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倾向

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倾向

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重视亲情，以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处事中庸，反对“过”与“不及”。它所创造的文化，其特点与这种民族性格完全一致。一、教育——充分运用美感形式，艺术教育占重要地位教育，无论就内容还是就形式言，都是文化的。概而言之，中国自上古直至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之前，教育上重视人文学科，重视道德人格的培养和审美能力的提高，将教育艺术化，审美化。中国自古就有“先王乐教”的历史传说，并为先秦两汉诸子所津津乐道。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孔子总结西周以来礼乐教化的经验用“六艺”——礼、乐、书、数、射、御教授他的学生，礼乐已失去政治功能，完全变成教育科目。中国古代的乐是音乐、舞蹈、歌诗三位一体的综合体艺术，乐教，用现代话说就是艺术教育。孔子十分重视乐教，并把乐教放在礼教之上，认为是人格修养的最后完成，使道德进入最高境界，即他所说的“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是也。中国古代教育在方法上也是很独特的，一是充分利于美感形式于教育，古人称之为“美教化”（《毛诗序》）；二是重视榜样教育，很少抽象说教，不太讲什么“定义”、“规则”，整个教育过程不离开感性具体活动。例如，讲诗、讲古文，教师并不首先解释诗句、文义，也不讲什么主题思想等抽象概念，不是要你先理解，而是要你先体味，所以只是教你诵读，而且摇头晃脑，音调要抑扬顿挫，富有音乐节奏感。讲习字书法绘画，不是抽象地讲规则、方法，而是要你首先临摹前人的成功之作，在临摹中逐渐领悟规则与方法。戏曲、工艺等，更无讲义、教科书之类，甚至师徒根本就不识字，因此师傅怎么唱，你也跟着唱，师傅怎么做，你也跟着怎么做。在艺术教育上，中西方都有“模仿”一说，但内容大不一样。西方是模仿自然，模仿现实，中国是模仿人工，模仿他人；西方的模仿是目的，是为了再现现实，中国的模仿是手段，目的达到，手段也就不需要了。不仅艺术教育如此，其他教育也要模仿榜样。正如蔡元培所说：“吾国人重文学，文学起初之造句，必依傍前人，入后方可变化，不必拘泥。吾国人重哲学，哲学亦因历史之关系，其初以前贤之思想为思想，往往为其成见所囿；日后渐次发展，始于已有之思想，加入特别感触，方成新思想。吾国人重道德，而道德自模范人物入手。三者如是，美术遂以不能独异。”（《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

与教育密切相关的选拔和任用人材，其标准也是看重人文方面。汉代官吏的来源，一是京师的太学的博士弟子，一是郡县推举的孝廉、茂才，都是学儒读经之人，并不管他有无科学知识和技能。隋唐建立的科举制度，科考的主要内容是诗赋和明经，属于科学技术方面虽然也有设科的时候，却从未占据重要地位。明朝科考，改作八股文，其内容是按朱熹所注“四书”、“五经”的范围进行发挥，科技方面也同样没有地位。中国人评价一个人是否全面发展，经常使用三项标准，除道德标准外，还有“才”、“艺”两项。“才”是才干，“艺”是审美能力，即对诗词书画琴棋等是否有修养，是否有鉴赏眼光。人们说某人多才多艺正是一种赞扬之词。

二、思维方式——形象思维、整体把握和洞观感悟

从中国传统文化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西方也不太相同。形象思维、洞观感悟和整体把握始终是中国人的主要思维方式，王国维所说的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说就是一种具体的、整体的把握方式，与西方的抽象与分类相对而言。既然是具体的、整体的，必然也是感性的。在中国人的思维过程及其成果中，感性与理性、具体与抽象并不像西方人那样有较严格的界限，不仅生活中是如此，学术研究中也常常如此。近些年来，对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加以比较研究的人多起来，看法也大同小异。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是一种“具象思维”，有人说是一种“球状思维”（即立体的思维），也有人说是“体悟型思维”等等，都是与西方那种逻辑的、抽象的思维方式相对而言，一致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有感性直观特点。刘长林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归纳为十个方面：

一、较早的主体意识和浓厚的情感因素；

二、重视关系（包括人际关系）而超过实体；

三、重视功能动态而超过形质；

四、强调整体、尤其关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五、认为整体运动是一个圆圈；

六、重视形象思维，善于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融汇贯通；

七、偏向综合而疏于分析；

八、喜重平衡均势，强调调和统一；

九、重视时间因素超过空间因素；

十、长于直觉思维和内心体验，弱于抽象形式的逻辑推理。（《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78页）以上十个方面都是与西方的思维模式相比较而言的。其中一、三、四、六、七、十几项与我们的论题，更有直接关系；形象、直观、体悟、整体等把握事物的方式，虽不能说为艺术与审美所独有，但却是所必有。刘长林还特别指出，这十个方面并不是各自孤立、杂乱无章的，而是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可以从其中任何一项推导出其他的九项。比如整体观必然导致重视功能动态，重视结构关系，偏向综合。强调整体的意义，又必然引出重视平衡统一的观点。再如形象思维和整体认识相关联，一切形象的表现都带整体的特征，而直觉思维也往往要以整体的直观把握为前提。是什么原因形成了中国传统思维的上述特征？这是一个更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只想说明从这种思维特征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偏向审美的，与西方人的思维偏向于逻辑的有明显差别；同时也可以说，具有浓厚审美倾向的中国文化造就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高扬一种人文精神，而偏重逻辑倾向的西方文化造就了西方人的思维模式，高扬一种科学精神。

以下再从文化成果方面说明中华民族的思维特征。

首先，从象形字到书法美。中国的方块汉字及其发展历程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的民族风格。汉字的创造，许慎提出“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项，文字从象形到抽象的符号要经过漫长时期。汉字的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不仅是一种分类，也似表明一种发展的历史过程。

其次，“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传上》载，“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中国自古以来就发现人类语言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不能把人想表达的一切完全表达出来，即“言不尽意”，也不可能把想表达的东西都表达清楚，因而不少事物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因此古人另想了一个办法，以补充语言之不足，这就是“立象以尽意”。以象尽意，固然形象生动，具体可感，但“意”的内含界限却不够清楚，具有模糊性，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形象思维、整体把握的特点，其优点与缺点都包含在这个特点之中。中国古代的哲人们，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几乎都不可界说，如道家的“道”，到底什么是道？老子说它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有物，不可名言，可名者非道也。孔子的“仁”是什么，他自己不说，别人说了，也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已。孟子把人的精神境界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层次，最高的“神”乃不可知之，当然也说不清楚。即使美（“充实之谓美”）大（“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圣（“大而化之之谓圣”），也都是描述性的，带有可感形象.第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据《左传》，这也是孔子的教导。提起遣词造句，中国古人强调的不是用语准确，符合逻辑，而是强调语言有文彩，要美，认为只有语言优美才能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说明中国的思维方式是倾向艺术的、审美的，不管什么文章，无论记事还是论说，语言都必须讲究，具有文彩。至于属于审美的文学，如诗词、文艺散文等，那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文学”这一概念，但并非单指现代人所说的诗词、小说、戏剧文学和抒情散文，而是文史哲政论的总称，亦可统称为“古文”。“古文”并不按文史哲经（济）政论来分类，而是分为经（典）史子集四大类，也就是说，逻辑思维的成果——理论和形象思维的成果——文学并无分界。因此文学也好，说论也好，记

述也好，都带有形象描绘和抒情，经常用寓言、象征、比喻乃至虚拟、想象等手法，再加上中国古文非常讲究“气势”——可感而不可见，因此不论文学还是非文学，都或多或少带有艺术性和美感成分。读《左传》《国语》《战国策》，读孔孟老庄，读荀子韩非，读《史记》《汉书》，读唐宋以来的古文，不管它们是谈哲学还是讲历史，不管是论政治还是说道德，不管是书信还是奏议，不管是传序还是铭诔……常常可以使人产生同读小说、史诗一样的审美感受。

三、形上追求——以美为最高境界

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有宗教，但宗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并不起主要作用，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信教，不像西方人那样有统一的“国教”。中国人的“终极关怀”从来就不是宗教的，而是道德的或人生哲学的，并且是通过艺术或审美完成的。

艺术——审美活动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能助益政治教化，训练安分守己的习惯，陶冶情操，养成高尚的人格精神。儒家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藏”到哪里去？道家要做一个“无用之用”的人，“无用之用”在哪？说穿了，都是要到超越利害关系超越现实的艺术——审美境界中去“藏”，去“无用之用”。历史上一些失意的士大夫，很少皈依宗教，而是隐居山林田园，痴迷于艺术——审美活动之中，正是这个道理。即使有的人皈依了宗教，也是中国的宗教。他不把幸福、自由寄希望于“来世”和“彼岸”，而认为幸福、自由就在当下，就在于能把现实生活艺术化，通过审美活动来体味与享受人生。这种精神，这种发展趋向，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奠基时代——先秦时代已经牢固地确定下来。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社会现实愈是不合人意，人们也就愈想超越它，去追求美的理想，寻求一个自由天地。这个自由天地在哪里，在精神界，在艺术想象中，在审美的自由王国里。不仅封建士大夫是如此，近代的进步知识分子、艺术家也是如此。他们接受西方美学之后，关于艺术的性质和美的理想，各派美学都有不同的说法。他们或者把西方美学观点同道家思想结合起来发挥，或者把西方美学观点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发挥，因此而形成不同的思想倾向，但超越现实、超越利害关系又是他们的共同主张。对于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等人来说，美的理想就是那物我为一、情景交融的意境。但中国自古以来就把审美当成形上追求的最高境界，这一传统在他们的思想中都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