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现历史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书笔记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论在美国的兴起》读书笔记《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是美国历史界研究中国历史的新观点,它是对战后美国历史学界费正清、李文森等人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等主流观点的批判。
作者在本书中列举了众多的历史研究观点,就是为了评判在传统史学研究中把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社会看作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的,只有经过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的观点。
这本书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到第三部分别是作者对冲击——回应理论、传统——近代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的批评,第四部分则是本书中作者所要阐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
在批判“冲击一回应”理论时,作者指出冲击——回应存在的问题。
在作者看来“西方”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如果没有“东方”或“非西方”和它比较,西方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西方冲击,东方回应这一说法并不存在。
而后作者又列举了十九世纪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来说明冲击——回应理论的不合理之处。
作者通过研究发现,无论是作为叛逆运动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清王朝自强的洋务运动,以及晚清后期的改革运动,其发生的主要动机都不是为了应对西方入侵而做出的反应,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国内的危机问题,统治阶层普遍意识到只有改革才能挽救风雨飘摇的统治。
尽管有些人会反对变革,但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对西方的反,相反,他们从心底里希望改革,只不过是担心改革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因而会对改革进行阻挠。
所以,通过这一个个深入的分析,既可推倒冲击——回应理论。
“传统一近代”模式,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源头,因此中国近代史也是按照此模式,从“传统”社会演变为西方的“近代”社会。
该观点完全否定了中国历史的变迁,认为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历史在西方入侵前是停滞不前的,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的猛烈进攻,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
近代中国史研究的理论发展
❖ 刘大年：
❖ 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内容“一是要求民族独 立，二是要求中国近代化。从西方侵略中国 这一天起，就是民族运动的开始，也就在我 们面前提出了近代化的问题。”(刘大年： 《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近代史研 究》1996年第6期)
❖ 著名史学家黎澍
1979年的两篇文章：
❖ 《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 件》；
❖ “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 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 变化的。我们因为这个要义底指示，在创造 将来的历史上，得了三个教训：一种经济制 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 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我们对于改造社会 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我们 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
❖ “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 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 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 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 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 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 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 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 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 矣。”
❖ 1903年，中国达识译社翻译的日本学者幸德 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出版。
❖ 重要观点：
❖ “有史以来，不问何处何时，一切社会之所 以组织者，必以经济的生产及交换之方法为 根底。即如其时代之政治及历史，要亦不能 外此而得解释。”
❖ （4）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 动之后，唯物史观成为被首先介绍的内容 。
❖ （10）五四运动前后，唯物史观达到如下共识： ❖ 第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 第二，唯物史观可以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 是共产党熟悉和改造世界的哲学根据；
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作者：李增增来源：《世界家苑·学术》2017年第07期“1934年6月，柯文教授出生于美国纽约。
1953年入芝加哥大学接受本科教育，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John K.Fairbank）教授和史华兹（Benjamin I.Sehwartz）教授，开始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62年至1965年，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安默斯特学院任教。
1965年到麻州韦尔斯利学院任亚洲研究和历史学教授，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柯文在1984年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在美国和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国中心观”是对“冲击——回应”模式的反思。
柯文的另一力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以“义和团”作为路径来认识历史，所用资料都是比较平常的史料，但作者对“义和团”的研究却颇有新意，其对事件、经历和神话的历史的探讨给我们展示了作者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深厚的理论功底。
（一）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的“神话”历史是什么？或许在兰克提出客观主义史学之前，人们普遍相信历史学家笔下的叙述就是历史。
然而在后现代主义质疑兰克客观主义史学之时，人们又开始质疑历史就是“真实”的过去。
当这些讨论日臻成熟以后，一些很有影响力的著作便诞生了。
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将历史分为三种：事件、经历和神话，我们所了解的义和团运动，是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还是人们经历的事件，抑或是被各个神话的当下？我们可以发现，义和团运动并不是作者研究的目的，而是对象，是他认知历史的路径。
“历史三调”的三个内涵并非泾渭分明，他们有很多交集，而且一直或多或少的存在以往的历史著述中。
就其中的“神话”而言，由来已久。
“鉴往知来”一直是我们对历史的普遍认同，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也是本着“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的，司马光《资治通鉴》更是如此。
《在中国发现历史》——关于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感悟
《在中国发现历史》——关于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感悟近年来，中国历史研究在国内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其中不乏一些研究者的创新性观点和观念。
柯文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理论，并对中国历史研究做出了一系列新的思考和探索。
本文将根据柯文在该书中的观点，从不同角度展开对其中国中心观的感悟。
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明确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概念，他认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应该回归到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和历史演化过程中，充分挖掘和认识中国文明自身的内在逻辑和特点。
这个观点呼应了当今全球多元文化和文明交融的趋势。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自成体系、拥有完整文明体系的国家，历史上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一直很大，以中国为中心来进行历史研究是符合当今时代的潮流的。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也强调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他认为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应该以全球视野来看待中国的历史。
柯文在书中提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历史交流和文化交融，强调中国历史与世界的互动和交融，这一观点是非常有深度的。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历史研究也必须立足全球视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相互贯通，共同构建世界历史的图景。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也呼应了中国自身的历史演进和文明传统。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为公”的思想，强调天下大同，互相尊重。
柯文在书中也提到了中国古代与其他文明的交往和交流，呼吁人们重视古代中国的对外交流，这一观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当今世界，一个和谐包容的国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和谐相处、互相尊重的理念对当今世界也有着积极的启示。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还强调了历史研究的当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他认为，中国历史研究不仅关乎中国的自身命运，还涉及到整个世界的未来。
只有通过深入挖掘和研究中国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和启示。
中国的历史也是丰富多彩的，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也能够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提供重要的参考。
中国近代史
代表人物为李时岳。(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
3、争取独立谋求进步说
胡滨指出，近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当时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谋求社会进步（发展资本主义）两项根本任务。这两项任务贯穿着整个中国近代史，一切斗争，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斗争在内，都是围绕着这两项根本任务进行的。它们构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 （1）什么是后现代主义？
? （2）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挑战。
? （3）后现代主义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
五、怎样学习
学习历史有二个目的：一认识历史发展进程，二是总结历史经验，以为今日的借鉴。
（1）学习目的不同
中学：了解历史事实，来龙去脉。
大学：把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来学习、研究，也就是我们学习的不仅仅是“史”，而是历史学，我们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了解历史，而是认识历史。过去的历史不能告诉我们未来正确之路，但可以告诉我们哪里是弯路。
? （5）报纸、杂志类
《申报》、《新民丛报》、《清议报》、《民报》、《东方杂志》等。
（6）外国资料： 官方资料，私人著述、回忆录等。
2.史学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开始有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戴逸的《中国近代史》。
如今，比较有影响力的通史类著作有陈旭麓的《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许纪霖的《中国现代化史》、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纲》、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等。
? 2、资本主义世界的对外扩张
（1）英国的崛起与扩张
（2）列强在世界范围内的争夺
三、中外贸易与鸦片走私
? 1、近代早期的中外交往
《在中国发现历史》——关于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感悟
《在中国发现历史》——关于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感悟柯文（Joseph Needham）是20世纪著名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尤其是对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开创了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之路。
他的著作《科学技术与中国文明》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研究之一。
而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使得对他的研究和敬仰不断加深。
柯文中国中心观是指柯文认为，在古代社会中，中国曾经是全球科技文明发展的中心。
他认为中国在古代的科技水平远远领先于欧洲，而这一观点也引发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科技文明的关注。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西方文化一直主导了对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贡献并不为人所熟知，柯文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
对于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感悟，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思考：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提出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在当时是世界领先的。
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并不亚于西方文明，柯文的研究挖掘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历史，让人们重新认识和尊重中国古代文明的贡献。
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提出为世界科学技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范式。
传统上，西方世界一直主宰着对科学技术的研究，而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则较少受到关注。
柯文的研究改变了这一局面，为世界科技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让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了古代科技文明的发展历程。
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提出也引发了对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交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对话显得尤为重要。
柯文的研究为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新的参照系，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欣赏不同文明的独特魅力。
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提出对于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研究和传承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世界科技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我们应当从中汲取启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古代科技文明的优秀传统，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也应当通过对话和交流，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了解和尊重，共同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感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感中国的历史开展一直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由封建社会被迫向近代社会国家转型，这是一个举世瞩目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它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人们纷纷对此进行了探讨研究，其中被人们称之为西方中心论的一些观点如冲击－反响说等最为着名，它认为在19世纪中国历史开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揭示这段历史可采用西方冲击－中国反响这一公式。
而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那么提出了质疑。
柯文在序言中提到了其写作目的一是想总结美国历史学家论述中国近几年的主要开展阶段。
二是想对这一开展提出带有批判性与解释性的估量，以便在同行中引起讨论，藉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觉性的一般水平。
《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心意思就是批判现存的三种西方中心模式，即：冲击－反响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
柯文认为三种模式对中国近代的历史没有把握住其根本的症结和主要的矛盾，而却片面的、一概而论的将中国近代开展的力量皆归结为外来的力量，却无视和淡化了中国自身的内部力量。
可以说，内部取向是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核心，它的主要内容便是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应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来因素上，鉴别这种新取向的主要特征，是从置于中国史境中的中国问题着手研究。
柯文阐述了中国问题的两重涵义，第一，这些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第二，衡量这些问题之历史重要性的准绳也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
其实，这就涉及到一种研究问题事物怎样选择参照物的问题。
西方中心观的学者认为西方的近代是不断进步文明的，而中国的近代在西方到来之前是落后不动的，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横向的比照，即以西方的近代为参照物，来衡量中国近代历史。
中国中心观那么恰恰相反，柯文首先认为中国外乡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书报告 2200字
三一文库（）〔在中国发现历史读书报告 2200字〕《在中国发现历史》读书报告张立方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批判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方法。
主要针对三种种族中心或西方中心的模式：（1）“冲击—回应”模式，（2）“传统—近代”模式，（3）帝国主义模式。
这几种模式都夸大了西方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他们都认为十九、二十世纪中国所可能经历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是西方式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的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这样就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把中国近代史引入狭窄的死胡同。
在批判的基础上，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即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研究研究中国历史；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史的研究；把中国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下层社会历史的撰写；注重借用其它学科的知识。
柯文注重对中国历史作精细化的描绘，特别强调“区分”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这样能够认清中国历史的真面目。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现实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的实质和规律可以通过人们的实践和理性分析得到正确的认识。
一句话，历史是可以被人们认识的，但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历史是复杂的，多面向的，而历史是由历史学家书写的，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掺进历史学家自己的主观情感和经验体会。
西方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这个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是用当代人的思维和观点为当代人书写的，这是典型的历史相对主义。
胡适也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因此柯文指出：历史的真相终究无法探知。
中国中心观提出的移情方法，要求史家摒除作为“局外人”的种种“偏见”以便进入“局中人”的世界。
他认为尽量寻回过去是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另一方面，柯文又支持关于历史真理的相对主义观点，认为这个过去最终是无法探知的。
柯文也采取了折衷的态度。
他强调：“限定真理并不等于取消真理……所有人，只要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认真地对待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法减弱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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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不仅是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
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
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问题一直是以西方为参照物来研究中国历史。
产生这个问题的一个明显原因是由于西方
对中国近代史发生了直接的，极为重要的作用。
另一不是那么明显的原因就是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我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过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进行中国史研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研究框架
与思考模式。
本文作者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是对以往的中国史研究框架进行分析讨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其读者主要是针对研究中国史的外国学者，而本人认为这本书同样对中国学者
与读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在第一章首先分析了冲击——回应框架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使用范围这个总问题。
作者认为就用晚清历史与西方有关联的叛逆运动来说，19世纪中叶在中国发生的最引人注
目的事变，并不是散居蜷缩在沿海小天地中某些西方人的恼人行为，而是内部的骚乱。
除了许多地方性的叛乱外，有四次规模巨大的叛乱，分别是云南的回族暴乱（1855——1873），西北的另一次回族暴乱（1862——1873），捻军（1853——1868）和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
不管1850年前西方冲击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影响如何肤浅表面，但是在华南一带这种影响确是真实而深刻的，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
起义的后期最高领导人之一洪仁玕更是直
接接触过西方文化。
而且，在六十年代初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英法两国的军队，由西方人率领的雇佣军，以及西方国家提供的现代化武器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这说明如果没有西方入侵，太平军起义势必大为改观。
太平军是19世纪中叶受西方入侵影响较大的唯一叛乱运动。
尽管如此，太平天国运动在任何重要意义上，作者认为不能把它看成是针对西方作出的
回应。
他认为这个运动的矛头不是针对西方的，它不像有些通俗读物所宣称的那样，是一次想把中国弹射入“近代世界”的尝试。
也不能把它说成是为了对付西方或西方所造成的问题
而作出的努力。
更确切的说，它只是按照一支主旋律演奏出来的带有西方情调的变曲，而这支主旋律大约从1850年到1870年之间曾在中国许多地区广泛出现过，同时从总体上说是对西方冲击到来以前的情况所作出的回应。
我们学习过的天平天国运动其重大意义确实在于反
封建方面。
正如芮玛里所说：“19世纪控制中国的斗争是一场内部的斗争。
西方的冲击尽管
从长远看十分重要，在当时则知之甚少。
外国入侵只是一种地区性的骚乱与刺激，它只限于整个帝国东南边缘的五个港口。
”
从改革运动的角度来分析冲击——回应框架存在使用范围这个问题上。
中国的改革志士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对西方作出反应，但是直到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西方问题才最后成为头等大事——而且即便到这时，有此看法的也只是很少数的学者和官员。
七十年代之前十年左右，中国大部分改革家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国内叛乱问题。
实际上在同治时期人们普遍
认为只要消除导致叛乱的祸根，西方的问题自会迎刃而解，如果中国能把内部整顿的比较像样，西方根本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体用”之说于九十年代后期尤为盛行，其目的在于证
明“西学”由于实力显著，应该采纳，但同时再度肯定中国文化是至圣至德的。
从总体上说，这些改革的性质与其说是“革新”不如说是“复旧”。
这说明尽管晚清中国的改革思想与活
动尽管越来越受西方的影响，但同时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改革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传统在其渊源、风格、甚至许多内容上很少，乃至完全没有受到外国的启发。
所以作者认为为了纠正冲击——反应的歪曲，把19世纪中国历史看成由若干不同层带
组成，可能有所裨益。
也许按照“对受西方影响的局势做出受西方影响的回应”这一概念来
思考问题比较可靠也更加富有成果。
在冲击——反应这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中不论冲击或回应
都应该既是中国的又是西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