仅依据宪法来判案，还要同时找一个具体的法律规范一起使用才可以。

如果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那就只好类推使用一个最相近的具体法律规范或者干脆不受理这类案件。

下面这个案例中法官就干脆不予受理了事。

（五）王春立等诉民族饭店选举权纠纷案北京民族饭店的员工王春立等16名人去年人大换届选举时，在民族饭店登记为合法选民，但民族饭店没有向他们发放选民证并通知他们参加选举，侵犯了他们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即选举权。

他们要求民族饭店承担法律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200万元。

16名工人为此起诉到西城区人民法院，但西城法院1999年1月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

16名工人立即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不久前再次驳回起诉，理由是该诉讼没有法律根据。

评述：该案可以说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起见诸报端的可以被直接定性为“宪法诉讼”的案件，但遗憾的是，两级“法”院竟都把国家根本大法拒之门外，不敢或不愿受理。

尽管宪法上有充分的根据来支持这件诉讼，但是法官仍然认为没有“法律根据”。

可见在法官的眼里，“宪法根据”不是“法律根据”，宪法不是“法”。

实际上这仍然是两个“批复”发挥作用的结果。

设立法院的目的本来就是解决纠纷和冲突，如果法院把冲突和纠纷拒之门外，实际上会导致更大的社会不稳定。

因为这些纠纷和冲突如果没有合法的渠道来解决，“公力”不救济，那么只能在法律之外实施法治社会不允许的“自力救济”，各种非常事件就难以避免，社会就没办法稳定。

我国法院只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才受理案件的作法，十分不科学，不利于法治的确立，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这些方面，国外成功的作法我们应该借鉴，包括判例法的经验。

只要是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事，我们都应该尝试，完全没有必要拘泥于僵化的教条。

从中国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完全直接适用宪法来判案的情况应该说还没有，像上述有限适用宪法但依具体法律判案的情况也不多，而且处在“于法无据”的“非法”状态。

如果要找现有的“合法”的宪法诉讼，那就是选举诉讼，但这是非常不够的。

应该看到，宪法进入法院诉讼的要求是很强烈的。

退一步说，即使宪法不由现有的司法机关负责“司”，那应该有其他专门机关来“司”。

一部特别的法律由另外的特别的机关来专门执行，这也是常见的事。

但是我们也找不到有这么一个专门执行宪法的机关。

宪法虽然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这方面的职责，但是由于种种限制，使得这两个机关没法真正履行处理宪法诉讼的职能。

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受理宪法诉讼的机关，都有许多宪事律师（Constitutional lawyer）来从事有关业务，在律师资格考试和相关司法资格考试中宪法也是独立的一门课。

中国宪法既不能全面进入法院的诉讼，又没有其他的专门宪法诉讼机构，这是中国诉讼制度的一大漏洞，是中国法治的一大空白，一大缺陷。

五、宪法应该进入诉讼的理由可见，宪法不进入诉讼实际上是几十年来我们形成的固定的思维定势，其实并没有根据。

但是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并不因此而不产生宪法问题和宪法纠纷，有关宪法的问题和纠纷反而越来越多，司法机关不得不对此作出回应。

宪法进入诉讼已成大势所趋。

首先，这是由宪法的法律性质决定的。

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但我们不可以把最高法当成摆设，只能看不能用。

在法律的家族里，宪法应该是“皇帝”，而不应该架空宪法，借抬高其地位之名把“皇帝”变成“太上皇”。

现在应该把它从天上请回人间，让它“亲政”。

我们必须转变宪法观念，把宪法当成实体法的一种，是关于“宪事”的法律（constitutional law），同“民事”法律（civil law）、“刑事”法律（criminal law）和行政法律（administrative law）一样，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

一句话，要把宪法当成“法”来看待，并给予同等的“国民待遇”。

既然宪法也是法，那么就应该有法律效力。

法律效力主要表现为司法效力，如果没有司法效力，所谓的法律效力就是空话。

我们说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如果它连最基本的司法效力都没有，所谓的法律效力又表现在哪里呢？法律效力不就变成空头支票了吗？“最高法”的“高”又表现在哪里？这种“高”又有何意义？任何一部法律，如果不能在司法机关得到执行，不能在实际中运用，就是一纸空文，就没有生命力，就没有权威，就得不到尊重，即使国家根本大法也不例外，即变赋予它多少“最高”的耀眼的头衔都于事无补。

其次，宪法有自己的实体内容，具有可诉性，而不仅仅是纲领、原则，更不是口号、花瓶。

宪法的实体内容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关于公民的权利义务，即民权或叫人权部分。

这是宪法中最容易产生纠纷和诉讼的地方，像本文所举的四个案例都是。

现实中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例如，某大学法律学系在招生简章上写明“根据用人单位要求，考生身体条件为：身高，男1.70米、女1.60米以上，五官端正。

”大学法律学系如此名目张胆违反宪法，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歧视公民，对此竟无法提起诉讼，实在是极大的讽刺！在严格的法治国家，这样的问题足以引起宪法诉讼。

宪法实体内容的第二部分是国家机关权限的划分和行使方面的。

对国家机关误用、滥用宪法赋予的权力，应该履行职责却不履行的行为，目前我们只能靠内部协调或纪检部门去纠正解决，但这十分不够，我们应该学会用公开的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

比如对人大自身立法、行政立法、地方立法和规章制定的合宪性审查，目前的审查办法显然不够科学、不够有力，通过宪法诉讼的方法就要好得多。

再比如对有些我们认为很好的改革措施，其实是严重违宪的。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南京市等地的卫生局为了解决普通老百姓对医疗事故鉴定的权威性产生信任危机的问题，吸收了法制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的专家成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以增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权威性。

这种作法实际上与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是一样的，剥夺了公民的许多诉讼权利，然而却被认为是好的改革之举。

试想如果有公民要求对鉴定进行合宪性“鉴定”，又该如何处置？现在发生这种违宪但却被叫好的事情可以说是司空见惯。

如果我们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这些违宪问题，对防止类似事情再次发生，显然要有力得多。

第三，即使是宪法的“原则性”、“概括性”部分，也是可以进入诉讼的。

宪法的“原则性”、“概括性”正好可以弥补具体法律的太过具体性。

太具体的东西看似严密，其实还有很多漏洞，因为越具体的东西，其覆盖面越有限。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概括性的东西来作最后屏障。

在成文法国家，宪法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弥补一般法律的漏洞，避免出现法律真空。

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指在一般法律的后面，还有一个最高法即宪法把关，可以避免法律漏洞的发生。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不敢大胆引用宪法条文去解决实际问题，宪法的这个功能也就没有发挥出来。

尤其是在当前，我国法制尚不健全的时候，普通法律还不完备，为了避免出现法律漏洞，更应该允许应用宪法判案。

在建国初还没有宪法、法制还不健全的时候，我们曾经规定“在人民的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该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

”在法律没有规定情况下，既然可以依政策乃至习惯学理，为什么在具体法律没有规定但宪法确有规定时，不可以引用宪法来判案？这是无法解释的。

特别是当私法上的救济已经穷尽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使用公法救济来解决问题，像钱某诉屈臣氏公司一案，显然民法上的救济是不够的，不能解决问题的，为什么不考虑宪法上的救济呢？中国司法制度不健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公法救济薄弱，许多人不懂得运用公法救济来解决问题。

如果因为中国宪法的条款不够具体，“太抽象”而“剥夺”宪法的司法效力的话，这根本站不住。

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宪法都是“抽象的”、不够具体的，但是绝大部分国家的宪法是可诉的。

以宪法司法化最典型的国家美国为例，其宪法不足七千言，正文只有七个条款，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法院对宪法的运用。

而中国宪法洋洋洒洒长达一万九千字（含修正案），却因为“太抽象”而不能在法院使用，这个理由根本不能成立。

再说香港回归后，香港特区法院在其判决书中频频使用中国宪法，似乎没有觉得中国宪法“太抽象”。

第四，一般立法不可以代替宪法。

中国宪法学者常引用斯大林的一句话，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它不可以代替一般立法。

这是正确的，宪法的许多规定要由其他法律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

但是，一般立法也是不可以代替宪法的。

一般认为，宪法不能进入诉讼的主要原因是宪法具有原则性、概括性、纲领性和无具体惩罚性。

这种说法并不全对，因为如前所述，宪法也是实体法，有自己特殊的要调整的社会关系，宪法规定的许多内容是一般法律不可以包括进去的，例如有关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有关国家机关之间、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之间的职权划分等等都是一般立法代替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