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误会

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误会——泰戈尔来华引起的风波孙宜学;郭洪涛《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3 期72～77,1141924年4～5月间，享誉世界的印度诗哲泰戈尔应梁启超等人创办的讲学社之邀访问中国，随着他的到来，现代中印两国之间一次规模最大的文化交流也拉开了序幕。

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交流是伴随着一连串的误解的不愉快的交流，是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今天的人仍不免为这些误解而深表遗憾。

这些误解是特殊年代的产物，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对今天我们借鉴外来文化以促进自身文化建设，仍不失有警策意义。

（一）泰戈尔是印度现代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宗教家，也是“五四”后期到过中国，并对中国思想文化、文学产生很大影响的外国作家之一。

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泰戈尔的名字最早出现在中国的报刊杂志上是在1915年10月15日《青年杂志》（1卷2号）上，是陈独秀翻译的《赞歌》，署名达噶尔著。

此后就少有人注意了。

而此时泰戈尔在欧洲和日本正是妇孺皆知的热门人物。

泰戈尔是1913年以《吉檀迦利》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之后不久，欧洲就掀起了一个盛况空前的“泰戈尔热”，《吉檀迦利》成为欧洲最畅销的书。

英国女王也授予泰戈尔爵士称号，而自1915年之后，这股泰戈尔热又由欧洲传到了日本。

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两个主要外来影响源就是欧洲和日本，两个源头处兴起的这股泰戈尔热不会不影响到当时在国内或国外的中国敏感的知识分子。

中国最早的比较全面地接触泰戈尔的作品并受其系统影响的知识分子是郭沫若。

1915年日本掀起“泰戈尔热”高潮时，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学，因此有机缘接近了泰戈尔的英文诗，结果一下子被这些清新平易的诗迷住了，于是和“泰戈尔的诗结了不解之缘”，“简直成了泰戈尔的崇拜者。

”①自1921年起，泰戈尔的行踪开始广泛受到国人关注，他的作品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的报章和杂志上，他的思想和人格开始被研究。

1921年3月10日，《小说月报》12卷3 号“海外文坛消息栏”发表沈雁冰的短文《印哲学家太戈尔的行踪》，介绍泰戈尔在美国的活动；同年8月，留德学生王光祈发表《泰戈尔之山林讲学》（《申报》，1921年8月4日）；俞颂华发表《德国欢迎印哲台莪尔盛况》（原载《时事新报·学灯》，《东方杂志》1921 年8月10日转载）；魏嗣銮发表《旅德日记》（1921年11 月《少年中国》3卷4期），介绍德国欢迎泰戈尔的盛况，以及泰戈尔在德国的几次演讲，并对泰戈尔的基本思想作了一般介绍。

对泰戈尔作品的介绍，这一时期也逐渐多起来。

1920年2月、3月《少年中国》第一卷八、九期发表了黄仲苏译的《泰戈尔的诗十七首》、《泰戈尔的诗六首》，并有对泰戈尔作品特色的精粹介绍；1921年1 月10日、4月10日《小说月报》12卷1号、4 号发表了郑振铎的《杂译泰戈尔的诗》，其中4号还有许地山译的泰戈尔小说《在加尔各答途中》，并附跋，而5 号上则发表了瞿世英翻译的泰戈尔的剧本《齐德拉》；1921年4月17 日《民国日报·觉悟》也刊出“译泰戈尔园丁集第二十三首”和“译泰戈尔园丁集二十八首”，译者为“大白”。

对泰戈尔的研究，这一时期则有瞿世英、郑振铎的《泰戈尔研究》（《晨报》第七版，1921年2月27日—4月3 日）和关于泰戈尔的通信（《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4月14日、15日）；冯友兰的《与印度台戈尔谈话》（《新潮》1921年9月1卷1号）；胡愈之的《泰戈尔与东西文化之批判》（《东方杂志》1921年8月18卷7号）；梁漱溟的《东方文化及其哲学》；瞿世英的《演完泰戈尔的〈齐德拉〉之后》（《戏剧》，1921年10月30日）。

早期这些关于泰戈尔及其作品的介绍和研究，基本上从各个侧面介绍了泰戈尔的基本思①郭沫若：《泰戈尔来华的我见》，《创造周报》第23号，1923年10月14日。

想、人格和艺术特色。

泰戈尔宣扬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加上中印两国都属于被西方殖民甚苦的国家，中国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在感情上逐渐倾向于这位诗哲，并最终促成了泰戈尔来华及来华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

邀请泰戈尔访华的是讲学社，直接发起人是瞿菊农、徐志摩等，间接的联系人是泰戈尔的朋友兼助手英国人恩厚之（L. K. Elmhirst），时间是1923年早春。

泰戈尔欣然接受了邀请。

可以想见，这个已誉满全球的印度哲人能答应来华，会在中国文化界引起怎样的激动与反响，恰如徐志摩1923年12月27日致泰戈尔的信中所描述的：“我们已准备停当以俟尊驾莅临。

这里几乎所有具影响力的杂志都登载有关您的文章，也有出特刊介绍的。

你的英文著作已大部分译成中文，有的还有一种以上的译本。

无论是东方的或西方的作家，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在我们这个年轻国家的人心中，引起那么广泛真挚的兴趣。

也没有几个作家（连我们的古代圣贤也不例外）像你这样把生气勃勃和浩瀚无边的鼓舞力量赐给我们。

”这些话虽然难免夸张，但却足以说明因泰戈尔来华中国思想文化界所受到的震动。

自泰戈尔答应来华至1924年4月踏上中国土地前后这段时间内，《东方杂志》（1923年7月25日，第20卷4号），《小说月报》（1923 年9月10日、10月10日，第14卷9、10号），北京佛化新青年会的《佛化新青年》（1924年5月，第2卷2号）上都出了“泰戈尔专号”；《小说月报》第15卷4 号在“诗人拜伦的百年祭”专号内编辑了“欢迎泰戈尔先生”临时增刊；其他一些杂志如《民铎》、《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创造周报》、《文学周报》、《民国日报·觉悟》、《向导》、《中国青年》等都发表了泰戈尔的作品和有关文章。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如约乘船到上海，徐志摩、瞿菊农、张君劢、郑振铎及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以及“时事新报”馆也都有代表在汇山码头等候。

当双手合十、白发白须的泰戈尔渐渐出现在人们视线内时，岸上一片欢呼声、歌声，人们涌上船，为他戴上花环。

自泰戈尔下船至5月29日从上海赴东京，鲜花和掌声就包围了他。

上海的徐志摩、张君劢、瞿菊农、郑振铎，北京的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岭，甚至溥仪，纷纷以各种形式欢迎泰戈尔来华。

特别是5月8日泰氏六十岁生日那天，北京学界由胡适任主席、梁启超主持举行祝寿会和赠名典礼，赠泰氏中国名字“竺震旦”，会间由徐志摩安排演出泰氏名剧《齐德拉》，把对泰戈尔的欢迎推向高潮。

对于泰戈尔的来访，梁启超、徐志摩等表现出由衷的欢欣。

梁启超此时已结束欧洲之行，完成了从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西方文明到欲以中国文明拯救西方文明的思想转变，他坚信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中国古代的人生哲学将流行于世界，他的《欧游心影录》就记录了他这次的思想转变，并重新引发了国内的东西文化论争。

主张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的泰戈尔此次来华，梁启超当然恭迎有加。

在欢迎泰戈尔的演说中他就不如夸张地说：“我们用一千多年前洛阳人士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用长安人士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用庐山人士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徐志摩对泰戈尔来华更是望穿秋水，他不仅时时伴侍泰戈尔左右，而且以泰戈尔弟子自居，甚至以父子相称，泰戈尔在华时劝人少读书，多静思，陈西滢据此将他看成批判章士钊、林琴南之流复古派的同道。

其他如郑振铎、简又文、王统照，也都著文以示欢迎。

在当时军阀混战、政治纷乱的社会大背景下，对泰戈尔的欢迎确也成了文化界的一大盛事。

（二）然而，泰戈尔始料不及的是，迎接他的不但有鲜花，而且还有尖利刺人的荆棘。

就在热热闹闹的欢迎圈外，泰戈尔也受到了中国思想文化界异常尖锐的批评。

实际上，泰戈尔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感受到了这种不和谐的气氛。

有一次讲演，泰戈尔晚到了半小时，就有一家报纸批评他是过时人物，只该与古人对酒当歌才是。

北京有人说他是政客，不是诗人；要他还是做诗去罢，莫管人家的国事，甚至骂他是帝国主义政策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

在这种尖刻、激烈的批评声中，他甚至取消了计划中在华的三次演讲。

对泰戈尔批判最力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捍卫者和左翼文化人士，包括陈独秀、沈雁冰、瞿秋白、吴稚晖、沈泽民、林语堂等，鲁迅对泰戈尔的访华，也报以嘲讽。

陈独秀是将泰戈尔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也是批判泰戈尔最不遗余力，批判文章写得最多的人。

这种前后态度的变化，与陈独秀前后身份不同有关。

介绍泰戈尔时，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反对泰戈尔时，他已成为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政治批判标准代替了文学批评标准。

早在泰戈尔来华之前的三月份，陈独秀就拟在《中国青年》上出一期反对泰戈尔的特号，后因故未果。

泰戈尔来华之后，陈独秀频繁地在政治性刊物《中国青年》、《向导》上发表文章，如《好个友爱无争的诗圣》、《泰戈尔在北京》等，对泰戈尔发起连续、猛烈的轰击，犹如再现了当时只手打到孔家店时的风采。

他从反封建、反传统的立场，批评泰戈尔是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他所要提倡复活的东方特有之文化，”只是“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只会导致中国社会的落后与挨打；而他抨击科学及物质文明，奢谈精神文化，无异于劝人“何不食肉糜”的昏君，和“牧师们劝工人‘向上帝求心灵的安慰胜过向厂主做物质的争求’同样混帐”，“像这样颠倒乖乱，简直是个糊涂虫，还配谈什么‘爱’。

”因而他不客气地对泰戈尔说：“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的不得了呵！”①瞿秋白则尖锐地指出泰戈尔要东方人对侵略者施以“慈爱宽恕”的“东方文明”的危害，他说：“东方和西方能否调和呢？无所谓东方，无所谓西方——所以更无所谓调和！泰戈尔若真是‘平民的歌者’，‘奴隶的诗人’——他应当鼓励奴隶和平民的积极、勇进、反抗、兴奋的精神，使他们亲密友爱的团结起来，颠覆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

”②沈泽民的批评则针对泰戈尔提出的“人类第三世界”的理论。

所谓第三世界，按泰戈尔的说法，即是重精神、主静的东方文明最终战胜重物质、主动的西方文明后出现的一个人与自然、宇宙和谐的真善美的世界。

沈泽民认为泰戈尔这种理想的第三世界是虚幻的，是冥想主义的，是“闲暇的有产阶级的思想，”要“达到这人类第三期的世界，”泰戈尔的精神主义是不行的，反之，我们将更加努力去追求物质文明的发达。

泰戈尔的主张和我们不同便在于此。

泰戈尔所说的第三期文明，实是一种已灭亡的农业和工业时代的文明，他漠视了进步的轨迹，结果当然陷于宗教之网不能自脱”，“在这一点上可谓迷恋骸骨，与中国现在一般国粹派，毫无二致。

这种思想若传播开来，适足以助长今日中国守旧派的气焰，而是中国青年思想上的大敌！”③郭沫若则根本否定泰戈尔的哲学可使东方民族起死回生，因为中国乃至东方衰弱的原因在于私有制度，因为“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终然只好永流一身的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