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与中国礼制

引言

当鼎这一流传千古的青铜器文物作为庆贺联合国50华诞的盛礼

在中国外交史上洒下浓墨一笔，其逐渐地在荧屏上活跃的身影，使我们更为亲近的感受宝鼎的文化气息与民族的身后底蕴。

鼎的历史及演变：

鼎作为青铜时期的代表文物，其发展历史自商代延续至今，足有两千年之久。随着青铜器制作工艺的发展与冶炼，鼎的造型亦愈发得出落别致与复杂。

由最初作为烹饪的器具，到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其中青铜器的价值变化所作出的贡献不可掩没。

【作为奴隶主身份差别的标志之一，所拥有的鼎的造型也不尽相同。在周代，就有所谓“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等使用数量的规定。随着这种等级、身份、地位标志的逐渐演化，鼎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统治者往往以举国之力，来铸造大鼎。秦代以后，鼎的王权象征意义逐渐失去。以后，伴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鼎的形式得以延续。后代的鼎通常安放在寺庙大殿前，既是装饰物，又是焚香的容器。摘自《百度百科》】

鼎被视为立国重器，其内涵也便多了几份尊贵与不可亵渎，后世所用词语鼎峙、问鼎或鼎运等，都彰显了鼎与国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不可割断的渊源。正如前文所言。统治者甚至会以举国之力来铸造大鼎，可见其作为一种平安符，“镇”定神州。

循序渐进，鼎的文化价值也促使其的广为流传。鼎身花纹或杂或简，都难以泯灭中国古代人民对洪荒传说的信仰。在2014年南京青奥会上由百名身着青铜色服装的演员围绕青铜器的熔炉，生动传神的表现了青铜器的冶炼过程。盾牌一样的道具形似熊熊燃烧的火焰，实为青铜器上一种常见的纹饰——饕餮纹。舞蹈演员由原先的方阵转换为圆阵，为天圆地方的含义。我猜想也许青铜器样式的制造亦延续了这样“天圆地方”的设想。

古人制鼎的初衷：

鼎是中国青铜器的代表，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也被赋予了“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义。

最初的鼎是远古时期的陶制食具演变而来的烹煮用的食具，一般三足两耳便于腹下烧火。但作为一种青铜器，它成为了祭祀神灵的礼器。神灵作为我国古代人民精神的寄托，当权者除使用强权使民顺服，亦要从精神层面的开导，引领社稷的走向及发展渠道。后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它的制造制造均是以贵族的意志、需要和审美意愿为依归，在君主封建制度严酷的古代，帝王也会追随这一场“青铜热”。在强权与文化的涓涓细流中，鼎进入了我们的眼帘，随着文物的不断出土，使我们见证了一个源自智慧的历史。

鼎的用途

古人最早时制作鼎是用来盛放肉类和烹煮食物，随着朝代的演变，鼎渐渐有了祭祀等作用，另外，随着青铜鼎的铸造技术的逐渐提升，鼎成为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形状大多是圆的，两耳，三足，也有四足的方鼎。铜鼎是在新石器时代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鼎的三条腿便是支撑，在定的下方烧火，可以烹饪食物，和现当今的铁锅十分相似。鼎就是相当于一口大锅，但是这个大锅倒也不是普通的日常使用的锅，有的鼎有盖子。随着历史演变，在夏商周时代，鼎开始被用于用于祭祀或典礼时盛煮鱼猪牛羊肉等食物。可见，鼎尽管是个大锅，由于它是专门用于祭祀或典礼的，是夏商周各级贵族的专用品；因此鼎自诞生起，便被赋于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作为礼器。对铜鼎的拥有和使用，是奴隶主身份等级差别的标志之一。

在周代，作为身份地位象征的鼎，就有所谓“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等使用数量的规定。随着这种等级、身份、地位标志的逐渐演化，鼎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统治者往往以举国之力，来铸造大鼎。比如，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西周大鼎。

秦代以后，鼎的王权象征意义和地位逐渐失去。不过，伴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鼎的形式得到了延续。后代的鼎通常安放在寺庙大殿前，既是装饰物，又是焚香的容器。从秦朝以后，鼎的用途就基本定型了。【我国目前已出土有名的四足方鼎，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立耳，柱足，腹长方形，饰饕餮纹，腹内壁铸铭文“司母戊”三字。 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商代后期王室青铜祭器，一说为商王文丁为其母而作；另一说为商王且庚、且甲为其母而作。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

顾炎武与中国学术传统_周可真

23 顾炎武与中国学术传统周　可　真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中国古代学问内在的学术理路是以形上直觉思维为本质特征的。顾炎武学术首次突破了形上直觉思维传统,开创了以归纳为体、演绎为用的思维方法。清代考据学者吸取了顾氏学术中的归纳法,建立并发展了“征实之学”,其特点是重“实事”而轻“求是”。近代学问主要是传统今文经学的发展,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吸纳了“西学”中某些科学思维因素,但尚未突破今文经学的思维框架。当今中国学者应该像顾炎武那样,既自知“匹夫之贱” 的身份,又不失“有责”于“天下兴亡”的“豪杰”之气,才能站到实事求是的起点上。关键词:学术　思维方法　形上直觉　实事求是　豪杰一、顾氏以前的中国学术传统中国古代学术寓于中国古代学问之中。这包含两层意思:其一,中国古代学术是中国古代学问的一种自觉形态,是对历史上或当时现存的学问的一种反思形式;其二,中国古代学问有其内在的学术理路,即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一定的逻辑来思考和研究问题的。中国古代学问内在的学术理路与中国古代学术之间存在着一种互通、互动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后者能动地反映前者,认同或批判、修正前者;另一方面,前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后者的渗透或指导。在中国古代学问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都有学者起而反思历史上或当时现存的学问,以此达成其对思维规律的把握。先秦时期在诸子百家中居“显学”地位并以“名学”(逻辑学)见长的墨家,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学术代表。其创始人墨子(约前468—前376)所提出的“三表”说,是他对历史上和当时现存的学问进行反思的思想结晶。“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者?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三表也。”(《墨子?非命上》)这里,第三表实际上是解答“为何思”的问题的,对此,墨子的回答是:为“刑政”之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而思。第一表、第二表则是解答“怎么思”的问题的,墨子的回答是:思必有所本,必有所原,即思想一定要有根据,思维一定要合乎逻辑。所谓“古者圣王之事”和“百姓耳目之实”,便是墨子为人的思维所确定的两个逻辑前提,凡离开这两个前提而进行的思维,即被视为不合逻辑的思维,是无效思维。后期墨家继承和发展了墨子的学术思想,更围绕“思是什么”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

中国礼制建筑之牌坊

中国礼制建筑之牌坊关于牌坊牌坊，又名牌楼，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也有一些宫观寺庙以牌坊作为山门的，还有的是用来标明地名的。牌坊也是祠堂的附属建筑物，昭示家族先人的高尚美德和丰功伟绩，兼有祭祖的功能。牌坊是古代官方的称呼，老百姓俗称它为牌楼。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牌坊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牌坊是由棂星门衍变而来的，开始用于祭天、祀孔。棂星原作灵星，灵星即天田星，为祈求丰年，汉高祖规定祭天先祭灵星。牌坊和牌楼的区别许多人都认为牌坊和牌楼一样，因为牌坊和牌楼的建筑差不多，其实也是有区别的。牌坊和牌楼其中一个区别就是，牌楼上面是有屋顶的，而牌坊上面没有屋顶，反过来讲，有屋顶的叫牌楼，没有屋顶的叫做牌坊。牌楼从形式上分，只有两类。一类叫'冲天式'，也叫'柱出头'式。这类牌楼的间柱是高出明楼楼顶的;另一类'不出头'式。这类牌楼的最高峰是明楼的正脊。牌坊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历史源远流长，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最早是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的结构，称“衡门”，也就

是现在所说的牌坊的老祖宗。我国唐代的城市采用里坊制，城内被纵横交错的棋盘式道路划分成若干块方形居民区，这些居民区称为“坊”。“坊”与“坊”之间有墙相隔，坊墙中央有门以便通行，称为坊门。牌坊分类牌坊从建筑样式和风格上大体分南、北两大派。南派牌坊秀丽精巧，尤其是徽式、苏式、桂式牌楼，高挑的檐角显得淑女气十足；北派牌坊受京城皇族影响，大多为宫廷建筑，显得凝重粗犷。材质分石坊、砖坊、木坊、水泥坊。牌坊有功德牌坊、忠正牌坊、功名牌坊、官宦名门牌坊、孝子牌坊、贞节牌坊、仁义慈善牌坊、百岁寿庆牌坊、历史纪念牌坊、学宫书院牌坊、文庙武庙牌坊、衙署府第牌坊、地名牌坊、会馆商肆牌坊、陵墓祠庙牌坊、寺庙牌坊、名胜古迹牌坊等。这些牌坊主要起着褒奖教育、炫耀标榜、纪念追思、风俗展示、装饰美化、标识引导等作用。就其建造意图来说，可分为四类：一是功德牌坊，为某人记功记德。二是贞洁道德牌坊，多表彰节妇烈女。三类是标志科举成就的，多为家族牌坊，为光宗耀祖之用。四类为标志坊，多立于村镇入口与街上，作为空间段落的分隔之用。按张玉舰《中国牌坊的故事》一书，更具体地划分为六类：一是庙宇坊，如曲阜孔庙牌坊；二是功德牌坊，上述“四世宫保”牌坊、山东青州衡王府石坊等就属于此类；三是百岁坊（也称百寿坊），和其它类型比较起来，这类数量要少得多，如山东青州市韩楼百寿坊、

礼制对中国法制史的影响

礼制对中国法制史的影响摘要：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的礼与以申、商、韩为首的法家的法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和实践领域里各领风骚，并以其辉煌成就而影响今日之中国。本文认为礼制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所确认的人们和社会总的行为规范，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制历史始终受着礼制的支配和影响，是一部礼法结合的历史。本文试图通过从礼与法的关系去挖掘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道德思想底蕴。关键词：礼制；法制；礼法合治礼制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所确认的人们和社会总的行为规范。它与古代的法律观点和法律规范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中国历史上儒家与法家的礼治与法治之争仅是春秋战国时期特有的现象。当时对于如何看待礼与法的相互关系，虽曾发生过儒法两家激烈争论，但不过是对于统治人民应该侧重使用哪种方法的争论两家主张并非冰炭不同炉，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总体来说，整个中国古代法制历史始终受礼制的支配和影响，一部中国古代法制史实是礼法合治的历史，这是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一）礼的概念古代的礼，不是现代意义的礼节仪式。有的著作把它说成“阶级等级的名份”也不全面。关于礼的起源有两种主张：一种认为起源于自然：“夫礼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左传昭公二十五》）另一种认为起源于人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虽然对礼的起源主张不同，上述两种议论都共同承认礼是人们行为规范。古代社会，尤其在春秋，礼、法是不分的。周礼，是当时统治者制定和采用的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它维护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统摄着社会结构中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各个层面。“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祠，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典礼》)。若按今天的法学分类看，这种“礼”实在就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典。何况在统治者眼中，“礼，国之干也”(《左传·禧公十一年》)，“国之命在礼”(《韩诗外传》，“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礼记·哀公词》)，而法作为“刑”(尚书·吕刑》)，当然寓于礼中。礼的范围极广，绝非仅限于等级名份，凡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切行为准则无不包容其中。据此可以概括：礼制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所确认的，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要求人们必须遵守的全部社会行为规范的总和。 (二)礼法合治法制问题，是统治阶级赖以巩固统治的核心问题。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趋于瓦解，封建制逐步确立。在这一历史变革时期，采取什么方法施行统治，如何对待礼与法的关系，自然成为儒家与法家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家主张以礼教、德化为维护统治的主要手段，强调以礼治国；法家主张以法律制裁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强调以法治国。表面上看，两个学派站在相反的立场，但是，细致观察两派并非水火不容。儒家并不完全排斥法家的作法，法家并非绝对反对儒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竞赛试题附答案(名家学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竞赛试题附答案（名家学术） 1.中国古代阴阳家的代表是(C)。 A.申不害 B.管仲 C.邹衍 D.吴起 2.鬼谷子是我国哪个时期的思想家？(C) A．西周时期B．春秋时期C．战国时期D.西汉时期 3.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不包括（C）。 A．阴阳家B．小说家C．释家D．农家 4.汉代儒家代表人物是（A）。 A．董仲舒B．张载C．程颐D．陆九渊 5.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是（D）。 A．孔子B．孟子C．荀子D．董仲舒 6.儒家取得独尊地位，开始于（D）。 A.春秋时期 B.战国时期 C.汉高祖时期 D.汉武帝时期 7.西汉时期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董仲舒新儒学的基础是（C）。 A．仁者爱人B．轻徭薄赋C．天人感应D．大一统 8.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里的“儒术”指（C）。 A．吸收了佛教、道教等思想的儒学B．正统的孔孟学说C．糅合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说的儒学D．儒家学说与权术 9.董仲舒的思想不包括（D）。

A.“天人感应” B.“大一统” C.“三纲五常” D.“敬鬼神而远之” 10.经学起源于（B）。 A.秦代 B.汉代 C.南北朝 D.隋朝 11.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是（C）。 A.班固 B.贾谊 C.郑玄 D.张衡 12.玄学盛行的时代是（D）。 A.西汉 B.隋朝 C.东汉 D.魏晋 13.魏晋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D)。 A.儒学 B.黄老之学 C.汉学 D.玄学 14.魏晋时期玄学兴盛，其所谓“玄”主要是源自“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此语出自(B)。 A.《论语》 B.《老子》 C.《庄子》 D.《周易》 15.魏晋玄学的主要经典是“三玄”，是指《老子》《庄子》和（A）。 A.《周易》 B.《孟子》 C.《道德经》 D.《周礼》 16.魏晋时期兴起的玄学，第一次将(C)摆到最为重要的地位。 A.家族观念 B.忠君观念 C.个体人格 D.社会群体 17.魏晋时期的玄学也被称为（D）。 A．新佛学B．新儒学C．新易学D．新道家 18.魏晋玄学的早期代表人物有何晏和（D）。 A.孔融 B.许慎 C.郭象 D.王弼

中国的礼制

第五章宾礼宾礼，顾名思义，指的是接待宾客之礼。在先秦时期，施用宾礼的对象有特定的范围，《周礼》中说：“以宾礼亲邦国”，即是在诸侯朝见天子以及诸侯国相互之间交往时采用宾礼，因而宾礼起初只是宗主与藩属之间，藩属与藩属之间互相来往的一种礼仪制度。宾礼的内容包括“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诸多礼仪。后来，随着时代的变化，宾礼的范围也就得以扩大，不仅把皇帝遣使出访，外使朝觐等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继续归人宾礼，而且还把主人与客人之间的交往礼仪也增补进去，这就使得宾礼成了一种经常使用的礼仪。一朝觐之礼周代行分封之制，除周王直接控制的王畿地区外，其他地方都由同姓子弟或异姓功臣，受封为诸侯，镇守一方，并拱卫王廷。在这种分封制度下，周王是政治上的共主，负有统领万邦诸侯的职责和治理天下的权利，各地诸侯则是周王的藩属，虽有统领一方的权力，也负有尽忠王廷、为周藩屏的重大义务。可以看到，要保证周王朝的统治秩序紊然不乱，要保证周王朝的天下长治久安，其关键之一就是如何加强和调适周王与各地诸侯的关系，密切双方的联系。朝觐之礼的制订，可以说就是本之于这一用意而组成的一条上下联系的纽带。根据《周礼》的记载，周代的朝觐制度是这样的：王畿之内的诸侯，一年中要朝觐四次，称为春朝、夏宗、秋觐、冬遇。王畿之外的诸侯，则根据其封地距京都的远近，各据其服数来朝。王畿外方五百里之地称为侯服，其诸侯一年一朝；侯服外方五百里谓为甸服，其诸侯二年一朝；甸服外方五百里称为男服，其诸侯三年一朝；男服外方五百里谓为采服，其诸侯四年一朝；采服外方五百里谓为卫服，其诸侯五年一朝；卫服外方五百里称为要服，其诸侯六年一朝；九州之外，称为藩国，藩国之君一世一朝。很显然，《周礼》的这种说法是十分理想化的，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当然无法据之实行。还是《礼记·王制》中的说法比较可信一点：周代诸侯五年一朝天子。诸侯朝觐天子，称为“述职”，即是各地封君在朝觐天子时，要亲自向天子汇报封国的情况。朝觐述职时的礼仪规定比较严格，所有的诸侯要按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身穿不同的服饰，立于不同的位置，公爵立于东面，侯及其下各爵立于西边，依序述职。各诸侯手中所执的礼器——珪也有明显的等级差别。珪是一种长条形的玉器，公所执的硅为九寸桓珪，侯为七寸信珪，伯为七寸躬硅，子为五寸縠璧，男为五寸蒲璧。朝觐时，各地诸侯还要以玉帛、珍玩及土珍异产作为礼物，贡献给天子，称为“朝贡”。当然，天子受贡之后也有礼物回赠。朝贡的物品主要是各种璧玉和币帛。以玉帛为贡有着悠久的传统，相传大禹王在涂山大会诸侯时，“执玉帛者万国”。由于国家之间互相交好时多以玉帛为礼，所以，“玉帛”也就成了和平友好的象征，“化干戈为玉帛”正是此意。周代的诸侯若不按期朝觐周王，其罪名是很大的，称为“大不敬”，将会受到周天子以及其他诸侯国的讨伐。但春秋以来，周室衰微，各地诸侯坐大，便都渐渐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朝觐制度首当其冲遭到了破坏。各地的诸侯不仅不按规定时间入朝，甚至数年、数十年都不来人朝。相反，一些弱小的诸侯国却频频向强大的诸侯国入朝，祈求他们的保护。以和周王室关系最为密切的鲁国为例，整个春秋时期的三百多年间，鲁君人觐周王仅有寥寥可数的三次，而朝晋、楚等大国却多达三十二次。所以孔老夫子慨叹春秋以来“礼崩乐坏”，倒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现实。秦汉以后，地方体制上基本实行郡县制，皇室宗亲子弟以及异姓功臣虽也有王侯之封，

社会生活中礼制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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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制在生活中的表现（四例） (一)礼制影响下的服饰 (二)常朝中的御门听政 (三)清朝皇帝召见官员 (四)旗人结婚的时间与程序? 礼制影响下的服饰一、中国古人的服饰审美意识深受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之精髓，是儒、道两大家都认可并采纳的哲学观,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深远的本质之源,这种观念产生了一个独特的设计观,即把各种艺术品都看作整个大自然的产物，从综合的，整体的观点去看待工艺品的设计，服饰亦不例外。这种设计观在我国最早的一部工艺学著作《考工记》中就已记载，《考工记》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工匠就已意识到,任何工艺设计的生产都不是孤立的人的行为，而是在自然界这个大系统中各方面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天时乃季节气候条件,地气则指地理条件,材有美为工艺材料的性能条件，而工有巧,则指制作工艺条件。对服装而言,则指服装的着装季节,着装环境，及衣料的质地和剪裁手法，只有这四者和谐统一，才有精妙设计。?《周易》中肯定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肯定了人与自然的交融性，即人不仅是自然产物,人的一切活动从道德修养到功利实践，都必须遵循自然的启示,受自然规律的制约，而且自然中也透着人的因素。自然本身往往具有社会道德的启迪意义，在这里人与自然间往往不存在绝对隔离的鸿沟,二者互相影响渗透,人与自然遵循统一的法则,天地自然也具有人的社会属性,同时又包含了与人事有关的伦理道德,表现在审美情感上就是偏感性的。在中国古代哲人看来,人是形和神的统一，即肉体与精神的统一,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不论道、儒都主张精神与肉体兼并，美与善合壁，而服装正是体现人和物之间的审美和谐和自然表现形式的外化，这种审美情感意识倾向外露于服装也是合乎“自然”之道的，“夫己外饰，盖自然”（《厚道》语）“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体性》语），魏晋时期竹林七贤放荡不羁的形骸,重神理而遗形骸，所以表现在服装上往往不拘礼法,不论形迹,常常袒胸露脐衣着十分随便。《世说新语任诞》载:“刘伶尝着袒服而乘鹿车，纵酒放荡”。?二、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直接影响到服装的审美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七雄争霸,各自为政,造成了百家争鸣学术论战，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及墨、法等各学派,从而不同派别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服饰美学思想中产生了不同的审美主张。如儒家倡“宪章文武”“约之以礼”，墨家倡“节用”，“食之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法家韩非子否定天命鬼神的同时，提倡服装要崇尚自然,反对修饰。《淮南子览冥训》载“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记录了当时论争纷纭，各国自治的特殊时期的真实情况。?魏晋时期是最富个性审美意识的朝代：“褒之博带”是魏晋南北朝时的普遍服饰,其中尤以文人雅士居多。魏晋时期是历史上经济、政治最为混乱的年代,但在精神上却是极自由解放，最热情的年代。文人意欲进贤又怯于官海沉浮，只得自我超脱，除沉迷于酒乐之外,便在服饰上寻找宣泄,以傲世为荣,故而宽衣大袖,袒胸露臂，魏晋时期,倡谈玄学之风，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强调返本归真,一任自然。最有名的竹林七贤,主张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抨击虚伪的儒家名教,还以蔑视朝廷，不入仕途为潇洒超脱之举”。表现在装束上则是袒胸露臂，披发跣足,以示不拘礼法。《魏晋记》载:“谢鲲与王澄之徒摹竹林诸人,散首披发，裸袒箕踞，谓之八达。”

中国传统礼制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

中国传统礼制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摘要】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体现在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这自然也包括法律文化领域。中华法律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带有“礼”的浓厚色彩，礼也成为中国法的本土资源。中国在近代后逐步迈向法治，在现代更步入了法治快车道。然而法治毕竟有其本土资源，我们在进行现代法治建设时，仍可从传统礼制中获得启示。本文主要以法伦理学为视角，重新解读审视传统德法关系，并阐发其对现代法治的启示。【关键词】传统礼制；现代法治；中华文化；本土资源；法伦理学礼制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重要命题，研究中国法制的演进不能不提及礼制。正是“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和特有的中华法文化。”[1]“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宗教仪式，在阶级出现后才逐步蜕变为强制性的法律规范。这意味着它不仅是中国法的起源，而且还影响着中国法发展的历程。“从总体来说，整个中国古代法制历史始终受礼制的支配和影响，一部中国古代法制史实是礼法合治的历史。这是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特点。”[2]“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甚至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精髓”。[3]中国自古就是崇尚德治却缺乏法治的国度，道德对中国法治发展始终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4]道德作为影响中国法发展的本土资源，主要是借助“礼”这种形式来实现的。尽管人们现在对“礼” 的本质尚还有争论，但大多数人都认为“礼”与道德密切相关。“礼确实是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基本规范。”[5]在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与其说是“礼”在支配和影响中国法制的发展进程，倒不如说是潜藏在“礼”之后的道德在发挥着作用。中国历史上从先秦到清末两千多年的礼法之争，实际上就是对道德与法律之间孰主孰辅的争论，当然在这个时期内始终是道德占据着统治地位。《唐律疏议》中“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论断就是最好的诠释。中国从上世纪初就开始了逐步迈向法治的进程，特别是在进入现、当代以后这个进程迅速加快。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应从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中寻找积极有益因素，而中国传统礼制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由于“礼”是反映社会道德关系最基本的规范，在发掘中国传统礼制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中，作为伦理学与法学的交叉融合产物

中国传统女性道德观及其社会机制

中国传统女性道德观及其社会机制摘要：中国传统的女性道德观是以对女子要求“三从四德”为主的不平等的道德观。“三从四德”的精神实质是女子对男子的绝对服从。产生这种使女子屈从的道德要求的道德观的经济根源是自然经济，其社会根源是传统的封建宗法制度。关键词：三从四德；自然经济；宗法制度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 values of women and its social mechanisms tian li-rong abstract：“three kind of obedience and four virtues” is the main embodi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 values of women in is based whose essence is inequality and asks woman’s absolute obedience to man. its root of economy is the natural economy and its social root is traditional feudal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key words：three kind of obedience and four virtues；natural economic； patriarchy 女性道德观是人们以性别对依据的对占人口半数的社会成员应当有着怎么的行为和规范的道德要求的总称。在人类文明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女性所处的特殊社会地位，即处于夫权制之下的社会地位，以及女性行为对家庭所具有的影响力量，几千年来的

论述类文本朱杰人《经学与中国的学术思维方式》阅读练习及答案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经学贯穿于中国整个的传统学术史，因而经学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学术思维方式，并因此造就国人不同于西方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最大的特征就体现在——它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模式，它是一种追求事物各种关联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追求对不同质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影响、渗透和整合，这种思维方式明显地有别于西方那种分析的、割裂的、局部的、以形式逻辑见长的思维方式。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以阴阳相对、五行相生相克等的基本理论，以“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思维定式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包罗天、地、人、事、物等“天人合一”的完整的宇宙世界。它充分注意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互相感应的有机的整体。《周易》的重整体、重系统、重关系的这种宇宙观和思维方式对国人的整体思维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周易》的思维模式，造就了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思维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来考虑问题。中医就是这一思维模式最经典的代表。中医对人体疾病的诊断与施治的出发点不仅是把人体看作是由各部分器官有机结合的整体，而且把人看作大自然环境中的一个关联体。中医认为，只有从人的全体出发，把人与自然界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治病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疗效。中国的学术是由经学孕育而衍生的，经学的整体思维模式孕育出中国学术思维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融合与贯通。研究中国学问的人都知道“文史不分家”这句名言。在中国学者的眼中，文学和史学是互相渗透的，互相关联的，它们之间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把它们人为地分割开来，就不可能取得对它们的正确认识。上文提到的中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经学研究本身则更能说明问题。在传统的经学研究中，文、史、哲、经济、政治这些在西方学术中有着严格分野的学科是整合在一起的，它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浑沌的模糊，但是，恰恰是这种浑沌给了人们对事物的整体把握和感悟，恰恰是这种模糊使我们有可能进入事物的本源，掌握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西学东渐，明晰和严格的学科分类，带给我们的是明快的逻辑和清晰的条理，它使研究的方法趋于简洁和便于运用，因而很快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中国特色的整体研究被遗弃，甚至被当作落后的思想方法而受到批评。更严重的是，由于西学学科分类的思维方式借重西方文明的学术霸权对中国学术的压迫，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国学术思维赖以生存的土壤，又从学理上加速了经学的衰亡。

谈谈中国礼制的特点

谈谈中国礼制的特点礼是中国古代社会较早确立的社会规范体系，其中以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周公旦主持制定的礼较为完善。这是一整套以外显的仪式与规范程序确定下来的处理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与方式，其背景是以血缘谱系为前提的宗法观念和等级秩序，基础是以宗法管理和道德约束为手段的德主刑辅之治。中国传统社会以血缘关系作为社会纽带，以血缘亲疏确定行为标准，形成了以封建君主为最高家长的宗法式社会，并具有“亲亲”和“等级”的特点。前者重温情，有仁义，尚亲和；后者重身份，有规矩，尚恭顺。这样的社会存在必然要求社会治理以德为核心，以礼为载体，形成中华“礼仪之邦”的文化传统。 “礼制”作为社会规范的实施体系较多强调了实施的意义。“礼制”在价值层面上以德为核心，解决德和法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礼治”、“德治”，甚至“法治”都是治国的手段，这些都在与统治者去选择，因而任何的社会规范都成为有限的规范，即任何规范都不对权力者构成制约，这就使中国的“礼治”带上了“人治”的色彩。“人治”社会实质是社会对君权及权力群体的失控，不收控制的权力必然会乱法，“礼治”对此的实际解决必然是符合道德理想的对君王品格的期待与依赖。首先，礼以德为价值核心，历史上的德法之辨别，最终形成“德主刑辅”的模式。尽管德的内容随时而变，因人而异，但德治始终被强调，并通过科举考试而制度化“礼治”、“德治”成为中国文化的理想政治模式。其次，礼制所维系的等级秩序，以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确定了人的亲疏关系与等级名分，及各自相应的服御体秩、相处礼节，所谓爱有差等，长幼尊卑区分明确，稍有逾越便可视为违礼僭越。其三，对君王道德品质的期待与依赖是“礼治”的又一特征。就如儒家要求把正心诚意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圣者为王必能安邦定国，匡俗济世。最后，在中国历史上理想中的礼治并未真正实现过，就算是先秦时法家的“依法治国”也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不过是形治而已。因此，传统“法治”与“礼治”是一致的，都是在约束民众的自由，要求民众履行服从的义务。即便是“法治”，其实质也就是刑治，“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决非，一民之轨，莫如法”的法治理想始终没在中国实现。

中国传统礼仪

中国传统礼仪《中国礼仪大辞典》关于礼的定义：礼指特定民族、人群或国家基于客观历史传统形成的，以确定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为核心内容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行为方式。“礼仪”与古人的敬神活动有关。后来原始的礼仪被引入到宗法社会，礼仪又成为人们日常的行为规则，进而又延伸为区分尊卑贵贱、亲属等级的严格的礼法法典，之后扩展到政治体制，形成了一整套维护统治秩序的系统而完整的社会治理程式。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礼仪也深人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分为人生礼仪、社交礼仪、政务礼仪、商务礼仪、服务礼仪、涉外礼仪等不同的分支。现在，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礼仪被人们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内容，并且在不断地融合变换。礼仪主要种类分别是：传统人生礼仪，即诞生礼、成年礼、婚礼、丧葬礼仪。仪容仪表礼仪：就衣着打扮而言，古人讲究冠正仪整，容颜庄肃。现代社会，适当的修饰与装扮不仅体现一个人的身份与气质，展示一个人的个性与才华，也是对他人的—种尊重。一个人的仪容仪表等外在形象作为一种无声的语言，它既反映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及文化教养，向人们传递着一个人对自尊、尊人以至于对整个生活的内心态度，又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素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的程度，中国传统道德中对于仪容仪表的重视仍是当今我们树立文明社会文明公民的新形象所应继承和发扬的。行为举止礼仪：“毋侧听，毋噭（jiào ）应，毋淫视，毋怠荒。游毋据，立毋胶、坐毋箕，寝毋伏。”“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言辞礼仪：“四有四避”，即：有分寸、有礼节、有教养、有学识；避隐私、避浅薄、避粗鄙、避忌讳。传统礼仪的价值原则包含三个方面：一、传统礼仪是传统道德的一种载体。诚敬、卑己尊人、礼让、宽恕、礼尚往来、中和、重仪。二、传统礼仪与个人修身养性。礼仪对人的心理素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个性特征和自我调节能力上。具体来说主要是自尊、自信、自省、自新等四个方面。三、传统礼仪与和谐社会构建。目前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将“明礼”放在了重要位置,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也要求我们要重视传统礼仪教育。构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的社会关系，离不开和谐的心理氛围，更离不开人的道德素质，这些正是礼仪教育的核心功能。

传统文化与女性

传统文化与女性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女性中国女性文化伴随着中国漫长的父权封建制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形成，形成了一种可谓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内涵，在这个内涵中，“性别／位置／角色／属性”是一串重要的文化识别符号。它们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它们中间任何一个符号的出现，同时也意味着其余符号意义的同在。在实际运用上，它们成了可相互取代的指称。假设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个“女性”的，那么，她就被社会意识“意识”了自己这一生所处的“阴”的位置。而阴位，即“坤位”，早在中国上古时代的卜筑之书《易经》里，这种位置的属性便已被规定好了：“坤，顺也。”①顺，即顺从。之所以要“顺从”，是因为这个位置的“卑”，阳为天处上而尊，阴为地处下而卑，“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②这是中国数千年以来至今仍盘踞在广大国民意识深处之“男尊女卑”观念的显在。同时，她的角色分配业已注定：主内，做一个媳妇、妻子与母亲。在这之前，她必须在娘家(女儿期)接受一整套的妇德教育，为着将来扮演好这些角色而精心准备。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做为女性，她们最高的人生价值、美德规范是做一个孝妇、贤妻与良母。她们会因之受到男权社会的极大称颂，会被记载在男人专权的典籍中，尽管她们大多数仍旧无名，只以某氏、某妻或某女的模糊名目出现。④当时社会，人们对孝妇褒扬与崇尚的程度，贤妻，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丈夫对娶妻的最普遍心理期待，也是社会对妻子角色是否称职的评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因为夫妻关系的主从性质，妻子的本份与职责就是为满足丈夫的需要而存在的。汉时的女教圣人班昭形象地说：“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⑥事夫便当如事天。如何“事”呢?其一，是需对丈夫的事业及生命有助，谓之贤内助也。⑥其二，是对丈夫的忠贞守节，从一而终，不管丈夫在世不在世。中国大地上虽经文革破坏而今犹存的贞烈石头牌坊，就是用节妇们的青春与生命换来的。⑦女性在这场推翻封建固有秩序的斗争中，可以说是不“自觉”地就成为一个“妇女解放”的天然同谋者、参与者与受益者。另外，在中国女性文化传统主流之外，也一直存在着一种反女性文化传统的声音。她们并不安于既成命定，她们通过改变服装的方式来改变文化性别，从而改变了自己命定的身份与位置；从而脐身于男性角色的行列中得于一展毫不逊色于男性的才华；从而打破了一种有关于男女能力与智力有别的神话界限。 70年代末80年代初。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思潮，世界性文化交流之气候与中国加速现代化之契机，堂而皇之地涌进国门，给思想文化界带来了革故鼎新的助燃剂。中国文化女性在较为宽松而活跃的人文环境中，开始尝试直面男性谈论男权状态下存在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压迫问题。女作家开始在自己的文学本文中呈现这个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孝妇贤妻良母”的角色内涵在两性关系的历史层面上，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与剖析。它使中国女性从中苏醒过来；从停滞在“男女都一样棗以说男性的话、做男性工作、穿男性服装”为标志的“平等”之中，开始性别的觉醒，针对有史以来于今仍存钩两性间的不平等状态，真正关注自身性别的历史状况，审视其文化形成，呈现其性别生存现状，争取其性别利益。从近几年来的女性文学本文中，我们发现，新一代的知识女性不仅拒绝女性传统角色“孝妇贤妻良母”在自身上的延续，而且反过来质疑并解构“孝妇贤妻良母”的定义及其存在。她们正在寻找“女性是什么”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如果说，中国女性在前一次现代性的进程中有男性同盟者的话，那么，这一次，她们不能不、不得不呈孤军奋战之势，是在进行“一个人的战争”⑩：在外部，它似乎直接表现为一个性别针对另一个性别的思想之争；在内部，它直接表现为现代女性针对传统女性的思想之争。但是，与中国现代知识女性对两性关系、对性别文化呈愈演愈烈的探秘之势相比较，一种属于公众的、社会的、传统的，实际上就是男性视点的强大话语则表明了不以为然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可见，虽说在目前的中国，女性要摆脱自身的旧文化因袭已不可能不接受西方女性主义的冲击与影响，而且改革开

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王

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试述宋代书院产生的原因、书院教育的特点及意义。姓名：王艳双学号:150314215 班级：15会计学系审计学本科二班指导教师：申在文时间：周四

试述宋代书院产生的原因、书院教育的特点及意义。一、原因 1.社会的发展进步是书院产生的根本原因。 1)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私学的发展是书院得以普及的必要条件随着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出现了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剩余劳动力必然要寻找发展的途径。 2)中国渊远流长的私学传统为书院产生奠定基础我国有源远流长的私人讲学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就是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 3)宗教的广泛传播是书院得以普及并发展的基础。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南北朝时期至极盛。佛教重要派别禅宗流行，禅宗把禅定作为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 4)学者名师在书院著述讲学提高了书院的影响。名师在书院讲学，提高了书院的教学质量，扩大了书院的影响，不仅使旧有的书院在规模上进一步扩大，而且诱发了新书院的萌生。 2.社会动荡、官学衰败促使了书院的产生和发展。 1)统治阶级选拔人才方式—科举制度是书院得以普及的必要条件。封建王朝为了统治国家，维护其统治利益，需要选拔一大批人才，作为官僚来为其统治的社会服务。 2)社会动荡、官学衰落加速了书院的产生步伐。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由盛而衰，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相互征伐，征战不断，严重危害了学校教育事业，造成官学日趋衰落，士人大量失学。于是一些宿学鸿儒受佛教禅林的启发，纷纷到一些清静优美的名胜之地读书治学。 3.官学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书院的产生是必然，填补了官学的空白。 4.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促进了书院的发展。 5.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应用，促进了图书事业的发展，从而为书院的各种教学活

中国古代礼制的含义

中国古代礼制的含义中国历史悠久，拥有五千年文明，号称礼仪之邦。古代社会与国家管理方式既非法制社会，也非通常人们认定的人治社会，而是礼法社会。礼法是礼制与法律相结合的概念，融入哲学家的思想，法学家的智慧和政治家的实践。礼制是德治梦想的具体化，通过礼仪定式与礼制规范塑造人们的行为与思想;通过法律的惩罚维护礼法的绝对权威。可是中国的礼制最终的目的是通过规定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礼法，来维护一个稳定的社会统治秩序，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其成功之处是在于用较小的投资换来了较大规模的领土和人口，通过树立皇帝的决定权威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虽然现在中国进入了法治社会，可是在任何地方，我们还可以看见礼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礼制有它的成功的地方，可以也有它的局限性。够多的强调礼制，会削弱个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抛弃了传统等级观念的礼制才能真正起到和谐社会和人际关系的作用，同时不会扼杀社会的整体创造性。中国古代礼制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①吉礼，就是祭祀的典礼。祭祀是国之大事，所以列为五礼之首。祭祀的对象可以是上帝祖先，也可以是日月星辰、山川林泽、风雨雷电、神鬼怪魔等等。②凶礼，一般理解是指丧葬。除此之外，还应包括对饥馑、战乱等天灾人祸的哀吊。 ③军礼，指战事和与战事有关的活动，如校阅、田猎、出师、献捷、献俘、筑城等需要大量人力的活动。 ④宾礼，指诸侯对王朝的朝见、各诸侯之间的聘问和会盟等。 ⑤嘉礼，内容较为复杂，婚礼、冠礼、飨宴、立储、庆贺、交游等都在此列。早期的礼与法律、官制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许多政治、法律方面的规定都见于礼的内容。到了秦、汉以后，官制、法律等与礼的界限才逐渐分明起来，而礼就专指“仪式”了，与现代的观念趋于一致。在阶级社会中，礼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礼规定了社会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区分，规定了社会各个等级的尊卑贵贱，因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如《礼记·曲礼上》：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庶人贫苦，整日从事农业劳动，不能依照当时的礼制举行或参加各种典礼，所以礼制的内容就不能把他们包括在内。大夫是统治者，是贵族，如果有罪，有特殊的规定对待，刑法就不能把他们包括在内。所以，古代的礼是公开的不平等的。礼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即礼是维护当时社会等级和统治阶级利益的有力工具。《礼记·坊记》：“制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分封的诸侯国不可以有

中国古代墓葬礼制1

慎终追远，明德归厚 “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大象真生以送其死，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以送其死，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崇拜天地和崇拜祖先是中华民族在信仰方面的一大特色，世界没有任何民族能像中华民族那样重视自己的根源，那样对祖先充满敬仰和崇拜之情。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提倡孝道，提出“慎终追远”的观念，教育年轻人对老人要孝顺，“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祭祖扫墓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礼俗活动。许多人之所以对堪舆学的阴宅理论深信不疑，就是要实践“慎终追远”。有人相信成功要靠祖先“庇荫”,堪舆学有一种观点认为，祖先和子孙的气息能互相感应，祠堂和祖先葬地的风水格局能够影响子孙的祸福，如果能够找到一块风水宝地建造祠堂或祖墓，可以“庇荫”后代子孙兴旺发达。正是遵从孔子“慎终追远”的教诲和受到“葬先荫后”观点的影响，中国人“事死如事生”，把祖先当作像活人一样有意识的大家长，不惜花费大量钱财请人“寻龙点穴”，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兴建祖祠祖墓。大部分古人都相信：一个人的成功除了要靠自己的努力外，还要靠列祖列宗的“庇荫”。所以不管成功与失败，他们都忘不了自己的祖先。如果成功了，他们会不远千里回家祭祖，举行非常隆重的仪式，以表达对祖先“庇荫”的感激之情。如果失败了，他们会归咎于祖祠或祖墓的风水不好，而千方百计另寻“吉地”建祠造墓。《汉书·严延年传》记载，严延年即使离京千里也要在清明节“还归东海扫墓地”。明朝理学大家王阳明，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朝廷威德，祖宗庇荫”。从科学角度看，“葬先荫后”的观点无疑是一种迷信观念，不管祖祠和祖墓的风水格局如何，都不可能对子孙后代产生什么影响。在古代，很多有识之士如王充、司马光、张居正等都对“葬先荫后”的观点持异议，他们认为，“形存则神存，形亡则神灭，枯骸活骨，不相干涉”，这种真知灼见对破除迷信观念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批“葬先荫后”不等于否定传统,许多人虽不赞同“葬先荫后”的观点，但都推崇清明扫墓祭祖的积极意义。正如中国社科学民俗学博士施爱东所说的：“人们把祭祀先人与中华民族重视孝道，慎终追远的民族性格直接联系起来，认为清明节习俗体现了中国人感恩、不忘本的道德意识。其文化意义类似西方感恩节。清明节祭祖扫墓、追念先人功德的活动，与中国文化深层的祖先崇拜、孝的文化之间有着深刻的关系，而这种文化正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得以和谐稳定发展的支柱，有助于在古人与今人、前人与后人之间建立和谐的代际关系，进而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也是清明节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根基。” “慎终追远”是儒家在丧葬问题上的基本主张。秦汉以来依此为据而兴起厚葬之风。魏晋时期厚葬之风大为减弱，薄葬之风的兴起给人面目一新的感觉。近年来研究结果表明：魏晋之际，曹魏统治区域盛行薄葬，而吴、蜀则承继汉制实行厚葬。西晋统一以后及整个东晋统治时期，出现了皇室薄葬而门阀世族厚葬的现象，但总而言之，薄葬习尚在魏晋时期始终占据主流地位。魏晋时期厚葬之风

中国古代传统女性观研究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f518761716.html, 中国古代传统女性观研究作者：朱鹏飞来源：《北方文学》2018年第14期摘要：对中国古代传统女性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女性社会地位以及由此形成的女性行为范式，从而对中国古代女性社会生活有一全面的了解。本文即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代传统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的女性观进行梳理，从而厘清传统女性观的形成、演变过程和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关键词：女性观；形成；内涵；范式在中国古代，男性绝大多数时候一直占据着社会主导地位，女性只是依附于男性而存在。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男女地位自然有所差异。于是，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的女性观就逐渐形成，并成为社會公认的正统思想。一、男尊女卑要论及这一问题，首先还需要从阴阳学说及其象征意义说起。 “阴阳”学说，它最初只是针对自然现象而言。如《管子·形势》云：“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淮南子·天文训》亦云：“阳气胜，则散而为雨露；阴气胜，则凝而为霜雪。”他们分别将阴阳二气与万物的生、长、收、藏以及雨露霜雪相联系。尔后，在此基础上，阴阳学说逐渐与社会伦理中的等级、权力、秩序、性别等相结合，遂被广泛用于诠释天地、尊卑、男女等对等关系。如《系辞上》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以乾坤象征男女；而《说卦》亦云：“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呼母。”进一步将阴阳、天地与父母相对应，实现了“阴阳”向社会人伦的过渡。而将君臣、父子、夫妇与阴阳联系在一起则滥觞于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基义》篇中说：君臣、夫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董氏将阴阳与天地、君臣、夫子、夫妇相比配，以说明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的合理性，这是对阴阳学说比拟人伦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学术思想史试题

1.试述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并分析其对中国现代学术规范的影响. 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主要有高度的综合性，明显的政治和伦理色彩，强烈的经学思维方式以及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第一，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具有高度的综合性。综合性是传统学术的主要特点。中国古代没有专业分科的传统，而是讲求“以人统学。六艺、群经、经学、诸子、九流、百家之学等术语明显地反映出其综合性。从古人对经典的看法可以看出其综合性。古人认为，经典中蕴含着宇宙人生的根本原则，具有至高无上的哲学方面的价值意义；经典蕴涵万事，具有全能的科学价值与知识价值的意义；经典中有关于人类现实生活的全部知识。古代学者相信，经典不仅可为人的社会生活提供准则，甚至可从中找到解决任何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如荀子认为有了五经，“在天地之间毕矣”。第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具有浓厚的政治和伦理色彩。中国传统学术讨论问题以人为本位，尤其重视现实人生中的政治与道德，“内圣外王”是最高的人生理想。传统学术思想以为国家统治服务为目标，具有明显的政治性。传统学术思想有着突出的争立学术正宗的道统意识，儒家、道家、佛教的继承者，都宣扬自己的正统地位，与政治上各政权争夺正统如出一辙。传统的科学技术也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和伦理色彩。如传统天文学为统治服务，对天文学的垄断标志着政权的确立。第三，强烈的经学思维方式。基本特征是在观念上把传统视为绝对权威，表现出强烈的崇古与复古的思维倾向。如“信而好古”、“言必称尧舜”、“行必法三代”“托圣人以立言。”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儒家以十三经为经典，道教称《老子》为《道德经》，称《庄子》为《南华经》，佛经汗牛充栋，连“不立文字”的禅宗也有自己的经典《坛经》。经学思维方式使经学成为传统学术的主宰，在学术传承中注重师法、家法，并且产生了 “述而不作”的学术传统。经学思维与“述而不作”的学术传统产生了笺注因袭的传统。第四，重人伦、轻自然的倾向。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以“人”为核心，在各个学术领域追求人自身的完善，追求人的理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出鲜明的重人文、重人伦的特色。但是，在对于自然界本身的认识和改造方面，却被严重忽视。对于自然知识的传统态度是，“利用自然知识以说明政治、道德方面的主张，而不以自然本身的研究为目的”。比如弹性规律的发现完全由于测试弓力的实践。传统学术思想对中国现代学术规范有着较大影响。传统的经学思维方式以及“述而不作”的思想产生了笺注因袭的传统，这形成了严谨的论证引用标注的规范。自从在汉代儒术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以来，儒家典籍和学说的传承与解释，不仅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