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性灵说
袁枚性灵说分析
．1．袁枚「性靈說」分析國立中山大學碩二馮玉婷一、「性靈」說之詩學淵源有清一代，學術風氣趨於匯整前說，清詩論亦見此特色；但因個人性格與偏好不同，對前人說法理解亦有出入，即使力求圓融，不免仍有輕重之分，遂可別為「神韻」、「格調」、「性靈」、「肌理」四家。
「神韻」說為王士禎（1634-1711）所倡，「格調」說由沈德潛（1673-1769）提出，「性靈」說為袁枚（1716-1798）力主，「肌理」說乃翁方綱（1733-1818）建立；四家各領風騷，其中「神韻」與「性靈」二說較為接近。
袁枚雖言：「我奉漁洋如貌執，不相菲薄不相師」1，主要論調實與漁洋皆變化自司空圖（837-908）、嚴羽（約1200前後在世）、袁宏道（1568-1610）；諸人主張雖有小異，若著眼率皆重視言外之意、真情至性、興趣韻味等共通性，則不妨視為講求藝術美感之一脈相承者。
袁枚性格放任跌宕、不喜拘束，天才特出兼有自成家數之志，是以不喜歸附；儘管今人細究其說可發現士禎、宏道蹤跡，袁枚卻未嘗自言踵繼二人。
然欲廓清袁氏詩論內容，實不能忽視二人可能之影響，故謹撮述袁宏道、王士禎主張於下，以窺袁枚「性靈」說之詩學淵源。
1袁枚：《隨園詩話》卷二：「阮亭先生自是一代名家，惜譽之者既過其實，而毀之者亦損其真。
須知先生才本清華，氣少排奡，為王、孟、韋、柳則有餘，為李、杜、韓、蘇則不足也。
余學《遺山詩論》，論詩一絕云：『清才未合長依傍，雅調如何可詆諆？我奉漁洋如貌執，不相菲薄不相師』。
」（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以乾隆庚戌本與隨園自刻本為底本），頁48。
．2．第六屆南區五校中國文學系研究生論文研討會（一）袁宏道「貴真」主張李贄（1567-1602）《童心說》倡「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2童心即真心，是文學創作的根本，其說為公安三袁所繼承；公安派基本主張重視個性與自然，袁宏道為代表人物。
袁氏貴「真」，以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化，一人有一人之情感，唯「變」方能存「真」，二者相輔相成而後有韻趣。
性灵说
性灵说的核心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
代表人物袁枚。
性灵的本意性灵的本意是指人的心灵。
何为“性灵袁枚所说的“性灵”，在绝大多数地方，乃是“性情”的同义语。
思想的形成萌芽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即在于人是“性灵所钟”,有人的灵性。
《《文心雕龙》·序志》中所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亦是指人的心灵。
《原道》篇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就是说文章乃是人的心灵的外在物质表现。
其后钟嵘在《诗品》中突出诗歌“吟咏情性”的特点，强调“直寻”，抒写诗人“即目”、“所见”，使之具有“自然英旨”之“真美”，以及赞扬阮籍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等，和后来性灵说的主张是接近的。
所以袁枚说：“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
”（《仿元遗山论诗》）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所说“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亦是此意。
雏形唐代皎然、司空图一派的诗歌理论，也很重视诗歌表现感情的特点。
皎然说：“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
”又说：“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
”（《诗式》）李商隐也曾说：“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
”(《献相国京兆公启》)这些都被袁枚所汲取。
他在《续诗品》中所说“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著文字”,即由此而来。
而《续诗品》的写作，也是出于他“爱司空表圣《诗品》，而惜其祗标妙境，未写苦心”的缘故。
宋代杨万里反对江西诗派模拟剽袭、“掉书袋”的恶习，主张“风趣专写性灵”，也对性灵说产生了很大影响。
发展袁宏道曾说好诗应当“情真而语直”（《陶孝若枕中呓引》），“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序小修诗》）。
形成袁枚对杨万里也是相当推崇的。
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
”“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
清诗概述48性灵说之袁枚
清诗概述48性灵说之袁枚清诗概述48——清史札记之四十四我楚狂人四、清诗流派184．性灵说1清朝乾隆年间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接过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认为写诗要抒发人的真性情。
他对清代以来的各种诗歌理论观点予以全面排斥。
他的这种反传统、求创新的特点，是对于清代以来道统文学观的强大权威的挑战。
性灵派的成就主要为诗歌，其中七绝和七律尤佳。
如《春日杂诗》于恬淡宁静中透出轻松活泼的生活气息，十分舒畅自然；《马嵬》命意新颖，感情倾向也发生了根本转变。
性灵说可说是明代公安派的余绪，其代表人物袁枚，前文在“清代散文”中已经说过，这里先说袁枚的诗歌。
（1）袁枚与他的诗1袁枚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他主张的“性灵说”在当时独树一帜。
“性灵说”对流行于当时诗坛的各种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和扫荡，一改清诗风貌，影响深远。
袁枚所标举的“性灵说”诗论以情为本，主张“诗写性情”，即从诗歌的创作内容出发，要求诗歌创作主体抒发真情实感，以真情去充盈诗作的内容。
这是其诗论的核心部分。
在他看来，诗人唯有抒发真情，才能体现出诗歌自身的抒情本质，才能表现出自然清新、生动活泼、风趣别致的艺术魅力。
他不仅把抒发真情作为采集和鉴赏诗歌的标准，而且以身作则，在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中一以贯之，创作出很多富有真情的诗文作品。
袁枚除了要求诗歌创作主体要抒发真实情感之外，还对诗人要具备一定的诗才天分道出了自己的见解。
袁枚认识到因为每个人的诗才禀赋各有所异，就会呈现出“笔性灵”和“笔性笨”的情况，于是就生发出禀赋灵性与创作灵感之间的关系，强调了诗才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他甚至用夸张、过分的语言把天分的作用提升到一个绝对的地位。
其实，袁枚在认识到“才”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学识的重要性。
他清晰地认识到每个人的性情各异，所以诗歌创作要情出于己，体现出“著我”的精神，强调“作诗，不可以无我”，激烈反对一切束缚诗歌抒发真情的制约因素，高呼“但须有我在，不可事剽窃”。
袁宏道与袁枚“性灵说”的差异比较-精品文档资料
袁宏道与袁枚“性灵说”的差异⽐较-精品⽂档资料袁宏道与袁枚“性灵说”的差异⽐较明清以来，⽆数⽂⼈在探索诗⽂的道路上前仆后继，创⽴了不少学说。
其中，袁宏道放荡不羁，极富个性，吸取了前⼈诗之于情的⽂学思想，以表达“⾚⼦之⼼”提出“真性情”为核⼼的性灵说。
⽽后来者清代袁枚，同样反对束缚，以真情及才情标举“性灵”学说。
同是性灵⼀派，但⼆者并未处处相同。
⼀、袁宏道反理性，袁枚反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从⾃⼰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讲究主观感受的真情流露，以真情⽰⼈，以真情为诗。
同样，袁枚作诗“提笔先须问性情”，好诗需要⾃抒情愫，⾃披胸襟。
虽⼆⼈都主张“真”，但袁宏道强调⾮理性，主张释放⼈未被社会化的天性，具有反理性导向。
“⽆闻⽆识真⼈所作”，“闻识”包括名教义理、礼法纲常等社会规范以及⼈⽂经验知识，是与“真”相对⽴的理性。
要求脱离⼀切形式表象，⼈的社会产⽣的规则等理性存在，回归本真，使真性情保持纯粹。
如《独坐》：胸臆知难尽，⾏藏为可陈。
摊书嫌字⼩，烹⽔试茶新。
拨闷占茅⼘，祈归拜上神。
闲云与倦鸟，终是⼀流⼈。
袁宏道在诗中直接流露了他的倦意与空虚，他觉得难以表达清楚他此刻的⼼情，从看书嫌字太⼩，品茶⼜嫌不醇厚，为了解闷去占⼘，⽆聊拜拜上神，但是这些尘世的东西，社会经验的理性，都不能够撩拨他⼼中的真情，排遣他的闲闷，只有闲云跟倦鸟这种⾃然意象才能与其⼼中的天然本性⼀致，独坐时候的真性情流露，是抛开⼀切理性⽽抒。
⽽袁枚“性情得其真”、“其情之动⽽不同者，皆随其性之昏明⾼下流露者也”。
诗中的性情随内⼼之“真”⽽流，认为同时期崇尚浮华的诗⼈在诗中矫饰喜怒哀乐，缺乏“真⽓”。
可见，袁枚强调的是性情“真”的流露，拒绝违⼼之作，反对虚假的情感。
所以，袁枚在被贬时所作《落花》，内⼼怨尤⾃怜毫⽆虚假之情：空⾕半枝随影堕，阑⼲⼀⾓受风偏。
佳⼈已换三⽣⾻，拾得花钿更黯然。
袁枚在此诗中深情流露，⽐深闺⼉⼥更加孤独，⽉下枝影摇曳，阑⼲⼀⾓看风，孤影⾃怜，蹲下⾝⼦拾花钿，诗⼈⼼中的哀怨与诗中斑斑可见，胸臆之真发露⽆遗，他不是为了作诗⽽造假性情，也没有在诗中夸⼤或虚饰其胸臆，因⽬前的处境⽽哀，由诗可见其怨，⽆虚⽆假。
袁枚的性灵说及其诗歌创作
伪 险恶 ， 指出了封 建制度 的不合理 。袁枚 在诗歌 中直 接抨击封建制度 ， 这不仅需要超卓识见和过人胆量 ， 而
且 也 正 是 其 真 性 情 的 自然 流 露 。 ２ 以平等、 ． 民主 的 态 度 尊 重 下 层 人 民 。 虽 然 身 在
袁枚 巨大的影 响。他宣扬性情至上 ， 肯定情欲合理 ， 强 调情是其诗 论 的核 心 ， 女 是真情 的 本源 。他 在《 男 遣
兴》 诗 中说 ：郑 孔 门前 不 掉 头 ， 朱 席 上 懒 勾 留 。 明 一 “ 程 ” 确表示对孑 子 以来 的儒学特别是 程颐 、 熹 的理 学 的 Ｌ 朱 反叛 。他还认 为“ 宋学 有 弊， 汉学更 有 弊” 进 而 质疑 ， “ 六经 ”公开宣称“ 经虽读不全信” 并借庄子的话抨 ， 六 ， 击“ 六经尽糟 粕” 《 然 作》 。他 的言 行 可谓 大胆 出 （偶 ） 格、 惊世骇俗 。他对虚伪 的假道学深恶痛绝 ， 常常借机 加 以嘲讽抨击 ， 表现 出封建社会 末期个性 解放思 想的 再次苏醒。 这些思想体现在文学理论 上， 就是 他的“ 性灵说” 。 袁 枚 的 “ 灵 说 ” 在 内 容 上 包 括性 情 、 性 和 诗 才 性 ， 个 三个要素 。袁枚认 为“ 情 以外本无 诗” “ 性 ，若夫 诗者 ， 心之声也 ， 性情所 流露者也 ” “ ，天性多 情句 自工 ” 。就 是说诗生于性情 ， 性情 是诗 的本 源和灵魂 。他所说 的 性情 ， 就是真情。诗人 内心 要有真情 实感才 有创作 构 思的可能性 ， 诗歌 中的景 物形象归根 结底也是 为 了体 现“ 的。而这种性情要表现出诗人的独特个性 。因 情” 此， 袁枚又认为“ 诗 ， 可 以无我 ” “ 作 不 ，有人 无我 ， 是傀 儡也” 。就是说没有个性 的诗人所作 的诗就 如同受人 摆布的“ 傀儡” 缺乏真正的生命力 。没有个性 ， 就丧 ， 也 失了真性情 。他在 《 续诗 品》 中专辟“ 著我 ” 品 ， 一 就是 明确提倡创写 “ 有我” 旨。这是性灵说 审美价值 的核 之 心 。袁枚还进一步认为 ， 仅有性 情 、 个性是 不够 的 ， 还 应具备表现这一切 的诗才 。“ 诗人无才 ， 不能役典籍运 心灵 ”有诗才 的人在 进行艺术构 思时才会 产生 灵机 ， ， 善 于把握灵机 ， 易于成篇 。这里所说的灵机 ， 就是今人 所谓灵感。艺术构思 中的灵机与才 气 、 分与 学识要 天 结合并重 。 这 三 个 方 面 的 有 机 结 合 ， 成 了 完 整 的 诗 歌 理 论 构 体 系， 是晚明公 安派文学 主张 的隔代复兴 ， 为清诗开创 新 的局 面打下 了坚实 的理论基础。
袁枚《性灵说》
古代文论袁枚与性灵说教师:马建智学生:李越专业:文新学院汉语言文学084班学号:200830401137袁枚与性灵说“性灵”一词是由“性”与“灵”两个字组成。
“性”的本意是人类本性，论语中有“人之初，性本善”；“性”也指人的性情，即人的秉性气质。
灵的本意甚多，与性灵美学相关的涵义有：人的主观精神：人的聪明灵活。
“性灵”一词出现较迟，不会早于南北朝时期。
首先采用“性灵”一词的文论著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
其中《原道》篇说：“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
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
”唯有人具有灵智的天性，才能产生文章。
后来南北朝的钟嵘、宋代的杨万里、明代的李赞、公安三袁等人都对“性灵”加以丰富与发展。
袁枚总结先人经验，吸收历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精华，完善并进一步发展了性灵说。
使之成为“清代四派重要诗论中最有活力，也最有革新精神的一个诗派，在诗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1性灵说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当时文艺上反对复古模拟的风气而发的。
明代前、后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给文艺创作带来了严重的恶果,使诗文普遍陷入了模拟蹈袭的死胡同。
李贽在《童心说》中就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问题,认为只要写出了“童心”即是好作品，这是对复古主义文艺思想的有力的抨击。
公安派正是进一步发挥了李贽这个思想，提出了一个“变”字，指出每个时代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必须具有独创性,才是好作品。
性灵派的代表人物袁枚主要活动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这个时期，复古主义已不象明代那么猖獗。
前期乾隆有王士镇鼓吹神韵说, 片面倡导清远、冲淡、含蓄之作。
翁方纲推崇的肌理说刚刚出现,主张以考据为诗。
左右诗坛的主要是沈德潜标榜的格调说，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复古主义的风气。
这些诗学主张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 使清诗面临着僵化的危机。
为此, 袁枚独辟蹊径, 从历代诗歌理论中吸取关于诗歌吟咏情性、抒写性灵的观点,加以丰富发展, 再次树起性灵说大旗, 与上述诗学观相抗衡, 以开创诗坛的新局面。
从“言志”到“言己”：袁枚“性灵说”与乾隆后期自利性话语的传播
从“言志”到“言己”：袁枚“性灵说”与乾隆后期自利性话语的传播本文作者郑宇丹教授摘要“性灵说”始于南朝，经由刘勰的《文心雕龙》回归“诗言志”的传统。
清乾隆年间的袁枚试图以“真性情”消解礼教的束缚，将诗学的重心由“言志”转向“言情”。
在此过程中，随园给予袁枚对外交往的空间，诗话给予袁枚臧否文坛的权力，一个用“温和—生产—利润”原则扩散话语权力的模式得以建立，“言己”成为此模式的重要表征。
在文网密布的乾隆朝，“性灵说”的存活是“去政治化”的结果，也意味着士人阶层价值取向的异化，从以“言志”为核心的精神传统，逐渐走向重利轻义的一面。
这种文化的下行加剧了中国近代的社会危机。
关键词袁枚；性灵说；乾隆时期；诗言志；文化传播；话语；价值观乾隆一朝，恰如其年号所寓意的，曾出现“天道昌隆”的局面。
其时，清朝疆域空前辽阔，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人口从乾隆六年（1741）的1.43亿激增至乾隆六十年的2.97亿，国库存银达7 300万两以上；文化方面亦取得卓越成就，完成了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的编撰。
然而，盛中藏衰，尤其在乾隆后期，看似枝繁叶茂的帝国已面临深刻危机——土地兼并愈发严重，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社会风气骄奢靡费，各级官吏贪腐无度。
最令人诟病的是乾隆一朝的文字狱，总计135起，占清朝全部文祸的80%左右。
乾隆帝像在这样一个动辄因文获罪的年代，却有一人“以诗、古文主东南坛坫，海内争颂其集”，桐城派领袖姚鼐为此称叹：“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
”不仅如此，他还因文致富，广收弟子，放情声色，得享82寿岁。
此人便是袁枚，曾获“清代骈文八大家”之一的美誉。
因名气与大学士纪昀不相上下，更有“南袁北纪”之说。
然而，与历代正统文人所获“清誉”不同，有关袁枚的评价“毁誉参半”。
既有乾嘉时期的文学家洪亮吉将袁枚与白居易相提并论，赞其“性灵句实逼香山”；又有同期史学大家章学诚贬其“乃人伦之蟊贼，名教所必诛”。
天真自是一家言_袁枚_性灵_说简论
探询主观性真理的意义叩问方向， 而且对个体心性和人的存 在的勘探， 抵达了理性不能照亮的“黑夜”。
参考文献； ［１］赵 毅 衡 ． 神 性 的 证 明 ： 面 对 史 铁 生 ． 开 放 时 代 ， ２００１ 年 ７月． ［２］林 舟．生 命 的 摆 渡— ——中 国 当 代 作 家 访 谈 录．海 天 出 版 社， １９９８年．第１７５页．
“笔 性 灵 ”不 仅 指 灵 犀 （ 天 分 ） ， 还 指 灵 机 ， 意 思 同 灵 感 近 似 。 就 是 说 ， 诗 人 应 该 在 兴 会 淋 漓 、灵 感 爆 发 时 赶 紧 捕 捉 诗 意， 才能妙手偶得， 写出自然天成的“天籁”之诗。“凡有著作， 特 寡 思 功 ， 须 其 自 来 ， 不 以 力 构 。 ”（《诗 话 》卷 四 ） 写 诗 要 等 待 灵感到来， 这是创作的最佳时刻。此时， 诗人对外物的感受力 最强， 突然意象契合， 思如泉涌， 运笔挥洒自如， 得心应手。灵 感 不 来 ， 诗 思 枯 竭 ， 勉 强 写 作 ， 肯 定 写 不 出 好 诗 。《续 诗 品 》又 云：“混元运物， 流而不住。迎之未来， 揽之已去。诗如化工， 即 景成趣。逝者如斯， 有新无故。因物赋形， 随影换步。彼胶柱 者， 将朝认暮。”灵感有骤来骤去、来去匆匆的特点。如不及时 捕捉， 去之可惜， 难以为继。“作诗火急追亡逋， 情景即失难再 摹 。 ”（ 苏 轼 语 ）“好 诗 须 在 一 刹 那 上 揽 取 ， 迟 则 失 之 。 ”（ 徐 增 语） 这是符合形象思维实际的。以上三点， 便是袁枚“性灵”说 的基本内容。约而言之， 写诗要抒发性情， 要抒发独具的个 性， 写出个性化的诗， 这就必须具备天分。光有天分还不行，
第三， 天分。“性灵”既指性情、个性， 又包括“笔性灵”的含 义。袁枚说：“笔性灵则写忠孝节义俱有生气， 笔性笨虽写闺房 儿女亦少风情。”（《补遗》卷二） 灵， 就是灵犀、灵机。“但肯寻诗 便有诗， 灵犀一点是吾师。斜阳芳草寻常物， 解用都为绝妙 词。”（《遣兴》） 寻常之物写入诗中， 变为绝妙之词， 这便需要一 种不寻常的才能， 需要天分， 袁枚力主写诗的天分。他认为： “诗文之道， 全关天分， 聪颖之人， 一指便悟。”（《诗话》卷十四） “用笔构思， 全凭天分。”（《诗话》卷十五） 天分就是“聪颖”，“聪 颖”的表现就是“一指便悟”， 悟， 就是严羽说的“妙悟”， 妙悟就 是对诗歌艺术特殊的心领神会、融会贯通。是对诗的理解能 力， 也是捕捉诗意、描绘诗境的能力。“鸟啼花落， 皆与神通。人 不能悟， 付之飘风。惟我诗人， 众妙扶智。”（《续诗品》） 一切景 语皆情语， 情景交融、思与境偕， 全靠妙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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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中系统阐释了“性灵说”的诗歌理论。
从创作主体出发提出了真情论、个性论和诗才论三个要素。
他认为诗歌创作的根本就是表现性情,诗人之情不但要真,还要有个性,同时还必须具备表现性灵的诗才,能自然有如“天籁”地描写出富于生气的形象,以生动地抒写性灵。
关键词：袁枚性灵说真情个性诗才袁枚，字子才．号简斋，人称随园先生，钱塘（浙江省杭县）人，生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殁于嘉庆二年（1797），终年82岁，他一生经历了康、雍、乾、嘉四朝，在乾嘉诗坛驰骋近五十个春秋，是清代中叶最富有个性和才情的文学家,诗居“乾嘉三大家”之首，他和他的“性灵说”风靡一时,并对后世影响深远。
袁枚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
他做古文不归附桐城派，他讲考据不附和吴派和皖派，因此，他作诗更不喜欢集于沈归愚的旗帜下。
他处处在表现自己，他有他自己一贯的思想。
因此，他不讲理学，不讲佛学，以及不信任何阴阳术数，他要成他自己的家数，所以不为传统思想所束缚，所以不随时风众势转移[1](P530)。
袁枚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建立了他的性灵说。
袁枚“性灵说”的诗歌理论从创作主体出发提出了真情论、个性论和诗才论三个要素，认为诗歌创作的根本就是表现性情,诗人之情不但要真,还要有个性,同时还必须具备表现性灵的诗才,能自然有如“天籁”地描写出富于生气的形象,以生动地抒写性灵。
真情论袁枚认为，真情是诗人创作的首要条件。
他在《答曾南邨论诗》中曰：“提笔先须问性情”，明确地把“性情”置于诗人创作之“先”的首要条件的地位：有性情方可挥毫，无性情则请搁笔[2](P64)。
袁枚特别强调性情，这与晚明以来推崇真情有很大关系。
明末李贽就曾提出“童心说”，认为“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
”袁枚倡导“赤子之心”，而世上也只有刚出生的婴儿是所谓的“赤子之心”，刚出生的婴儿犹如一张一尘不染的白纸，他的情感是天真的、纯洁的，是世上最真实的情感。
袁枚就是用这种真心实情来反对虚情假意。
他认为用真情抒写文章，才有好的作品产生。
他在《言诗》中曰“情至不能已，氤氲化作诗。
屈原初放日,蔡女未归时。
得句鬼神泣，苦吟天地知。
此中难索解，解者即吾师。
”诗用屈原、蔡琰作比。
屈原一片忠心被逐，其悲愤凄凉之情可想而知，正是这种“初放日”的坎坷遭遇，才有了《离骚》的问世。
而《离骚》也正是由于是屈原真情与血泪的凝聚，才流芳千古。
蔡琰远离故土，身处胡地时，心中激荡的是“思归”之情，这种情不仅真，而且切，于是便有《悲愤诗》的诞生，令后代远离故土的游子读之潸然泪下。
二人都是在情不能已的状态下而写下了心中话，于是这样的创作才有了“鬼神泣”，“天地知”的巨大感染力。
袁枚强调真情，认为真情是诗歌表现的主要内容。
“诗写真情，惟吾所适”，他认为诗的艺术应该是容纳真实思想和真实感情的优美形式。
对于《诗经》，历来学者立场观点不同，袁枚则从性灵说出发，着重揭示其抒写性情的真谛，反过来有作为其性灵所强有力的理论支柱[2](P70)。
他在《随园诗话》中提到："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
"（卷五）“三百篇无专主性情”，（卷四）“《三百篇》不著姓名，盖其人直写怀抱，无意于传名，所以真切可爱。
今作诗，有意要人知，有学问，有章法，有师承，于是真意少而繁文多。
”（卷七）袁枚以此强调写诗要抒发内心的真情实感。
读袁枚的诗，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其真情之流露，如《哭三妹五十韵》，是对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三妹，一个不幸妇女悲痛的挽歌，它是诗人由“情之至者”而自然流露为字字血泪的至情之诗。
袁枚还认为以真情感发人心是诗歌的主要功能。
孔子曾提出诗歌有“兴观群怨”的功能，袁枚的这种观点与孔子的观点有不同之处，他不带有政治社会功能，在《随园诗话》卷十二中袁枚借用黄周星《制曲枝语》来阐释了何谓“感人”：“感人者，喜则欲歌欲舞，悲则欲泣欲诉，怒则欲杀欲割，生趣勃勃，生气凛凛之谓也。
”由此可看出，袁枚所认为的感发人心是指激发人的喜怒哀乐等感情。
除引用黄周星的话，他还举例为证：“王蒙端友某在都娶妾，而忘其妻。
王寄诗云：‘新花枝胜旧花枝，从此无心念别离，知否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对数归期。
’某人泣下，即挟妾而归。
”“某人泣下”是诗中之情感发人心的具体表现，“挟妾而归”是感人之后的结果。
袁枚的“真情论”强调诗歌抒写真情实感，在现在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把诗歌功能仅局限于感发人心，则有点过于狭窄。
个性论诗主真情，这是“性灵说”的核心，同时，袁枚认为，诗人必须具有鲜明的个性。
人的性情是各不相同的，诗歌在抒写人的性情时必然会展示出每个人的不同个性特征。
袁枚在《随园诗话》卷四中说“凡作诗者，各有身份，亦各有心胸。
”人之性各不相同，故其情亦各有不同。
诗歌必须真实的表现各人不同的情感才能有感人的力量。
所以说每个人都应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而且要自由的发挥，不必囿于其他时代之诗人和诗作来削足适屡[2](P189)。
袁枚在《补遗》中举例来深入阐释了这个观点。
他用人各有性情来解释“杜陵不喜陶诗,欧公不喜杜诗”。
认为他们之所以不合是因为“人各有性情。
陶诗甘,杜诗苦,欧诗多因,杜诗多创。
”之后又用“鸟不走，马不飞，不相能，胡相讥？”来说明飞禽走兽各有自己的本能，人亦应有各自的性情。
因而他在《随园诗话》中强调“作诗，不可以无我”，因为“有人无我是傀儡也”。
（卷七）他非常欣赏自己的“诗歌”创作：“发言要教玉皇笑，摇笔能使风雷忙”。
袁枚的诗作颇富个性：“终不知千秋万世后，与李、杜、韩、苏谁颉颃?”这种独来独往、与古人抗衡的创新精神令人钦佩，这也正是他思想解放，心怀坦荡、具有个性的表现。
袁枚还强调诗歌须有独创性。
所谓“独创”指诗人创作要匠心独运，别出心裁，也就是诗人在艺术构思上要有个性化。
袁枚的《题叶花南庶子空山小影》写道“我亦自立者，爱独不爱同。
含笑看泰、华，请各立一峰！” 这里的“爱独不爱同”明确指出诗人创作应根据自己的个性、审美感受、运用自出机杼的崭新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段，不可受制他人，才能自由充分地抒写性灵[2](P91)。
文学创作最怕的是依傍前人而无自己的创造性[3](P282)，袁枚在《答王梦楼侍读》中说：“诗宜自出机杼，不可寄人篱下，譬作大官之家奴，不如作小邑之薄尉。
”也就是诗要是自己的独创，不可依葫芦画瓢，要有新意可言。
基于独创性，袁枚还反对拟古，反对“格调说”。
文学史上，拟古之风从未灭绝过，尤其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个口号就被多个流派推崇。
而袁枚则提倡“著我”，与拟古大唱对台戏，他把独创诗称为“作诗”，拟古诗则贬为“描诗”，认为“描诗者，像生花之类，所谓优孟衣冠，诗中之乡愿也。
譬如学杜而竟如杜，学韩而竟如韩，人何不观真杜、真韩之诗，而肯观伪杜、伪韩之诗乎?”在袁枚看来模仿之作只能是“老生常谈，嚼蜡难闻”没有丝毫的艺术感染力。
袁枚批评沈德潜的“格调说”，认为是明代七子复古主张的死灰复燃，只讲格调拟古必将桎梏性灵之表现，因而他在《赵云松瓯北集序》中说“吾非不能为何、李格调以悦世也，但多一分格调者，必损一分性情，故不为也。
” 袁枚认为文学创作之优劣，不能以古今或唐宋来区分，而应当以是否真实地体现了性情。
是否有创新变化来作为标准[3](P283)。
诗才论袁枚认为，并非诗人具备真情和个性就可以创作，还必须具备表现性灵的诗才。
《随园诗话》中提到“诗文之道，全关天分”（卷十四）“用笔构思，全凭天分”（卷十五），可见袁枚对“有灵性”之推重。
那么诗人之“才”内容如何？袁枚认为诗人易产生激情，才与情相辅相成，在某种意义上说诗人内心容易触发创作激情亦为诗人之“才”。
他在《李红亭诗序》中提到“才者情之发，才盛则情深”，在《偶作五绝句》之五提到“无情不是才”，这里的“无情”指的是缺乏情感或情感平淡。
另外，袁枚还认为诗人用笔构思的能力，主要是构思想象的能力。
可见，袁枚认为有情感和想象这两种诗才的能力才能写出好诗。
袁枚强调诗人有才，一方面认为诗人的天赋不可因学问而被遮盖起来，使之得不到发挥，也不能只靠天赋而遗弃学问，应该借后天的学问之精粹来发扬其先天之才华[3](P284)。
另一方面，“诗才”并非完全来自天赋，同样可以在锻炼中提升，因而他主张博览群书，“多师是我师”。
袁枚从诗人有内在的灵性出发，发现诗人在艺术地表现其真情与个性时往往显示出一种类似“天籁”的自然天成的工夫[2](P114)。
《随园诗话》中云：“情有不容已，语有不自知。
天籁与人籁，感召而成诗”（卷六），表明“天籁”是由人的性情起了“感召”的作用，这显然是以诗人有灵性问前提的，诗人不用刻意去索求，这样诗作才有自然天成之美。
因而他在《随园诗话·卷四》中说“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其中，“朴”和“淡”正是指艺术必须表现自然天成之美。
而没有任何刻意雕琢的痕迹。
如袁枚的《哭阿良》，诗是为夭折的三女阿良所作的，全诗语言平淡，脱口而出，富有音韵和谐这之美，宛如“天籁”而感人至深。
“三才”论是袁枚性灵说的内涵所在，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的角度出发而提出来的。
他把诗歌创作与个性自由的要求联系起来，强调个体意识，肯定感性欲求作为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念对以传统儒学为主体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取代．反映出一种要求解放传统束缚和文学自由的倾向[4]。
袁枚作为清代性灵诗派的倡导者，他的“性灵说”不仅在清代诗歌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扭转诗风的重要意义，他所提倡的用真情作诗，表现自己的个性及独创性对我们现在的诗歌创作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1]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2] 王英志．袁枚与随园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 王成．袁枚“性灵说”论略［J］．淮北煤师院学报．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