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区域政策看中部崛起的现实路径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7年3季度 【文献号】1013 【原文出处】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地名】洛阳 【原刊期号】20072 【原刊页号】75～77 【分 类 号】F107 【分 类 名】城市经济、区域经济 【复印期号】200708 【标 题】从区域政策看中部崛起的现实路径 【英文标题】 Realistic Way of Central China Rise Observed from Regional Policy 【作 者】杨建涛 【作者简介】杨建涛，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杨建涛（1983—）男，河南民权人，硕士生。 【内容提要】国家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时，中部地区的发展主要靠基于比较优势的区域自生能力，却逐渐塌陷于区域政策的“四面楚歌”，大都市圈的带动不足进一步彰显了中部区域政策的匮乏。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应立足于区域自生能力，突出比较优势的针对性，寻求差异性区域政策。 【摘 要 题】中部崛起 【英文摘要】 U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on-bal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y,the development of the Central China is mainly based on the regional viabilit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s, but subsided by the besieged regional policy, the impetus insufficient of metropolis has clearly revealed that the lack of regional policy. To actualize the rise strategy, the Central China should base itself upon comparative advantages, pop out the pertinenc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seek different regional policy. 【关 键 词】中部崛起/区域政策/大都市圈 rise of Central China/regional policy/metropolis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1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910（2007）02—0075—03 就经济政策意义上讲，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6省。其国土面积102.7万km[2]，总人口3.63亿，分别占全国的10.7％和28.1％。作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基地，它为全国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近年来面对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实施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市场发展与发达程度落后于东部，增长速度在全国处于后列，甚至低于西部。一时出现了“中部塌陷”的焦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4年3 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6年3 月胡锦涛总书记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促进中部崛起工作，这为中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机遇。 一、中部的比较优势 区域自生能力是一个区域发展的前提与根本。相反，一个缺乏自生能力的区域是无法维持中长期发展的。近年来中部各省在缺乏外力推动的作用下，主要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集中发展其主导产业，[1] 普遍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 中部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联南贯北、承东启西和居中的区位优势造就了中部独特的交通和通讯中心的优势，初步建成了四通八达的综合交通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网络；拥有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及西部各大区域对接的绝好区位，是我国重要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中心，适宜物流商贸等服务业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各省城市群或都市圈战略的区域规划，为中部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强有力的空间支撑。 中部农业优势明显。[2] 近年来，中部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进展，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已初步形成食品饲料、油脂肉类、果蔬茶叶和特种养殖等几大类农产品及加工产业集群体系，农业产业带逐步形成。以产粮大省河南为例，其食品企业有两万多家，2004年的产值已达1600亿元人民币，成为该省的第一支柱产业，列全国第四；食品工业中很多全国知名的品牌和企业都与农字有关系。 中部是我国重要的资源、能源、原材料生产和输出基地。其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人力资源丰富。 中部地区是我国最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跨省输出基地，劳动力成本低，为我国“世界制造工厂”的地位奠定了基础。（2 ）矿产资源和能源比较优势明显。煤、铜、钨、铝土、金、银等的储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山西煤炭煤种齐全、煤质好、煤层浅、可采层厚，储量占全国的1／3；湖南的有色金属品种多、储量大、有色冶金人才占全国的1／3强；江西的铜储量占全国的1／5。[3] 以此为依托，资源优势造就了产业优势：中部建有煤炭、有色金属、磷化矿三大基地。 二、中部塌陷及其原因 （一）中部塌陷的表现 其一，中部的综合水平和发展势头较弱。根据1998—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采用当年价格计算：东部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区GDP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之多而且还在上升，而中部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呈不断下降趋势。反映在人均GDP水平上，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GDP差额比扩大了6倍。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1999年西部地区投资额达5421.5亿元，比中部高出456.2亿元，这一差距到2004年扩大到1225.6亿元。从居民收入看，2004年，中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7886.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535.1元，比西部也低114.7元。[4] 其二，中部“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全国进入工业主导型发展阶段时，中部仍然保持着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的重农型产业结构，而且农业内部又是重粮型单一化结构，与工业的相关度低。现阶段中部虽属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但2004年第二产业比重仍比全国低5.2个百分点，且优势仍不明显。这说明中部工业化水平较低，市场化进程也同样滞后于东部和全国平均水平。 （二）中部塌陷缘于区域政策 区域政策是支持区域战略实现的工具。发展战略的实施，必须通过区域政策的支持来谋求发展。[5]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坚持效率优先原则， 实行了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并逐步形成了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Sylvie Demurer等人将开放的优惠政策（经济特区、经济与技术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等）赋予不同的权重构成优惠政策指数，通过图1 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区域在获得优惠政策上的不均衡。[6] 到“十五”期间，我国整体经济实力有了明显增强，但东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却在逐步拉大。此时我国区域政策的重心开始放在区域之间的公平问题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六大”又提出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但中部六省成了与所有的政策措施都擦肩而过的边缘化地区，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各方面。这是导致中部这个非典型“问题区域”塌陷的最根本原因。

图1 四大板块优惠政策指数（1978—1998） 我国东中西城市化水平差别巨大，使得各区域发展原本就不均衡。东部大都市圈因国家开放政策得以快速发展，其中心城市的强大辐射作用为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高速引擎，创造了一个整合区域资源、快速提高竞争力的平台，成为“中国制造”的主力以及技术和制度创新的中心。[7] 其根本还是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区域优惠政策的倾斜。西部地区至今还未形成完全成型的大都市圈，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倾斜及财政支持使西部近几年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中部。中部地区不仅缺乏大都市，而且还缺乏构成都市圈和区域联动发展必需的政策支持。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典型按国家行政管理级别建立城市体系的国家，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间还很短，行政区经济起到了主导性作用。我国目前各类政策仍然是处在一个单体城市推进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城市群制度的关键领域和主要内容还没有进行实质性研究。[8] 中部在缺少战略支持的情况下难以带动和整合区域的资源和优势，也难以形成连接整个地区的产业链，处于个别优秀大企业单打独拼、难以依托区域整体竞争力成长的艰难局面。 三、中部崛起的现实路径 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中央正式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设想。国家也正在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大对粮食生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交通和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支持力度。[9] 但中部仅仅享有和东部、西部、东北地区已有的相同优惠政策是不够的，中部崛起的政策取向应既区别于东部、西部和东北，又享有一些差异化的“特殊”政策：中部政策应立足区域自生能力，从战略高度突出比较优势的针对性。 第一，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成立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下设西部办、东部办、东北办、中部办，[10] 从战略高度通盘研究、谋划、安排四大板块的政策。“中部发展（崛起）办”起协调、制定、指导实施中部崛起政策的作用。同时，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和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中部南北两个战略区位所在，[11] 国家需要对其功能定位、发展方向、经济宏观布局等进行总体规划，应将其列为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并给予充分的经济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自主权限，允许它们在比照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政策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以激励这两个地区创造更有利于集聚要素、吸引外资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政策环境，增强其经济活力。 第二，国家应规划和建设中部地区通向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成渝和关中等地区不同走向、多路径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以形成高速交通网络和物流网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税收减免和增加信贷等方式对中部的公共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等给予必要的直接投入，并在能源、交通和信息等领域建设若干具有区际意义的大型工程，为启动其经济高速增长创造必要条件。同时积极推动东部地区的要素和企业向这几个地区转移，形成新的集聚趋势和经济热点地区。加强中部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功能，促进武汉、中原、长株潭等几大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从而托起中国区域经济的第四增长极。 第三，国家应逐步建立和完善“工业反哺农业”和对“三农”的补贴机制。新农村建设和国家各项惠农支农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为中部区域“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大的战略契机。今后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应主要用于中部地区等粮食主产区：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增强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能力，加强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增加粮食风险基金，实行粮食销区对口扶持产区的政策，建立由销区主要承担粮食风险基金的机制；建议中央对农业大省和粮食主产区因取消农业税而给予的转移支付逐年安排增量补助，并逐年扩大对中部各省的转移支付规模。 第四，近年来，全国范围的煤电油运等全面紧张，国家不得不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来缓解资源供应的紧张局面。这些资源正是中部地储量丰富且价格低廉，为未来中部各类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基础条件。首先，国家应努力加快解决能源原材料产业的历史遗留问题，减轻企业社会负担，将其逐步纳入企业增值税转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等改革试点的范畴，并支持中部资源型城市发展新型产业，尽快实现经济转型。同时，应加快发展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后续产业，加大支持中部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力度。 中部崛起作为一项统筹区域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重大战略，国家应该给予中部更多的差异性政策，重点支持中部三基地、一枢纽和一批城市群建设，使其在按照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更好的获得区域自生能力，争取早日崛起。 【参考文献】 [1] 陆大道．关于我国大规模城市化和区域发展问题的认识和建议[J].中国科学院院士建议，2006.(1). [2] 中国统计年鉴（2004）[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3]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9 —2004）[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2005.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5] 魏后凯．促进中部崛起的科学基础与国家援助政策[J].经济经纬，2006,(1):89—93. [6] Sylvie Demurer，等．地理位置与优惠政策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贡献[J].经济地理，2002,(9):15—20. [7] 刘涓涓．中央首提中部崛起，武汉能否成为中部中心城市[N].21世纪经济报道，2004—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