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的存在主义及文学观

萨特的存在主义及文学观存在主义对于当代文学思潮的影响,是跟萨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联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萨特用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和戏剧——表达观念,并因此而成就存在主义思想的特殊形态(1);二是同代及后来文学家们与萨特之间向背离合,种种关系强化了存在主义对世界文学发展方向所起的作用(2);三是萨特本人的文学思想及理论批评,这成为20世纪西方文论中独具特色的内容。

从这几个方面,就能看出萨特的文学观;而这文学观的理论根基,又在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

一其实萨特并没有给自己戴上存在主义的桂冠,但也无法拒绝存在主义思想家的称谓,因为他的思想的确是从“存在”问题起始的,而且所有问题的根由都可以归结到一个著名的判断:“存在先于本质”。

这句话表达怎样的意思呢?从存在主义思想的渊源看,仍是对西方哲学里“本质主义”的抗拒。

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思想,一贯把理念和本质放在第一位:世界是理念的仿制和流溢,人是本质的附庸和显现。

“我是人”;“人”是概念和本质,而“我”自身以及“是”的状态,是无关紧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

存在主义哲学就是要凸显并研究这个被遮蔽了的“是”,或者说“存在者”如何去“是”。

在这一语境中,“存在”与“本质”是对立的;二者之间自古以来的关系也应颠倒过来。

就是说,不是本质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先于本质”。

然而,这个判断又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谁先谁后的问题,更深刻的含义还在于人的意识及其可能,不如说,是人的存在及其意识创造出人的本质。

在这个意义上,“本质”——如果有的话——是存在所要求或建构出来的。

正如现象学史家赫伯特·施皮格伯格指出:“对萨特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人的‘本质’也即人的本性乃是人自由行动的结果。

因此他使用‘本质’一词作为在其自由创造活动中人的意识的名称。

”(3)的确,萨特强调“存在”相对于本质的第一性,目的就在于认定人的本性:它不是某种既定的“本质”(或概念),也不为某种“本质”所限定,而是意识到“存在”之后的自由与选择。

“存在先于本质”,因而人们可以选择做怎样的人并怎样生活;否则,人就只能像物一样存在,也只能去过一种机械的和物质性的生活。

基于这一观念,萨特便将存在主义指向了人性自由,并展示出人之所以为“人”的种种可能;进而名之为“人道主义”,因为存在主义揭示出这样的道理:“人就是人。

这不仅说他是自己认为的那样,而且也是他愿意成为的那样——是他(从无到有)从不存在到存在之后愿意成为的那样”。

或者说:“人只是在企图成为什么时才取得存在”(4)。

但是,人何以能够而且应当是以自由的选择为本性呢?按萨特所说,这取决于人的“意识”。

在萨特哲学里,有两个重要的概念,叫做“自在”和“自为”,其含义大体是相当于事物本身和人的意识。

人的意识之外并被意识到的事物是自在的存在,它如其所是,不多不少,不能生成也不能主宰自身。

而人的意识则是自为的存在,它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和超越之中。

二者的差别如法国作家莫洛亚所说:“‘自在’的事物,只不过是被意识的客观物。

而意识,是‘自为’地存在的。

一个事物的特征,就是它存在的那个样子,盲目的,无动于衷的。

意识是自生的,它可以摆脱过去,又可以投入到未来。

意识是自由的”(5)。

这个道理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是容易理解的。

“因为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中,唯有人才是自由的,而所有其他存在物则都是被预先决定好了的”(6)。

一粒种子撒在土中,它生长的结果就已经由种子本身以及土壤和气候的条件所预定;种子的生长也只能按照自然的规律而机械地运行。

这意味着,对于种子来说,“本质”是先于“存在”而存在了。

然而人呢?他对自己的未来以及所要成为的样子是有所考虑并且是可以选择的。

固然人的成长也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比如遗传、基因以及自然、社会和历史的环境等等。

但人可能超越限制,挣脱自然的规律;退一步讲,至少可以选择对于“自然”的态度。

所有这些,都缘于人的意识。

是意识造就了人的生命,也给人带来自由。

仍如莫洛亚所说:“人类意识的作用,乃是赋予生命一种价值,这唯一的价值就是自由。

”(7)由此可见,意识在萨持哲学思想中特殊的意义和重要的地位。

这一要义,跟胡塞尔的现象学有着渊源关系。

但萨特没有局限于意识的“意向性”功能及本质直观,而是表达出他对意识的独特发现和理解,这就是“虚无”。

意识是“无”;确切地说,任何事物一当进入意识,便成为“无”。

意识中的存在,既不是物理事实,也不是心理事实,它只是“影像”。

这一看法,萨特早年研究“影像”问题时,便已确立了:被人意识到的事物,“它事实上不存在,而是作为影像而存在的”(8)。

到后来,“虚无”更成为萨特哲学的创见,也是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核心观念。

其含义十分深奥,论证也很烦琐,但要阐明的,无非是意识的本性以及人的本性。

约略而论,意识包含着否定,它不是人所意识到的对象。

“人是意识的存在,意识是自为的;意识之所以是自为的,就是因为它不能把自己‘对象化’,自为的意识永远不可能成为自在的物质,不能成为知识的对象,就这个意义说,它是‘无’。

”(9)简言之,意识是对客观对象的否定,是对事物的“虚无化”;而因意识而存在的人的本性,当然也就是“虚无”。

即便是对自身的意识,也是否定和“虚无”。

从而,以意识作为人的本性,人就既是其所是,又不是其所是;并且总是在是与非之间矛盾着、转换着。

萨特哲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自欺”,说的就是这种状况。

而“自欺”的目的就是“使我按‘不是我所是’的样式是我所是,或按‘是我所是’的样式不是我所是”(10)。

这话听上去颇为缠绕、费解,但大意是说人因为意识而生存于否定的境况之中;存在即是否定,存在也就是虚无。

人既是“有”(存在),也是“无”(虚无)。

并且因为“有”,所以“无”;因为虚无,所以存在。

那么,存在的虚无跟存在所要求的“自由”是如何关联的呢?有人认为,萨特在通常意义上所使用的“虚无”或“虚无化”术语跟相应的哲学概念是有差异的,其含义更接近于“不在场”或“无法实现的可能性”。

因此,“人类必然是肯定的东西与否定的东西的混合物,必然是过去不存在的和可能存在过的、具备‘没有’或不在场性质的那些东西的综合物,而且人类还必须面对着未来的虚无,而这种虚无也就是自由”(11)。

这种解释跟“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是吻合的:正是因为“没有”,人才有可能去选择、创造;正是因为自身的不确定性、不可理喻,以及未来的不可知性,人才需要并且应当去自由地选择。

在萨特看来,人对自己是负有责任的,而真正的负责便是勇敢地去选择自己所将要或应该成为的样子;否则便是对生活的逃避,对自我的放任。

进而,这种发自一己的责任感又并非某个个人的事情,它关系到整个社会乃至于全人类,因为每个选择着的人都能真切感受到他的举动是在为人类而立法。

此即萨特所谓: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承担责任时,他完全意识到不但为自己的将来作了抉择,而且通过这一行动同时成了为全人类作出抉择的立法者——在这样一个时刻,人是无法摆脱那种整个的和重大的责任感的。

(12)从这段话,我们也不难看出为什么萨特被称为20世纪知识分子乃至于全人类的良心。

但当问题转向“他人”时,人类前景灰暗的一面就浮露出来了。

在他人眼里,“我”是对象,随时都有被虚无化的可能。

因此,在他人的注视下,我被掏空,感到羞耻。

这是一种异化的状态,人就生存于这种异化状态之中,并由此而感到生活的荒谬,进而产生无边无际的焦虑和恐惧。

于是人的存在就成为悖论:一方面人注定是要自由的,但另一方面,人对自由的追求却只能是绝望和空虚的。

正因为如此,萨特的哲学和文学就时常表达着这样的主题:“他人即地狱”;世界因其空洞而让人感到“恶心”。

固然萨特也试图解决生存的难题,甚至利用马克思主义去加以筹划。

但结论并不令人满意,倒是提出的问题发人深省,并成为西方现代文学重要的精神资源。

二萨特是哲学家,也是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因为跟哲学思想相互融通,不仅风格特异,而且传达着对文学的本质和功能的独特理解。

这种理解的出发点,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里的一个重要概念——“介入”。

在萨特思想中,“介入”既是指人的生存状况,也表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使命。

我们存在,就必定是处于“介入”的状态,也即被纳入某个我们所依赖的体系之中。

这是被动的“介入”。

然而我们还可以也必须主动地去“介入”,即以积极的思想和行动去改变生活的处境。

现实生活中,人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去“介入”,学也是其一。

但具体到文学作品的写作,情形又有分别;其中的道理,萨特写了题为《什么是文学》的长文加以辨析。

文章以“介入”为出发点,全面阐述了文学的性质、对象和作用。

如果按萨特的哲学思想推论,文学理所当然地要介入生活;其他艺术也当以此为己任。

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萨特根据艺术形式及文体对“介入”的性质加以认定。

他以为,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不必介入;而文学里的诗歌跟绘画、雕塑和音乐同类,也不以“介入”为本性。

这是为什么呢?萨特解释说,诗歌跟绘画、雕塑和音乐等艺术形式一样,是以自身为目的;它的意义就在语词(艺术形式)之中,而与现实世界无涉。

然而散文就不一样了,它是以语言为符号,利用语言去表达某种意义。

其实,这个意思,俄国形式主义诗学也曾表达过,那是把诗歌的语言看做“受阻的”语言,它要求人们在语言形式上停留并玩味;而把散文的语言看做“透明的”语言,它的职能只在传达意义。

这种分别便是作为文学本质的“文学性”所在。

但萨特却是从这种区分中看出文学“介入”的必要性。

他指出,语言是一种存在,它具有何种性质,要取决于人们用怎样的态度去对待它。

“人们既可以自由自在地像穿过玻璃一样穿过它去追逐它所指的物,也可以把目光转向符号的事实,把它看作物”(13)。

前者是散文,后者是诗。

散文是把语言当做工具,而诗是把语言当做目的。

这个问题似乎回到了唯美主义的论断,即诗与艺术的非功利性。

的确,萨特所道出的诗的本性,大体也就是19世纪以来唯美主义的观念。

但萨特却是坚定地站在唯美主义的对立面,认为“纯艺术和空虚的艺术是一回事,美学纯洁主义不过是上个世纪的资产者们漂亮的防卫措施”(14)。

而表明这个态度,是为了指出文学为人类社会担负着更大责任,那就是“介入”,并通过“介入”而揭露和改变。

所以萨特郑重而又自信地宣称,散文作家的写作必定是“介入”,因为散文的语言决定了这一切。

“我每多说一个词,我就更进一步介入世界,同时我也进一步从这个世界冒出来,因为我在超越它,趋向未来”(15)。

并且,这介入是有倾向和有作为的,它必须有所揭露,引起改变,而所谓“不偏不倚”的描绘只不过是痴人说梦。

诚然,作家可以不说话。

但沉默也是相对于语言而言的,它“不是不会说话,而是拒绝说话,所以仍在说话”(16)。

因此,散文作家一当选择了写作,或者说作家一当用散文的方式去写作,就命中注定了要去“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