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文化人格

黄州时期苏轼的精神创新及其人格魅力[摘要]“乌台诗案”之前, 苏轼是以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进入仕途的。

“乌台诗案”之后, 苏轼集儒道佛三家于一身,创立了“东坡精神”，从而形成了他身处逆境而能随物赋形、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

黄州时期苏轼的精神创新,还有他的诗词文, 是给后人留下的一笔千古用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苏轼之所以为苏轼，是大起大落的经历、超然旷达的个性和那充满生命激情的文字成就了他。

这也就是黄州时期的苏轼最具人格魅力的原因所在。

贬谪黄州的苏轼虽身处多重困境,但自强不息。

自筑雪堂以安居,亲耕东坡自其力, 融入自然慰孤心,走向民众与民乐。

在词采斐然、大气包举的同时以绝异同类的东坡哲学砥砺情操，保持自身人格的完整和真实。

不仅超越了自我，而且超越了士人，从而实现了自身人格的超越。

[关键词] 苏轼黄州精神创新人格魅力文化人格一个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 并不是因为他的身上没有人类所固有的弱点,而是因为他能够克服并超越这些弱点。

苏东坡正是如此。

他兼收诸学,又扬弃了诸学, 从而构建了一种区别于任何时代和个人的充满了自主、自觉、自由精神的文化人格,形成了无往不胜、超然旷达、委运自然、率真任性、穷达相济、刚柔并存的东坡哲学。

正因为如此,苏轼才能在壮志难酬、真情难诉、漂浮不定的悲惨的黄州贬所的世界中保持人格的完整和真实。

王国维曾说: “三代以下诗人, 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

此四子者, 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 《文学小言》 )他把苏轼列于“四子”之末,或许不仅仅是出于年代的先后, 还看到了他对前三者的超越。

其实, 苏轼不仅仅超越了前三者,而且超越了阮籍、李白、白居易等旷世奇才。

他们的共通之处就是大都是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云帆沧海之志而踏入社会生活的,然而,当我们具体去审视他们的人生历程时,却发现他们最初心怀美好的理想,却遥遥悬挂于天空;而脚踏人生之旅却又荆棘丛生而迢迢。

异己的社会力量冲击包围着他们, 常使他们处境尴尬,抑郁难伸,就像梵高生前穷困潦倒, 落寞一生,而死后其作品却蜚声画坛一样;越是超越时代的大家,越是不能容于他所处的时代。

在他们身上显示了各异的人格特征:率真而又世故, 狂放而又拘谨, 执著而又超然,重生而又忘身,既兼济天下又每每独善其身,既一心为国又明哲保身,而苏轼可以说是这些文人的一个典型代表,在他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文人人格的深刻影响。

可以说苏轼的文化人格就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中。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题金山画像》)苏轼的这首诗,既是就自己政治生涯所作的总结, 也是对自己在黄州、惠州、儋州功业的重视。

特别是贬谪黄州的四年多时间,是苏轼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在苏轼的人生道路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对苏轼贬谪黄州时期的精神创新及其人格魅力作一探讨。

一、“乌台诗案”之前苏轼的精神支柱是儒家经世济民、积极用世的思想苏轼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是儒家的积极入世、经世济民、有为于天下的思想。

这方面经常为后人所称道的是苏轼的胞弟子由提供的一件事例：公生十年, 而先君宦学四方, 太夫人亲授以书。

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

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

公恃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

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 (《东坡先生墓志铭》)司马光在《苏主薄夫人墓志铭》中也说: 轼辙之幼也,夫人亲教之, 常戒曰: 汝读书, 勿效曹耦, 止欲以书自名而已。

每称引古人名节, 以励之曰：汝果能死直道, 吾无戚焉。

‘死直道’就是为真理而献身。

由于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教育, 因此, 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 不管是春风得意、仕途通达, 还是屡遭贬谪、命运多舛, 苏轼总是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 (《与李公择书》)。

宋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 , 苏轼以一篇“以仁治国”思想为主旨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而中进士第二名。

他在文中强调“以仁治国”的重要性。

他认为“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责人贵宽。

”他秉承的还是儒家的仁治思想。

苏轼的文章,梅尧臣认为“有孟轲之风”, 欧阳修认为“惊喜以为异人”。

苏轼因此而一举成名。

嘉佑四年(公元 1059 年) , 在老家服完母丧的苏轼，与胞弟子由随父回京城。

这时已二十四岁的苏轼, 在途经忠州、秭归时,先后瞻仰了屈原塔和屈原庙, 写下了凭吊屈原的一诗一赋。

“楚人悲屈原, 千载意未歇。

精魂飘何处, 父老空哽咽。

至今沧江上,投饭救饥渴。

遗风成竞渡, 哀叫楚山裂。

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

世俗安得知, 眷眷不忍决。

南宾旧属楚,山上有遗塔。

应是奉佛人, 恐子就沦灭。

此事虽无凭, 此意固已切。

古人谁不死, 何必较考析。

名声实无穷, 富贵亦暂热。

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

”(《屈原塔》)端午节包粽子吃,投饭沧江和龙舟竞渡, 传说是当地人民为纪念忠君爱国而投汨罗江殉节的屈原而逐渐形成的民间习俗。

忠州只是古楚国的属地而已,与屈原没有直接关系,可是, 当地的人民还是建了这个塔来纪念屈原。

因此,苏轼自然而然地感到了“古人谁不死” ,生命是短暂的, 感到了“富贵亦暂热” ,富贵也只是过眼云烟。

只有“名声实无穷”，身后的名声才是流芳百世的。

在这首诗里,苏轼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 赞颂了屈原矢志不渝的忠君爱国精神,实质上也表达了自己的人生信念:人生在世, 不应当去计较生命的长短,也没有必要去追求富贵,而应当像屈原那样忧国忧民, 为坚持真理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在随后写的《屈原庙赋》中,苏轼感叹屈原的身世:“峡山高兮崔嵬, 故居废兮行人哀。

子孙散兮安在? 况复见兮高台。

自子之逝今千载兮, 世愈狭而难存。

贤者畏机而改度兮,随俗变化斫方以为圆。

”自从屈原投江死谏到苏轼那时,已有千年。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 世间的道路已越来越狭窄,忠贞正义之士越来越难以生存。

贤臣良民因畏惧讥谗而不得不削方为圆,随波逐流, 放弃了做人的原则。

在这篇赋里,尽管对屈原以死相谏的行动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 苏轼还是以十分敬仰的心情,肯定了屈原坚持人生理想、甚至以身相殉的精神,歌颂了屈原的高风亮节。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十分自信于自己的才能品格,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

政治上,他“恐皇舆之败绩”上下求索,希冀“及前王之踵武”(《离骚》) ,实现心目中的“美政”理想。

对这一信念他十分坚定执著, 以至于“亦余心之所善兮,虽大死其犹未悔”( 《离骚》)。

也正因为如此,当理想信念受挫时,就给他带来了深重的心理撞击,从而发出“国无人莫我知兮”的怨叹,表现出“举世浑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渔父》)的愤激之情。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屈原把以身殉国作为自己的惟一的选择。

苏轼有屈原的执著忠心,而且对屈原的爱国给予了深切缅怀,无限仰慕和由衷同情, “屈原古壮士, 就死意甚烈”,他高度赞扬屈原为国捐躯的战斗精神,并且发出了自己的心声, “古人谁不死, 何必较考折”。

他要像屈原那样, “知此理”, “持死节”。

但纵观他的诗文,绝难看见慷慨激烈的愤懑,他也没有步屈子后尘而自沉,让奸佞们幸灾乐祸。

苏轼的这一诗一赋,实是咏史抒怀之作。

在历代凭吊屈原的诗赋中,是颇为引人关注的。

因为这一诗一赋可以看作是苏轼正式走向仕途前夕, 就自己今后为人从政所作的宣示:要追慕屈原高洁的人品, 绝不从俗而变, 更不为名利所误,忠君泽民, 经时济世。

在这次回京的路上,苏轼还写下了一些同情人民生活疾苦的诗篇。

“日落红雾生, 系舟宿牛口。

居民偶相聚, 三四依古柳。

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

煮蔬为夜餐,安识肉与酒。

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

儿女自咿 ,亦足乐且久。

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

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

谁知深山子, 甘与麋鹿友。

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

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

”(《夜泊牛口》)阮籍, 竹林七贤之一。

“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 天下多故, 名士少有全者, 籍由是不与世争,遂酣饮为常” ( 《晋书·阮籍传》)。

面对司马氏为达到阴谋篡权的目的,采取“笼络”和“屠杀”的政策, 才情抱负无以施展的他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 车迹所穷, 辄恸哭而返”。

把寓藏在内心深处的痛苦与愤懑在《咏怀诗》中以隐晦曲折的方式倾泻出来: “夜中不能寐, 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 清风吹我衿。

孤鸿号外野,翔号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 忧思独伤心。

”苏轼的困厄处境并不亚于阮籍。

他虽有阮籍的放浪不羁,韬晦放达,却无其“忧思独伤心”。

而他却直言无隐,率真、旷达, “谁怕? 蓑烟而任平生”。

陶渊明是因“大济苍生”无以施展而“归去来兮”, “兼济天下”不成,便要“独善其身”。

他集儒道于一身,把“东篱”、“南山”当作心灵的避难所, “车马无喧”的世外桃源。

从而在“心远地偏”的田园品味自然“真意”,直至消隐山林。

然而“金刚怒目”的他虽归隐田园,却是一个”带性负气”之人(朱熹语) ,而且把归隐当作抗议污浊现实的一种方式,苏轼虽然对陶渊明的诗品和人品都极为赞赏, 并心仪已久, 但他没有步陶渊明达不通则沉隐的后尘。

在东坡、雪堂里的苏轼, 既不远世, 亦不避人, 而是“澄怀观道”, 清新品味新的生活。

他虽生活困顿,却不畏艰辛,亲耕劳作, 并不沉沦。

因此他纵情歌唱“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寓居安定惠院之东》) ,自喻海棠。

其放达乐观、昂扬向上的襟怀绝非陶渊明的“悠然”自得的萎缩逃避可比。

这新的生活,使酷爱自由的苏轼超越了传统人格,走进了新的人生。

龚自珍在评论追求自由的李白时说: “庄、屈实二,不可以并, 并之以为心, 自白始。

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 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

”(《最录李白集》) “出世? 还是入世?”这就是李白徘徊的人生。

儒之执著进取;道之率真自然;仙之神奇飘逸; 侠之纵横四海, 交合错现于一身。

因此, 他一方面“直挂云帆济沧海”, 豪情万丈、希冀盈怀;另一方面又“举杯消愁愁更愁”,忧思茫茫, 无处消融。

而当无论仕、隐,还是游仙、行侠, 都不能使自己志酬意满时,我们便听到了诗人“我本不弃世, 世人独弃我”的愤愤不平之鸣和“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那捶胸顿足的呐喊和抗议。

苏轼不仅有李白追求自由的一面,而且在观照现实人生时,又赋予了自由以新的意义。

众所周知, 黄州时期的苏轼身处“忠”不成、“隐”不就的精神困境中。

但他并不苦恼徘徊, 而是走向自然,融入民众,关注内心,扬弃自我。

正如他在《灵壁张氏园记》中所说: “古之君子, 不必仕,不必不仕。

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

”可见苏轼既不愿为求仕而违心地攀附权贵;也不想为退隐而矫情沽名。

而是顺乎自然, 以独立自由的个体行走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