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军 宗族与社会

“日知论坛”（四十一）宗族与中国社会张小军教授（根据录音整理）返回首页赵轶峰教授（以下简称赵）：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

今天是日知论坛第四十一讲。

我们请到的报告主讲人是清华大学的著名历史人类学家张小军教授。

司马迁在写历史的时候，有一个追求，叫做“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历史学家很早以来就有的一个怀抱，但是却很少有这样的人真正能做到这一点。

张小军教授早年是学习天文气象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文，所以“究天人之际”在张小军教授的学历历程当中的确是有其理路的。

我认识张小军教授是在本世纪初，我们一起在巴黎等地参加了若干个国际会议，去年还在香港召开的中欧论坛上再次相见。

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次交流中有许多共同关注的问题。

我特别钦佩的是，张小军教授在中国这个人类学不甚发达的地方，推动着这个学科向前探索，尤其是致力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相互结合。

他研究的范围包括中国东南地区、西北地区的宗族，所以他能跨越不同地域来研究中国的宗族、家族以及中国人的历史记忆等诸方面的问题，并且能够把实地调查——这是他多年以来一直勤奋从事的一项工作——和人类学最新的理论相结合。

我们都知道最近这些年，人类学在国际范围内大大地推动了历史方法论的扩展，但实际上，中国的学术界对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关联究竟如何，从一般的视野开拓落实成为一个系统的工作方式，还是存在很多的疑点，有很多不甚了了的地方。

张小军教授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进行这方面的实践，所以今天他选择了“宗族与中国社会”这样一个前沿问题与大家来讨论。

大家鼓掌欢迎。

张小军教授（以下简称张）：谢谢轶峰教授。

其实他这一番话，让我觉得特别惭愧。

我没有那么多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心得，我是从气象学改到社会学又改到人类学，其实改行有很多偶然的原因。

在这个过程中，最让我钦佩的是历史学家，因为我在史学方面完全没有任何训练，也不太用功，所以对史料、史学、史籍都是非常陌生的。

谈历史时，我每次都是诚惶诚恐，能与大家讲的就是人类学了，所以今天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谈我对宗族与中国社会的一点理解与心得。

宗族研究是我几十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人类学时选的题目。

当时在华南有一批学者，包括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学者，在做一些华南的研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宗族研究。

如何理解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在严复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即《群学肄言》）的时候，还有一些其他的译者，在对中国早期的理解中，将中国作为一个宗法社会、宗法国家，与西方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来进行比较。

宗法与宗族的概念是不同的，今天的问题将会围绕这样一个背景来探讨。

在明清研究中，有关宗族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宗族是在明代的中期造出来的，不管这个观点是否在史学中变成一个普遍的认同，但是在我们的研究中所看到的大量事实，都可以说明这样一个过程。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就人类学而言，有一个专门的领域kinship，是专门研究有关亲属制度的。

所以宗族在人类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所以今天从这个角度谈一下对宗族的理解。

第一，关于宗族的理解怎样从形式论到实质论。

在人类学中，有关西方的“lineage”，通常将之翻译为世系。

因为这个词在一般文献中指代家族，所以我们在法国去翻译西方著作，将之翻译为宗族的研究，这其实是有问题的。

在西方的概念里，“lineage”翻译为“世系”，它其实是一个更一般的概念，是指含有血缘、祭祀的概念的一个群体。

但“宗族”这个词在中国社会中是一个特定的词，所以很难去指代西方社会的世系制度，这是一个基本点。

在西方人类学的学术研究中，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关注这样的世系制度的。

那么，这个所谓的世系制度，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我们在亲属群里面的血亲和姻亲，就是因血缘和婚姻而结合起来的两类亲属。

血亲中祭祀特别重要，因为在所有的人类社会中，除了财产、社会地位、权力关系，还有很多关系与这个有直接的联系。

从根本上来说，人类学关注“kinship”——亲属制度，是因为在人类早期社会中，亲属制度极为重要。

一般而言，人类社会早期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健全，亲属制度在社会结构中就是特别根本或是很重要的制度，中国社会亦是如此。

在历史上，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为什么这么长的期间里，两千多年的亲属制度即我们通常称为“宗法”的东西，一直延续下来。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南方的一些地区又在修祠堂，又在续族谱，这个现象是为什么？经济发达的社会固不待言，即使在所谓的经济发展落后的社会中，这种宗族制度大部分都是处于消失的状态，或是走向一个衰亡的状态。

那么，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如此？这就成为了人类学中思考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注意到华南的明代宗族的创造过程时，就更加深我们对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的演变，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场景的质疑。

现在宗族的很多东西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宗族或世系制度原初的、早期的一些逻辑和面貌。

如果在那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为什么做宗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创造，就成为一个更深的追问，到底宗族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一个从形式论到实质论的思考。

问题是宗族在时空上并不是恒常的，中国第一部辞书《尔雅》中的《释亲》专门解释亲属，罗列了五类亲属关系。

刚才提到的那些背景尚处于一个探讨的状态，为什么在明代的华南地区会有一个大规模的宗族创造，这不可能是凭空而发的。

其社会的基础、酝酿的过程是如何的？这些问题远远没有解决。

这个创造的过程，就华南宗族的族谱而言，大部分的族谱仅能追溯到明代的中期，更早的几乎寥寥无几，这就成为一个问题。

我通过看这些族谱，与同仁相探讨，如中山大学的刘志伟教授，基本上很难看到不伪造自己祖先族谱的情况。

族谱上的早期祖先实际上是一个编造的过程，不知道此事能为史学提供的学术思考是怎样的？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一种基于人类发展脉络的观点，认为宗族是慢慢走向衰亡的一个制度。

“宗族”为什么在中国那样一个历史时空中会一下子放大，直到今日尚乐此不疲，更深一步讲，其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演进、发展，在这个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影响，都会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借鉴人类学中实质论与形式论的讨论，是最早在经济人类学中提出来的。

形式论指的是一般的经济，如古典经济学传统讨论产权、市场经济等问题。

马克思讨论资本及其生产、分配、消费的资本循环的全程等等，这些都是形式经济学。

很早研究经济人类学的波拉尼提出了实质论的观点，认为形式论对经济的理解是表面的，那么经济的实质是什么？他提出了一个“嵌入性”的观点，认为经济是嵌入在社会中的，理解经济现象便不能将所有的东西剥离开而单纯视之，这是一个方法论问题。

这表现在宗族的研究中，实质上就是如何理解宗族或在人类学中如何理解亲属制度的问题。

人类学家的误区，是认为亲属制度在人类社会中应当慢慢衰落而由其他制度取代其作用。

八十年代以来出现的家族企业制度逐渐转向一个非家族的、按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企业。

但实质上并非如此，宗族在人类学家认为其应当衰落时，在中国，特别是华南地区，反而出现一个文化创造的问题。

在此意义上，不能将宗族简单视为一个亲属制度，否则就是形式论的理解。

实质论的理解其实也是亲属制度，今天却无法在方法论上更深入地讨论。

对“嵌入性”的批评，将宗族的这种发生放入一个更新的方法论视角中，将之看成一种建构的实践的东西。

陈寅恪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第一章谈到李氏的血缘与源流、婚姻，认为前三代李氏皇帝的婚姻，其妻皆为胡人；武则天与杨贵妃，一个女性与父子两代男性的关系，在汉人的婚姻或亲属关系的传统看来是很奇怪的。

陈先生认为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这是非常精辟的。

对于中国的亲属制度，当我们以那样刻板的观念理解时，陈先生却一语中的。

为什么把宗族看作一种文化创造，这种创造借用了我们亲属制度和组织中的一些形式和逻辑，但其在本质上还是亲属制度吗？从实质论来看，其与过去的亲属制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从人类学角度来说是极为妥当的。

这使我们对整个华南社会的理解，对那样的宗族传统，会有很多很多的质疑，包括严复将中国作为所谓的宗法国家与西方的现代国家对比。

从这延伸下去讨论，中国并非我们理解的那样一个宗法国家。

面对今天的修祠堂、续族谱的行为，我们还能将中国理解为宗法社会吗，或是宗法社会的延续吗？所以陈先生强调文化的重要性是特别重要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仅能将其中的有些观点提一下。

在座的各位对于历史、古籍、及有关中国早期宗法制度的了解都比我多，所以我仅就宗族这个概念谈一下。

前面提到《尔雅》对宗族有一个比较正式的理解，但《尔雅》成书年代不确定，一般认为它是西汉学者所作，其大致可以反映当时或更早期的人们对于宗族的理解。

《尔雅·释亲》中解释了五类亲属（图）。

大致上就我们自身看周围的亲属群体而言，实际上有五类，《尔雅·释亲》也就是解释了这五类亲属。

其中在解释宗族时，主要是指父之党的宗族及其他宗族。

实际上在这五类亲属关系里，只有父之党是血亲概念，其他四类实际上都是姻亲，都是与婚姻有关的。

所以，在《尔雅·释亲》里讲到了父之党的宗族和宗族的界定，列举出了四十三类宗族的成员。

其中有很多与我们现在的观念是大相径庭的。

比如，其中有己身向上推，按《周礼》即我们上四代祖先，即高曾祖考，这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族谱，特别是明代以后的族谱，因为后面族谱有关礼仪之争、大礼议等等，都是追宗于远祖。

如在一个村子里，就是村子的开辟祖，也可以追溯到更早。

但在过去的宗族体制中，只是上四代祖先，一直到《朱子家礼》还是按照这样一个祭祀上四代祖先，即高曾祖考这样一个规制来做的。

但是《尔雅》中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除了高曾祖考这样一个男性系统以外，还有上四代女性的祖先，即高祖王姑、曾祖王姑、祖王姑和王姑，换句话说就是在父系的血统中，上四代的女性祖先也是这个家族的成员。

我们看到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族谱，女性可以独立上谱，过去的族谱，女性是不可以单独上谱的，必须跟着丈夫进入族谱，这就成为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上四代的女性祖先，还有一些其他的，在这上四代的宗族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独立的女性。

我们这样一个最早的关于宗族的理解作为参照，那么，怎样看后来的宗族呢？我曾经与科大卫（David Faure）谈到这样一个东西，他不以为然，认为那个年代的东西好像与我们现在虽然不一样，但到底有什么关系？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很重要的。

早期的观念中，包括大小宗的观念、昭穆的观念、宗族的观念，都会在后期有些变化，特别是宗族，其变化更大。

在明代以后，我们看到的华南地区的宗族传统是有变化的。

首先，在《尔雅》中，父之党为宗族，父亲是宗族的核心，也就是说宗族就是我的父亲他们家的那帮人，这样一个群体叫宗族。

二是宗族不包括己身与子，这在《尔雅》中可以看到，上面是四代的祖先，下面是七代的孙子，这样一个体系非常明确，这个宗族就是我的亲属的一个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