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堂：历史的大舞台中国地理环境的特殊规定性

李西堂：历史的大舞台——中国地理环境的特殊规定性 历史的道路是一定时期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们，按照效益最大化、活动最省力的原则，普遍做出的一种自然选择。我们需要对这种自然选择加以认识和理解，以便弄清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某些基本原理和症结所在，或许对未来发展有些启示。为此，首先就要说说我们历史的大舞台——中国地理环境的长短优劣和特殊规定性。

地理环境永远是人类活动的历史大舞台，也是人类生存的先决条件。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可能不受其生存环境或自然条件的影响，这种影响愈在人类社会初期，就愈大愈直接。可以说，特殊的地理环境往往规定了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特殊方向，也规定了一个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特殊风貌。 一、地理环境导致中国形成单一农业社会

人类社会最初的经济形态，都是在某种特定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形成的自然经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形成不同种类和特色的自然经济。因而，地理环境对自然经济——特别是对古代农业经济——的影响最大、最直接。研究古代史，不能不涉及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毕竟事物是条件的产物，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世界大体分为三种显然不同的地理环境：一是干燥的高地，包括高地上的广阔草原地区，这些地区盛行畜牧业;二是巨大的河流所经过的平原流域，这些地区盛行农业;三是与海直接相连的沿海地区，如古希腊、罗马地区，这些地区盛行商业和手工业。(参阅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第82—84页)。道理很简单，人类先民和其他动物一样，为了生存，不得不屈服于自然界，他们在各自的地理环境中最适合干什么就干什么。干农业还是干其他产业，绝不取决于先民的意志，而是取决于他们所处地理环境的特性。

由于地理环境的基本差别，居住在不同环境里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各不相同。“居住在干燥的高地上的居民——例如蒙古人——过着家长制的游牧生活。……文化生活是在平原地区开始的，这些平原，由于有河流，所以肥沃丰饶”。(《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85页)“属于这种平原流域的有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埃及。在这些国度里都产生了伟大的帝国，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国家。这是因为在这些地方盛行着的是农业，农业成为这地方居民生存的主要依靠，而农业是适应于严整的四季进行的，因而也就适合于有条不紊的各种工作”。(同上书，第485页)“可是居住在平原地带上的农业居民惰性很大，安土重迁，闭塞成性，不善于互相联系。至于沿海居住的人民则完全没有这种缺点。海并不能使人们隔离，却把他们联结起来了。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正是在沿海的国度里，文化以及随着文化而来的人类意识的发展，达到发展的最高度。这种例子……只要指出古代的希腊就够了”。(同上书，第485—486页)这段引文说明，不同民族的历史起源于不同的地理环境。那么，我们民族独特的历史道路、民族精神和社会制度，也应该首先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得到解释。 中国的文明史，奠基于黄河流域中下游广袤的黄土冲积平原。这里的自然条件有其独特的内涵。

首先是土壤。黄土不但天然就是肥沃的，而且非常松软，易垦易种。这就有可能使只有木石工具的时代的人们，能够很自然地发展农业。古书所云“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易·系辞下》)，就是那种农业情况的真实反映。

由于黄河流域细腻而松软的黄土层较适宜于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开垦和粟、稷等耐旱作物的生长，所以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达到较高水平，这里自然也就成了中国上古时代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 其次是气候和水情。中国是位于北温带的大陆国，温暖 的气候，加上丰富的河流和较浅的地下水源，非常有利于农 业。此外，高热和多雨的季节正好处于同一季节，“在农作物生育最有效的时期往往降雨”(《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36页)，从而保证丰收。拥有如此适合农业生产的优越自然条件，不从事农业、不形成典型的农业民族和农业社会才是不可理解的。

即使像西北这样较为干旱的川谷地区，发展农业的条件也是较好的。大部分地区雨热同季，温度和水分条件配合良好，为发展农业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从半坡村、宝鸡北首岭、华县护泉村等仰韶文化遗址中，都曾发现粟(俗称谷子、小米)的皮壳，说明这些地区在世界上很早就开始大面积种粟。粟是耐旱的作物，很适宜于干旱的黄土种植。一句话，中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土壤、水分、气候等生态条件，特别适宜农业，先民何乐不为!

土壤、气候和水利是发展农业的决定性条件。显然，一系列优越条件——最适宜农业的地理环境——使我们的先民很早便选择了农业这条生存道路。普列汉诺夫正确地指出：“地理环境的特点往往给予个别民族生产力的发展以极其特殊的方向。”(《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5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48页注释)。

经济效益的引领作用和驱使力量，比任何政府的重农、劝农政策要强大一百倍。由于自然条件最宜农，致使我国农业不仅成熟得非常早，而且很快发展得一支独大!——偌大的中国内地，劳动力和土地差不多全都投入粮食种植业，其他经济部门如渔猎、牧业和手工业等，都不如经营农业稳定可靠、简单易为和效益显著。至少在单位面积土地上务农，比放牧和渔猎养活的人口都要多。农业经济这种突出的优越性、合理性，使它以外的行业或者得不到发展，或者被历史所淘汰，或者依附于农业。由此造成了中国几乎是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而不像欧洲那样，农牧并举，且牧业、工商业收益甚至皆已超过农业。 于是我们可以说，数千年处于几乎单一的农业社会——这是中国与西方第一个不同的历史特点。 二、地理环境导致社会分工和商业不发达

中国形成单一农业经济，与农业之外的分工和商业之不发达，实为同一问题的两种表述。但这里重在强调分工和商业都不发达的地理原因。 不可否认，相对于西方海洋地理环境而言，中国内地特别宜农的地理环境，导致农业之外的社会分工和商业之不发达，是显而易见的。这其中固与历代王朝存心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有绝大关系。但是，重农抑商政策之产生和经久不衰，本身也有地理方面的原因。抑商政策之能通行数千年而不变，首先表明该社会对商业的依赖性本来就不大。相反，在古希腊那种不太适宜于农业却很有利于工商业、海运业的地理条件下，即是再强悍的政府也恐怕难以像中国那样，长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可以说，中国内地特别宜农的大陆地理环境，导致农业之外的分工和商业不发达。

首先，在我国以中原为中心的这片土地上，物产的地区性不甚明显，各地的物产大致相同。农业生产几乎是单一地种植粮食，而不像古希腊的农业中种类繁多的果树、油料作物和各种农产品加工业占很大比例。

我们知道，商业本来是不同生产者之间交换产品的媒介，但在物产差异性不大、作物种类单一、社会分工不发达、农业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农业生产者之间，相互贸易的必要性不大，也就基本上无需乎这种媒介。正是由于具备这种较单一的经济地理特征，专制统治者打击商人、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才能长期得以顺利实施，而对社会影响不大。 其次，中国三面环绕高山大漠、一面濒临茫茫大海的封闭性大陆环境，交通不便，同古希腊、古罗马人活动的地中海地区相比，显然不利于商业、海运业和渔业的发展。正像单一的农业经济产生于唯独经营农业最为有利的自然条件下一样，农牧工商并举的经济产生于亦可农、亦可牧又便于开展工商航运业的自然条件下，即欧洲的条件下。

欧洲陆地面积与中国差不多，主要分布在北纬45度以上，与我国东北和外蒙一带的地理位置相当。其气候寒冷，无霜期短，显然不如我国中原地区利于农业，但却同我国蒙古高原及其以北地区一样，是发展牧业的好地方。那些地区农业只占社会经济的一小部分，而畜牧业所占比重较大，不少国家粮食不能自给，但几乎都能出口羊毛、驼毛、皮革、骨制品和奶制品等畜牧产品。例如，英国属于典型的海洋性气候，夏季低温、潮湿，是发展耕作业的障碍，但对牧草生长却十分有利，适合发展畜牧业。所以，畜牧业是英国农牧经济的主要部门，其产值占农牧经济的70%。北欧(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冰岛五国)耕地面积有限，从事农业的人口很少，主要是发展畜牧业。荷兰、比利时也以畜牧业和园艺业为主，粮食不能自给。农业条件的不足，由牧业得到补充，形成农牧并举的经济结构。因此，恩格斯总结说：“耕作和牧畜是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451页)。

至于欧洲南部(这里特指北纬45度以南)亦即地中海地区，气候条件固然没有问题，但半岛狭长，土壤贫瘠，缺乏地域辽阔、土壤肥沃的大平原，种植粮食的农业生产条件并不优厚。可是这里却存在另一种自然条件：土壤差异大，具有丰富的矿层;半岛和岛屿众多，又有不少伸入大陆的海湾。这便助长了各种手工业、海上贸易和航海术的发展。因此，那里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冶金、制灯、制床、裁缝、乐器、酿造和武器制造等手工业工厂;而最显著的还是其频繁的商业贸易和航运、渔业等海上经济活动，以致古希腊人曾自称，他们就像一群围着地中海的“青蛙”。(斯威布《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楚图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但与中国相反的是，古希腊粮食生产的情况就特别坏，那里没有重要的平原，土壤比较贫瘠，土层也不够厚，大多数希腊地区缺乏自产的粮食，必须从外面采购。(参阅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4、9页)仅此一项，就使他们的生活离不开商业贸易活动，而不像自给自足的中国农民，几乎不与市场发生关系。因此，抛开抑商政策暂且不说，位于辽阔陆地上的中国，商业贸易不够发达，而古希腊罗马曾发展成规模宏大的“世界贸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