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评析拉美的百年经济发展(一)

辩证评析拉美的百年经济发展(一)

内容提要]20世纪的拉美经济发展并非是一部失败的历史，而是有成有败、有喜有悲。如经济增长绩效比较突出，经济结构有所改善，技术和知识得到了积累，人文发展指数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拉美至今仍然是世界上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地区，对外经济依附也没有减轻，其原因固然与技术进步相对缓慢、资本积累不足、宏观经济管理水平不高等因素有关，但最重要的问题是发展模式转换的延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传统体制变革的不彻底。关键词]20世纪，拉丁美洲，经济发展

在如何看待20世纪拉美百年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历史”，另一种观点认为其有成有败。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本文试图通过简要回顾和归纳拉美百年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来论证后一种观点，并探讨其失败的原因。

一百年发展经历了三大阶段和两次模式大转换

20世纪初拉美处在第一个经济扩张阶段，这种出口带动的经济扩张结束于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第二个经济扩张阶段始于20世纪的30年代至50年代，1982年的债务危机为之画上了句号。1982年以后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与此相对应，拉美的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两次大转换：即从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向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转换，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向以非传统产品为基础的新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转换。

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模式适应了发达国家对拉美初级产品的需求，利用外国资本建立起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发挥拉美当地的资源禀赋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因而有力地促进了拉美的经济增长。虽然1913年国际经济中已经出现了不利于这种模式的种种迹象，但直到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拉美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后，拉美国家才调整发展方向，其主要国家放弃了黄金本位制，对消费品的进口实施了汇率控制和歧视性贸易限制，并采取了反周期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一系列政策被称做内向增长模式。国家通过保护贸易政策和税收、信贷激励为制造业活动提供方便，进口替代工业部门以及为满足这些工业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和服务业成为最有活力的增长部门。到20世纪50年代，在拉美经委会结构主义理论的倡导下，更多的拉美国家转向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许多国家的政府承担起推动工业化的责任，建立国有企业，并通过道路、堤坝、公用事业等建设合同促进新的企业家形成。全地区的经济在整个50年代年均增长5.1%，工业年均增长6.9%，到20世纪60年代初，进口替代的初级阶段基本完成。这时，工业化的一些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如内部市场狭小、外汇缺口加大、财政赤字增多，最重要的是没有利用资源禀赋优势实现内部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东亚国家在市场饱和后，能很快转向出口替代，但拉美国家却转向了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部分资本货的高级进口替代，虽然巴西、墨西哥有转向促进出口模式的倾向，但1973年以后大量低利率贷款的涌入，使它们走向了“负债发展”的道路，错失了向正确的发展模式转换的机会。“内向发展是对1913年以后国际市场动荡的为一种合理反应，拉美的问题在于，这一阶段启动太慢而延续时间过长。”1982年债务危机之后，在债权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之下，拉美大多数国家不得不调整发展战略，实施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国际化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奉行一种以非传统产品为基础的新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但在实际运作中，不少国家出现了过分贬低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和循序渐进的重要性的倾向，因而又产生了许多新问题。

拉美发展模式的转换也可以归纳为从开放到封闭再到开放，其对外出口商品量的变化情况(年复合增长率)反映了这一特点。20世纪初拉美国家年复合增长率约为3.7%，与发达国家的4.2%相差不大。1913-1950年，拉美为23%，比发达国家的0.7%要好一些，这主要是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达国家对拉美初级产品需求增加所致。1950—1973年，拉美的表现较差，为3.7%，而发达国家为9.4%，拉美的贸易壁垒和保护增加了，没有很好地利用发达国家贸易扩张的机会，而同期韩国为20.3%，台湾地区为16.3%。1973—1994年，随着拉

美发展战略的调整，出口增长率有所加快达到62%，1994-2000年间又增至8%，这两个时期，拉美国家的增长高于发达国家(分别为4.7%和6.6%)，但仍低于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平均数(分别为11.7%和12.3%)。阿尔伯特·赫希曼将拉美的这种从市场到国家干预再到市场的政策制定中的走向极端的现象称做“钟摆现象”，钟摆是机械的，说明拉美缺少通过达成共识来修正其左右摇摆和产生连续性的能力。

二经济增长绩效相对突出

在20世纪的百年发展中，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绩效比较，拉美的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据安德列·A霍夫曼对拉美8个主要国家20世纪GDP增长研究的结果，1900-1998年，该8国组合的GDP增长率为42%，高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组合(I)2.8%的平均增长率，也高于由法国、德国、日本、荷兰、英联邦组合(Ⅱ)2.8%的平均增长率，甚至高于美国(Ⅲ)3.1%的增长率，但略低于韩国和台湾地区组合(Ⅳ)4.8%的增长率。与第Ⅳ组合的差距主要是在1950年以后拉开的。

从人均GDP来看，1900-1998年拉美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为1.9%，而西班牙、葡萄牙为2.0%，法国等发达国家组合为2.0%，美国为1.8%，韩国和台湾地区组合为2.8%。拉美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相对较低，这与拉美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有关，1900-1994年拉美6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委内瑞拉)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2.1%，而同期上述4个组合的人口增长率分别为0.8%、0.8%、13%和1.8%。

从具体历史时期看，1900-1913年是拉美国家传统出口导向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其GDP增长率为4.1%，高于上述其他4个组合中(2.0%、22%、4.0%和1.8%)的任何一个。1913—1929年拉美国家的GDP增长率仍保持为4.1%，而上述4个组合分别为1.5%、22%、4.0%和3.8%。1929—1950年因受世界经济大萧条、国际贸易体系崩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拉美国家的增长绩效下降为3.9%，但与其他组合(分别为1.4%、1.3%、2.6%和1.8%)相比仍然是高的，这主要归因于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在工业化基础好和市场大的国家绩效更突出，如巴西为5.0%、墨西哥为4.0%、委内瑞拉为5.9%、哥伦比亚为3.6%)，地理位置远离欧洲战场，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1950-1973年，由于拉美国家没有像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的战后重建和不能享有战时先进技术的商业利用，也因发展战略失误未能抓住战后国际贸易快速扩张的机会，同时，拉美国家的发展潜力在战争期间得到了发掘，而其他国家却有很大的恢复空间，因此GDP增长率为5.4%，基本落后于其他组合(5.8%、5.7%、3.7%和8.4%)。1973-1980年拉美国家在“负债增长”战略的支撑下，GDP增长仍达到了4.8%，由于遭受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第1、Ⅱ、Ⅲ组合分别下降为2.7%、23%、2.1%；但韩国和台湾地区则为7.7%，高于拉美国家。1980-1989年拉美国家因陷于债务危机而下降到1.5%，其他组合分别为2.7%、2.6%、3.0%和8.0%。在1989-1998年间，由于拉美国家转换了发展模式，GDP增长率重新上升为4.0%；其他组合为25%、2.0%、2.4%和5.5%，拉美仅次于韩国和台湾地区组合。

三技术进步先快后慢

在发展中国家中，拉美国家对科技进步的重视并不晚，早在19世纪后期，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就开始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进国外资本和先进技术，推动了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到20世纪30—40年代，拉美国家倡导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弥补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生产力的差距。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该地区的制造业越来越具有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特点。1945—1973年，拉美国家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超过了3%，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43%和发达国家的4.5%并不低多少。投资率占GDP的比重由1950年的16%上升到1973年的19%。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生产设计、新的技术和新的管理方式。在国有企业，特别是一些战略部门中政府领导了研究与开发。可以说，到20世纪60年代末，拉美主要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程度在发展中国家中是居于优势地位的。

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拉美经济陷入危机，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和快速发展，拉美的技术进步相对落后了。如20世纪90年代初，拉美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该地区GDP的0.4%，仅仅高于北非(0.3%)、撒哈拉以南非洲(0.3%)和一些中东国家(0.2%)，低于世界其他任何地区。就国别而言，没有一个拉美国家达到了占GDP的1%的水平，而东亚的5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却占GDP的1.6%，相当于拉美的4倍。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东亚在美国和欧洲获准的专利数分别是拉美在两地获准专利数的7倍和5倍。如果以世界科技专利产品的科技密集度平均数为100，拉美对美国和欧洲出口产品的科技密集度指标分别为5和3，而东亚5国(地区)则为58和19，东亚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远远高于拉美。形成这种差距的原因除了投入不足外，最重要的是拉美的科技创新体制不健全，科研与开发活动多集中在高校和政府科研部门，企业本身很少从事这类活动，从而限制了应用技术的推广和吸收。

从教育发展看，拉美是发展中国家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地区。阿根廷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实行面向大众的初等教育，是20世纪拉美最早由国家免费向所有人口提供初等义务教育的国家。巴西在19世纪末城市人口的识字率约为50%。智利在20世纪20年代实施了初等义务教育。哥伦比亚在19世纪中期开始推动初等教育，到20世纪初识字率占到总人口的30%。墨西哥在1910-1917年革命后也开始实施了初等义务教育。20世纪的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拉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教育成就显著的时期。1950年文盲率为42%，到1987年降为16%。在所有拉美国家，基础教育都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到20世纪80年代末，小学教育的覆盖面达到学龄儿童人数的90%。高等教育扩张最快，18—23岁年龄组的人口中，1960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只占3%，到1980年升至13.5%，到1988年则增长了5倍。但是，拉美的教育质量并不算高，初等教育存在晚入学率高、重读率高、辍学率高的三高现象。1980年15-19岁人口中没有读完小学的竟将近50%。同时，拉美存在教育经费向高等教育倾斜的现象，一般来说，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对经济和社会的回报率要高于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因此，教育经费过多地用于高等教育，会使广大普通劳动者的技能得不到提高。1980年以后，与经济衰退同步，拉美的教育出现了滑坡现象。到2000年，拉美初等、中等和高等三个等级的入学率分别为99%、55%和27%；成人文盲率降为12.7%，但全地区人均受教育的时间是5.2年，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从生产率的角度看，据霍夫曼对拉美8个主要国家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整个GDP 增长的贡献情况分析，1950-1980年，三者各占的比例为22%、38%和40%；20世纪80年代分别为34%、31%和35%；20世纪90年代又变为30%、31%和39%。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技术进步的贡献。第一个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占40%，说明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的技术进步含量比较高，20世纪80年代下降为35%，出现了恶化的迹象，这同劳动力投入增加和资本投入减少是一致的。到20世纪9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为39%，说明尽管有所改善，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没有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也就是说,20世纪最后20年拉美的技术进步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而同期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在GDP中所占的贡献为6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