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案

宋教仁案
宋教仁被刺案又称“宋案”，是民国初年震惊全国的政治血案，它直接引发了国民党反抗袁世凯独裁专制统治的“二次革命”。

宋教仁（1882年—1913年），字遁初，也作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

1904年与黄兴等创立华兴会，后往日本学习政法，1905年入同盟会，1912年元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

他为了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的法制建设，按孙中山的要求参与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名震一时。

在南北议和中，他主张与袁世凯妥协，尽早结束革命。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宋教仁进入唐绍仪内阁任农林总长。

唐绍仪试图负起内阁总理的责任，在施政方面并不想事事听命于总统府，被袁世凯所不容，故愤而辞职。

唐绍仪内阁的倒台，引起一部分同盟会员的不满，他们认为原因在于“此次内阁，本非政党政见既不同，猜疑嫌忌，难以和衷共济”，遂使责任内阁“徒托空言”。

宋教仁也认为，只有保证内阁的职权，才能防止总统独裁专制，与总统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确保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原则的贯彻。

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是袁世凯始终企图控制操纵内阁，因此当务之急是实行政党内阁制，只有由议会中多数党领袖来组阁，才能有效地抵制袁世凯的独裁行径。

从此，宋教仁成为责任内阁制的积极宣传者和热情倡导者。

要建立一个与总统权力制衡的责任内阁制，就必须把内阁建立在拥有政治势力的政党基础之上。

为达到建立政党内阁的目的，宋教仁不顾一些同盟会会员的反对，以“朝野合作，新旧合作”相号召，于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基干，联合其他几个小党派合并成立国民党。

国民党成立后，积极投入第一届国会的选举竞争中去。

宋教仁从1912年10月离京南下，为国民党争取国会选举胜利，他每到一处，都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鼓吹建立国民党内阁。

参众两院选举结果，国民党获得了压倒性优势，获得参众两院392个席位，其他政党合起来仅占223席。

两院选举结果对袁世凯是一个沉重打击，国民党若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将会置他于无权的地位。

最初他想用五十万元来收买宋教仁，遭拒后，决定采用暗杀手段，并以此对国民党实施毁灭性打击，扫除独裁专制路上的障碍。

袁世凯命令其爪牙，正处在国务总理任上的赵秉钧全面策划刺杀计划，务必干净利落，不留痕迹。

赵秉钧躲在幕后指挥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具体经办刺杀宋教仁事宜。

洪述祖找到上海流氓头子应贵馨，让他物色杀手。

应马上举荐了流氓军痞武士英，并为其寻觅了两个帮手。

经过周密策划，赵秉钧等人决定在上海车站伺机下手，用毒弹射杀宋教仁。

第一届正式国会定于1913年4月8日在北京开幕，袁世凯几次催促宋教仁北上“共商国事”，于是宋教仁决定3月20日乘车出发北上。

就在宋教仁临行之前，上海已有传言有人要杀宋教仁。

有人告诉宋袁世凯恐有加害阴谋，劝宋教仁暂时不要北上，但宋教仁毫不畏惧，一如既往。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多钟，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北站议员招待所,准备乘11点特别快车前往南京,转而北上。

10点40分,宋教仁等人走到检票处，突然三颗子弹从背后向宋教仁射来，宋教仁当即中弹倒地，刺客又连开二枪，趁着一片混乱逃跑了。

宋教仁立即被送往医院，但因伤势过重,于22日凌晨去世，年仅31岁。

宋教仁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国事，要求他的同志在他死后“总要往前做”，并授意黄兴代拟给袁世凯的电报，陈述自己中弹经过及革命生涯，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宋教仁之死引起举国震惊，一时舆论大哗，几乎所有在位、在野的政治人物都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反应。

袁世凯也装模作样地要“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办。

”“宋案”的侦破工作进展迅速,不到三天便告破案。

宋教仁死后第二天，直接凶手应贵馨、武士英
就相继被捕。

搜查证据，才发现其中大有文章，在应、武的背后还大有人在。

首先浮出水面的是洪述祖，其人是袁世凯政府中的内务部秘书。

然后，又发现了他后面的人竟是总理赵秉钧，赵的背后才是真正的主谋──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宋案真相的披露，血的事实终于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认清了袁世凯的假共和、真专制的丑恶面目，对袁世凯的种种幻想破灭了。

他们愤怒之余，开始重新考虑对付袁世凯的策略。

宋教仁之死是一幕历史悲剧，他对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的凶残缺乏认识，把国民党争夺权力的胜利希望寄托在合法的议会斗争上，没有看到，只有资产阶级真正地掌握了政权，才能切实实行共和政体，当时国民党与袁世凯的斗争已不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了。

宋教仁的悲剧绝非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这种悲剧根源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妥协性和软弱性，集中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得到软弱的经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