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艳正稿

1 浅谈苏轼散文中的佛老思想 写作提纲

一、苏轼早期的读书生涯是其佛老思想产生的先端 二、苏轼仕途的曲折是其佛老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 三、佛老思想在苏轼散文中的体现 第一：体现了佛老思想中的朴素的辨证思想 第二、体现了佛老的“出世”思想，表达了作者想脱离污浊官场的向往 第三、佛老思想使其寻求一种超然旷达，平淡自然的生活态度 2

浅谈苏轼散文中的佛老思想 【内容提要】以清净无为，超然物外为旨归的佛老思想在中国的文人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自号“东坡居士”的苏轼和众多文人一样，佛老思想在其生活中，特别是后期生活中只有很重要的位置。本文着重分析其佛老思想产生的原因及佛老思想在其散文中的体现。 第一部分首先对苏轼的文学艺术创作等作了总体概述，从其出身、启蒙教育、身处社会政治环境等方面论述了苏轼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同时浸染释、道思想。 第二部分论述了苏轼佛老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乌台诗案”是其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转折点，诗案后的苏轼仕途不顺使其思想中的佛老成分开始上扬，由前期的达观、旷放、豪迈中含着看穿人生的明智。 第三部分着重论述佛老思想在苏轼散文中的体现。几篇典型的作品反映出其散文中涵含着佛老的朴素的辨证思想、出世、入世思想，表达了作者寻求一种超然旷达、平淡自然的生活态度。 佛老思想是苏轼在当时条件下所能找到的唯一精神武器，并以此为主要处世哲学，但他并不全盘吸收，而是加以区别，取其所需，这在其散文中得以充分体现。 【关键词】佛老思想 出世 入世 处世哲学

以清净无为，超然物外为旨归的佛老思想在中国的文人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封建社会，中国的历代文人都在“出世”与“入世”中苦苦挣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普遍遵循的一种处世模式。失意之时，佛老思想就在其头脑中悄然而生，于是就寻求另一种生活方式：放逐自己，寻归山林，纵情酒色，不问世事，把生死、是非、贵贱、荣辱、得失视作毫无区别的东西，逃避现实的消极倾向在头脑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古代文人中的自号“某某居士”颇多（居士原是对居家学道的佛教徒的称呼，这里指追求清高，对世事淡泊的人），从中可见佛老思想的影响。当然，佛老思想并不是完全让人消极颓废，其更重要的一点是让人处闲境而安之若素，把失意置之度外，能以超然旷达的心态对待自己的处境，自己的人生，这样就能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着和追求，这也是佛老思想倍受文人青睐的主要原因，同时，佛老思想中朴素的辩证法能让人观察问题比较通达，能解放人的苦闷困惑之心，让人对人生有更 3

超脱的认识，以更平常的心态看待事物，看待自己的处境，看待自己的人生。 自号“东坡居士”的苏轼和众多文人一样，佛老思想在其生活中，特别是后期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作为一代名人苏轼，在宋代文坛上独树一帜，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巨人，他建树了多方面的文学业绩：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同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开有宋一代诗歌的新貌；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词派，开创了一代豪放词风。他是北宋文学家最有成就的杰出代表，在书画艺术方面，他也是名家，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四大家”，绘画是以文同为首的“文湖州竹派”的重要人物。他涉猎领域广，而在各个领域中又能同时取得骄人的成绩，可以说在我国文学艺术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和中国古代的许多文人相同，苏轼一生宦海浮沉，仕途坎坷，这也是其佛老思想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正是这佛老思想，使他身处逆境而表现出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政治上虽屡遭挫折，在文艺创作中却始终孜孜不倦，而在其文艺创作中，特别是后期的文章，较多地表现了对人生如梦的感喟及洒脱自适的抒情。要了解其文章中的这种思想，就要首先了解它的产生过程。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在苏轼身上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既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其主观的原因，且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早期的读书生涯是其佛老思想产生的先端。 苏轼出身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苏洵，因屡试不第，愤而烧毁自己的文章，再度悉心攻读，终于成为著名的古文家。弟弟苏辙，是苏轼一生政治和文学上的同道，由于父子三人的文学成就，世并称“三苏”。苏轼八岁时入乡校读书，老师是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他在近百个学生中独独赏识苏轼；十岁时，改有母亲程氏讲授《汉书》；十二岁时，苏洵从外地求宦游学回家，苏轼和九岁的苏辙便由父亲教授。由于家庭的教育，前辈的熏陶，以及他自己的刻苦学习，青年时期的苏轼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学知识，熟习儒家经典，接受了儒家经世济时的思想，苏轼所生长的时代是号称“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诗文革新运动已经取得胜利，社会文化在中唐以后又一次出现了繁荣景象。但是由于豪强地兼并，边备的松弛，官僚机构的庞大无能，北宋王朝的内外危机正在暗中滋大。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王朝统治，改革的呼声在士大夫中不断高涨。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苏轼早年就立下了用世之志，希望能继承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事业，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儒家思想可以说是苏轼早期的主导思想。 但青年时期的苏轼不单是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接受了一些道家思 4

想，他少年时喜读《庄子》，对道家思想表现了一定的兴趣。苏辙在《东坡墓志铭》中这样说到：“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可见其对道家思想的接纳。此外，佛家思想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这就造成了他思想的复杂性，步入仕途之后，在他的思想中常常表现出的“入世”和“出世”的矛盾，其原因之一，可以溯源到他青少年时期这段生活的影响。 二、仕途的曲折是其佛老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 少有壮志的苏轼在二十一岁时，与其弟苏辙一同随父亲入京参加进士考试，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在经过仁宗的“御试”后，苏轼赐进士及第，苏辙赐同进士及第。宋仁宗高兴地对他的皇后说：“我为子孙得到了两个宰相”。不料其母程氏在家病逝，苏洵父子三人只好匆匆回川奔丧。二十五岁，父子三人再至京师，苏轼授河南主薄，不赴。二十六岁参加了制科的直言极谏科考试，入三等，这是极大的荣誉，从宋初以来，被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他两人。（整个北宋只有四人，另两人是范百禄、孔文仲）考试毕，他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翔府判官的官职。从此正式踏入仕途。在踏上仕途之时，苏辙送哥哥赴任，到郑州分手，苏轼有诗说：“……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论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兄弟俩第一次离别，情绪不免感伤，唐代韦应物在《示全真元常》一诗中“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宋眠”的名句，苏轼回忆往昔兄弟俩同读此诗，感触很深，曾约定日后一起退隐，纵情山水。想到这里，觉得高官厚禄并不值得追逐。由此可见，佛老思想这时在苏轼的头脑中已初露端倪。 在王安石变法时期，苏轼因反对新法，写诗文“托事以讽”，被言官弹劾，从而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最后被贬到黄州。“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以此为界，苏轼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前期的苏轼，思想中儒家用世的一面占主导地位，他全身心的投身到济世拯民的事业中去，虽然偶有佛道“出世”之思，但只不过是瞬间的感慨而已，并没有影响其济世的决心。但诗案后的苏轼，仕途的不顺使得其思想中的佛老成分开始上扬。这样，就由前期的乐观、奔放一变而为后期的达观、旷放、豪迈中含着看穿人生的明智。 被贬黄州的日子里，苏轼一直处在政治险恶与经济拮据的交困之中，因生活艰苦，他申请来一块荒地，亲自开荒耕种，躬耕劳作，这块荒地在郡城旧营地的东面，因取名“东坡”，他也自号“东坡居士”，这个“自号”意味着苏轼思想上 5

的一个重要变化：佛老思想成为他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黄州五年间，他虽然没有放弃儒家济世的思想，继续关心国家政局，但政治上的挫折已滋长了他逃避现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情绪。他潜心佛理，闭门思过，希图从佛老思想中寻求解脱。而从后期作品中鲜明的开阔爽朗、达观旷放的特色来看，佛老思想在他对政治逆境时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此的仕途生涯中，苏轼一直浮沉不定，无论在中央的翰林院，还是出任地方官，都不断遭遇到诬陷打击，晚年甚至被流放到当时荒僻遥远的海南岛。在贬官岭南的惠州和海南的儋州时期，虽身处逆境，但久以形成的佛老思想，让饱经沧桑的苏轼已经把个人的荣誉利害完全置之度外，在艰难的环境中实现了一种精神的升华，达到一种净、洁的境界。 三、佛老思想在苏轼散文中的体现 作为文人，思想的流露一定会诉之于文，苏轼的佛老思想也在其文章中得到了明显地体现，特别是其散文更是流露的淋漓尽致，其中尤以谪居黄州之后的散文居多。但应指出的是苏轼对于佛老的吸收，是有所选择和保留的，在他给友人的信中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这无害。”意思是“静而达”是可取的，流于懒散和放诞就不好了。另外，他并不沉溺于玄奥的佛学教义，而是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他对“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答毕仲举书》）可见他只是取其所需以保持自己达观的人生态度而已。 苏轼散文中的佛老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体现了佛老思想中的朴素的辩证思想。 道家学派的先驱老子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有矛盾的对立面，而且会互相转化;所以说，“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是朴素的辩证观点。佛学教义中的辩证观点更是屡见不鲜。这也是佛老思想中一个较积极的方面。苏轼在他的散文中也较多的体现了这一点，如：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辩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哉，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也焉。可不大哀乎。 ——《超然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