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孽子》主题研究综述

白先勇《孽子》主题研究综述作者：陈佳任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8年第9期摘要：《孽子》作为一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自其成书以来，学界对其主题思想的讨论一直未曾断绝。

文章就中国内地语境下的《孽子》主题研究进行了梳理，研究者的解读主要聚焦于同性恋与边缘性、父子关系及其象征意义、政治寓言与家国意识这三个层面。

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化解读、创新度欠缺，并且对作家创作心理的研究有待深入。

关键词：白先勇孽子主题综述白先勇是较早被介绍入中国内地的台湾作家之一，早在1979 年，他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于北京《当代》杂志创刊号上刊载，这是发表于中国内地的第一篇台湾小说。

近四十年来，因其特殊的身份背景及他本人对《红楼梦》的研究和对昆曲的推广与发扬，白先勇与中国内地的文化交流甚频，而中国内地学界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与探讨的热情也一直未曾退潮，2000 年汕头大学召开“白先勇创作研讨会”，201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白先勇先生的文学与文化实践暨两岸艺文合作学术研讨会”，袁良骏、刘俊、王玲玲、徐浮明、尤作勇、阮温凌等学者都出版过关于白先勇的研究专著。

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同性恋”一直是白先勇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白先勇对这一主题有着异于常人的迷恋。

迄今为止，他创作出多篇直接以同性恋为题材或者暗含同性恋因素的小说，在这一系列同性恋小说中，《孽子》是唯一的一部长篇。

它1977 年开始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刊载, 1983 年由中国台湾远景出版公司结集成书；1987 年首度引入中国内地，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因其题材本身的敏感性，加之白先勇对同性之爱直接而又深入的描写，在台湾它实际经历过一段被否定、被埋没的岁月，随着社会的解严、同性恋理论研究的进展与读者思想的解放，《孽子》的艺术及思想价值最终被发现，并且引发热议。

然而，中国内地与台湾有着不一样的社会环境，在中国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当下，中国内地对于同性恋依然半遮半掩、闪烁其词，在这一语境下的主题解读必然存在值得玩味之处。

本文将对中国内地的《孽子》主题研究进行梳理，试图挖掘中国内地研究的特质及其存在的问题。

自《孽子》成书以来，学界对其主题思想的讨论一直未曾断绝，早在1992 年袁良骏就对当时业已存在的不同解读进行了归纳，他一共总结出六种观点a ：（1）同性恋说，乐牧、陆士清肯定了白先勇对同性恋世界的正面展现；（2）亲情说，蔡源煌、谢家孝认为在同性恋的题材下作者真正表现的是父子的冲突与情感纠葛；（3）“问题少年”说，迮茗认为它展现了心智不健全的少年向善的痛苦挣扎；（4）救赎说，何华认为白先勇书写了处于社会边缘的“孽子”寻求救赎的艰辛；（5）“政治影射”说，将整部小说视为一则家国寓言；（6）主题多层面说，王晋民提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社会小说和人情小说”b。

在袁良骏的总结之上，我将不再局限于中国内地研究界对“何为《孽子》的第一主题”这一问题的探讨，事实上如此多不同的见解正体现了文本本身的无限阐释性，梳理出近年来学者对不同层面的主题的挖掘与深化则更有意义。

就中国内地的研究而言，对《孽子》主题的解读主要聚焦于同性恋与边缘性、父子关系及其象征意义、政治寓言与家国意识这三个层面。

一、同性恋与边缘性刘俊曾总结过《孽子》在中国台湾的研究背景，直到20 世纪90 年代，研究界才开始专注于它同性恋的一面，他本人则是中国内地最早正面肯定《孽子》同性书写的学者，他指出白先勇正是通过《孽子》由同性恋倾向的先天命定与同性之爱的纯洁真挚两方面“替自己及和自己一样的同性恋者寻找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的道德依据”c，而父子冲突作为一种象征进一步放大了同性恋者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对立。

与前期同性恋系列小说相比，《孽子》思想及艺术价值远高于它们，刘俊认为西方社会观念的开明化为白先勇提供了良好的创作土壤，而他本人思想的深刻与成熟也为他对这一主题的回归与超越准备了条件。

罗义华从“传统与反传统”的层面上阐述了白先勇在“同性恋”这一现象母体下所持的社会批判立场，他意在探究“同性恋现象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力到底有多强”以及“传统文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容忍同性恋现象的存在”。

d 汪涓把白先勇笔下的同性恋情理解为“集父辈、兄弟、朋友、家庭、知己这些情感于一身的多向度情感”e，“他以人道的视角，悲悯地注视着同性恋这个边缘群体，全面表现他们的爱情、友情和亲情，以一个‘情’字统摄全文”。

王亚丽进一步指出这群以卖身为生的“青春鸟”更是边缘世界的边缘人，他们“被逐步排斥走向边缘化甚至遭到故意抹去集体生存痕迹的境遇，直至将其彻底封杀”f，白先勇表达了对他们放逐命运的同情与对他们人性光芒的肯定。

纵观学界对“同性恋”主题的探讨，研究者多是从“边缘人”的角度切入进行考察，继续从主流话语权与边缘弱势群体的维度再度思考下去，陈钰文与颜呐提出《孽子》实则是“一本被遗忘的历史书”，孽子的边缘处境隐喻了“那些无法在一般大历史叙述中得到记载的事件,并不是在于他们缺乏普遍性, 而是由于他们不符合成功者的意志而排斥在历史惯性和惰性之外”。

g 这一观点是对《孽子》同性恋主题边缘性解读的拓展与深化。

二、父子关系及其象征意义白先勇将这一作品定义为“寻父记”h，他在《孽子》中树立了多重父亲形象——将“孽子”放逐的传统血缘之父，为“孽子”提供港湾作为父爱替代的精神之父，更有傅崇山这一位转变的父亲——父子关系当之无愧地成为主题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维度。

正如众多研究者所指出的，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下，“父亲”这一形象有着广泛的意义外延，从而文本中的父子冲突也不仅仅止于家庭伦理层面，白先勇实则于这多对父子关系之中寄寓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周丽瑛认为《孽子》暗含了对父亲粗暴教育方式的批判，并指出如果他们充当了良好的指引者角色，少年们是可以避免“走上歧路的”i ；黎秀娥提出《孽子》是“呼唤拯救孩子的深情之作”j，她同样把子辈沉沦的矛头指向了父辈失败的教育。

不难发现，这一论断还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面上，父亲们之所以采取此种教育方式实则有着深厚的心理渊源；另外，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同性恋倾向视为歧路与反常，不乏偏见之嫌。

石明首度在“爱与归属”的层面上解读父子关系，“青春鸟”们无一不经历过父爱的缺失或父亲的放逐，他们所有的追寻与挣扎都是为了寻找到一个心理替代，在这里，父亲成为了心灵港湾的象征。

k 赖彩慧提出“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父亲就是家的象征，是一个家的代表”l，孽子们在被迫放逐之后，其寻父意志之坚定正表明他们“最终所向往的正是所缺失的归属感”m，这一观点强调了父亲作为情感归属的属性，较前者实现了部分推进，然而依然没有跳脱出家庭的框架。

近年来，学界的主流观点倾向于认为《孽子》传达了白先勇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反思，而着力点便在于对父子冲突的描写，较早系统地对这一观点进行阐述的当属刘俊，他在专著《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中强调《孽子》中军人出身的父亲极具典型性，他们是“道德规范的维护者和执法者……李青们则代表着对这种社会道德观念和标准的不自觉叛离” n，父子冲突“在根本上正是同性恋世界与普通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象征”!5，而父子亲情的内在维系又进一步放大了两种道德的对立所带来的痛感。

尤作勇将《孽子》对父子关系的描写与“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对比，认为《孽子》在表现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之外，更将“父法尊严与父子深情”进行了“纠缠性书写”“还原了父子冲突本身所具有的生存质素与命运质地” 。

!6三、政治寓言与家国意识中国内地研究界最早对《孽子》进行政治化的解读的是陈学兰，1991 年她发表了论文《“青春鸟”飞向哪里——小议〈孽子〉思想得失》, 她指出《孽子》是“白先勇从另一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病态的又一次重要的摄像”，展现了“中国台湾工商社会繁荣景象背后的一出出社会悲剧”!7，她无视了文本中对于人性与人情的描写，仅将其视为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台湾社会的一个窗口，这样的解读显然怀着对海峡对岸的敌视，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特定年代下海峡两岸的政治生态。

当剔除了这份意识形态化的偏见，学界主要将关注的重心集中于《孽子》中的家国意识。

石明在对父子间情感上的归属与流离进行解读过后，更深入地阐释“父亲”是祖国、民族、中国文化的象征，而“孽子”则代表着“游离于祖国与故土之外的流寓者”。

!8 父子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暗喻了中国内地与台湾的微妙关系，由此，作品被赋予了“寻根”的色彩，石明的解读体现出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坛上“文化寻根”语境的契合。

许维贤指出“那种‘无家可归’的悲情不单只是表面上被家庭驱逐，作者也千方百计要把它们提升到一种被整个‘现代中国性’党国历史抛弃的‘孤臣/ 孽子’高度”“昔日老‘同志’被家国放逐的流亡心境，与今日新同志被老‘同志’驱逐出家门的流浪处境，这两种不同的‘生存情境’透过‘中国性’和‘家国’的询唤在《孽子》里互相错位和错置”。

尤作勇更在他的著作《“现代文学”的歧路——白先勇、陈若曦小说创作比较研究》中将《台北人》的主题意旨与《孽子》结合起来进行解读，他指出父亲与“孽子”一起构成了民国沦落的象征。

首先，“台北人”式的有着辉煌过去的父亲现如今落入凡夫俗子的生存境地，他们象征着民国由繁荣走向衰亡，而“孽子”作为他们的后代更代表了“沦亡后的价值失序与道德沦丧状态”。

《孽子》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则民族寓言，“政治影射”说虽多受诟病，却也并非是空穴来风，白先勇作为将领白崇禧的后代，他从小便目睹国民党的辉煌与落败，更随其父亲饱受流离与辗转，人们很容易将他的创作与民族历史结合起来，这其中千丝万缕的关联性是无法否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从文本出发，切不可脱离具体的语境将象征意义强加于作品之上。

四、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自1987 年《孽子》在中国内地出版以来，内地研究界对《孽子》主题的开掘实现了一定的拓展与深化，然而在梳理与回顾中也不难发现存在的问题以及其中隐约透露出的未来的发展方向。

总体而言，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意识形态化色彩依然存在。

一方面，海峡两岸的政治生态在无形中影响着中国内地学者对中国台湾文学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相较于中国台湾的文化语境，中国内地受传统观点的影响更深，“禁忌”的同性恋题材在读者与文本之间形成一条巨大的鸿沟。

在中国内地早期的《孽子》研究中，曲解及否定其思想内容与艺术价值的现象较为严重，或指责白先勇对同性恋者的礼赞与同情，或完全无视题材内容而言其他，或将这一文本定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罪状书；考虑到20 世纪90 年代较为闭塞的时代语境，对于此类解读我们的确也并不能一味地横加指责。

21 世纪以来，随着两岸的互通，研究者对海峡对岸的偏见渐渐消失，在解读《孽子》的批判指向时也不再局限于中国台湾社会，然而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依然存在，不少研究者依然视同性恋倾向为病态与反常，由此造成了对白先勇人道主义观念的误读，在中国内地，转变固有的思想观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