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和谐发展，才是正道

—浅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遍观历史，掩卷沉思，不难发现，政治和文学似乎处在一个紧张对立的局面，在政治的强力面前文学总是偏于一隅，阻碍了文学对于美的最高追求。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掌控着文学艺术的发展。不管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者，总是怒目圆睁，盯着文学者的一举一动，稍有异动，就坚决镇压。文学家相应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在他们的言语中，政权就是黑暗，政治家是恶棍，不这样看的文学家似乎就是文学家中的败类，就是墙头草，就是见风使舵，就是明哲保身。

我的观点是，文学和政治和谐发展，才能创造文学和政治的最大价值，才能互利共赢。上帝把文学和政治作为社会前进的手段交给人们决不是让人们利用它们来互相诋毁和杀戮的，而是让它们像鸟的双翼一样合作来支撑人类的飞翔的，这个社会离不开文学，也离不开政治。

越是专制的时代，文学和政治的对立就越激烈，就越是水火不容。文学的繁荣似乎总是在国家动荡的时代，在国家致太平的时期，文学繁荣的机会反倒很渺茫，即使有一些有成就的文学家也总是生活在颠沛流离和饥寒交迫中。春秋战国时期是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却出现了中国文学最繁荣的景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秦统一天下后，文学就在“焚书坑儒”的烈火中灰飞烟灭；秦汉间的动荡时间较短，两汉的经济政治军事都很发达，但是文学上只说“汉赋”，“汉赋”是什么东西呢？“汉赋”其实只是“拍马屁的文字”只是歌功颂德，吹嘘繁盛的文学，一味追求辞藻华美。三国魏晋时期动荡黑暗，文学上却出现了“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元、明、清的政府对文学都是严格控制，以至于出现了很多的“文字狱”，文学萎靡不振，处于万马齐喑的局面。虽然出现了四大小说，但是这些小说无一不是在民间悄悄流传，而且作者大多隐姓埋名，都不敢轻易抛头露面，敢写不敢说，敢怒不敢言。

近代百年动乱，文学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场面，甚至在后期还出现了鲁迅这样的大家，还催生了一大批像老舍、巴金、曹禺、张爱玲等有重量的作家。令人大为不解的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繁荣景象很快成为过眼烟云。甚至原来的大作家也不会写了，大家都缄口不言；许多文艺学家受到严重的身心迫害，境况十分悲惨，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场浩劫。政治是上层建筑，它很自然地要影响到文学。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一直有两派，毛爷爷就教导我们说：文学为政治服务。我更赞成周作人等提倡为文学而文学的观点。

动荡的时代，专制的政治人物要么是无力顾及文学，要么就是为笼络人心而有限度地利用文学。而动乱一旦结束，无所顾忌的政治家也就举起刀枪杀向了文学，把文学变为统治的工具。但是，就中国历史而言，也有例外，那就是唐宋时代，后代的文人在说到唐、宋时会觉出一种温暖和向往。这种温暖和向往就来源于政治和文学的共存共荣，同步发展。走向同步的原因我认为最关键的出现了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所体现的是政治向文学的让步、文学对政治的依存。在这里，李世民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论起了一个关键作用。因为文学的生命力其实

来源于民众的认同，文学必然要以表达民众的心声为目标，对民众的宽容必然产生对文学的宽容。李世民的聪明地方是在对文学宽容的同时，加强了对文学的诱导和利用。科举制度就是实现这种诱导和利用的手段。这一手段直接导致了唐诗的发展，因为很显然，没有科举考试就没有唐诗。于是，在唐代，文学和政治就在共存中共荣，政治给了文学少有的宽容，而文学则还给政治以更罕见的昌盛。在唐代，国家的昌盛，文学的发达，人性的张扬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曲绝唱。

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决定与政治，而不是文学。在政治开明时，文学和政治就能够共同促进社会昌盛。当政治因要为少数人服务而倾向于专制时，政治就会残害文学，然后自己也走向灭亡。

现在有很多人并没有看到政治和文学的这种和谐，却还在以老眼光来看待政治和文学的关系，拼命在历史的老伤疤上抓挠，以政治的绝对高压，管制文化的发展，他们不知道，他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是文学的罪人，更是政治的罪人。文学艺术促进政治进步，政治为文学艺术发展创造条件。积极发现政治的得失，激浊扬清；政治要为文学发展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由此，促进文学和政治和谐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谁都不能阻挡这股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