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的犯罪化问题

浅议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的犯罪化问题[摘要]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无论从其社会危害性的角度，还是从完善我国反腐刑事立法，履行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应尽的国际义务的角度，以及从全面打击、有效遏制贿赂犯罪的司法实践需要来看，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行为的犯罪化都显得非常必要。

[关键词]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犯罪化；立法完善现实生活中，贿赂行为不仅发生在请托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也会比较多地发生在请托人与国家工作人员身边的人之间。

国家工作人员的亲朋好友利用自己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关系，收受请托人的钱财，让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利益。

这种行为同样严重危害国家的廉政建设秩序。

有鉴于此，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规定：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这就是我国刑法增设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增设对于打击和遏制国家工作人员身边的人利用其影响力进行权钱交易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对应的行贿行为，即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刑法却没有规定为犯罪。

这不仅使立法上凸现漏洞，更重要的是会使实践中刑法打击贿赂犯罪的效果大打折扣。

笔者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之対合行为即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的犯罪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完善立法和惩治腐败、全面打击、有效遏制贿赂犯罪的司法实践上看都显得十分必要。

一、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的対合行为，根据《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规定，可以将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界定为：为谋取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以财物，旨在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获得利益，或者给予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财物，旨在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或影响，通过其他在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以获得利益的行为。

根据行贿对象的不同，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表现为二种形式：一是请托人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行贿，请求“关系密切人”向该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斡旋，以便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由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再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斡旋，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二是请托人向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或其他与该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行贿，请求该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原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和影响，对在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斡旋，最终通过在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这两种行为形式共同的特点都是请托人不直接向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向对在职国家工作人员有影响力的第三人直接或间接行贿，意图让该第三人对在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斡旋，以达到让在职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其职务行为，或者利用其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在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目的。

而利用影响力受贿则是行为人利用自己对在职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对在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斡旋，让在职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其职务行为，或者利用其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在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行为人则从中收取请托人财物。

由此可以看出，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是一对典型的斡旋贿赂对合行为。

斡旋贿赂是贿赂的一种特殊形式，斡旋贿赂中请托人不直接向有办事职权的公职人员行贿，而是向第三人（受贿人）行贿，再由该第三人对有办事职权的公职人员进行斡旋，让有办事职权的公职人员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为请托人办事，以达到请托人谋取利益的目的。

斡旋贿赂虽然不是请托人和公职人员直接行贿受贿，不是直接的权钱交易，但其权钱交易的本质和请托人与公职人员之间直接行贿受贿是一样的。

其对国家廉政建设制度的破坏也和直接权钱交易的行贿受贿一样严重，对政府威信、声誉和形象以及社会风气的败坏比之直接权钱交易的行贿受贿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当今很多国家的刑事立法中都将斡旋贿赂行为规定为犯罪予以打击。

我国1997年刑法第388条也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这也足以说明斡旋贿赂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二、向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人行贿犯罪化能够弥补立法缺陷如前所述，斡旋贿赂行为和直接权钱交易的贿赂行为具有相同或者说相似的社会危害性。

在刑事立法上，不仅世界上不少国家将斡旋贿赂行为规定为犯罪加以打击，而且2003年第58届联大审议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1}也明确要求各缔约国将这类行为规定为犯罪加以打击。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8条（影响力交易）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一）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使其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为该行为的造意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不正当好处；（二）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将利用影响力受贿规定为犯罪，与之对应的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行为，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却缺少规制。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行贿犯罪包括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共四种。

行贿罪是指（个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

其贿赂对象是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是请托人和在职国家工作人员的直接权钱交易。

对单位行贿罪是指（个人或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财物的行为，是请托人和国有单位的直接交易。

单位行贿罪是公司、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行为。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是指（个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非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

从上述罪名规制的范围来看，除在特殊情况（如“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共同受贿，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可以按照普通行贿罪处理）下外，一般情况下这些罪名都不能适用于规制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这种行为。

这就形成了利用影响力受贿构成犯罪，能够处罚，而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不构成犯罪，不能处罚这样一种尴尬的情况。

因此，将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犯罪化不仅能够更好地履行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应该履行的国际义务，更重要的是能够弥补我国立法的这一漏洞，使我国打击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体系更加完善，更加科学、合理与公正。

三、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犯罪化是我国反腐司法实践的需要，有利于反腐工作深入开展由于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是一对対合行为，从更有效遏制这类犯罪现象的角度上讲，刑法应该两头出击、全面打击。

现行刑法只规定一方为犯罪这种“只打击卖方市场而纵容买方市场”的做法，不仅不利于遏制这种犯罪，也不公平，而且在实践中也会让请托人钻空子，即不直接向意图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向其近亲属等密切关系人行贿，以达到既“办事”（获取不正当利益）又能免于刑事制裁的效果。

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情况来看，随着我国对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大，当前贿赂犯罪手段也日趋多样，隐蔽性增强。

请托人需要降低行贿风险，受贿者也希望与请托人之间有一个隔离带。

请托人在行贿时往往把表面目标指向领导干部“身边的人”——配偶、子女、秘书、情人甚至司机、保姆等，而不是直接指向领导干部本身，通过“托关系，走后门”来“办事”是当前腐败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由于其在职时的职权，退休后客观上还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因而也成为请托人行贿的直接目标。

请托人往往会直接向他们行贿，托他们利用其原有的影响、关系给自己“办事”，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

这种做法不仅更具隐蔽性、欺骗性，是当前反腐斗争的难点，而且常常把国家工作人员拖下水，最终诱发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犯罪。

往往是请托人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情人等近亲属或密切关系人行贿，希望配偶、情人等说情，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

久而久之，国家公务人员迫于亲情、友情等压力也参与到受贿当中，最终一起走向犯罪道路。

因此，将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加以犯罪化不仅在实践中有利于打击这种隐秘的腐败犯罪，对贿赂犯罪进行全面的打击和遏制，而且也有利于减少被动受贿犯罪的发生，提高反腐效果，更好地维护国家廉洁政治秩序。

注释{1}我国政府于2003年12月签署，2005年10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该公约。

王守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律系教师，研究方向：刑法学，劳动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