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到冲击反应论
浅析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
浅析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浅析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既肯定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又为中国和俄国等东方国家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东方发展理论为基础，以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为例，试图从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及其与东方发展理论的相互作用来论证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东方社会卡夫丁峡谷改革开放马克思的一生都对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而他在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时，并不是把他关于西方社会发展的模式简单套用到东方社会发展之上，而是深入到东方社会内部，通过对东方社会独特的内部结构进行详尽分析来探索其发展道路的。
本文主要以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为例来论证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由来马恩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历来都存在争议。
如有学者在论及“跨越卡夫丁峡谷”即跨越论的思想时写道：“支持马克思这个‘设想’的政治理论框架，是他们一贯持有的世界革命论，而不是什么东方社会理论”1。
无疑是说，由于马恩认为只有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背景下俄国才能走上“跨越”的道路，所以关于俄国以“农村公社”为出发点走向社会主义的“设想”是世界革命理论中的内容，不能认为他们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理论。
为此针对有些学者认为马恩没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观点，主要通过以下两点理由来加以反驳，以此论证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存在。
理由一：马恩关于俄国走新式道路思想或者说是“跨越论”的设想，同他们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有联系，甚至可以说它收到世界革命理论框架的支持，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它是一个理论。
因为任何理论都需要其它理论予以支持。
如我们说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总体系支持着无产阶级专政或革命的理论，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或革命不是一个理论。
由此看来，否认马恩提出东方社会理论的观点有失偏颇。
浅论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
浅论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认为，东方国家土地公社占有制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东方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在发生人民革命的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
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是一种亚细亚的独有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结合最为顽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构成生产方式的广泛基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渗透进行着最顽强的抵抗，东方社会古老生产方式解体进行的非常缓慢。
因此，马克思十分肯定地指出，东方社会完全有可能走一条与东方社会的历史传统和历史环境相联系的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
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东方社会，特别是像俄国、印度等国存在着两种进化的可能性。
以俄国为例，马克思认为俄国村社的发展存在着两种途径，要么像1861年开始的废除农奴制改革一样，开始踏上西欧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要么利用历史给这一民族提供的最好机会，避免由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运用到公社中来。
第二，东方公社土地公有制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认为东方国家中残存的原始公有制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要符合以下条件。
首先是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并建成社会主义；其次是胜利了的国家积极支持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再者，东方国家革命胜利后，积极引进先进的生产力，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最后。
东方国家与西方无产阶级、各民主政党的密切合作。
那么，俄国等东方国家就可以利用其特殊历史条件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
第三，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是有严格条件的，即必须有俄国革命。
马克思认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
”俄国革命不仅会把大部分的俄国农民从封闭的狭隘的天地里解放出来，同时它也“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
东方社会理论
关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是相对于它的西方社会理论而言的，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许多结论都是通过对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基本矛盾进行分析后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曾经设想这一革命将首先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并陆续取得胜利,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在这些国家里，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
与此同时，社会化的生产使产业工人占全国的大多数，强大的无产阶级成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力量。
而且,生产的社会化还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实行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生产和分配准备物质条件。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早期和中期活动中,始终把实现社会主义的注意力和着眼点放在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恩格斯甚至明确提出英、法、美、德四国将首先并同时向社会主义过渡，即“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
但是,历史的发展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初设想。
因为最先发展起来的英、美、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凭借国内社会化大生产创造出的丰厚利润和海外殖民掠夺带来的巨额财富收买工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以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越发达，工人群众的生活水平相对越高，其“革命性”则相对减弱.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之后，西欧资本主义进入一个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将视线东移，通过对俄国等东方国家的研究与思考,提出了新的思想，即世界上大部分的落后国家,它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如何展开？是否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之后才能取得胜利？在此基础上，他们于19世纪80年代提出了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构想。
近代中日发展的不同轨迹——基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理论
环球智库024近代中日发展的不同轨迹绪论19世纪40、50年代起，中日两国分别遭遇了鸦片战争与黑船事件，受到西方列强的压力被迫打开国门。
国家主权受到侵犯，既有的政治、思想体系与技术能力无法在新时期像过去那样发挥作用。
面对外界的巨大压力，中日两国开始求变，分别形成了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运动。
在随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两个东方大国进行了双方间第一次近代化的战争，中国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激起了戊戌变法等维新运动。
而戊戌变法及其他改良，维新活动的不断失败最终使中国人放弃了对旧制度的改良与维新，转而通过辛亥革命彻底的摒弃了封建王朝和君主主义，并最终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
而日本在甲午战争以及随后的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巩固了明治维新的改革成果，同时也令日本军方的影响力极大的增强，为日本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埋下了伏笔。
几十年中，一方面，中国的革新进程在不断遭受曲折，积贫积弱的现状没有得到质的改变，国土富饶辽阔而国家缺乏保卫自己的能力；而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和数场内外战争的成功跻身列强并培育了浓厚的军国主义氛围。
在各种内外因素的驱动下，日本于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抗击，在长达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后，终于与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盟友一道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变化，两个都曾以自然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东方后发国家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中国、日本乃至欧洲在近代化过程中出现“大分流”的原因，多年以来已有很多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
如沈其新从文化角度探讨近代化模式2；石晶从政治体制角度比较两国政治体制及面对近代化变革时的不同3，刘金才则从社会价值与伦理价值取向上寻找中日近代化的区别4。
本文将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入手，分析两国最终走上不同道路的原因。
中日不同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尽管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日两国都是自然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自给自足，相对封闭的国家，但双方在自然经济上有着巨大的体量差异和配置差异，由量变带来了质变。
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收稿日期：2021-03-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研究”（项目编号：16BKS003）。 作者简介：叶志坚，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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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思和恩格斯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内容。 《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写作，使马克思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东方社会。查阅《马克思恩格斯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1998 年版）中还有许多有关印度问题的文章，如《不列颠在 印度的统治》《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者权利》《战争问 题。——议会动态。——印度。》《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这些文章不仅前后呼应， 而且分析问题鞭辟入里，是马克思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极为重要的论著。
当然，马克思对东方问题的关注以及对东方社会理论的阐述绝不仅仅局限于《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 12 卷之中。其他还有《东方战争》《东方战事。——奥地利和法国的财政。——君士 坦丁堡的设防》《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黑山》等篇章。从目前笔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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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1 年第 3 期
第二，摩尔根的著作，为马克思思考人类社会发展道路提供借鉴参考的材料。摩尔根的《古 代社会》不仅揭示了无阶级的原始社会的社会结构，阐释了人类社会历史上依次演变的家庭和 婚姻形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血缘亲属关系，而且还涉及私有制、阶级、国家等方面的重要内容。 其实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中，还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与阶段的揭示和阐述。只要我们阅读 摩尔根《古代社会》就会发现，该著作有一个副标题“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 的发展过程的研究”。这个副标题概括了“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在摩尔根看来，“人类是从发 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3](P3)摩尔 根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视域，把人类早期的发展阶段做了较为详细的划分，把它划分为七个发 展阶段，这就是：低级蒙昧社会、中级蒙昧社会、高级蒙昧社会、低级野蛮社会、中级野蛮社会、高 级野蛮社会、文明社会七个阶段。
哲学--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读后感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主义理论》读后感韩红有一首歌叫“条路”，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时，总让我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引起无穷的历史遐想。
“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让我产生强烈的历史与现实对比和联想。
哪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旧中国能做到吗？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承载了这样一个历史使命和责任。
120年来，几代中国人用他们的思考，拼搏，斗争，牺牲，用他们的血和泪，用他们的智慧和艰辛，筑建和书写了这条“条路”。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中国的近代史就印证了恩格斯的这句箴言。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
它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于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占世界人13的大多数的广大东方国家为对象，特别是以印度、俄国和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及未来发展趋势为典型，所进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总结了西方和东方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概括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几个时代的一般进程和顺序。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全面论述的核心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即“中国道路”问题。
“中国道路”问题的实质是东方社会现代化的非资本主义发展。
一马克思从来没有主张亚洲国家走“西方化”，“欧洲化”的道路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和对殖民地的残酷掠夺和剥削分不开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亚、非、拉各国的侵略，重点在亚洲。
波斯、中国和印度成了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争夺的重要对象。
1804年以后，俄、英、法、美、奥等国强迫波斯签订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
《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课后习题-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中册
1《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课后习题一、论述类文本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19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已成为科幻小说、科幻电影最钟爱的主题，以至于它占据了我们关于未来的主要想象空间。
不幸的是，这些作品所描述的人工智能窄化了我们对于未来生命和生活方式的想象，似乎人类未来的主要内容就是与机器人的斗争同时，过去一百年充斥在科幻文化中的拟人化手法也把人工智能窄化了，机器人只是人工智能的一种典型形式和一个发展方向，而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意义不只是它可以模拟、延伸和拓展人的思维，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理解人的语言、思维和智能本身有巨大的推进作用。
科幻文化对人工智能的窄化还在于，好莱坞电影中总是将机器人和人的根本差别归于感情或者说是“爱”，其实人的社会性存在是人工智能尤其是人工生命研究领域最大的难题。
人工智能必须建立一个可预测的世界模型以及反应、修正机制，这都是建立在一个理性个体的假设之上的。
问题在于，世界上不止有一个个体，还有无数他者，如何以算法应对无数社会性个体之间复杂的、充满非理性和偶然性的相互作用？这才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难点所在。
心灵没有方程式，社会性的心灵产生的问题更加无法用算法解决，这或许正是艺术的机会。
然而，人的社会性在今天这个网络社会受到了新的挑战。
近20年来，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技术发展在明显加速，我们能够感觉到各种技术对生活的“重置”技术的发展在引诱着也在强迫着我们跟随，不断跟它一起更新换代——引诱是因为花样翻新、追求时尚，而强迫是因为整个服务系统在更新，我们只能跟着更新，否则等待你的是脱离网络、去社会化，这种加速度，这种迅即的自动化、现成性，取消了我们自主的学习与生产。
那么，我们是不是还能保持艺术制作和创造的欲望？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最切近的应用场景中，某些电商平台设置了众多的“推荐”和“方便”，这些“方便”不但是引导消费的诱饵，更是对我们自身性的诱导和窄化。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合作中，我们的偏好被强化。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及其当代启示作者：吴兵来源：《文教资料》2020年第25期摘要：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原创性思想。
作为东方社会典型代表的中国，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变为现实，在二十世纪中叶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并且在现代化道路上迅速发展。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是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源头，其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为中国的长远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现实指导。
关键词：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发展当代价值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看做自身社会发展的基础性理论。
东方社会理论所揭示的关于社会的一般性规律，具有长久的适用性，是指导社会建设的根本性原则和理论。
社会主义的建设，必须以此为准绳，才可保障建设过程平稳。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二十世纪中叶进入社会主义国家行列，并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
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以及对理论背后依据原则的深入剖析，既有助于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又有助于为中国下一步发展提供启示与指导。
一、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马克思认为中国、印度、俄国具有相似的东方特征。
马克思通过对这些国家蕴含的东方社会特征的研究，推论出这些国家可能走出具有东方特色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将这些国家所拥有的东方特征归结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将东方社会可能走出东方道路的过程称为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
马克思将上述国家的东方特征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以下是它的三个维度：一是土地公有制;二是村社制度;三是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①。
土地公有制是指生活在东方社会中的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而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土地不允许自由买卖，土地归村社所有。
人与人之间靠宗法血缘关系维护，村社制度是人们凝结成的生产组织方式。
国家拥有土地作为自己的生产资料，村社制度是东方社会最基础的社会单位，村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保留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
不过与原始社会不同的是，虽然进行共同劳动，但劳动成果由个人分配，不再共劳共享，带有私有制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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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到“冲击－反应”论——考察毛泽东的国情观与革命论的一个视角王四达2012-09-20 16:16:43 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2期【内容提要】“冲击－反应”论是近现代西方学者包括马克思以中国国情为依据分析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观点。
中国革命的导师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就明显受到马克思中国观的影响，其观点与“冲击－反应”论亦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
但在近现代中国革命任务的问题上，毛泽东却在当时苏联的影响下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这使他的革命论与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与东方社会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并影响了建国后的政治实践。
【关键词】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冲击－反应”论毛泽东国情观革命论“冲击－反应论”曾经是西方学术界分析中国国情以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主流性观点。
一般认为20世纪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列文森是这种观点的鼓吹者。
但如果追根溯源即可发现，该观点是由赫尔德等人开创，由马克思发展、费正清等人集成的。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中国观可以说是“冲击－反应”论的一个中间环节。
中国革命导师毛泽东的中国国情观就明显受到马克思的中国观与“冲击－反应”论的影响。
但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却在十月革命的“冲击”下得出了自己的革命论，并影响了建国后的政治实践。
因此，考察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及其中国观与“冲击－反应”论的渊源关系，对我们认识毛泽东的国情观和革命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冲击－反应”论的来龙去脉从历史的大视野看，中国与西方在近代分别出现了前者从先行到落后和后者由后来而居上的巨大变化。
在西方引领时代大潮背景下，一些目光远大的思想家开始运用他们的思想利器——自由价值观，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来重新剖析过去被理想化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停滞论”即是这种重新认识的产物。
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曾敏锐地指出，中国历代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使经济无法向工商业转移，社会没有向平等、自由转变的机会，从而导致发展停滞不前；而欧洲近代“工商业的发达却逐渐使他们有秩序，有好政府，有个人的安全和自由”[1](P371)。
稍后的德国思想家赫尔则从文化角度分析问题，批评中国文化是一种“幼年文化”，因此，“几千年来他们一直停滞不前”[2](PP87-95)。
其后，黑格尔又从“家长制”压制个人自由的角度深化了这种观点，由于个人没有任何主观自由，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他还天才地预见到“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生动活泼的进步”[3](P123)。
此后，约翰·密尔在其《论自由》中又高度强调了自由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呼吁欧洲人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
“要使一切人都成为一样”的“中国理想”扼杀了个人的自由、个性，“而他们如果还会有所改进，那必定要依靠外国人”[4](P77)。
不管是黑格尔所说的能促发中国“生动活泼的进步”的“若干因素”，还是密尔所说的“有所改进必定要依靠外国人”，均表明他们认为古老的中国需要异质文化的触动才能改变自身，这可以看作西方学者从“中华停滞论”到“冲击－反应论”的一个过渡。
应该承认，马克思的中国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前辈们的影响，但马克思又比他们更为高瞻远瞩，因为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并通过其世界历史理论与东方社会理论来展开的。
由于学术界对此已有许多研究，我们这里只勾勒出几个基本环节：第一，联系与发展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西方近代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与民族联系交往的扩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于是，“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5](P35)。
不仅物质的生产是这样，“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5](P35)。
而当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6](P541)。
第二，以中、印为代表的东方社会是以农业和手工业结合一体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由于生产结构的简单性、社会的封闭性与视野的狭隘性，印度人“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_[5](P688)。
在中国，尽管它历史悠久，但几千年来却呈现出一种“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7](P114)。
第三，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必然带来西方的冲击，促进东方社会的瓦解。
他甚至把中国称为“活的化石”。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持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6](P609)。
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冲击”、“反应”的字眼，但他的论述已清楚地表明，亚洲的社会变革及传统中国的解体都是在西方的冲击下发生的。
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费正清、列文森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
费正清认为传统中国的核心是由独裁主义构成的。
造成传统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是中国人“在传统以内变”的历史观。
对此，费正清提出一种“文化主义”理论，即中国作为古代东亚文明中心的漫长历史使其人民对所有外国人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8](P182)直到19世纪，“西方的冲击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给中国“注入了引起现代化并导致永久性变化的力量”，它表现为“民族主义、科学、民主和其他推动社会文明的要素”[9](P124)。
随后，列文森在其所著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也认为中国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迈入一个具有科学取向的社会，“然而鸦片战争后，欧洲的工业主义和商业事业开始成为传统的中国社会的催化剂”[10](P42)。
他反驳那种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看作儒教继承者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了社会变革，“但是变革的根源则深植于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早期社会结构的破坏性冲击”[10](P144)，这就进一步强调了“冲击－反应”的观点。
二、毛泽东的中国国情观与冲击反应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本土，中国革命的导师毛泽东对鸦片战争前后的国情分析大体上也是由“中华停滞论”与“冲击反应论”这个思路串起来的。
尽管毛泽东在当时的条件下未必读过十八九世纪那些西方学者评论中国的著作，但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掌握及其对中国国情敏锐的洞察力，他还是得出与马克思及那些西方哲人近似的看法。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其国情观则是其革命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用他自己的话说：“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11](P633)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中国国情作了全面的分析。
他说：“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
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11](P623)其原因从经济上说，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交换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作用，这就无法培育强大的工商阶层，无法改变社会阶级结构，无法实现产业升级并推动社会转型。
从政治上说，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11](P624)。
尽管历史上曾爆发无数次农民起义，但“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直到十九世纪的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1](P626)。
这就指出了由于近代西方入侵的“冲击”才导致中国社会内部的“反应”这一问题。
当然，毛泽东的国情观还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其一，毛泽东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11](P626)这句话往往是中国学术界某些学者批评“冲击－反应”论的重要依据，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忽略毛泽东说过中国封建社会已延续三千年，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才使这个社会内部发生重大变化。
如果仍由自己“缓慢发展”，还要延续多久那是谁都无法估计的。
其二，毛泽东认为列强侵略中国具有两面性：“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11](P630)这种国情成了毛泽东认识中国革命性质的重要依据，那就是反帝反封建。
“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11](P637)。
其三，他既客观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11](P647)，同时又强调：“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
”[11](P647)在稍后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更全面深入地论述了这种观点，从而为他的革命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论及其局限性就古代中国的情况而言，毛泽东对其“长期停滞”的判断是相当客观的，与西方学者包括马克思的看法亦较为吻合。
但就近现代中国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而言，由于他深受“十月革命”和斯大林影响，未重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性质与世界历史趋势的客观评估，因而对中国革命任务的定位偏于激进、急于求成，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一)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客观性与社会革命的条件性重视不够。
众所周知，两个“一定要适应”的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有鉴于此，马克思才强调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5](P592)这就是社会基本矛盾客观性与社会革命的条件性。
毛泽东也指出：“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
”[11](P685)可见它的经济基础还是封建社会的，因此他把中国革命的性质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11](P668)，这就是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