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在华北自治前后
宋哲元在华北自治前后
作者：王恩收
来源：《档案天地》2011年第05期
宋哲元原系西北军冯玉祥旧部，中原大战战败后被张学良收编。
先任陆军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军长，不久又改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
1935年，宋哲元任平津卫戍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等职。
1935年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华北日军阴谋利用宋哲元，煽动华北五省自治，使冀鲁晋察绥变成日伪自治区，以达到不战而统治华北的目的。
这期间，宋哲元心境微妙。
这可从宋哲元抵制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看出。
1935年11月3日，国民党中央宣布实行币制改革，白银国有化。
这一改革是由美国1934年实行的购银法案引起的。
该法案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
为了避免白银外流，蒋介石决定白银国有，不许民间使用白银货币，而以法币代替白银，为全国统一货币。
中国的币制改革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
这是因为日本担心这一改革会加强中国的经济统一和政治统一，对日本侵华不利。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声称要对此采取断然措施。
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对宋哲元威胁说：“白银国有与现银集中上海是陷华北经济于绝境，并阻碍日本利益。
如贵方不能自动防止，则日本将以实力完成。
”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宋哲元只得下令禁止白银南运上海。
从1935年开始，日本侵略者就想把华北从南京政府管辖中分离出去，成为受日本“指导下的”的第二个“满洲国”。
1935年10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一、彻底消灭反日运动；二、中日满密切合作；三、共同防共。
驻日大使蒋作宾立即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当时正忙于指挥陕北“剿共”，往返于陕、豫、晋三省之间，根本无心与日对抗，便电告汪精卫可以考虑。
11月20日，旧驻华大使有吉自上海到南京，与蒋介石谈华北问题两小时之久。
有吉要求南京政府不能压制华北自治运动，中央军不可北调，并指责中国币制改革未先与日协商，有碍中日合作。
蒋介石的回答是：凡违反国家主权，妨害行政统一之自治运动，均难容忍。
对于华北局面，我们已商定办法，军委会北平分会将撤销，另派大员与日方商讨调整关系，允许考虑广田三原则。
但华北发生事故，必至陷于无以商谈之结果。
这种语调最明显表露出蒋的处境与性格。
他要采取“拖”的策略，以待他从“围剿”红军中腾出手来，但不能过一定限度。
过了，他也要硬。
此前11月初在关东军支持下，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已经拟订了一个建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土肥原为总顾问的“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的所谓“华北高度自治方案”。
11日，土肥原以此案为蓝本，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碟，限其在20日以前宣布自治。
宋哲元更加动摇。
17日在致蒋介石的电文里，一面表示不做丧权辱国之事，一面又强调自己“力量薄弱，只能支撑一时，不能永久”。
19日，宋更不顾国民党中央的反对，自行与日方谈判自治，引起社会各方面的不满和反对。
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
11月26日，南京行政院决议，何应钦北上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
查办殷汝耕。
但宋哲元不以为然。
日本军事当局继续施加压力。
11月26日，土肥原再次发出最后通碟，限宋30日前宣布自治。
宋如坐针毡，一方面向南京请辞冀察绥靖主任的新职，同时又邀请河北、山东的地方实力人物商震、韩复集赴平商谈华北问题，向南京施加压力。
11月30日致电蒋介石，露出实行华北自治的打算：“情势危迫，民情愈益愤激。
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
阻，有所不能。
”宋哲元把大汉奸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也算在“民情”之内了。
要蒋“因势利导”，拿出“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办法”，暗示蒋接受华北自治的局面，否则难以转危为安。
12月初，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劝宋哲元万勿制造分裂，违反民意，捏造自治。
宋哲元立即下令停止该报邮寄。
第二天，天津教育界电何应钦、宋哲元、商震，本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二原则，挽国家于垂危。
南京政府也出来干预。
国民党一中全会决议开放言论，保障新闻报纸，令纠正平津公安局非法扣留报纸。
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宋哲元以退为进，甩手不干了。
他赴西山休息，说一切听命何应钦负责处理。
蒋介石、何应钦被迫同意宋哲元的办法。
何应钦电告蒋：“遵照钧座指示之最后办法”处理。
取最后办法就是华北自治。
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17人，其中亲日派委员7人。
这个自治委员会的成立，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结果，也是蒋介石争取地方实力派的一种手段，更是地方实力派在蒋日夹缝之间自谋生路的一种方式。
蒋介石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日关系的缓冲。
宋哲元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蒋讨价还价的资本，皆有所想，皆有所图。
而日本人却实现了入主华北的第一步设想。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宋哲元不得不与日本表示友好，对日方的某些要求作出让步。
他在就职时发表书面谈话说：“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
”此后又与驻屯军订立了《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并与驻屯军司令田代商定了所谓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南京学生五千余人游行请愿，反对华北自治组织。
“一二·九”运动后的平津学生组织扩大宣传团，向乡村宣传抗日救国。
12月20日，武汉学生两万余人大游行，要求讨伐殷汝耕，全国动员，维护领土主权完整。
同日，上海学生五千余人冒雨跪向市政府请愿。
12月22日，太原、武汉学生游行示威。
12月24日，上海律师公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十四团体电宋哲元，谓“流芳遗臭，公能自择”。
另电南京政府请中止冀察自治，讨伐叛逆。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哲元不得不反省自己的行为，他感到自己做的有些过分，必须回转。
因而在以后的做法中他开始转变。
例如委员会成立之时，他应日方要求用了一批汉奸、政客做委员，如王揖唐、王克敏等人；但反日力量还是据于主导地位，如张自忠、万福麟等抗日将领。
日方不满，屡次提出齐燮元、汤尔和、章士钊等人当委员，宋哲元想拒绝又不敢，想出一个办法：进一个亲日派，就进一个反日派。
进齐燮元、汤尔和时，便增加刘汝明、冯治安。
有了章士钊的任命，又提出邓哲熙来拉平。
宋哲元对日态度的转变，真正开始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
最后终于导致华北驻屯军挑起以宋哲元为对象的“七七”事变。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犯。
宋哲元发誓：“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他激励所部，奋勇杀敌。
但终因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二十九军被迫撤退，改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
1938年春，又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宋哲元长年率军督战，日夜操劳，肝病复发，遂于1940年3月辞职离军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到西安蔡家坡休养，途中行至其夫人长淑青的家乡四川绵阳，病情加重，医治无效，1940年4月5日病逝于绵阳。
宋哲元胡毓坤,字凌尘,辽宁海城人,中华
宋哲元胡毓坤，字凌尘，辽宁海城人，中华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胡毓坤。
胡毓坤。
字凌尘。
辽宁海城人。
中华民国军事将领。
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
1925年任直隶第四混成旅旅长。
1926年任安国军第四方面军团第十六军军长。
1928年。
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
胡毓坤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参议。
1929年。
张学良强行接收中东铁路。
奉系和苏联发生纷争。
胡毓坤出任防俄军第2军军长。
同苏联红军作战失利。
1930年。
因在中东路事件立下的战功。
与张学良等人同受青天白日勋章。
为该勋章的首批受奖者之一。
1930年。
中原大战爆发。
胡毓坤任讨逆军第3军军长。
随张学良开入山海关内同反蒋介石军交战。
1933年5月。
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
1935年4月。
获授陆军中将。
1935年12月。
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同年兼任中央绥靖委员会主任。
1936年12月。
西安事变爆发之际。
胡毓坤支持张学良逮捕蒋介石。
事变解决后。
张学良反遭蒋介石扣押。
引起胡毓坤不满。
1939年。
胡毓坤开始参加汪精卫的投靠日本侵略者活动。
1940年3月。
汪精卫伪政权建立。
胡毓坤被任命为伪军事委员会委员。
宋哲元同年4月。
任伪苏豫边区绥靖司令。
1942年12月。
改任伪豫皖苏鲁边区绥靖总司令。
1943年10月。
调任伪军事委员会特派驻华北委员。
获授陆军上将。
1944年3月。
任伪驻华北军务长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
胡毓坤被国民政府逮捕。
1946年被以汉奸罪判处死刑。
6月25日在南京被处决。
中文名,胡毓坤。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辽宁海城。
出生日期,1895年。
逝世日期,1946年。
职业,汪伪政府陆军总参谋长。
毕业院校,北京陆军大学。
基本资料。
胡毓坤。
字凌尘。
东北军将领。
虽然在中东路事件中惨败给了苏联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元帅。
但还是成为青天白日勋章第三号获得者。
后任汪伪陆军总参谋长。
上将。
以汉奸罪被处决。
抗日战争名词解释
9月17日，蒋介石同李宗仁在广州会晤，两广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
1936.12.12
两广事变结束后，将介石开始部署“剿共”军事，他把嫡系精锐部队和高级军政大员聚集西安，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也准备密谋解决张学良、杨虎城问题，张杨在数次哭谏无效后，遂决定实行兵谏
国联调查团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决定的对日方针是不抵抗，而依靠国联的力量抑制日本的侵略行动
1931年9月21日，中国代表向国联递交声明书，报告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和中国未作任何抵抗的事实，请求国联阻止这种形式扩大，恢复事变前的原状
11月21日，国联通过了组织调查团的决议
1932年1月，由李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该团于3月至6月在中国活动到10月公布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报告书承认了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等若干基本事实，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指出日本日方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军事行动并非合法，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权，但报告书在许多方面为日本侵略者辩护，作出了有害中国的结论，这个报告书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和反对，却通过了国联大会，国联大会声明对满洲国不给予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
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问题，为迎接抗日新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两广事变
1936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的氛围中，1936年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
1936年5月，胡汉民患脑出血病故，两广地方实力派失去重心，蒋介石企图趁机分裂两广，各个击破，广东将领陈济棠联络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打起“北上抗日”的旗帜进行反蒋
历史趣谈宋哲元与张自忠到底是谁跌入了日本人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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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近观某七七事变作品，发现第二章使用的标题很有意思，大标题是“日本策划下张自忠访问日本”，第一节标题为当事人和亲历者回忆，第二节为当
近观某七七事变作品，发现第二章使用的标题很有意思，大标题是“日本策划下张自忠访问日本”，第一节标题为当事人和亲历者回忆，第二节为当年的新闻报道，第三节使用的标题是张自忠跌入了日本人陷阱。
此后，当然是张自忠与日本人勾结，逼宋哲元离开北平，这就是张自忠“污点”，何况他自己对记者也承认有过“污点”。
为防涉史不深的年青人被误导，对张将军产生误解，这里不得不说几句。
第一，张将军访问日本，发生于1937年4月至5月，他为什么访日？因为秦德纯于是年2月代表冀察政权参加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并在会后公开宣布：冀察外交今后与中央完全一致。
于是，日本人不高兴了，虽然宋为了不参加这次会议于1月19日至3月10日之间一直在天津，不断与田代会晤，但秦的谈话传来，日本人还是很不高兴，因为他们认为是日本人帮助宋取得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地位，“冀察政委会是大规模(防共、反共)意识形态(组织)”，你外交完全与中央一致，我们不白忙了吗？日本人遂加紧了对宋的逼迫，要他兑现以往诺言(宋与田代签订的《中日经济开发协定》，为国民政府否决)。
宋为了缓和与日本人的关系，决定派团到日本访问，这是1937年3月的事。
4月中旬，冀察赴日观光团终于确定了成员，以张自忠为团长、张允荣为副团长，团员有三十七师旅长何基沣、三十八师团长黄维纲、一三二师参谋长徐廷玑、一四三师旅长田温其，当然，还有几个灰色分子，包括经常为宋办理日本和两广外交的陈中孚等人。
这就是张自忠访日的
生活常识分享。
教学设计4：第23课 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
第23课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教学目标】1、了解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关抗战的重要史实或概念，了解中国人民抗战的历史脉络，形成时空观念。
2、学会从“抗战背景”的相关历史图片、文字史料中获取有效信息；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分析抗战必须民族团结一心的原因以及走向团结抗战的基本过程。
3、理性分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培养历史解释素养。
4、从日本侵华暴行的史实中认识日本发动的战争的侵略本质，牢记历史，不忘国难；认识到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时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合作，是获得十四年伟大抗战胜利的最强大力量，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依靠力量。
【教学重难点】教学重点：日本的侵华罪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
教学难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原因。
【教学过程】新课导入1927年6月13日，田中急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和驻上海、天津、沈阳等地总领事回国，研究解决“急务”。
最后决定召开一次有军事、外交主要头目参加的专门会议，即后来被人称之为“东方会议”。
会上详细讨论中国时局，内阁再次做出出兵济南干涉北伐的决定，公然将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
会议的另一产物就是田中密奏日本天皇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包括21项内容，确定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战略。
一、局部抗战（1931-1937年）1、日本加紧侵略中国（1）背景①历史：侵略中国是日本的既定国策；（大陆政策）②根本：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的困境；（面积小，资源少，市场狭小）③现实：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④国际：绥靖之风盛行，纵容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⑤中国：中国国内国共对峙、军阀割据给日本提供了可乘之机。
（2）经过①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中国抗战的开始。
随后，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占据中国东北的大好河山。
②1932年制造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得到全国民众的积极支援。
一二九运动事件简介
一二九运动事件简介 篇一：一二九运动事件经过 一二九运动事件经过 一二九运动事件经过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 上午１０时，北平各大中学学生３０００ 余人齐集新华门前请愿。
随后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 “防 共自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华北。
游行队伍在西单和东长安街与军警发生冲突，学生受伤颇 多，被捕者数十 人。
１２月１０日 北平各校学生实行总罢课。
杭州浙江大学学生会决议，响应北平学 生运动，并通电全国。
１２月１１日 南京国民政府指派“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１７人，指定 宋哲元为委员长。
宋哲元派军警分驻各大学校门，严禁学生出校游行示威。
１２月１２日 上 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等地大、中学校学生声援北平学生。
１２月１３日 北平６所大学的校 长联名发表《告同学书》，称：被捕学生已完全释放，请愿及罢课的目的已经达到，望同学们 即日恢复学业。
１２月１４日 北平市长秦德纯邀各校学生代表举行茶话会，力劝学生即日复 课，“勿作轨外行动”，“顾及华北现在环境，勿因言语引起对外纠纷”。
上海各大学学生救国 会成立，通电声援北平学生运动。
１２月１５日 北平市政府与各大学当局宣布，自１６日起 学生一律上课，如有违反，严惩不贷。
１２月１６日 北平４４所大中学校学生１万余人，再 次举行游行示威。
游行队伍遭军警镇压，被捕者二三十人，受伤４００余人。
学生游行队伍 集合在天桥、正阳门召开市民大会，市民２万余人参加。
北平罢工、罢市、罢 课。
原定本日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１２月１７日 宋哲元发表《告北 平学生书》，称“有共党煽动利用学生爱国运动”，如仍有"轨外行动"，决予"适当制止"。
１９ ３６年１月 京、 津等地学生组织南下宣传团， 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抗日。
３月３１日 为 北平第１７中学学生郭清死于狱中， 北平举行抬棺示威游行。
一二九运动
一 二 九 运 动 口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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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全国武装起来保卫华北”。 “反对防共自治运动！” “反对卖国的对外政策！” “立即停止内战！” “立即向日本宣战！” “人民！武装你们自己！”
一 二 九 运 动 口 号
“用武力保护华北！” “打倒卖国贼！” “打倒卖国贼殷汝耕！” “中华民族万岁！” “为祖国自由而奋斗！” “没收卖国贼的财产救济受灾人民！” “反对军队南调！” “反对苛捐杂税！” “反对抓捕中国人民的日本强盗！”
• １２月１７日，宋哲元发表 《告北平学生书》，称“有 共党煽动利用学生爱国运 动”，如仍有"轨外行动"， 决予"适当制止"。 • １９３６年１月，京、 津等地学生组织南下宣传团， 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抗 日。 • ３月３１日，为北平第 １７中学学生郭清死于狱中， 北平举行抬棺示威游行。
一 二 九 运 动 经 过
华 北 事 变
Hale Waihona Puke • 华北事变，是指继九一八事变东 北沦陷之后，1935年日本侵略 军蚕食侵犯华北地区的一系列事 件的统称。
何 应 钦
祖籍：江西南城 学历：日本士官 职业：国民党政 治家、国民革命 军一级上将，参 与筹建黄埔军校。
• 1930年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 后任“剿共”军前线指挥。 参与对中央苏区的一、二、 四次军事“围剿”。 • 1931年九· 一八事变后，主张 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 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别 事务委员会委员。 • 1933年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 员长，与日本签订出卖国家 主权的《溏沽协定》、《何 梅协定》。
请愿
一 二 九 运 动 经 过
12月9日军警封 锁中国大学
揭秘冀察政务委员会
揭秘冀察政务委员会作者：刘佐亮来源：《文物春秋》2012年第01期【关键词】程克；刘绍禹；“华北自治运动”；冀察政务委员会【摘要】1935年，针对日本谋划的“华北自治运动”，国民政府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史学界历来对此政权的性质褒贬不一。
本文通过解析天津博物馆所藏刘绍禹致程克的一组信函的内容，披露二人暗中运作成立“华北自治政权”的内幕，并探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政治性质。
1935年前后，日本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联合策划了“华北自治运动”[1]，企图在华北建立亲日、满的政权，进一步分裂中国主权。
在此期间，华北地区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领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以往史学界对宋哲元的表现多有论述，而对于在日本天津驻屯军身旁任职的天津市长程克的所作所为却很少言及。
天津博物馆收藏有5封1935年刘绍禹[2]给程克[3]的信，披露了二人积极运作“华北自治政权”的许多内幕，对明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政治性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5封信函均用无装饰图案的白色宣纸信笺，以纸的折痕为格线，现保存完好。
文字为毛笔行书，自右至左竖式行文，写作时间分别为1935年11月7日、11月11日、11月15日、12月12日和12月27日。
信函一：共5页，每页纵26.5厘米，横17.5厘米（图一）。
信封为淡黄色牛皮纸，竖式，正面盖有“天津 24年11月9日”邮戳1枚。
信封右侧书收信人地址“天津意界三马路四九号”，中间收信人“现任天津市程市长仲渔亲启”，左侧“快南京五台山村卅九号刘绍禹”（图二）。
信函内容如下：仲渔二兄市长密鉴。
四日快信谅早达典签。
因尊函迄今未寄到，所有面授尊旨，弟在此晤见比较重要各中委，均以客观立场代为陈述。
同情默许者已不乏人，再多加酝酿，必于进行有助也。
惟昨闻有两点应请注意及之：一、昨从何辑五[4]（招饮后，特约弟谈话）、谢伯元[5]两君口中，何[6]意似已活动，似雷季尚[7]在平工作已大有进步，俟中央整个方略最后决定，何即可北归。
《秦土协定》的签订 民国政府逐渐失去华北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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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土协定》的签订民国政府逐渐失去华北主权
导语：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内蒙古阿巴嘎旗特务机关山本信、大员桂、大井久等4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行至张北县北门，不服国
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内蒙古阿巴嘎旗特务机关山本信、大员桂、大井久等4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行至张北县北门，不服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赵登禹部守卫官兵检查，被送师部军法处拘留，8小时后放行(史称第二次张北事件)。
10日，驻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正康和察哈尔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以中国军队“侮辱”日本军人为借口。
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表示抗议，限5日内答复，否则日军自由行动。
宋哲元闻知后立即命令释放，但关东军仍不依不饶，认为此举是对日本军人的侮辱，并借机提出许多要求。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屈服于日方压力，于1935年6月19日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职务，任命秦德纯代理察哈尔省主席。
1935年6月23日，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张家口特务长松井、日驻华大使馆武官高桥，同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以及北平政整会顾问程克、陈觉生、张北警备司令张允荣，在北平进行谈判。
最后中方被迫接受日本所提的条件，签订了《秦土协定》，在该协定中，日方首先要求：
将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张北之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调至其西南地区;解散排日机构;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并惩办事件相关负责人;将张北县城北门守备团长和第一三二师军法处长免职。
此外，日本还要求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援助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并且停止对察
生活常识分享。
一二九运动资料 一二九运动意义
一二九运动资料一二九运动意义一二九运动资料一二九运动意义1935 年 12 月 9 日在北平爆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1935 年,日本为继续向华北扩张,加紧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5～ 7 月，通过“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分主权。
11 月，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诱胁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宣布“自治”，并策动河北省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率先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坚持妥协退让的方针,于 6 月 10 日发布“睦邻敦交令”，12 月 7 日批准成立半独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整个华北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
在这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1 月 13 日再次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联合起来，积极参加抗日反蒋斗争。
北平学生成立了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决议发动各校学生吁请南京行政院驻平办事处长官何应钦宣布抗日。
12 月 9 日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东北大学、北平第一女子中学、北师大女附中等大中学校学生冲破军警阻拦，结队前往行政院驻平办事处所在地中南海请愿，“一二?九”运动爆发。
12 月 9 日上午十时半，除清华、燕京等城外各校学生因军警关闭城门受阻于西直门外，以东北大学为首的城内各校学生一二千人汇集新华门前，要求面见何应钦，并提出六项要求：①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②宣布中日交涉经过;③不得任意捕人;④保障地方安全;⑤停止一切内战;⑥保障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
何避而不见，派秘书出面敷衍，学生们遂愤而改请愿为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沿西长安街、西单、西四，转道沙滩向天安门进发。
途中，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加入游行，队伍增至二三千人。
在王府井南口,学生们再次遭到军警木棍、皮鞭、水龙的袭击,不少学生受伤、被捕。
为抗议当局的镇压，各校学生自 10 日起实行总罢课。
揭秘冀察政务委员会——天津博物馆藏刘绍禹致程克信函解析
1935年前后,日本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联合策划了“华北自治运动”[1],企图在华北建立亲日、满的政权,进一步分裂中国主权。
在此期间,华北地区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领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以往史学界对宋哲元的表现多有论述,而对于在日本天津驻屯军身旁任职的天津市长程克的所作所为却很少言及。
天津博物馆收藏有5封1935年刘绍禹[2]给程克[3]的信,披露了二人积极运作“华北自治政权”的许多内幕,对明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政治性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5封信函均用无装饰图案的白色宣纸信笺,以纸的折痕为格线,现保存完好。
文字为毛笔行书,自右至左竖式行文,写作时间分别为1935年11月7日、11月11日、11月15日、12月12日和12月27日。
信函一:共5页,每页纵26.5厘米,横17.5厘米(图一)。
信封为淡黄色牛皮纸,竖式,正面盖有“天津24年11月9日”邮戳1枚。
信封右侧书收信人地址“天津意界三马路四九号”,中间收信人“现任天津市程市长仲渔亲启”,左侧“快南京五台山村卅九号刘绍禹”(图二)。
信函内容如下:仲渔二兄市长密鉴。
四日快信谅早达典签。
因尊函迄今未寄到,所有面授尊旨,弟在此晤见比较重要各中委,均以客观立场代为陈述。
同情默许者已不乏人,再多加酝酿,必于进行有助也。
惟昨闻有两点应请注意及之:一、昨从何辑五[4](招饮后,特约弟谈话)、谢伯元[5]两君口中,何[6]意似已活动,似雷季尚[7]在平工作已大有进步,俟中央整个方略最后决定,何即可北归。
二、关于防共组织。
据谓,商[8]与公近日仲渔二兄市长密鉴。
真电早登签掌,八日接奉惠翰并附函八件。
日来,弟已个别预约长谈时间,亲往面交,并正式负责代达一切。
幸荷各友慨念故交,当前表示均极圆满,除孙[15]、孔[16]、褚[17]三公须俟其今日自申返京另期详谈外,于右任[18]、邵力子[19]晤谈时,对于以不妨碍中央统一之大体局面为限,最后决定之公布权仍属于中央。
中央对于三省三市地方长官及各军领应秘密许以国际变化(中日问题)后地位在华北缓和局势期间绝无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