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吏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论中国古代吏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摘要】中国古代吏治思想是封建社会君主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体现了中国五千年中央集权制政治的精髓。中国古代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吏治，并将吏治管理作为封建统治下的重要管理模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核心管理。本文的论述重点就是在探讨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发展及其特点的过程中体会其带来的现实意义，让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现实意义在多年后继续为现代管理指引方向，并发扬光大。
【关键词】吏治思想 现实意义 形成发展 特点
引言
中国古代吏治思想是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的一种表现形式，起源于先秦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统一委任各郡县负责人，这些人就是官吏的最初模型。官吏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国家形象及君主意志，因此吏治思想的衍变也可以看做是治吏的进程。“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帝王的管理核心，更是中国古代官吏的入仕准则，官员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至高追求进行地方政治经济治吏，最终的目的是做好统治者的“眼”和“手”，成为统治者管理地方的工具。中央集权制度也因为吏治思想的逐步完善与发展而更加统一，最终成为封建封建王朝专制统治的重要组成。吏治思想中所包含的现实意义也是值得后人思考与借鉴的，通过探讨与分析成为现代管理的蓝本。
一、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形成
1、中国古代吏治思想形成的社会原因
任何思想的形成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古代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是社会形势的发展，面对不同的社会背景就必然要出台一系列适应社会发展的管理措施。国家统一、人民归一、从部分到整体、从分散到统一，需要更加先进的管理制度来实现，吏治思想就是为适应封建集权制度而产生的。中国古代统治者寄期望于吏治，是希望通过吏治能够使中央集权更加集中，也能够在统治人民的同时传达封建统治者的思想。
2、中国古代吏治思想形成的历史原因
奴隶制到封建制，是历史的变迁，更是历史的进步。时间上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政治统治形式，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治国方式也要彻底颠覆奴隶制时期的管理，实行分区域专人负责，这是历史赋予时代的使命，是历史进步带来的政治革新，正确看待历史，在历史中取其精华是统治者的使命，中国古代吏治思想就是历史变革中的新坐标，谱写新的历史章程。
（二）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发展
1、从“举孝廉”到“唯才是举”的选官标准
吏治的另一层含义就是治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治理官吏，在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选官发展经历了举孝廉及唯才是举。意思就是从最开始以孝廉作为选官的唯一标准，后来衍变为以才能作为选官评判标准，这是中古古代吏治思想的进步，是统治者加强重视地区管理及国家发展的表现，德行只能作为评价的一方面却不能是唯一，才德兼备者方能胜任管理要职。
2、从“人治”到“法治”的用官结合
“人治”与“法治”分别是儒家与法家的执政纲领，儒家以人为本，追求的是仁义道德、宗教礼法，认为只要官员有德有仁就能够成为称职的官员，能够治理好一方水土；而法家的宗旨恰好相反，在某方面来说是与儒家思想相对立存在的，法家讲究依法治国，认为统治者 应该定制相关法律，将法律作为治国之本，而不是将个人才能以及个人素质视为用人为官的标准，法家学者甚至认为有了可行性法律，即便是一个平庸或者愚钝的人也可以成为合格官吏，治理百姓，对于德行的要求并不如儒家严格。这两种吏治思想分别活跃于中国古代早起的吏治思想中，后期经过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吏治思想的不断升华，专注一项用官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统治阶级需要，后继的统治者多数将二者结合，成为用官的衡量标准。
3、“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治官思想
“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吏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科学表现，也是完善封建君主中央集权制度的最有效管理办法，更是对后世政治管理影响最大的一种思维引导。这句话可以解释为英明的君主对于政治管理的主要方式是管理政治官吏，而不是直接管理百姓。这句话引申出来的另一层含义象征了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等级管理制度的确立。统治者的精力与力量是有限的，只凭借一人之力是无法管理整个统一的国家的，因此统治者转变观念，亲自选拔官吏负责各地方政治管理，统治者只需要管理好官吏即可，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统治者的工作流程，也能够选择中心主抓重要事件，而不是被小事烦累。
二、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特点
（一）“以人为本、依法治国”的先进吏治思想
“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在中国古代吏治思想中占有主导地位，多年来的吏治思想经过无数实践证明了“人”与“法”和谐统一的重要性，二者缺一不可的成为吏治思想的整体核心，将中国古代吏治思想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法律是国家之根本，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保证，法律的约束可以有效的降低、制止违法乱纪行为，更是吏治思想实施的基础。而德才兼备的官吏可以推动国家发展，成为国家发展的源动力。官吏运用法律管理一方百姓，并配合官吏自身的才德，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历届明主无一不将“以人为本、依法治国”运用到了极致，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盛世王朝。
（二）整饬吏治为手段，净化吏治思想
纵观中国古代王朝更替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在历朝历代的建国初期，尤其是第一、二任君主，都有着丰功伟绩以及卓越政绩，其后世子孙则多半不成气候，不是默默无闻就是庸庸碌碌，朝代末期君主更是昏庸无能最终亡国亡家。这就像一个固定循环在不停的上演，其中的吏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固定循环的周期。历史评价开国君主英明神武，更多的是对于其吏治思想的肯定，正因为他们善用官吏，善查人心，更加懂得如何去整饬吏治，因此才成就了自己的伟业。而末代君主多数无心政治不思进取，对于吏治思想更是漠视对待，导致了大批贪污腐败、结党营私官僚的出现，蛀虫般腐蚀了祖先的百年基业。由此可以看出，将整饬吏治作为手段净化吏治思想对于国家兴亡来说是多么重要，这也是统治者深思的重点。
三、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不断衍变与完善最终成为了现代管理理念的起源，其思想中关于“依法治国、以人为本”、“整饬吏治、反腐倡廉”、“明主治吏不治民”等思想至今仍有沿用。改良革新后的吏治思想让管理者们深刻了解管理的主要方式以及中心宗旨，对于现代选官、用官、治官都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依法治国”的理论思想更是为现今我们的法治社会提供的理论基础。在“整饬吏治”的角度上来看待当今社会的管理理念，反腐倡廉已经成为主流趋势，并且管理者也在逐步提高反腐倡廉力度，势必要吸取历代王朝的历史经验，尽早消灭社会蛀虫，让中国古代吏治思想中的精髓成为现代治国的纲领性制度，正面引导教育，形成反腐倡廉的价值观取向，为制度反腐赢得有力的政策支持，顺利执行法律制度。
结语：
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形成、发展、特点进行论述，了解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大致内容及纲领宗旨，结合其现实意义阐述了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变革以及对当代政治的影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史为镜”升华吏治思想的核心精髓，创建和谐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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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子》的吏治思想看全面从严治党
收稿日期:20171226基金项目:安徽大学徽文化协同创新中心2014开放课题“明清至民国徽州族规家训的整理与研究”(Y01002222);安徽大学徽文化协同创新中心2014开放课题“晚清至民国徽州宗族的婚姻观和教育观研究”(Y01002228)。作者简介:汪锋华(1980-),男,安徽枞阳人,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第35卷第3期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5月Vol.35No.3JournalofZhoukouNormalUniversityMay2018
从《管子》的吏治思想看全面从严治党
汪锋华(周口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周口466001)
摘 要:《管子》一书记载了春秋名相管仲大量的吏治思想,不但为齐国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政治条件和思想保证,还对后世产生积极影响。中国共产党要求全面从严治党,这既是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也是党在新时期的重要战略举措。认真解读《管子》的吏治思想,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深化对今天全面治党的治国方略的认识和实践,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与关键,从而为真正落实从严治党、实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历史参照。关键词:《管子》;吏治;从严治党;历史启示中图分类号:B2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9476(2018)03008406DOI:10.13450/ki.jzknu.2018.03.20 中国封建社会的吏治,具有庞大的思想框架和理论体系。先秦时期的诸多思想家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春秋名相管子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思想家。《管子》一书集中记载了管仲思想,其中对吏治问题进行了详细而深刻的阐释,具有系统的吏治思想与管理路径。管子极其关注吏治问题,他认为吏治是国家的“治乱之源”,吏治的成败与否,关系整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兴衰。管子的吏治思想诞生得较早,而且内容最为丰富、系统,不但对后来的封建社会的政治改革和吏治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对今天我国的治国方略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一、《管子》注重吏治、反腐倡廉的理论和实践管子辅佐齐国40年,针对历史上的前车之鉴与现实中的社会状况,他在执政治国中首倡吏治。管子认为,只有强化吏治力度,整饬官员的政治作风和综合素质,才能有效实施治国之策,使齐国尽快富强起来。可以断言,这是管仲相齐中的重要治国经验,给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执政借鉴和历史参照。(一)治吏是治国之要管子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辅佐齐国理政时期,担当了重大使命,专注于齐国的富国强兵。《管子》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吏治思想和丰富实践。传统所谓的经世致用,亦即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言:“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1]其核心要义主要集中于治国理政的必需要素。管子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意识到:“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2]359换言之:治理国家的根本途径在于把握天时和顺应民心,显然,管子提倡以严法治国。而法令的“网罟”则掌控在管理手中,这其实是高度强调了官吏在颁布、实施法令,并用之以治国理政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管子》认为治吏是治国的首要前提,要求对官吏严行管理,并颁发与之相应的一系列措施,对官吏的职责加以牵制和规范,以发挥其自身职能。管子对官员的法律意识提出了严格要求,注重以法执法,以法治吏。他屡次提出“凡将举事,令必先出”,即制定法令是颁发法令和施行的首要步骤;而法令要做到统一畅行。因此,管子要求全体官员严格恪守:“君一置其仪……上明陈其制。”(《法禁》)《法禁》篇中规定有十八禁,这些禁令都是用来制约官吏行为或防止官员的贪污违法、徇私敛财的。如第一禁“乱国之道,易国之常,赐赏恣于己者”,即严禁僭越国家法令和规制,以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封赐与赏禄;第二禁“擅国权以深索于民者”,即严禁借助国家权力来搜刮民脂民膏;第八禁“用不称其人,家富于其列,其禄甚寡而资财甚多者”,即严禁官员收入与自身爵位不一致,俸禄少的情况下财产很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这些禁令对整饬官场恶习具有很大的典型性和现实意义。(二)提倡节俭、杜绝豪奢为了富国强兵,管子提倡“本厚民生”,主张以消费促进生产。一方面反对禁欲主义,坚持实用的功利主义。另一方面又反对奢靡浪费,讲究节欲、从俭。他勇于对国君当面直谏,对各级官吏雷厉风行、严格要求。在《禁藏》篇中,管子告诫君臣上下都要克勤克俭,铭记必须禁止的各项事务,以避开祸难。其中尤为重要的一项,即注重节欲,对人的欲望进行具体分析,反对过分追求物欲,滋生恶劣社会风气。他说:“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而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追求想要的东西,忧愁所厌恶的东西,本是人之常情,但对其须作具体分析,以判断是否合理正当。因为人们的好恶各异,所欲不同,由其所导致的性质和结果也不尽相同。所以,管子要求人们:“立身于中,养有节。”(《禁藏》)如此,则欲望适度,不求奢华,不贻害公益。如能坚持下去,则“祸亦不来矣”(《禁藏》)。因而管子又告诫众人说:奢华“大者以失其国,小者以危其身”(《禁藏》)。在这里,管子将厉行节俭提升到家国兴衰与天下存亡的高度,令人警醒。不仅如此,管子还重申道:“恶不失其理,欲不过其情。”(《心术上》)认为人们的好恶要合情合理。又云:“节欲之道,万物不害。”(《内业》),认为坚守节欲是抵制物欲诱惑的前提,端正心态、净化心灵是节欲从俭、廉洁奉公的关键所在。他进而提出:“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德。”(《心术下》)即杜绝外界因素扰乱五官,继而扰乱本心,以培养“内德”。亦即为官者应如天地,不为私利去倾覆或承载万物。徇私利是扰乱天下的根源。应廉洁奉公,培养优良政风。(三)严禁徇私枉法、贪赃敛财《管子》强烈地抨击了官场中的权钱交易、卖官鬻爵、贪污受贿等徇私枉法行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反贪史上一大创举。对上述官吏腐败行为的阐述比较典型的是《立政九败解》篇中云:“人君唯无好金玉货财,必欲得其所好……如是则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则贤者不为下……如是则驱国而捐之也。”这里针对的是国君,而对于官位显赫者和掌管要职的官员亦是如此,权钱交易是一味追求金钱的必然结果。无论是国君还是高官,收取了别人的财物,势必要拿官衔、俸禄与之交换,或者为之封官加爵,买官、卖官的恶劣行为由此造成。其危害是造成昏君上位、奸臣当道,遵守“四维”的智者和社会贤达们便无诚心屈从、为国效力,导致国家濒临危机。管仲还说:“人君唯毋听请谒任举,则群臣皆相为请。”[2]404认为国君信奉保荐之举,臣子们便会争相请托保举。如此一来,朝廷中请托保举者得势,乡野中朋党勾结。其后果是朝野贪污受贿盛行,法制律令被毁弃殆尽,官禄分配乱象迭生。在《明法解》篇中,管子进一步明确指出:昏君决策向来不讲章法,未察实情而偏听佞臣之言,社会腐败由此造成。其重要体现即“悫愿之人失其职,而廉洁之吏失其洽”。亦即卑劣之流通过行贿的手段谋取官位和俸禄,跻身于上层社会;不肖之辈一旦获得尊贵的身份被委以重任,下属就会违反法令趋炎附势,从而导致忠臣革职、清官式微,国家必将得不到有效治理。在《七法》篇中,管子指出危害国家的四类官吏及其行为:“百匿伤上威,奸吏伤官法,奸民伤俗教,盗贼伤国众。”其中对“法伤则货上流”“奸吏伤官法”等行为处罚最重,因为毁坏法令会导致贿赂横行。而不法官员常僭越国家法律徇私枉法、以权谋私,从而使社会财富流入贪官污吏的腰包,官德败坏。最终导致“官爵不审,则奸事胜”的局面,因为封官制度不严,贪官污吏就会得逞,政风腐败严重。从《管子》的多处论述我们可以窥见,管仲对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的奸邪官吏尤为关注,认为这是导致国家法令毁弃、民众受损的重要根源。因而整顿吏治是治国理政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务必厉行执法,完善官爵制度,力争“官不得枉法,吏不得为私”[2]412,使官场贪腐之风得到有效遏制与杜绝。(四)增强吏治监督和官德修养为了强化吏治,建设一支恪守国家法令、以富国强兵为己任的官吏队伍,使社会治理和政策法规有效并行,管子在诸多方面进行了努力尝试。首先,加强官吏监督机制。管仲让法令的颁布者、执行者和监督者进行分工协作,通过权责明确58第35卷第3期汪锋华:从《管子》的吏治思想看全面从严治党 达到相互制约的目的。管子认为:“五者(有治、有耻、有事、正之、察之)而天下治矣。”(《枢言》)人们的职分有治理、监督和办事三种,人们的行为有负责纠正与负责审查两种。如果这五项都具备了,国家便能得到有效治理。据此,管子在中央设立“五官”与“五横”,“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宫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君臣上》篇)。此外,管子还推崇“啧室之议”,即设立专门监督机构,遴选正义贤达之士负责工作,以广泛听取和处理民众的申诉意见,使民情上达,加强对各级官吏的权力监督。其次,要求吏治与法治相结合。管子试图通过强化法治来达到吏治。他认为法纪懈怠是贪官横行的主要原因,因而他规定上下一体,通过严格执法来维护法令的权威,防止官员徇私舞弊与腐败现象的发生。他提出:“使法择人,不自举也。”(《明法》)特别强调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官员的选拔、任用和奖惩,反对凭借个人的好恶为依据进行择官。并在《明法解》篇中进一步诠释道:“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势,则群臣不敢为非。”只有严格公正的执法,才能杜绝徇私枉法与贿赂贪腐之风,使各级官吏奸邪之行无处可施。而在《七臣七主》篇中,管子通过比较分析,着重批判了“侵臣”(即侵害法律的官吏),认为其“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佼友而行私请”;赞美了“法臣”(即依法办事的官员),认为其“名断言泽”。意即依法办事的官吏,以刑名而不以个人好恶为准则进行执法的行为值得称颂。全国上下,无论君臣民众,依法办事可使君社会安定、贿赂止息、民无奸邪。因此,管子反复强调“五死”之禁,即“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重令》),要求严格执法;还在《立政》篇中严格、详细规定了一整套法令颁行、实施程序及其执行办法,兹不赘述。最后,注重提升官德修养。管子非常注重强化官德修养,要求各级官吏力戒私心、贪欲和杂念。在辅佐齐国治国理政的实践中,管子批判了许多违法办事、假公济私的情况,深刻地揭示了“法度”和“私意”之间的矛盾冲突:“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明法解》《任法》)管子反复重申“政者,正也”,即秉公执法、不徇私情。二、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路径和战略举措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以后,针对新时期党的建设所面临的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3],亦即“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党,从本质上来说属于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属于吏治范畴。尽管今天的社会现实与封建社会几乎在各个领域都有着本质区别,但反腐倡廉却是共同的吏治思想和实践途径。这不但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自身建设的新要求,更体现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特大举措。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只有认真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保障“四个全面”的真正实行,从而实现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国梦。(一)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内涵和路径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将从严治党置于重要地位,非常重视防腐倡廉工作。习近平同志曾多次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4]。2014年底,他在考察江苏时,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强调说:“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5]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已将全面从严治党正式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当中,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高度。其一,把握好思想教育的“总开关”。习近平强调:“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一定要用好思想建党这个传家宝,抓好思想教育这个根本。”[6]在当今经济巨变、文化多元的社会冲击下,部分党员干部的人生价值观偏离轨道,忘了“初心”沦落为脱离群众的贪官污吏和“落马”官员。抵制这一现象的首要前提是加强党的思想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摒弃各种异化的“三观”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四个自信”原则,加强党性教育培养,积极补“钙”。强化党性意识。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导党的政治方向,使之知行合一,从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其二,净化党的作风,树立主体形象。《管子》多次强调对官吏的要求、管理和监督,这体现了管仲对吏治的极为关注。如在《侈靡》篇中特别提及“官礼之司”,亦即管理官吏的一般方式。具体包括“先功后器”“战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实功而省利”,等等。即评价官吏时要功绩先于名位;战争中的将领应尊崇立功、不轻易送死;对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员,要奖励有功之臣,注重实效;劝勉臣子,应注重大义而忽略小利。只有上述诸方面的管理得到有效落实,各级官吏才会各尽其职,国君方名扬天下。自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屡次重申党的作风建设,提倡廉洁从政。从中央八项规定到“两学68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5月
从《史记·循吏列传》看我国古代的廉政文化
26党史博采 / 2017.08党政干部论坛
我国古代廉政文化思想是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思想丰富、内涵深刻，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和阶段都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
廉进行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经验，以史为鉴。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具有广博的历史底蕴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是为
政之道，为政之德和为政之术的有机结合。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
史，了解古代廉政文化，考察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
给人以深刻启迪，古为今用，有利于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
建设。
一、《史记》中蕴含的廉政思想
《史记》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其中蕴含着诸多反腐
倡廉素材，包括“以民为本”、“尚廉”、“尚贤”、“以德为
先”等廉政思想精髓。司马迁的《史记》首先设立《循吏列传》，
后世正史纷纷仿效，成为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载体，为中国
古代廉政文化建设做出了显著贡献。
《循吏列传》是《史记》列传的第五十九篇。“循吏”是指
守法循理的官吏。《循吏列传》记叙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位贤良官
吏的事迹。五人中，四位国相一位法官，都是位高权重的社稷之
臣。其中，公仪休、石奢、李离，皆清廉自正，严守法纪，甚至
甘愿以身殉法，维护君主和纲纪的尊严，孙叔敖与子产，仁厚爱
民，善施教化，以政宽得人和，国泰而民安。
《史记》中概括说明设立“循吏列传”原因的文字有两处，
一是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二是《史记·循吏列传》前
面的小序。前者称：“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
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意思是说按照国家法令、
事物的情理办事的官吏，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和才能，虽无百姓称
赞，但是没有什么过失，因此作《循吏列传》。后者称：“法令
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
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意思是说国
家设立法令和刑罚，是为了引导民众守法向善，禁绝邪恶诈伪之
中国科举制度的利弊及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中国科举制度的利弊及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蔡青卉 教育学121 6202412026
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自隋开皇七年隋文帝设立开始，至清末公元1905年光绪帝废除，一共实行了1300年。这项用于封建君主选拔人才的制度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下面就其产生的利弊两方面来展开讨论。
一、科举制度的优势
1.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实行科举制度一方面把分散的人事选拔权完全回收中央,另一方面又使政权的社会基础更为扩大,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使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观念更加深人人心,增强了维护国家统一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
2.为封建国家行政机器注入了新的活力,提高了管理效能。自隋唐以来,历代有作为的将相辅臣几乎都是科举出身的“学而优则仕”者,如宋代的范仲淹,明清的林则徐等。由此可以看到,科举考试制度为国家选拔了一批又一批较有才能的人士,尤其是将广大中下层出身贫寒人家的子弟充实到统治队伍中,它不仅提高了封建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而且还为封建统治注人了新的活力, 为社会的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3.弥补了人才选拔制度的不足，改善了封建社会的吏治状况。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传统人事选拔方式上的不足,彻底打破了官僚贵族世家对选官的垄断,通过实行公开报名、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在社会上形成“公平、公正、合理”的观念。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封建国家官吏队伍中知识分子的比例大大提高,他们中许多人能以封建礼教约束自律,敢于抵制官场腐败现象,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吏治状况的改善。
4.推动文化发展，造就重学之风,“学而优则仕”这一观念至今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参加科举考试，有志之士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掌握和领悟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精髓，并且进而发扬和丰富其内容,并且由于这样一种不限门第的选拔任用人才的方式，提供给许多人摆脱困境、出人头地的机会，于是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国自古以来不论贫富贵贱皆重视教育的重学之风，从某种意义上说，科举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权利执行者的文化素质，也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以及教育的发展。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借鉴和启示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借鉴和启示
摘 要: 中国古代社会的廉政文化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容各派学说、规模宏大、结构庞杂、内容丰富和体系完备的廉政理论体系。它包括传统社会的廉政观、民本观、德治观、吏治观、法治观、制衡观、教化观和修齐观。传统廉政文化是传统社会实现政治清廉、社会和谐、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精神支柱，是当代中国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根基。
关键词: 中国; 古代社会; 廉政文化; 借鉴；启示
引言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产生的时间很早。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尚书》反映，文明诞生之初的氏族首领已经注意到了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对自身素质的要求，记载了为政者要勤政、节用、爱民、尚贤等内容。历经漫长的历史长河，各个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大众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实践总结，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体系。这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批判的加以继承。
1、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特点
1）十分注重思想教化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积极大力倡导廉政，多种途径传播廉政信条，力图使官吏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克制。在教育内容上，主要以儒家思想中的伦理道德为主，强调“修身为本”、 “为政以德”“洁身自律”、“淡泊名利”。儒家伦理道德既是社会整体价值取向，又是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构成了古代传统廉政文化的主体内容。在教育途径上，包含：一是家庭廉德教育；如宋代司马光为教诫儿子，专门写了篇《训俭示廉》的家训。二是学校伦理教育；从私塾、乡学到国子监，“平政爱民”、“节用而爱民”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贯穿始终。三是皇帝圣谕教育；古代皇帝为圣上天子，金口玉言，其一言一行均对官员和社会有很深的影响。官吏自踏入仕途后，皇帝经常对他们进行”仁、义、廉、耻”的朝廷教育。
2）积极塑造清廉典范
历代王朝还都十分注意弘扬宣传清官廉吏，引导官场廉洁奉公的正气。经过历代文学家、艺术家的艺术加工，各类廉政思想、廉诗、廉文、廉事，使得“一钱太守”刘庞、“三汤道台”汤斌、“古今第一廉吏”于成龙，汉代的杨震，宋朝的包拯，明朝的于谦、海瑞、况钟以及清初的张伯行等等，一大批清官廉吏的故事，在不同时代都能始终保持形式的新颖性和内容的艺术性，构成了我国古代廉政建设过程中独特的清官文化。古代君王还十分注重表彰和重用廉吏，树立良好的用人导向。汉代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举孝廉”，规定每二十万户中每年要推孝顺父母，行为清廉的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
先秦法家的重要思想总结
先秦法家的重要思想总结
先秦法家是中国古代思想流派之一，在先秦时期比较重要。法家思想以法治思想为核心，主张以法律来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以下将先秦法家的重要思想进行总结。
一、人性论：法家强调人性的恶，认为人性本质自私、贪婪，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的利益。因此，法家主张通过法律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使其不敢违法乱纪，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二、法治思想：法家主张以法律为基础，以法治为手段来处理社会问题。法家认为，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的基础，是权力的约束和行为的规范。法家强调法律的严明和公正，认为法律应当是明确、简明、明确，而不应该含糊、模糊。
三、吏治思想：法家主张依靠官吏来实施法治。法家认为，官吏是实施法律的重要力量，应该是廉洁、公正、勤奋、才干等优秀品质的典范。法家强调官吏的选拔和培养，主张通过考试、选拔等方式选拔官吏，让能者上位，杜绝腐败和徇私舞弊的现象。
四、务实思想：法家注重实际效果，强调政策的实施和操作，主张以实际效果来评价政策的好坏。法家认为，政策应该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而应该结合实际情况来制定，并及时调整和修正。
五、重视纪律：法家强调纪律的重要性，认为纪律是维护社会秩序和政府效能的基础。法家主张通过建立严格的纪律制度，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法家还提出了权责明确的原则，主张对官员要明确其权利和责任范围，从而保证他们按规章办事。
六、重力法：法家强调对犯罪行为的严厉打击和惩罚，主张以重法治乱。法家认为，法律的威慑力和惩罚力度越大，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因此，法家主张对犯罪行为进行严格的打击，对犯罪分子实施严厉的惩罚，以达到减少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七、谋略思想：法家强调政治的智谋和策略，主张以智慧和策略来处理政治问题。法家认为，政治是权力之间的斗争，只有掌握智慧和策略，才能在政治竞争中取得胜利。因此，法家主张培养和运用政治家的智慧和策略，以实现统治的稳定和巩固。
浅谈中国古代的清官现象
浅谈中国古代的“清官”现象
谈到清官，大家就会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的确，在我们眼中，清官就是官员中的先进，官员中的模范、榜样。我们对清官如此敬仰，那也是寄托着我们一种情思，希望如今的社会，能多一点为民解忧的清官。
清官，顾名思义，即清廉之官。在正史中，“清官”一般以“廉吏”、“良吏”称之。清官是封建政权及其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忠臣，是“德治”和“仁政”的真正实行者，是封建伦理道德和纲常名教的卫道士。清官，包含清正、廉明，所谓“清”，意味着操守上的清白，比如屈原的“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至于廉，首先有品行方正的意思，此外，还有廉洁、不贪的意思，比如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由于清与廉意思相近，所以人们干脆把清与廉合并使用，当然还可以分而用之，不管是清官、廉官或者是清吏、廉吏，其意味是相同的，首先是操守上的清白，然后附会出品行方正、大公无私、清苦朴素、不贪污、不图享受等诸多美德在内的意蕴。
“清官”现象乃至清官文化的产生，首先与封建统治者关心官吏廉政问题有密切关系。因为廉政问题关系到朝代的兴亡盛衰，关系到政权巩固，社会安定。官吏作为最高统治者与普通老百姓的桥梁，其品质、工作效率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皇帝至百姓的这条道路的畅通与否。所以，中国古代各朝代有政治远见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官吏的廉洁问题，把廉洁作为官吏必须遵守的重要道德规范，在吏治中遵循“以廉为本”的思想。历史上，治吏有名的统治者，可能我们从诸多渠道，如历史书、历史电视剧中得知，要数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和清代的康熙大帝。
有明一代，更是重刑重典地反贪，政府考察官吏时，首要内容便是官吏的守廉状况，朱元璋更是苦口婆心地给官吏们做政治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保持晚节。到了清朝，政府初建，百废待兴，政府更需要清官了，英明的康熙皇上煞费苦心地给众官们树立清官典型，期求众多官吏们能以这些典型为榜样，做到“廉以立志”、“廉以律己”。可纵观整个历史，我们看到的现象则是——统治者愈反对贪污，贪污愈是层出不穷，统治者愈提倡清廉，可清廉却是那么的稀有。可是，人毕竟有高有低，总会出现个先进典型。后来人，还在这诸多清官中，根据他们的清廉指数，评出个中国古代十大清官，有春秋时期魏国人西门豹，西汉时期赵广汉、黄霸，唐朝的徐有功，狄仁杰，北宋的陈希亮、包拯，明代的况钟、海瑞，清代的汤斌。这里面大多数人，我们都不太熟悉，比较熟悉的是狄仁杰，包拯、海瑞。现在我们可以简单地来了解一下。
论柳宗元民本思想的现实意义
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复总第７８期） 船山学刊 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 Ｊｏｕｍ￣ Ｎｏ．４，２０１０ （ｒｅｓｔ．ｔｏｃ Ｎｏ．７８） 论柳宗元民本思想的现实意义 杨 涛 （湖南科技学院，湖南永州４２５１ ｏｏ） 摘要：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他提出的“受命于生人之意”、“吏为民役”、“民 利”与“民自利”、“官为民役”与“民可黜罚”等民本思想，在当今社会依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关键词：柳宗元；民本思想；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Ｇｌ１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ＯＯ４—７３８７（２Ｏ１０）Ｏ４—００６４一Ｏ２ 柳宗元是中唐时期进步的思想家．跟当时大多数积极人世 的封建知识分子一样．“圣人之道”的儒家传统思想是其主色调。 他认为在强调用德治治理国家的同时．更应发挥民生在国家稳 定和发展的基础作用。他提出的“受命于生人之意”、“民利”、“民 自利”、“官为民役”等思想与当前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重要思想和执政理念 存在着源流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对我党当前的政治理论建设和 执政实践，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 一、柳宗元民本思想的内容 我国古代的民本主义思想．是以儒家为主体把仁义道德规 范运用于政治领域而形成的学说。柳宗元提出的“心乎生民”、 “以生人为主”、“官为民役”等思想观点，在继承儒家“仁政”爱民 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光大了儒家民本思想．他的杰出成就 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强调民意的决定作用。柳宗元之前，历代儒家学者就提出 过各具特色的“民本”思想。《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故得乎丘民而 为天子。”（《孟子・尽心下》）；苟子则把君民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 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苟子・己 制》）虽然这些大儒家们都对“民本”思想做过重要论述，但柳宗 元则明确了“民”的主体地位．这是“民为邦本”传统意识的新的、 积极的发挥。一是在君王受命上．认为要“受命于生人之义”。他 在《贞符》一文中指出，最高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名正言顺， 常常假借所谓的“天命”．在自己获得政权、统治天下之初．宣扬 某种奇异的自然现象是自己获得上天眷顾的所谓“受命之符”． 似乎这样就能表明自己的统治是上天的意志．不服从自己就意 味着反对“天命”。他认为，皇帝的皇权所谓“授命于天”是虚假、 荒谬的．人民才是决定朝代更替的最终决定性力量。认为统治者 不是受命于天．而是受命于民．认定民心、民意才是具有决定性 作用的．否定了“君权神授”。由此，柳宗元得出了“是故受命不于 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贞符》） 的结论．这在封建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二是在关心民生问 题上。提出 乎于民”。他认为统治者要时刻想着百姓，在封建 君权范围内．把解决民生问题提高到新的高度。柳宗元强调要利 民．必须做到“心乎于民”和“以生人为主”。所谓“心乎于民”就是 要心系于民．和人民紧密相连．做到施政为民。而“以生人为主” 则把“心乎于民”更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为政者的中心在于 “生人”．一切工作的中心都在于促进民生．使民得利．而不是与 民争利或为了个人的升官发财。三是在吏治上强调“吏为民役”。 他认为官吏受雇于人民．其职责就是为人民利益服务．而不是高 高在上．做“役民之官”．这在我国封建社会吏民关系上有着重要 意义。他在《送薛存义序》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官吏的职责应当 是百姓的差役，而不是把人民当作役使的工具 人民从土地的收 成中拿出十分之一来雇佣官吏．是希望他们能够尽职尽责、公正 公平地进行司法行政。为人民服务。凡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官吏， 能不对百姓心存敬畏吗？ ２、强调为政之要在于“民利”与“民自利”。一是要懂得养民， 把“利民”转变为“民自利”。他认为要发扬尧舜精神．注重让百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５—０５ 基金项目：湖南省２００９年度教育厅科学研究资助项目《柳宗元民本思想研究｝０９Ｃ４６２ 作者简介：杨涛（１９８０一），男，湖南永州人，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湖南科技学院讲师，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 高校管理研究。 一
中国古代历史修史和历史方法
中国古代历史修史和历史方法
中国古代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夏朝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民族的转变，中国的历史也随之变化。而这些变化有时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古代中国的历史修史存在着一些困难和不确定性。
中国古代的历史修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46年的周朝时期，这一时期的《尚书》、《易传》等历史书籍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录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各朝代都出现了大量的历史书籍，这些书籍被广泛阅读和使用，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更加完整和清晰的中国历史。
在历史修史过程中，中国古代历史学者主要运用“吏治”、“异同”、“世家”等方法。其中，“吏治”是指以官吏活动为载体的记录方式，主要依靠官方文件或注释来进行记录，这种方式比较偏向于政治和管理方面的记录。在实际运用中，“吏治”主要用于对政治措施、干部选拔、行政管理等方面进行记录和分析。
“异同”方法则是在史料中寻找“同异”，即不同时间、地域、政权下的同类事件或人物的异同之处，从而得出更加准确的历史结论。这种方法主要运用于记录社会发展、民族迁徙、文化传承等方面。
“世家”方法则是将某个家族或者某个人物作为历史的中心，以这个家族或这个人物为代表，探究他们的人生经历、见闻和思想，从而展示出一部分中国历史的面貌。这种方法重视家族或个人的历史贡献和影响，较为侧重于历史人物、文化背景等方面。
当然，这些方法并不能将所有的历史都完美呈现出来。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修史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困难。首先，由于材料来源的限制，历史纪录在一些方面存在着不确定性。其次，古代文化传承多为口头传说，有些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并不容易留下书面记录。再次，古代历史修史在判断事件背后的动机、时间等方面也有其局限性。
总的来说，历史修史是中国古代历史学者们的重要工作，也是我们了解中国历史背景和文化的必要途径。虽然存在困难和不确定性，但一些历史学者通过对史料的认真研究和分析，仍然能够得出客观而有力的结论，对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中国古代循吏的行政特点
论中国古代循吏的行政特点
摘 要：循吏是中国封建社会儒法文化下官僚群体中的典范。由循吏治世形成的循吏文化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文化，是以德治国，“隆礼重法”的综合体现。在治理社会中教化施德、守礼知节，促使民众明礼守法、忍让和谐、进而达到社会稳定。以礼决狱、哀矜宽宥，宣扬无诉、息诉的思想，使民众达到和谐相处。兴利除弊，减轻徭役，消弭匪患，召抚流民，兴修水利，造福一方，使民众安居乐业。按照儒家思想，比较好的处理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关键词：循吏；德治；法治
在“以礼入法”，“儒法国家”的体制下，古代中国形成了“奉法循理”的循吏文化。循吏们的共同特点是重农富民、宣教施政，恤民理讼。《史记》为首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大都为循吏们列了传。“在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编撰者眼里，与‘酷吏’不同，循吏属于帝制中国官僚群体中的正面典范，他们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儒法国家’的政治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是传统中国的政治实践与司法实践的楷模。”①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据徐忠明先生统计，自《史记》而《清史稿》共计循吏552人。②那么循吏们是如何在皇权重压、吏治黑暗、灾患频仍、德法纠结的氛围中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呢？
一、教化施德，守礼知节
循吏与酷吏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循吏把兴礼义，重教化放在施政的重要位置。兴教育、正风俗是促使民众明礼守法、忍让和谐进而达到社会稳定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如汉代第一循吏文翁“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历；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今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③。民风正而知礼义，守道德而少诉讼，从而达到民众安居乐业和谐发展的效果。循吏文化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文化，是以德治国“隆礼重法”的典范。
浅谈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及其现实意义
浅谈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及其现实意义
王诗玉
渊辽宁大学行政管理系辽宁窑沈阳110136冤
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894（2013）16-0116-02
摘要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博大精深的传统
文化留给了我们无尽的精神财富。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
各个朝代的选官制度不仅对朝代自身也对中国乃至世界都
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研究这些选官制度不仅能对古代
的政治思想有所了解，同时也对当代的公务员等现存制度
有着可以借鉴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现实意义政治文化ABriefDiscussionontheAncientChineseSystemofSe原
lectingOfficialsandItsRealisticMeaning//WangShiyu
AbstractChinaisacountrywithalonghistory,soitsprofound
traditionalcultureleftusendlessspiritualwealth.InancientChi-
nesepoliticalculture,officialselectionsystemisofprofoundsig-
nificancetobothercertaindynastiesandtheworld.Toresearch
thesessystemsofselectingofficialscannotonlyhelpusknow
aboutancientpoliticalideology,butalsoprovidereferencesfor
contemporarycivilservantsystem.KeywordstheancientChinesesystemofselectingofficials;re-
alisticmeaning;politicalculture
选官制度，顾名思义是一个国家或政权选拔官吏的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