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康拉德_黑暗的心_中人物的狂欢化功能_李晶然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　１２　０５ 作者简介：李晶然（１９８６－），女，满族，河北承德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

文学。

谈康拉德《黑暗的心》中人物的狂欢化功能李晶然（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石家庄０５００２４）

摘要：从狂欢化理论入手，分析了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塑造的诸多具有狂欢化特征的人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这些人物在主题方面体现出的平等自由和交替变更的精神，在形式两方面通过语言的运用和场景的设置达到讽刺性模拟和时空并置的效果。关键词：康拉德；《黑暗的心》；巴赫金；人物；狂欢化；功能中图分类号：Ｉ　１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９５１（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３３－０４

网络出版地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ｋｉ．ｎｅｔ／ｋｃｍｓ／ｄｅｔａｉｌ／１３．１３５４．Ｃ．２０１２０４０９．１１３７．０１２．ｈｔｍｌ

网络出版时间：２０１２－０４－０９　１１：３７

约瑟夫·康拉德（Ｊｏｓｅｐｈ　Ｃｏｎｒａｄ，１８５７－１９２４）是最杰出的英语作家之一，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为１９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和２０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架起了一座桥梁，影响了大批２０世纪的作家。其代表作品《黑暗的心》因其深刻有力的思想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拟从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入手，论述康拉德《黑暗的心》中人物的狂欢化特征，并进一步探究人物在主题与形式两方面具有的狂欢化功能。一、人物的狂欢化在康拉德笔下，出现了大量类似小丑和傻瓜的特殊人物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具有明显的狂欢化因素。笔者试从人物的狂欢化特征和成因两方面展开讨论。（一）人物的狂欢化特征巴赫金认为，文学的狂欢化指的是“狂欢节向文学语言的移位”［１］（Ｐ１２５），也就是把狂欢式内容转化为文学语言的表达。在文学作品中，人物是狂欢化的重要承载者。小丑和傻瓜是狂欢节最常见的人物形象，他们是狂欢节中众人瞩目的焦点、核心，是大众狂欢的领导者和推动者，他们代表着民众的声音，是“狂欢之王”。狂欢化人物从狂欢的广场走进文学，是特殊生活形式的体现者，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他们使得小说充满了笑谑与诙谐，具有了一种生生不息的毁灭和创生的力量。他们使用一种典型非官方语言，将整个世界置于共存的、当前的、暂时的、流动的边缘，置于一种临界状态。专制对话、高雅文体、庄严风格以及英雄圣人等崇高的东西都被进行了讽刺性模拟，赋予了它们一种相反的价值取向，在与原有价值碰撞中引人发笑，原有的一切价值包括语言本身都受到了质疑。康拉德笔下人物的狂欢化特征具有以下３点：第一，在作品中，他们是民间文化的代表，是“狂欢之王”，他们构成了为官方文化和权威脱冕的主力。在俄国男孩和黑人身上都表现出一种民间的诙谐文化。俄国男孩身上带着的那种西方人特有的自豪感与形如小丑的怪异服饰之间形成一种悖论；黑人们面对入侵者做出的反抗更是让原本高高在上的殖民者暴露出卑怯、懦弱的本性，彻底颠覆了官方的意识形态。第二，这些人物的诙谐讽刺都是双向的，既针对官方的权威，也针对未开化的民众，他们处身于官方和民间社会的交界线上，因此，他们得以超越环境，成为整个世界的外人。马洛在叙述过程中，既质疑作为官方认可的承载着“人类的梦想，共和政体的种子，帝国的胚胎”［２］（Ｐ７）的泰晤士河，又对蒙昧无知，盲目崇拜库尔茨的傻瓜进行揶揄、讽刺。第三，他们往往以另类的方式揭示了世界的真实，却得不到理解，反而堕落成为被人嘲弄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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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８卷第２期２０１２年４月 （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Ｎｏｒ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８Ｎｏ．２Ａｐｒ．２０１２作品中的黑人面对侵略者库尔茨，表现出的是一种傻瓜般的崇拜。他们日夜辛苦劳动，随时可能丧失性命，换来的却只是一段可怜的铜丝。他们的悲惨境遇不但得不到任何同情，反而被剥夺了“人”的称谓，成为他人的笑料。（二）人物狂欢化的成因在《黑暗的心》中，人物具有了某种狂欢化特征。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层的原因和背景。狂欢化人物在文学中出现是文学发展的一次进步，是民间诙谐文化进入小说文本的媒介或载体。狂欢化人物在作家笔下走出了作为单一小丑角色的困境，成为一个个完整的、鲜活的人，作家赋予他们充分自由的话语权。他们在小说中的出现满足了作者叙述的需要，赋予了作家观察世界的多重视角，特别是民间的视角。作者可以通过不同的面具进入小说，打破了小说单一叙述话语的局限，让小说成为一个杂语的、多元的、众声喧嚣的世界。康拉德借助于小丑这一角色实现了对叙述人传达的官方意识的悖反，在各种声音的冲突中达到了对“中心人物”的质疑，甚至为其脱冕。在狂欢诗学的视野下，“中心人物”不再是高不可攀、令人敬仰、无所不能的神，抛开官方意义、传统道德赋予他们的光环，备受瞩目的人物原来只是一些自私自利、枉顾道义和责任之辈，有的甚至堕落成为内心黑暗、疯狂滑稽的真正的小丑、笑料。作为一个大半生漂流在海上、足迹踏遍全球的海员、船长、作家，康拉德所得益的不仅仅是语言、题材和文学素养。虽然“失根”的孤独忧郁终生包围着他，但正是由于他的“失根”，康拉德不单单属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宗教和传统；也正是由于他的“失根”，康拉德与任何一个传统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得以摆脱单一、定型、僵化的高级传统和权威。康拉德的小说在官方话语、传统道德之外，有意无意地融入了丰富的民间诙谐文化，嘲讽、降格、脱冕等方式的运用使得官方权威和传统价值不再是凛然不可侵犯的，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在质疑和碰撞中形成对话。狂欢情境的出现、狂欢化人物的登场，都和康拉德自身来自民间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狂欢广场产生的狂欢化人物正是康拉德反叛的先锋，而狂欢话语则是康拉德反叛的武器，通过“狂欢化”人物的视角，康拉德小说中多语对话、雅俗混杂、多元开放的现代性层面得以展示。二、人物狂欢化的主题功能狂欢化人物形象向读者展现了一个“颠倒的生活”、“翻了个的世界”［１］（Ｐ１３５）表现出作家的一种狂欢化的生命体验———平等自由和交替与变更。在这种生命体验背后则是作家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一种反叛，对中心的一种解构。（一）平等自由

广场是狂欢节活动的场所，“是全民性的象征”［１］（Ｐ１４１），它包容一切。也就是说，

在狂欢节的广场

上，人与人之间可以自由地揶揄讽刺，他们处于完全平等自由的地位。在原始森林中，人们之间的距离消失，平日里各种形态的畏惧、恭敬、仰慕、礼貌等等都不再被看重，唯一起作用的是狂欢式的一种特殊的范畴，即人们之间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在蛮荒居民们的仪式、庆典、喧嚣、骚动中，官方节日、惯例、制度、意识失去了其原来外在世界中的神圣性、合法性，小说挣脱了外在世界、外在时间的枷锁，处在了更广阔的背景———民间的狂欢文化之下，平等自由地对外在的人和世界展开分裂和批判。”［３］（Ｐ５）我们的船只遭到野人的袭击的那一刻，现代与原始交织在一起，文明与野蛮占据战争的双方，而胜负则属于未知。恐惧占据了朝圣者的心灵，他们用来福枪对着丛林进行疯狂地扫射，可最终的结果却只是使火药的烟雾遮挡了航行的视线，不仅无法打退对方的进攻，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更难的困境。西方的先进文明成为被戏谑、嘲讽的对象，所谓的现代人的聪明在这里成为一个滑稽的笑话。西方现代人的优越感被大幅度压缩，再压缩，直至显露出恐惧与懦弱的内核。这种场景的设置就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完全自由平等的时空，现代与原始、文明与愚昧交织对抗。原始人类用自己的行动向外来者宣泄自身的不满。这里，人与人之间不再是一方占据绝对的主导，而是完全平等的地位。（二）交替变更

巴赫金认为，在现实社会中，一切等级、特权、规范、制度都是绝对固定的、永恒的和僵化的。而在狂欢节中，一切都具有相对性和双重性，一切都是绝对变化的、未完成的、交替更新的。“狂欢节语言的一切形式和象征都洋溢着交替和更新的激情，充溢着对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权力的可笑的相对性的意识。”［４］（Ｐ１７）交替和更新精神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加冕和脱冕。加冕本身便蕴含着后来脱冕的意思，脱冕仪式又预示着下一次加冕。马洛一心从事的伟大而进步的事业，最终堕落为野蛮的入侵；曾经“令人神往的神秘的空白点”［１］（Ｐ１７）变成一个黑暗的地区；抱着神圣目标的外来移民摧毁了原始的宁静，原始的一切又在炮火中·４３·

２０１２年４月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２期重生；自诩为“救世主”的白人，面对黑人的反抗丑态毕露。马洛在看清了事情本质以后，甚至劝俄国男孩去找近处的野人朋友，并认为这是他最好的选择。现代人在这一刻不得不回归远古，与野人相伴，这种强烈的讽刺确实使人震惊。作品中，一切事物都经历着交替与更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英雄库尔茨的加冕与脱冕。库尔茨一出场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物……他一个人送回来的象牙等于所有其他站的总和……”［２］（Ｐ５１）他是马洛崇拜的偶像，奋斗的目标。这个在白人社会久负盛名的人物，这个被土人当作神一样崇拜的土皇帝，他和别的殖民者的区别在于他是其中相当成功的一个，他用虚伪的谎言来掩饰肮脏的目的，他凭借西方的机械文明和东方的愚昧在黑暗的中心建立了一个王国。“他渴望操纵野蛮非洲黑人的生死大权，他渴望享受野人像崇拜上帝一样对他谦卑的崇拜，他渴望获取美丽而野蛮的黑人王后，这就是他将文明带给土人的伪装蜕化出的自我享乐的原形。”［５］也许曾经他成功过，但是最后，他只是一个“给公司带来的好处远不如他所造成的损失”［２］（Ｐ１８７）。他穷极一生的事业建立的光辉之塔在顷刻间彻底崩塌。也就在那一刻，他的时代结束了，属于别人的时代到来了。康拉德通过对库尔茨的脱冕，表现的是一种交替变更的思想。事物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原本的等级、特权被消解，新的制度出现，历史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向前发展。三、人物狂欢化的形式功能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塑造了众多狂欢化人物形象。作家通过语言的运用与场景的设置，使人物具有了讽刺性模拟的效果，使小说实现了时空的并置。（一）语言功能在狂欢节上，人与人通过具体感性的、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同非狂欢式生活中强大的社会等级关系恰恰相反。人的行为、姿态、语言从种种等级地位（阶层、官衔、年龄、财产状况）中解放出来，从非狂欢式的普通生活逻辑来看，变得像插科打诨而不得体。作为作者的代言人———马洛在叙述过程中不时地冒出粗俗的语言，或是表达自己的不满，或是再现真实的生活。以另类视角审视现实，以插科打浑的方式说出生活真相，以戏谑、嘲讽的话语体现出狂欢化的特色，从而达到了一种讽刺性模拟的效果。他把同行的工作比作为“两分半钱一跟头———在你们各自的钢丝上表演”［４］（Ｐ１０１）。

把司炉的野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