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行政伦理的观念分殊与实践契合

中西方行政伦理的观念分殊与实践契合[摘要]中西方行政伦理之观念分殊明显,表现在人性善恶、权大法大、德治法治以及官本民本等诸多方面,借鉴西方行政伦理合理之处,必须完善行政伦理立法,加强行伦理监督,重视行政伦理培训,创造伦理文化环境。

[关键词]伦理观念;人性;西方行政伦理;伦理建设行政伦理是行政人员运用和行使行政权力,在行政过程中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规范的统称。

中西方受历史传统、政治、经济、政府作用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行政伦理观念在其具体内容上分殊明显,而在行政伦理实践中可以达到高度契合,为此,借鉴西方行政伦理合理之处对我国行政伦理构建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中西方行政伦理之观念分殊(一)人性善还是恶人性假设即“人性善还是恶”是行政伦理建设的突破口。

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把人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分成人性的人和兽性的人”[1]。

在中国,传统思想以儒家为正统,儒家思想以“人性善”为主流。

儒家主张“人之初,性本善”。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2]这种传统的道德人假设,使人们对人的自觉性期望很高,并以此为社会治理的原点。

反映在行政领域,则对行政人员的个体伦理则习惯于期待自觉,期待自觉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纯粹的无私奉献精神。

虽然这种人的善性一面的自律精神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但由于忽视了人性的另一面缺陷也会走向极端,以不具有普遍意义的“至善境界”来要求所有的行政人员,使道德说教流于形式。

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认识基本上是性恶论。

亚当·斯密从利己主义本性出发来论证“经济人”。

他认为“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3] 。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4]。

这种经济人假设所导向的结论是,人们对于行政人员的道德期望保持冷静和审慎的态度。

尽管要求行政人员的道德因其职位特殊而略高于一般公民,但基本上还是要求行政人员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有德公民。

行政个体伦理建设并不是要达到某种至高境界,而允许契合于群体利益的个体利益的存在。

(二)权大还是法大权大还是法大,即“权力至上”还是“法律至上”,它反映了人们尊崇某一客观对象的思维方式,更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治理方式。

中国传统社会依靠宗法血缘而得以维系,这就造就了道德示范的思维方式。

“君权至上”和“权大于法”的观念深入人心,使民众从内心情感上排斥法律,无法形成公众对法律信仰的原动力。

民众的一切都依附于君主权力,被排斥在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活之外,缺乏政治自主意识和权利,处于完全服从地位,却对作为权力象征的皇帝或君主顶礼膜拜。

“君权至上”使人们崇尚和迷信权力,以权力信仰代替法律信仰。

法律成了君权的奴仆,当然也就失去了受人尊崇的价值。

在西方,法律不仅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被视为由某种超自然力制定并被置于人类之上,特别是君权之上,而且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被视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沉淀于民族心理深层。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提出,法律应该不仅仅是管辖人民,君主如不能办事,也要管辖君主。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完善,西方社会形成法律至上的传统,使法律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威,对社会一切个人、团体等具有全面的适用性,使权利和义务得到合理的统一。

对掌权者而言,权力的行使必须时刻以法律的规定为限度,并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社会公众来说,不再仅仅是法律义务的承担者,其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的权威是不能受到挑衅和质疑的。

(三)德治还是法治正如同“权大还是法大”一样,在对权力的制约问题上,中西方亦有较大差别。

由于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法永远居于政治权力之下。

道德因其具有观念上的权威而客观上的非强力,与现实中至高无上的君主相容又能超越现实,在控制权力的方式上便成为一种最现实选择。

逐渐形成了“敬德保民”、“明德配天”等一系列以道德制约权力的政治思想,“内圣外王”的政治模式,从而达到控制权力的目的。

这种思想和理念一直影响中国的行政治理工作,使行政管理工作主要实行软约束,即主要依靠道德、教化等精神力量。

而西方主权在民的权力观、法律至上的意识必然导出以法律制约权力的权力观。

法国的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5]公民是一切权力来源而政府是基于人民的委托才获得了权力。

那么,这种权力必然要受到全体人民的监督。

而人民又往往以“公意”即法律的形式行使主权,这就决定了权力出于法律,将政治权力纳入法律的控制之中, 使权力的制衡得到有效的保障。

(四)官本还是民本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小农经济,造成人们的日常交往和经济交换都十分固定,人与人之间关系通过血缘和情缘维系。

而社会的资源则由政府统一支配,全国上下都要服从政府,政府意志主导一切。

行政官员都是为政府和皇帝的统治服务的。

“中国老百姓的善良忍耐和不与官争的传统心态,成全了多少官僚的骄横跋扈观念。

”[6]这种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现今人们的观念。

由“为公民服务”倒错为“为政府服务,为上级服务”。

这种“政府本位要求公民去适应和服从政府和公务人员的管理,而不是要求自己去适应和方便广大公众。

它还导致了一种行政实践评价标准的倒错,凡是适应政府行政组织系统的就是善的,反之就是恶的”[7]。

在西方国家,契约观念则有着深远的影响。

契约观念认为,人民与政府是一种授权与被授权的契约关系,“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公共体中接纳每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

这就意味着政府与公民间在权利与义务方面是一种双向依存的关系。

公民可以通过选举或遵从使政府获得合法性行使权力的基础,也可以通过纳税给予政府经济支持,获得政府提供的良好服务。

政府需要按契约要求提供令公民满意的服务,以换取公民的政治和经济支持。

这体现“民本位”的思想原则。

二、中西方行政伦理之实践契合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基于时代与国情的不同,中西方行政伦理观念分殊明显。

正因如此,“洋为中用”, 西方行政伦理对中国目前的行政伦理建设有某种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完善行政伦理立法伦理立法是行政伦理建设的基础和核心。

行政伦理发展比较快的国家通常都非常重视行政伦理的立法。

如德国、法国、英国等几乎都制定了一系列的行政伦理法律,把行政伦理立法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近年来,我国确立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的治国思想,法律作为权力运行的基础,在行政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

但在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方面还相对较弱。

我国的行政伦理相关规定多见于党政文件中并且原则性规定居多,很少将其上升到法律高度。

因此,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伦理法制建设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完善法制主要包括完善道德立法、职业规范、组织变革等等,可以对各个层次的行政官员分别规范,建立司法层级框架,加强把规范条款落实到实处的有关程序和机制方面的配套建设,使规范既有确定性,又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使得准则和行为之间具有更大的和谐性。

(二)加强行政伦理监督良好的行政道德和习惯只有在外在监督和内在修炼综合作下才能养成。

对行政权力进行全面的监督是行政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障,是实现行政管理正义化、公平化的重要途径。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从本国国情出发,建立与道德规范配套的监督和执行机构,并不断完善工作程序,使它们与规范本身相得益彰。

行政伦理监督包括组织监督和社会监督。

组织监督包括包括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政党监督等几种形式;社会监督主要包括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主要是新闻媒体的公共舆论监督,通过新闻媒体对腐败事物和腐败人物的披露和深度挖掘,一方面能促进公民道德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可以对潜在的腐败官员产生威慑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舆论监督的作用愈加强大,效果更加明显,因此必须引起重视。

(三)重视行政伦理培训行政职业道德是由公务人员的个人伦理道德向行政组织层面伦理道德的过渡,伦理培训可以调动行政职业道德潜力。

西方国家将行政人员的伦理培训制度化、常规化的做法值得我国思考。

我们要制订相应的伦理培训规划,有计划地对公务人员进行伦理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伦理推理、个体伦理意识、伦理判断能力等等。

培训模式有四种:一是遵从模式。

培训内容以强调法律手段,规章制度等制度伦理为主;二是廉政伦理。

主要传授伦理标准和伦理价值观,加上正确的道德思维,以激发公务员合乎伦理的自觉行为;三是融合伦理。

内容包括理解法律规定或机构规章以及一些基本的伦理标准,特别是伦理法则中的伦理标准如何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四是整合伦理。

将融合伦理结合进组织文化的伦理培训模式。

通过行政伦理培训,加强其内在的道德责任感、道德良知和道德信念,形成一种内部的制约力量,从而使公务员自觉主动地抵制腐败,自觉维护公共利益。

(四)创造伦理文化环境只有“公民意识”的确立和普及,才能形成公民社会,从而为社会民主和法治奠定基础,彻底摒弃传统行政文化“官”与“社会公众”不平等的地位。

因此,行政伦理建设的成功离不开其成熟的公民文化。

这就要求进一步破除“官本位”观念,创造伦理文化环境,培育适合我国的公民文化,汲取现代参与型文化的精华。

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弘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然就会给行政文化创新提供良好而肥沃的土壤。

[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40.[2]陈器之.孟子通译[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154.[3][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01-102.[4][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4.[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6]肖扬.贿赂犯罪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4:136.[7]周奋进.转型期的行政伦理[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60.[8][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3-24.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行政伦理学。

李娟芬(1944-)女,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大学马列部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西方行政伦理。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行政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1532190)项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