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作战能力

体系作战能力体系作战能力是信息化转型期面临的系统工程，其紧迫性和艰巨性是不言而喻的。

把握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的特点规律，坚持理论先导、统筹规划、务实创新、科学求证的思路，是当务之急。

研究作战体系建设的客观规律确立作战体系建设的新理念。

体系作战的优势主要表现为：通过作战单元、作战要素之间的协同、互补，形成新的作战能力；通过决策信息的高度共享达成决策优势，并转化为行动优势；通过作战要素、作战单元的自适应和自同步，保证整个作战体系在受敌人攻击后仍然保持稳定，避免能力骤降或体系崩溃；通过动态组合具有特定功能的任务共同体，提高灵活、快速的应变能力。

对上述规律的认识是形成新理念的内核，我们应当打破思维定势，努力实现观念上的“五个转变”：将机械化战争单一军种为主的合同作战转变为多军兵种联合作战；将以平台为中心转变为以网络为中心；将单元对抗转变为体系对抗；将重视火力转变为既重视火力更重视信息力和机动力；将重视数量规模转变为重视质量效能，从而为我军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制定作战体系建设的总目标。

体系作战能力的基础是信息系统，其物质依托是信息技术及其物化的信息化武器装备；其作用机理是信息力、打击力、机动力、保障力的高度聚合和精确释放；其制胜关键是信息优势的全程获取和整体功能的发挥；其表现形式是要素融合、效能倍增的整体作战能力。

概括地讲，体系作战能力的总目标是情报预警、指挥控制、力量运用、综合保障的一体化，最终实现作战效能的最大化。

因此，体系作战能力建设要围绕“互联、互通、互操作”根本要求，突出抓好一体化指挥信息系统、信息化武器装备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理论法规、体制编制和人才队伍等六大系统的整体建设，从而实现体系作战功能的高度融合，真正发挥体系作战的综合效能。

确定形成体系作战能力的新思路。

“技术上每进步多少，军事上就落后多少”。

纵观联合作战发展的历史，有三个方面应当加以关注：一要打牢以高效能的信息系统为标志的建设基础，这是前提和保证；二要突出破击敌作战体系的“撒手锏”这个重点，这是核心和关键；三要兼顾“双重任务”的时代需要，谋划当前与长远。

考虑到上述要求，我军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的思路应当是“打牢基础设施、构建优良环境、突出四种能力”。

基础设施是指直接支撑作战体系有效运行的信息基础设施，包括网络化信息传输、综合处理、应用服务和安全保障等功能；优良环境是指对作战体系的建设、运用发挥重要作用的外部环境，包括作战理论、法规制度、人才队伍、体制编制和联合训练等；四种能力即预警侦察能力、指挥控制能力、精确打击能力、综合保障能力。

这是指挥体系作战能力的具体体现。

构建灵敏、快捷、稳定的综合信息系统加强统筹协调。

搞好综合信息系统的统筹协调，是保证体系作战能力沿着预定方向发展的基础。

近年来，我军信息网络建设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但系统建设依然存在着分别建设、各自为政、各取所需、兼容性差、难以融为一体的突出问题。

尤其在横向协调联系上，栅格技术标准和接口不统一，网络结构不合理，互操作能力弱，使军兵种间简单的互通型网络系统，难以向高度融合的互联互通型信息系统跨越。

加强顶层设计，必须采取需求工程技术、体系结构技术、效能评估技术、建模仿真技术，对现有格局进行改造。

首先，应特别强调体系结构技术和需求工程技术这两项核心支撑技术。

同时，制定全军军事综合信息系统建设的规范和标准，建立由高层次管理机构与作战、装备、研发部门相结合的领导小组，形成顶层设计的长效机制。

此外，还要充分考虑不同层次、不同军兵种的需求，以体系破击基本战法为主线，运用战争设计工程与仿真模拟手段，坚持改组、重建、保留相结合，清晰描述作战需求、系统发展和装备换代之间的信息交互关系，提出满足不同军兵种作战需求的系统结构和技术标准，使单一军兵种简单互通型信息系统快速升级，转变为高度融合的三军共享信息系统。

扭住集成建设。

《军队信息化建设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军队信息化建设技术路线图”提出，对各类信息资源以及支持资源进行系统集成，提高网络“端到端”、“即插即用”、“按需分发”、“柔性重组”的能力。

当前，信息系统建设弊端有三：网络系统在可伸缩、可重组、可替代方面与体系作战要求存在较大差距，不能满足作战地域全覆盖、结构功能重组合、设备损坏可替代的要求；信息系统与作战单元之间的接口单一，系统融合度不够，持续宽带动中通、信息对抗能力不足；信息系统与战场传感器、侦察监视系统和武器平台、诸军兵种作战平台之间耦合度低，缺乏有效铰链。

因此，必须从物理集成、信息集成和应用集成三个层次入手，整合公共信息平台，通过子系统的功能优化、模块组合和数据铰链，统一系统接口、统一系统管理、统一与数据格式，依靠集成建设解决软件硬件的“异构性”问题。

军队现有无线、有线、卫星、移动通信等，应尽可能与地方信息系统兼容，建立军地一体、纵横贯通、多路迂回的三军互联网。

此外，还应通过开发数据库技术，整合资源，运用数据链将传感器、指挥中心、武器平台等作战要素融为一体，实现信息分发、指挥控制与武器系统的自动铰链，按照作战需求集成情报侦察、预警探测、指挥控制、火力与机动、综合保障等子系统，提高体系作战能力。

强化安全防护。

信息安全应当与体系建设同步考虑，把体系的可靠性、稳定性作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着眼点，抓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芯片、高端元器件和基础软件研发，加强网络安全、密码安全等防护手段建设，完善安全管理法规和风险评估机制，增强对网络攻击的预警能力。

同时，应当看到，加强进攻手段建设对确保系统安全不可忽视，以攻助防能够增强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为此，可以运用小型化、自适应、猝发等抗干扰技术强的通信装备，选用模块化、通用化、标准化、兼容性好的信息设施，确保系统受损时能迅速替换或重组。

同时，不能忽略系统监控、维修和管理，加强电磁频谱管控，防止自扰或互扰。

打造体系作战所需要的力量体系凝聚各种作战力量。

作战力量如何才能拧成一股绳？在全局上，应遵循“自顶向下”的分解原则，而在局部上则应遵循“自底向上”的聚合原则，以体系作战能力为纽带，加速联合作战力量的一体化建设。

军种自成体系的训练编组模式应当打破，代之以按区域组建联合训练指挥机构，形成统辖参战军种、适应体系作战要求的网状扁平、纵横一体的训练指挥体制。

同时，整合隶属于不同建制的侦察、预警、探测、定位等各类情报侦测力量，全面提高参战部队的战场感知能力与信息共享能力。

此外，要加快攻克“瓶颈”的步伐，大力发展联合作战所需的各类信息化主战装备，提高现有武器装备的信息化含量，使武器系统有更快的反应速度和更高的作战效能。

对各类作战物资、勤务力量和后勤装备也应进行整合，力求构建作战部队与保障机构、保障实体之间的一体化物流配送体系，以直达、快速的精确保障代替逐级、粗放式保障。

实现武器系统的综合配套。

攻防兼备的武器系统，是实施一体化联合作战的基础。

它包括：发展集情报、侦察、监视、通信等为一体的指挥系统，提高联合作战的指挥与控制能力；发展通用数据链、高速数据链和专用数据链，提高各作战体系的快速反应能力；发展天基信息感知、导航定位、空间测绘系统，以及关键空间、临近空间的攻防对抗系统，提高太空预警、引导和反制能力；发展水下、空中、陆上的多层次、远距离精确制导兵器，以及定向能武器、激光武器、微波武器、动能武器以及非致命武器，提高精确打击和毁伤能力；有重点地发展电子战、网络战系统，提高电磁空间的对抗能力；发展大型运输机、综合运输补给舰、战场伪装和多功能战场装备抢修等装备保障系统，提高一体化综合保障能力。

把握循序渐进的客观规律。

我军机械化尚未完成，又需向信息化过渡，这个客观现实要求体系作战能力的形成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分层次、分步骤推进。

在联合的层次上，由以前的军种战役军团之间的联合，逐步向多军兵种战术兵团的联合过渡。

在联合的空间上，由以前的战役地幅的联合，逐步向更为精确的战术地幅的联合发展。

在联合的时间上，由在预定时间内的联合，逐步向即时、随机的方向转变。

总之，体系作战能力要由应对小规模低强度体系作战，向应对大规模、高强度体系作战发展。

但是，体系能力的形成要注意保持理性，联合作战层次下沉、扩大体系能力形成的规模要控制好幅度，留有余地，不是层次越下沉越好，联合的面越大越好，因为体系作战能力的形成受制于体制、装备、人才等多方面因素，不能遍地开花。

贪多求快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深化作战指挥体系的调整改革立足长远发展，加大改革力度。

从目前看，体制编制转型仍是制约作战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现行指挥体制由于指挥机关摊子大、机构重叠，产生了政出多门、互相掣肘的现象。

领导机关集军政、军令于一身，指挥、管理职能交叉，影响机关效能发挥；战区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本区陆军的指挥机构，还没有形成对其它军种部队的联合指挥机制……这些问题导致了内耗严重，难以保证指挥的时效性和反馈的准确性。

体制编制最终决定作战体系的效能，回避矛盾会使我们错失发展良机，不疼不痒的改革也难以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体系。

改革完善体制编制，必须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按照系统论证、总体设计、分步推进的思路，立足当前需要，着眼长远发展，尽快研究制定符合体系作战要求的近中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方案。

充分发挥科研院所的咨询作用，广泛听取部队合理化建议，积极借鉴外军的成功做法，增强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科学性。

围绕系统集成，增强融合能力。

我军的作战力量体系经过几次调整改革，各军兵种结构得到了较大改善。

现在的问题是军种界限过于分明，作战功能单一；新型军兵种部队数量少，适应体系作战的模块化、小型化、多能化新型编组模式尚未成型。

为了适应体系作战的需要，当务之急是尽快提高军种融合度，调整军兵种构成比例，适时组建新型作战力量。

按照系统集成原则，打破利益壁垒，消除人为界线，在军种之间、兵种之间进行优化组合，使小型化、合成化、多能化的联合作战模块，由按军种职能编组向按作战功能融合转变，作战体系由单元功能融合向要素能量聚合转变。

通过体系作战要素的融合，实现体系作战效能的最大值。

强化作战功能，坚持同步推进。

我军传统指挥体系纵向层次较多，是影响战时指挥效能的突出矛盾。

如果指挥信息完成一次运转周期，需要经历多层指挥机构的逐级传递、层层过关，那么在快节奏的战场上，就无法实现军兵种和友邻之间横向沟通，削弱了信息传递的时效性。

战时体制编制是平时体制编制的延续，调整体制编制要突出作战功能，压缩机关编制，减少层次，合并机构，优化职能，理顺关系。

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依托社会力量提供保障的医疗、文体、干休所等非作战单位，及时移交地方，走社会化保障之路。

同时调整部队内部结构，处理好平时职能与战时职能之间的关系，按战时职能编组部队，做到平战结合、以战为主，强化体制编制的作战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