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还乡到无乡

从还乡到无乡 摘 要：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中，还乡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这一主题的书写中，知识分子因其在历史语境中的复杂角色而成为还乡者中独特的一支。本文拟从生活追逐者、思想觉醒者以及故乡理想精神信奉者这三个层面解读其形象，进而分析他们还乡而又最终无乡的困境。

关键词：乡土文学 还乡 无乡 知识分子形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创作，总是伴随着对故乡的深切缅怀和眷恋，隐现着挥散不去的“乡愁”。正是这种对泥土、对故乡的难以名状的心绪，赋予了乡土文学创作一个重要主题――还乡。在还乡者中，有一个群体因其在历史语境中的复杂角色而格外值得注意，那便是知识分子。 现代知识分子的还乡，一方面对传统知识分子还乡精神有所继承，一方面又随着时代更迭、历史剧变而产生了新的变化，这种特殊时代语境下的变化，最终导致知识分子陷入“无乡”的困境，也赋予了还乡书写更为深刻而复杂的意味。为了更好地解读这种“无乡”困境，本文以还乡的主人公形象为切入点，对其生活追逐者、思想觉醒者以及故乡理想精神的信奉者三重角色进行考察。 一、世俗挤压下的生活追逐者 现代乡土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往往出身于乡村或中小城镇。作为故乡中首先接受新式教育并渴望拥抱更多现代思想的知识者，他们踌躇满志地奔向已经发展起现代文明的城市，想要有所作为，其心情正像王鲁彦写的那样：“我很久以前听到我可以出远门，就在焦急地等待着那日子”，“只觉得心里十分的轻松，对未来有着模糊的憧憬，仿佛一切都将是快乐的，光明的”。① 然而现实往往不如想象中美好，就像《狩猎》里的孟安卿，离开果园城去外乡进行一场“生活上的大狩猎”，但行走异乡的生活并不如意，“一切旅馆同按月出租的房子都在等候他”，“他的心里渐渐空虚，终于成了一片荒凉”。② 中国现代史上如孟安卿一般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知识分子并不少见。封建制度解体后，现代知识分子不再走过去“科举取士”的道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他们的职业选择也趋于多元化。只是这种自由职业选择也让他们不得不以一人之力挑起生活的重担，再加上频繁的战乱、落后的社会环境，谋生的艰辛与困苦自然无需多言。 异乡奔波谋生是艰难的，然而故乡也未必会给饱经风霜的游子提供一个温馨的港湾。中国自古就有“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观念，读书人在封建的乡人眼中，一定要走上仕途才是风光，才能得到敬重。即使不能做官，读书识字也是用于发财赚钱。这种势利心态在小说中时有体现。譬如《到家的晚上》中，老仆王忠认为归乡的少爷“一定发了大财回来”。而《故乡》里的豆腐西施杨二嫂则认为“我”是封了道台的阔人，并因为没能从“我”身上占得便宜而不断冷嘲热讽。 王忠、杨二嫂并不是特例，他们言语背后的这种世俗、势利隐藏在大部分乡民的心中。当回乡的知识分子没有如他们预期的那样当上大官或发了大财，冷落、白眼、鄙夷、嘲讽便接踵而至，自尊自怜的知识分子更是因此饱受煎熬。王以仁《还乡》中穷困潦倒的“我”踏上归途时这样描述自己的心理：“我的心好像驱向屠场的羊羔，无限的恐惧和羞愧使我的心头在颤颤地发抖。我怕见故旧的朋友和垂危的病人，怕见阴司中的鬼卒一样，尤其使我恐怖的是我那些不可一世的宗族。”③ 乡人的势利、尖刻、蔑视使还乡者们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们不仅自身尊严受损，还要面对家人蒙受的伤害。《这一次的离故乡》写“我”在船上听见乡人讪笑自己做不了官，并且言语间对“我”的母亲颇有讥讽之意；《还乡》中的主人公回乡时的恐惧也源于不想因自己的落魄情形使母亲受到亲戚、邻人的讥诮。或如王鲁彦的《黄金》，虽然如史伯伯的儿子并未回乡，但没有寄钱回来的事实立刻让陈四桥的人们变了脸色，随之而来的是疏远、鄙夷甚至凌辱。如史伯伯的儿子一旦还家，必会因家人的遭遇感到煎熬、痛心。故而，这些回乡知识分子在趋炎附势、信奉拜金主义的乡人逼迫下，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奔波异乡时早已被蹂躏得破碎不堪的心又再次受刑。 当故乡不再为回乡者提供庇护而是将他们隔离在外时，离开，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这一次的离故乡》的主人公，回乡后再次离乡，尽管尚未找到事情做，面对房东“立刻回乡去”的劝告，他也并不“稍萌回到故乡的念头”。他深切地明白，回去也只会面对乡人们与房东一般“可怕极了”的神气。同他一样，众多还乡的知识分子们都在经历这种故乡的驱逐。一次次的冷遇、难堪、受辱，早已令他们痛苦地觉悟到：乡情不再，无复还家。 二、痛苦矛盾的觉醒者 现代文学史上的还乡知识分子，接受思想启蒙后获得了初步的觉醒。当他们摆脱故乡的陈旧眼光，转用自己的现代性思维去思考故乡的现实时，不可避免地感到失望。鲁迅的《故乡》与《祝福》，就是其中最富代表性的作品，文中的叙述者既看到了乡民们的苦难命运，也看到了他们在封建礼教枷锁下的愚昧、麻木、冷漠，最终带着无尽的愁绪离开了故乡。类似的作品还有蹇先艾的《在贵州道上》。小说中的“我”在还乡的路上目睹了轿夫赵胖子的冷酷和扭曲，他宁愿卖老婆换钱来过足烟瘾，而在赵胖子身后，还有无数和他一样在贫苦愚昧中失了基本人性的乡民。 更糟糕的是，觉醒者们不仅要面对故乡腐坏面貌的冲击，他们还要面对乡人对其新身份的漠视、排挤甚至迫害，终被逼至无路可走的境地。 王鲁彦的《一个危险的人物》就讲述了一个知识青年回乡后被迫害致死的故事。小说中的子平回到闭塞落后的林家塘，他不遵循传统礼俗的一言一行被视为“难以入目的事情”。当不了解共产党为何物的林家塘人认为自己的利益被触犯时，他们便将子平当做“扫帚星”“恶魔”，连至亲的叔叔惠明先生也为了保住自己而带头写了告发的报告。子平被前来抓捕他的人的子弹击中了，但林家塘人却“安心而且平静地做他们自己的事情”，“不复记得曾有一个青年凄惨地倒在那里流着鲜红的血……”④ 除了故乡腐败面貌的冲击及愚昧民众的排斥、迫害外，还应考虑到知识分子对自身觉醒者身份的失望。他们一方面难以面对乡村落后黑暗的现实及乡民的愚昧麻木，另一方面也在故乡人事的映照中发现了自身作为觉醒者的局限。 例如许钦文笔下的归乡主人公，尽管拒绝了父母订下的婚约，但仍将自己的这一行为视为“不孝”，变相映证了他始终没有摆脱传统家族制度的精神捆绑，仍活在封建伦理的“孝道”观念中。而当父亲役使母亲为他弄晚餐、备床铺，他“实在不安”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父亲的理解：“这在他是习惯，在旧礼教旧制度下要妻服役原也是常事。”⑤这种理解与不作为，一方面是为了家庭的安宁，一方面也可看出他缺乏面对家庭及外界舆论压力的勇气，难以抗拒对父亲权威的顺从。 而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丁宁，则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与抵抗，但身陷旧传统与新思潮纠缠中的他，最终也只能黯然离场。 丁宁最初带着学到的新思想回到故乡时，将自己视为民族、社会的改造者，但一系列的事件证明了他仍摆脱不了大地主之子的身份，“他既做不了科尔沁旗草原上的‘神’，也成不了科尔沁旗草原上的‘鹰’”，只能“陷入自我定位的尴尬和内在思想情感的激烈矛盾之中”。⑥他本要帮助农民摆脱愚昧，希望他们能够觉醒，可当这些农民真的团结一致要进行“推地”、家族利益即将受损时，他又以“地主之子”的身份极端恼怒地表示“我不能投降他们这些泥腿”，⑦并最终成功胁迫了地户放弃“推地”。 在新与旧的拉扯下，他终究没能支撑起“时代的天幕”。小说末尾，失望的丁宁不愿面对矛盾的现实，终于离开了家乡。 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受益于启蒙思想的启发引导，开始发现“人”的价值，力图解放自我、摆脱束缚。但值得注意的是，“封建”“传统”的印记，也并未因知识分子的觉醒而从他们身上彻底消除，他们仍是被紧紧捆绑的对象。这种现实在他们回到故乡时则愈发清晰地暴露出来。 当这些知识分子回到故土，重新置身于这种封建束缚的包围中时，昔日精神捆绑的痕迹重又显现，抑制了他们的理性精神。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暴露出尚未“自觉”的弱点：犹疑、动摇、悲观、绝望。他们最终发现，不仅肩上背负的启蒙责任难以完成，就连自己也有尚待启蒙的一面。双重打击下，他们坠入了先知先觉者的痛苦困境，家乡也因此更加难以停留。也许他们早已意识到，只要没有从这种进退失据的状态中走出，就将一直被困在“无乡”的命运之中。 三、幻梦中的故乡理想精神信奉者 乡土小说中主人公的故土多为乡村或小城镇，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城市。但知识分子们在城市的闯荡满布艰辛，也领略了城市的腐败、堕落、丑陋。对城市的厌恶之情越深，对故乡的怀念就愈盛。 许钦文1923年写的《这一次的离故乡》中，主人公并不“稍萌回到故乡的念头”。同一个主人公，到了1930年的《回乡时记》中，却完全改变了想法：“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就是以后对于故乡，只是地面的一处罢了，虽不故意避到，也没有必到的预期了。可是现在，我竟希望多日，这样快慰地回乡了。或者以为因为在他乡有了更大的反感的缘故。”⑧ “更大的反感”，让知识分子们回到承载了他们美好记忆的乡村，而他们似乎也寻到了理想的乐园。《知识》中的张六吉、《桥》里的程小林，便是回归乐土的幸运儿。 沈从文的《知识》，写离乡求学的张六吉学了满腹知识却没机会留在大都市，本以为回到“野蛮”的家乡只能陷入“超人”感觉带来的孤独中，没料到老刘一家对于生活、死亡的从容态度，让他顿感自己还没有这群 “毫无教育的乡下人”聪明，于是留在了家乡，“跟乡下人学他还不曾学过的一切”。⑨ 同张六吉一样，《桥》中的程小林也在回乡后找到了精神归宿。回到了史家庄的他与细竹与琴子过着观山赏塔、引灯看花的诗意生活，仿佛置身于一个没有世俗烟火的仙境。 与鲁迅《故乡》中带着美好回忆归乡却又落寞离去的“我”不同，废名与沈从文笔下的故乡似乎并未让这些归乡游子们失望。但是他们的其他作品，又往往在暗示这符合田园理想的故乡的非真实性。张六吉如果到了沈从文的《丈夫》《贵生》的世界中，看到“丈夫”与“贵生”被践踏的生命，了解“乡下人”对痛苦的超越背后，是践踏他们尊严的冷酷现实，他还会真诚信奉“乡下人”这种“超越痛苦”的人生哲学吗？程小林如果亲见了《浣衣妇》中李妈的遭遇，感受理学教条下人情的脆弱，他还能感受到乡村生活的诗意吗？因而，张六吉回乡后的大彻大悟，只显得夸张、不真实，程小林感受到的宗法制农村的美好、宁静、和谐，也“不过是作者为宗法制农村设想出来的抽象人性和古朴乡风”。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