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风与《希望》的主体人格建构思想
还原历史的真相关于舒芜和七月派的几个问题
还原历史的真相关于舒芜和七月派的几个问题朱华阳/陈国恩内容提要缘于对五四启蒙文化精神的共感，舒芜受到胡风的激赏和提携，跻身于七月派。
舒芜在七月派刊物上的理论和杂文，表征了七月派的发展趋于自觉的态势及其内部建构的转型。
他的理论批评彰显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所引发的论争强化了七月派的声势和品格。
在理论批评中舒芜与七月派同人存在着互动性和协同性，他们共同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其他成员的创作实践做出了有力的呼应，但在畛域和路径上，舒芜是从哲学和接受的角度立论，有别于其他成员从创作和艺术层面的阐释。
关键词舒芜胡风七月派舒芜因参与胡风理论的建构和导致最高当局最终处理“胡风集团”而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焦点”人物，在诸多文学史著述中，舒芜或者被当做七月派的异己分子简单地清理出场，或者把他与胡风捆绑在一起，只关注他的“陪绑者”角色，而忽视了他作为七月派重要成员的文学史身份。
本文探究他与胡风交往的内在思想依据、在七月派中的实际地位、对七月派理论建设的贡献，还历史一个本来面貌。
一、文化思想的亲缘在战乱岁月中，舒芜通过路翎结识胡风“走进”七月派，虽说是人生的机缘，但也隐含着胡风经营七月派的思想进路。
1941年5月胡风因皖南事变退居香港，9月《七月》停刊，此期间他申办了一个大型杂志《七月》香港版，他向七月派同人提出组织“编辑联络站”的设想，要求每站“按期寄稿，并积极在青年朋友里面发现新的作者”。
胡风把路翎、陈守梅（阿垅）、何剑熏和张元松筹划为重庆的一个站点，告诉路翎很需要杂感、批评之类的短文章，希望动员能写的青年朋友试试[1] （p183—188）。
恰在此前，路翎在工作中结识了舒芜。
胡风回重庆后，路翎约舒芜去见他。
而舒芜“不愿搞文艺”，对胡风也不感兴趣，但在路翎的坚持下，舒芜还是带着自己的几篇文章去见了胡风[2] （p122）。
见胡风之前，舒芜虽与路翎、何剑熏、陈守梅等七月派成员有密切交往，但与七月派没有实质性关联。
油画创作论文 《希望》
油画作品《希望》设计实践报告胡茂通（邢台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河北邢台 054001）摘要：创作（设计）作品《希望》，画面是以一群天真般的小学生为表现对象。
背景是一片绿色的田野和一座蜿蜒曲折的山脉，以及有着紫色和白色云朵的一片蓝蓝的天空。
在绿色的田野上，有着一群欢快活泼的孩子和那天真般的笑容。
预示着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今天的孩子就是明天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然而作品更深一层的寓意是希望人们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注，使他们永远保持那天真般的笑容。
作品采用暗、灰、亮横构图的形式，整体运用纯色调以突出主题物使画面整体效果层次分明，主题突出。
审美理念采用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
画面运用版画的绘画语言结合当代绘画观念，体现出艺术是反应现实生活中人或事物带给我们的美好感受，让整副画具有当代绘画的个性特点。
整片论文大体分为四部分：首先是引言，其次是创作素材与灵感来源；再次是整个创作实践过程中绘画语言的处理（构图、色彩、表现手法）。
最后是对此次创作的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
关键词：现代主义；版画；留守儿童中国分类号：文件标识码：A 文章标号：一、引言当前的油画发展中，油画绘画的方式与方法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同时各种各样的画风与画种都吸引着人们的眼球。
当代的油画特点和创新的多样化，是整个时代文化和艺术进步的表现。
在这个文化相互融合和相互借鉴的时代，无论具象艺术还是后印象派艺术，都是人类美术史上长久存在的艺术形式，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
它们各自拥有不可替代的美学价值。
[1]我的创作题目是《希望》,这幅作品通过对站在田野间的一群小学生的具象表现，从视觉上体现出作品的意境。
随着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国家和社会越来越关注学生的成长。
但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所以创作这幅画是希望人们更多的对于留守儿童的关注。
因为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经过乔晓冬老师细心的指导，我明确了绘画过程，并参考了浮世绘版画以及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等作品的绘画技巧和表现手法，最终利用简洁的色彩、几乎无笔触的表现手法，画出版画的艺术效果，并且在老师的帮助下顺利的完成了油画创作和作品论文。
论胡风与《希望》的主体人格建构思想
Ａｂ ｓ ｔ ｒ ａ ｃ ｔ ：Ｍ ｏ ｄ ｅ ｍ ｌ ｉ ｔ ｅ ｒ ａ ｔ ｕ ｒ ｅ ｐ ｅ ｉｏ ｒ ｄ ｉ ｃ ａ ｌ ｓ ｐ ｌ ａ ｙ ａ ｓ ｉ ｇ ｎ ｉ ｉｃ ｆ ａ ｎ ｔ ｒ ｏ ｌ ｅ ｉ ｎ ｔ ｈ ｅ ｂ ｅ ｇ ｉ ｎ ｎ ｉ ｎ ｇ ，ｄ ｅ ｖ ｅ ｌ ｏ ｐ ｍｅ ｎ ｔ ａ ｎ ｄ ｍａ ｔ ｕ ｒ ｉ ｔ ｙ ｐ ｒ ｏ ｃ ｅ ｓ ｓ ｏ ｆ ｍｏ ｄ ｅ ｍ ｌ ｉ ｔ ｅ ｒ ａ ｔ ｕ ｒ ｅ ． Ｈｕ Ｆ ｅ ｎ ｇ ｉ ｓ ｃ ｏ ｎ ｓ ｉ ｄ ｅ ｒ ｅ ｄ ａ ｓ ｔ ｈ ｅ ｐ ｏ ｅ ｔ ，ｌ ｉ ｔ ｅ ａｔ ｒ ｕ ｒ ｅ ｈｅ ｔ ｏ ｉｓ ｒ ｔ ｎｄ ａ ｅ ｄ ｉ ｔ ｏ ｒ ｉ ｎ ｔ ｈ ｅ ｈ ｉ ｓ ｔ ｏ ｒ ｙ ｏ ｆ Ｃｈ ｉ ｎ ｅ ｓ ｅ ｍｏ ｄ ｅ ｍ ｌ ｉ ｔ ｅ ｒ ａ ｔ ｕ ｒ ｅ ． Ｊ ｕ ｒ ｙ ｎｄ ａ Ｈｏ ｐ ｅ ｆ ｏ ｕ ｎ ｄ ｅ ｄ ｂ ｙ ｈ ｉ ｍ ｓ ｈ ｏ ｗｓ ｉ ｍｐ ｏ ｒ ｔ ａ ｎ ｃ ｅ ｉ ｎ ｈｅ ｔ ｈ ｉ ｓ ｔ ｏ ｒ ｙ ｏ ｆ Ｃｈ ｉ ｎ ｅ ｓ ｅ ｍｏ ｄ ｅ ｍ ｌ ｉ ｔ ｅ ａｔ ｒ ｕ ｒ ｅ ． Ｔ ｈ ｅ ｂ ｏ ｏ ｓ ｔ ｉ ｎ ｇ ｏ ｆ ｉ ｄ ｅ ｏ ｌ ｏ ｇ ｙ ｏ ｆ Ｈｕ Ｆ ｅ ｎ ｇ ｎｄ ａ ｈｅ ｔ ｓ ｅ ｔ ｗｏ
ｌ ｉ ｔ ｅ ｒ ａ ｔ ｕ ｒ ｅ ｐ ｅ ｉ ｒ ｏ ｄ ｉ ｃ ａ ｌ ｓ ｈ ａ ｄ ａ ｒ ｏ ｕ ｓ ｅ ｄ ａ ｎ ｉ ｍｐ ｏ ｒ ｔ ａ ｎ ｔ ｃ ｕ ｌ ｔ ｕ ｒ ａ ｌ ｃ ｏ ｎ ｃ ｅ ｐ ｔ － － － － － － － － － － － － — — ｃ ｏ ｎ ｓ ｔ ｒ ｕ ｃ ｔ ｉ ｎ ｇ ｓ ｕ ｂ ｊ ｅ ｃ ｔ ｐ ｅ ｒ ｓ ｏ ｎ ａ ｌ ｉ ｙ ｔ ．
七月诗派的旗帜意识
七月诗派的旗帜意识【关键词】胡风编辑思想七月诗派《七月》《希望》“旗帜意识”七月诗派的形成和发展其实直接受到胡风编刊思路的重要影响,离不开《七月》、《希望》，胡风的编辑思想对七月派的创作指导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作为一本杂志，《七月》以刊物的面貌出现，却竟然成为一个流派的发轫，这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七月》创刊伊始便形成可一个相对稳定的、具有共同倾向的作者群体。
这一点编者胡风功不可没，胡风不仅仅组织团结了一大批持有共同创作倾向的作家队伍，而且在编刊过程中敏锐发掘新人新作，着力发现和培养新生创作力量。
胡风不但受到鲁迅晚年的器重与信任，同时也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和科学的文学创作理论体系，对历史、对文学、对鲁迅，都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见解。
因此，具有独立姿态的胡风在青年作者群中始终享有很高的威望。
他以精神导师的面目出现，带着极大的热情关怀和鼓励着一批又一批刚刚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年轻人（据统计，七月诗人在七月派有关杂志上发表作品时年龄一般都不足20岁），而他自成一家的诗学理论对年轻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和指导意义。
胡风大量发表青年诗人的作品，并对他们的作品随时给予中肯的指导和评价，对这些文学幼苗茁壮成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时间，他主编的《七月》丛书、《希望》、《七月》等杂志，及相关刊物，几乎已经成为文学青年寻求梦想实现的伊甸园，胡风对青年作者的热情和关爱，给很多诗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诗人牛汉曾回忆说：”我到华北解放区以前，把我的全部作品(诗)寄给胡风，我内心十分崇敬他的。
那是一九四八年夏天，从北京寄到上海，他看到后颇欣赏，替我编了一本集子《彩色的生活》”①。
诗人绿原多年后也满怀感激地提到：”一九四二年,胡风先生从香港回到桂林，为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那就是《童话》。
他为纪念七月抗战而创办的文艺刊物《七月》早已停刊，这位一贯热心培植新诗的理论家和诗人正着手编印《七月诗丛》，《童话》就是那个诗丛中的一个生客”②。
胡风文艺思想对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要求
胡风文艺思想对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要求摘要：胡风文艺思想是对新文学某种局限性的一次反思，一次还不很成熟但非常有价值的反思，其纵向表现为。
虽然在胡风那个年代，压倒多数的文艺理论将胡风的思想批判的体无完肤，甚至是以此为胡风定罪，但这并不影响胡风的重要文艺思想对以后的文艺作品和创作者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关键词：胡风文艺思想文艺与生活主观战斗精神胡风的悲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胡风谈到诗人时曾经认为诗人第一是人生上的战士，其次才是艺术上的诗人，他将战士和诗人看作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胡风就是一位融战士与诗人于一体的现代知识分子。
他以其独立不羁的主观战斗精神、爱憎分明的批判精神、执著于面对现实的精神，从事文学运动和理论批评，却遭到了令。
敏于感受时代脉搏的激情诗人，是一个长于形象思维的诗人，同时具有不弱于形象思维的逻辑思维，这是在胡风《时间停止了》发表后时代对胡风最大的评价。
从诗中可以当时很多文人对新时代的到来，大部分人是充满了欣喜，非常欣喜之情的。
这可以说是当年一个比较真实的心理状态，因为穷苦的人民有了土地，开始翻身做了主人：因为清苦的工人寻找到了新的职业，开始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当时的气氛让人感觉到新的时代到来，但是人们同时也隐约看到了作为文艺理论家的胡风在诗中对未来文化状态自己的隐隐担忧以及对文艺会不会出现灰色时期的担忧。
胡风的这种担忧并不是毫无前兆的，1949年7月，在尚未改名为首都的北平，举行的解放区革命作家和国统区进步作家会师大会上，毛泽东主席从政治高度发表的作为文艺界指导思想的理论与胡风当时强调的对五四启蒙传统的继承，整个文学理论还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基础上的观点有很大不同。
会上，矛盾把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贬的一无是处，其中特别对胡风的文艺理论和编辑工作不点名的进行批判。
但这些并不影响胡风重要文艺思想对文艺界的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文艺与生活关系上的重要理论及对鲁迅创作传统的延续，对当时和现代的文学发展以及作家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
胡风对文艺学的又一贡献——浅谈胡风的“形象思维”观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摘要：胡风是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中影响巨大的文艺理论家。
在胡风的文艺理论中，“形象思维”观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胡风对于形象思维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论述，其理论认识也是非常深刻的。
胡风的形象思维理论可从形象思维观点的提出和发展、形象思维是文学创作的本质特征、对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超越性认识三个方面来论述。
关键词：胡风；文艺学；形象思维；抽象思维；文学创作；真实性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210（2015）04-0022-05第31卷第4期Vo l.31No .42015年8月Aug .2015收稿日期：2015-04-18作者简介：韩义静（1990—），女，山东滨州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文学理论；马金科（1965—），男，吉林洮南人，博士，延边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朝古代比较诗学。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9页。
②胡风：《“形象思维”观点的提出和发展》，《胡风晚年作品选》，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页。
③邢建昌先生在《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6期的《形象思维与文学本质特征的探索》中认为，胡风是在1940年的《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中明确提出“形象思维”的。
本文作者认为，胡风在1935年评介苏联文学顾问会编出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中提到的“形象的思索”与“形象的思维”含义是一样的，只是当时对于此观点的名称把握的不够准确，所以胡风是在1935年评介苏联文学顾问会编出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即《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中首先提出“形象思维”的观点的。
形象思维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别林斯基“诗是寓于形象的思维”这一命题。
第一次文代会
第一次文代会全名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
1949年7月2日，在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势如破竹的进军声中，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华民族历史即将揭开光辉一页的日子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
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历史的结束和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历史的开始。
正值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这是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师大团结的大会，继往开来、总结和动员的大会。
大会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阶段的终结，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
毛泽东到会讲话，郭沫若做了报告总结。
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章程；成立了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全国文联；选举郭沫若为主席。
第一次文代会是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师、大团结的会议。
大会把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做为新文艺的基本方针，号召文艺工作者，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
1949年6月30日至7月19日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是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在新中国文艺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第一次文代会”闭幕后，1950年3月出版了由大会宣传处汇编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文集》），厚达599页，充分完整地记录了这次会议。
“第一次文代会”有几个“特殊代表”，其中“没有到会的代表”是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
那年5月，他突然中风半身不遂、生活困顿几乎无力医治。
正好周恩来派人来邀请他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立即对他家的生活做了妥善安排，雪中送炭，解他一时之急。
7月开会，张恨水虽然不能出席，仍然被列为平津代表，成为“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即后来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批会员。
第一节伟大的开始或确认革命文学的历史图谱1949年7月2日，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正式代表及邀请代表共计824人。
由此拉开新中国文学艺术历史之激动人心的序幕。
主观战斗精神因其独有的主体性内质
前言前言胡风文学理论体系的源点之一为黑格尔。
面对黑格尔，胡风呈现出其强烈的精神二律背反性：一方面，他继承了黑格尔的主客关系论的理论构架，并在此基础上构筑起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击碎黑格尔的流于空泛的绝对理念――黑格尔的“鬼影”，并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改造黑格尔，从而建立起独树一帜的“主体性现实主义”。
这一继承与改造是一复杂而激烈的思想撞击与建构的进程，它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展开。
其一，主观战斗精神。
胡风曾借助黑格尔的术语“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来说明作家的主观和客观生活现实的关系，他另辟蹊径，在总结五四运动和鲁迅传统的基础上加入了人的主体性意识和个性化的价值取向，将其改造成为“主观战斗精神”。
在政治化年代，“主观战斗精神”因其独有的主体性内质与主流意识形态悖逆，其光芒最终隐失于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抗衡中。
其二，主客体关系论。
胡风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主客关系论的整体构架。
在他的主客关系的理论框架中，主客体之间在文学创作中呈现出互渗共存、双向同构的规律。
他以人的生命意识来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并在探索现实主义的创作规律的过程中，悟解到主客体之间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一场相生相克的斗争的过程，主张主体将自身的生命力化合在客体之中，达到交融状态。
其三，典型论。
作为典型理论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以性格代典型，并用个性塑典型，为典型注入动态性与丰富性的内涵，揭示了典型背后的社会、历史的内涵，从而较清晰地划分了类型与典型的界限。
总览胡风的典型理论，他基本上继承了黑格尔典型论的精华。
尽管胡风在与周扬的论战中存在着淡化典型个性特征的弊病，但这只是在论战中出现了割裂典型共性与个性的“错位”现象。
造成“错位”的原因在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界没有谁真正理解典型的内涵；胡风的失误，是简单地搬用高尔基理论的结果；胡风偏执的性格缺陷也传承与超越造成了他的典型理论的错位；他与周扬之间的私人恩怨使论争蒙上了过重的敌意的阴影。
其四，黑格尔诸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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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4年5月 Vol.36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May 2014──────────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0b190） 收稿日期：2013-09-22作者简介：张玲丽（1979-），女，山东东营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11-论胡风与《希望》的主体人格建构思想张玲丽（湖北中医药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摘 要：现代文学期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发轫、发展及成熟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容小觑。
胡风集诗人、理论家、编辑家三重角色于一身，他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所编辑的《七月》与《希望》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胡风思想与两份刊物以相互促生的关系激发与提升了现代文学及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理念——主体人格建构。
关键词：胡风；《希望》；主体人格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4)03-0011-03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4.03.003The Comment on Subject Personality’s Construction of Hu Feng andHis Periodical HopeZHANG Ling-li(School of Humanities, Hube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uhan 430065, China)Abstract: Modern literature periodical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beginning,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process of modern literature. Hu Feng is considered as the poet, literature theorist and edito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July and Hope founded by him shows import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The boosting of ideology of Hu Feng and these two literature periodicals had aroused an important cultural concept —— constructing subject personality.Key Words: Hu Feng; Hope ; constructing subject personality鲁迅在20年代初的《摩罗诗力说》中初步确立了其后文学思想的核心，呼唤摩罗诗人，为中国文学及文化注入了刚健的主体力量。
在其后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中，又为中国文学寻找到向内挖掘的创作方向。
深受鲁迅影响的胡风，在确立自己的文学之路之初就找准了其后创作与思考的重心。
“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对鲁迅“主观”与《苦闷的象征》“主体”思想的拓展与深化。
这种深化不仅成就了胡风的思想精髓，也引领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份文学奇葩——《七月》与《希望》。
尤其是《希望》，它不仅是“主观战斗精神”这一文学思想演化与成熟的主要媒介，同时，更成为与左翼文学界以及文化界争夺话语权以及文化人格的重要阵地。
胡风对作家主体的思考始于1934年的《张天翼论》，直到1943年的《现实主义在今天》，“主观战斗精神”这个理论术语已经基本成熟，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其内涵得到了明确的阐述。
胡风认为，就文艺家一方面说，只有提高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才能够在现实生活里面追求而且发展新生的动向、积极的性格，即使他所处理的是污秽或黑暗，但通过他的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也一定能够在读者的心里诱发起走向光明的奋发。
以此为出发点，胡风在其后创办与坚守《希望》的过程中，逐渐扩展与深化“主观战斗精神”的内涵，使它成为一种文化人格的标识。
1944年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无疑是一份宣言，不仅是对单一、被动、惰性的左翼文学界以及文化界的质疑与宣战，同时也是其后《希望》精神实质的宣告。
“主观战斗精神”若影随行地贯穿在《希望》的始终。
《希望》时期恰逢左翼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运动——由延安铺展开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这场运动直接第36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4年5月-12-涉及到作家自身价值与角色定位的问题。
在《希望》前后，国统区的作家在创作层面、自我定位方面已经开始以《讲话》作为标准。
《新华日报》在1943年之后，登载最多的是知识分子反思自我价值的文章，对于其小资产阶级出身表示不满，力图肃清其出身带来的负向影响。
舒群在《新华日报》副刊发表的《作家的自我批评》中，提到“不管我们来自城市还是乡村，曾经是学生还是流浪汉，却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思想，这个思想，贯串着每一篇，每一个字。
不管我们曾经生活得简单还是复杂，大体都限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
我们本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需要改造，改造我们的语言。
”[1]这场思想改造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五四”启蒙思想的颠覆。
但是，许多受过“五四”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的颠覆性定位似乎是顺理成章，无需置疑的。
胡风强烈地感受到了当时倾向于左翼思想的作家的人格萎顿，因此，在他独立创办的《希望》上不遗余力的倡导“主观战斗精神”就成为其首要的目标。
在《希望》的创刊号的首页登载鲁迅20年代初的《摩罗诗力说》，同时把舒芜的《论主观》置为刊物的首篇，尽管在后者遭到质疑甚至围攻的情况之下，不得不转换措辞以希冀改变胡风本人以及刊物的当时的紧迫境遇，但是，不足以扭转《论主观》本身对于左翼思想界带来的冲击力量。
胡风在《希望》时期表达了对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丰富复杂性的充分自觉：“知识分子是加在锤与砧之间的最先见最尖锐的说出人生的真谛，而且是最勇敢的最坚决的保卫了人生真理的最敏感的触须，最易的火种。
”[2,p264]胡风对知识分子作家的先锋性定位显示出对“五四”精神内质的承继，同时又显示了特殊的历史阶段——“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的风暴”时期，知识分子主动参与历史的创造意识。
这无疑影响着《希望》的精英气质的呈现。
胡风对于知识分子的先锋位置的体认对于《希望》的作者是一种潜在的鼓励与支持。
“最近读了《约翰·克利斯多夫》，多么想给你和门兄读一读呵。
这是理想主义，甚至带有宗教的气息，但有些地方甚至使我觉得受了洗礼似的幸福。
是，这是理想主义，但现实主义如果不经过这一历程而来，那现实主义又是什么屁现实主义呢！”[3,p208]这是胡风在创办刊物两年前给路翎书信中的一段话。
此时，胡风对文学以及文学家的理解透露着理想主义的气息。
胡风为什么大张旗鼓地把批评矛头指向左翼阵营内部的作家？就是因为这些作家、这些作品的“枯干”，对于神圣的文学而言是戕害与破坏：因而更奇怪文坛为什么这样枯干，因而也就想，能弄起来还是弄起来罢。
如能变成‘过街老鼠’，这次信顶倒也比装死好一些的。
[3,p225]使我高兴的，是读了关于欧洲的书。
生命，能够扩张才能够成长。
有些人，成天文学文学，因而实际上什么也看不见，好像一个人干子。
悲惨得很。
但当然，要扩张，首先须得他自己是一个活的人。
[3,p212]“枯干的文坛”是因为“人干子”作家的存在，因此，胡风在《希望》创刊号上开辟了书评专栏，并且矛头直指左翼阵营的那些“人干子”作家。
胡风的良苦用意得到了道友的理解与支持。
路翎在给胡风的书信中写到：“觉得目前情况昏沉，出版社及刊物非坚持不可。
固然‘书生之见’无大作用，总可以借新生者竖一面旗帜。
而且我们自信在应该的时候，拿起‘枪’来，是不会比别人差的。
读前信，觉得你的心情似乎非常沉重。
你走得甚远，觉得孤零罢。
在目前，举起鲜明的目标来，是最要紧的，否则，少许的努力，落入大海洋中。
这目标要明快，而且煽动。
使混蛋们不能出头。
”[4,p117]“这本来应该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但现在却连幼苗都被摧残了。
你的工作比什么都重要，因而也比什么都困难罢。
”[4,p131]感知到中国文学文化的传统思维习惯，路翎意识到了胡风的工作的神圣与重要，也意识到了胡风走得很远而产生的孤独感，鲁迅在世纪初所倡扬的“精神界战士”实现得步履维艰。
胡风对于诗人的界定是精神战士：“生活道路上的荆棘和罪恶里面有时闪击、有时突围、有时迂回、有时游击地不断地前进，抱着为历史真理献身的心愿再接再厉地向前突进的精神战士。
这样的精神战士。
即使不免有时被敌对力量所侵蚀所压溃，不，正因为它必然地有时被敌对力量所侵蚀所压溃，但在这里面更能显示他的作为诗人的光辉的生命。
”[2,p76]在《希望》时期，“精神战士”的定位明确并且有力坚定。
“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及《希望》作家群对外批评的衡量尺度，在他们看来，观照与冷静透视是创作态度的错位，有违于作家主动性品格，偏离了承担意识的定位。
《希望》进行的书评运动，对于客观主义、市侩主义、庸俗甚至色情主义进行的批判，都能在这里找到根源。
1945年《希望》创刊。
从第二期开始发表路翎、石怀池等人指向左翼进步阵营的作家作品的批评文字，主要涉及的作家作品是沙汀、严文井、碧野、姚雪垠等在当时左翼文学界享有盛名的作家。
其实，这些书评文字不仅仅是单个作家的心血来潮，不是各个批评者的不谋而合，而是与刊物编辑的思想紧密相联，可以说是胡风有意识的发动的“清肃”运动。
这在胡风书信中得到有力的张显：“书评，好的。
应该这样，也非这样不可。
但我在踌躇，至少第二期暂不能出现。
”[3,p209]“所以，暂找别的典型罢。
《戎马恋》、《幼年》。
”[3,p256]这些作品在当时是得到认可的比较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而沙汀、姚雪垠等在当时是影响颇大的左翼作家，书评把矛头指向他们，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创作代表了文学发展的歧途，因其影响颇大，必须大张玲丽：论胡风与《希望》的主体人格建构思想-13-力对其批驳，以期得到校正。
对客观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石怀池和路翎的书评文字之中。
路翎对客观主义的批评，指向了另一个文学维度，他从作品所产生的读者效果出发认为：“人们走进一件艺术作品去，却总是怀着某种斗争的热情的兴奋，希望着一场恶战，希望着提高人生，希望艺术的幸福和人生的勇敢的”，而《淘金记》则“表现着对于生活（特定的时代的热情的内容）的麻痹，和对于生活的被动的无可奈何的客观的态度。
”[5,p179]路翎的批评最终指向的是作家的主体创作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