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中国文学的文化特征

论析中国文学的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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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学之一，以其辉煌成就而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深刻而且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本文从关注现实的理性精神、“文以载道”的教化传统、写意手法与中和之美三方面来论析中国文学的文化特征，探讨其独特的内涵意蕴。

关键词：中国文学古代文化特征

中国古代文学是指从先秦文学开始，经历了漫长又久远发展历程的文学总括。它包括了各种题材：诗词、歌赋、散文、戏曲、小说、骈文、传记等。透过中国古代文学我们可以看到每种题材的演进都是一部历史，而且脉络清晰。充分体现并显示着它的历史与文化的博大精深。显示出以中国古代文字为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学在内涵上极大的丰富和巨大的张力。

中国古代文学具有自己的鲜明特征。一方面，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哺育，中国文学表现出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另一方面，由于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由于中华民族的苦难和作家人生境遇的挫折，中国古代文学又表现出对命运的沉重的忧患意识和不为现实榨干的洒脱的超越精神。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深刻而且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而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特征可以从关注现实的理性精神、“文以载道”的教化传统、写意手法与中和之美这三方面来理解。

一、关注现实的理性精神

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特别鲜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

一方面，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特别鲜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即使在上古神话中，中华民族的先民所崇拜的也不是希腊、罗马诸神那样的天上神灵，而是具有神奇力量并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人间英雄。这些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主要不是作为人类的异己力量出现，而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凝聚和升华，是先民们对自身力量的崇拜，因为神话传说中的英雄都是箭垛式的人物，是先民们对自身集体力量的艺术加工。

另一方面，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无论是抒情文学还是叙事文学，中国古代的作家总是把目光对准着人间而不是天国。他们关注的是现实世界的悲欢离合而不是属于彼岸的天堂地狱。宗教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反映是极其淡薄的，即使在佛、道二教兴盛之后，它们对文学的影响也主要体现为作家世界观和思维

方式的多元化，而没有造成文学主题偏离现世的转移。

中国古代文学所具有的关注现实的理性精神可以从其对国家、社会所起到的现实作用来具体体现：

1、古代文学的政治倾向为民族发展集思广益。情文并茂的策论、政论、讽谏书对统治者所起到的作用绝不容小觑。如贾谊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著有《新书》十卷，代表作有《过秦论》、《陈政事疏》、《论积贮疏》等。《陈政事疏》和《论积贮疏》是批评时政之作，提出用“众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来巩固中央集权制，“驱民而归之农”从而巩固政权。这是由中国古代文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模式决定的。

2、古代文学的哲理倾向为民族发展、祖国统一奠定了了理论根基。古典文学是情感美、画幅美和气韵美的大融合、大升华，其形成源于作者对世界万物的整体性感悟，对人生意义的普遍性揭示和哲理性思考，与作者借以承载这种思考而展示的景、事、物、场面所呈现出的审美特质也密切相关。譬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精神，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天下大一统”思想有着历史渊源。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天下大一统之义，并热烈赞美大禹统一中国的功绩。孔子作《春秋》，主张“华夷一家”，这一思想经其弟子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观念的提升，再经《春秋》公羊学派的倡导，在战国时期加速向“天下大一统”观念发展。

3、古代文学的道德倾向为民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伦理基础。伦理道德与现实政治是中国文化关注的两大核心，因此，古典文学创作倾向表现进步的思想、正义的事业、崇高的理想，对现实的黑暗、政治的腐朽、道德的堕落则要进行尖锐的揭露和批判。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关怀最终都是指向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建立以及新的社会理想模式的建构，具有强烈的入世情怀，这是士人文化精神共同的价值取向。如明清小说就非常重视人物的德行节操，总是倾尽全力赞扬那些大忠大孝、品行高洁之士，人物形象的善恶良莠有如泾渭之水，分明易辨。《三国演义》推崇诸葛亮、关羽，就因为他们忠义赤诚、肝胆照人。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关羽的“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都足以让人们领悟到这种道德文化精神的魅力。

4、古代文学的抒情倾向为民族发展发挥了激起共鸣、沟通人心的凝聚作用。中国文化的深处，是人性的感动，是人心与人心的照面。读《出师表》而知忠，读《陈情表》而知孝，中国数千年的统治则一向以“臣忠子孝”治天下，于是中国古典文学便隐隐具有凝聚人心、教化众生之功效。古典文学偏重抒情的倾向随着文学的发展不断得到了增强，诗歌从诗经、楚辞开始就是感情热烈的抒情诗，散文至唐代韩、柳竖立起了一道明确的界碑，于浑厚坚实中寓有一气贯注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来异常鲜明的抒情特征。

二、“文以载道”的教化传统

何为“文以载道”？“文以载道”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由儒家首先提出的。意思是文学的主要目的在于载道，即道德的提高和完善，宣扬政治，提升道德。宋代理学家认为“文以载道”是指文学的价值在于阐述经典的道理，在于它的社会功利性，近代梁启超等人所理解的“道”已不再是儒家思想，而是强调文学对社会人生的影响通过形象评价人生，发挥文学的感化教育功能。不管他们是怎样理解“道”，有一点是肯定的，历代作家在理论上都注重文以载道。

中国古代的文学家都是在以儒家思想为主传统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是大多数作家共同的人生目标，而“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互补的人生价值取向则是他们的共同心态。在这种背景下，以诗文为教化手段的文学功用观成为古代最重要的文学观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就积极提倡诗教，企图以文学作为推行教化的有力工具。其他诸子的观点虽然势若水火，但他们著书立说的目的也都是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设计，同样体现了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注。可以说，先秦诸子的“文”都是为其“道”服务的，“文”只是手段，“道”才是目的。“文以载道”不但成为历代散文的共同准则，而且成为整个古代文学的基本精神。

先秦诸子著书立说，目的都是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观点。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史记》创作，离不开他对国家的强烈使命感。屈原借诗抒态，李白歌风咏月，杜甫批判显示都是表现出对现实人生的强烈的使命感。就是那些一度被人认为的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中也不无带有明显的教育目的。如《三言》、《二拍》每小段故事开头都对人世道理作发人深省的阐述。明清六大小说代表作，也都是蕴含着作者对社会人生道理的理解。蒲松龄《聊斋志异》，不仅有批判现实政治的篇目，而且在写鬼说狐的作品中，通过描写一个充满人情和爱的鬼狐世界与人间的狭隘、冷酷、自私、争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蕴藏着现实主义特点和教化意图。

文以载道”的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正、负两面的深刻影响：

1、正面影响：

①这种思想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为古代文学注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使作家重视国家、人民的群体利益，即使在纯属个人抒情的作品中也时刻不忘积极有为的人生追求。例如唐代诗人中，杜甫蒿目时艰，忧国忧民，对儒家仁政理想的不懈追求，对国家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成为杜诗的核心内容。即使是浪迹五岳、神游九垓的李白，也在诗中强烈地表达了追求功名事业、要在外部事功的建树中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而且明确地以孔子作《春秋》为自己的文学事业的典范。至于唐宋古文运动的巨大成就，更是在“文以载道”思想的直接指导下取得的创作实绩。

②文以载道的艺术观把中国古代培养良好的道德、疏导心理能量、维护心理平衡、协调社会关系当作是文艺作品的首要任务。并形成了文人自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这一文学的优秀传统。

2、负面影响：

①“文以载道”的思想使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沦为政治的附庸，从而削弱了其主体意识和个性自由。

②这种消极的影响不但体现在士大夫的诗文作品中，而且体现在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中。例如元杂剧虽然高扬了针对黑暗势力的反抗精神，歌颂了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民主思想，但它往往以道德判断作为审美判断的核心价值参数，而且这种道德判断中常混杂着封建伦理说教的糟粕，这就严重地损害了其思想意义。

③另外，从载道的角度文学批评中赞扬唐诗而轻视宋词（宋词婉约派占主流主要表达情欲），注重伦理说教而反对人情的描摹，这些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缺憾。

三、写意手法与中和之美

1、写意手法

写意手法原本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手法。在中国文学中也有大量的注重写意的作品。所谓写意，就是作者所追求的艺术境界不是真实而是空灵，不是形似而是神似，不重写实而重写意。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最成熟的样式是诗歌，这个事实说明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的性质是抒情。抒情性质使中国文学在总体上具有诗的光辉，即使是叙事文学也不例外。具体地说，中国古代的大量诗、文、词、曲都是表现作者悲情和愁绪的。如诗人展现给我们的意象：梧桐夜雨、芳草斜阳、断鸿声里、烟波江上，都有一种悲情和忧患。叙事文学中如戏曲、小说中也往往洋溢着浓浓的抒情色彩。正是抒情性质使中国古代文学在写物手法上不重写实而重写意，例如山水田园诗本来可以处理成叙事性或描述性的作品，但在唐代王维、孟浩然的诗中，却往往以抒情手段虚化了即目所见的景象，他们诗中的山水田园其实是他们宁静心境和淡泊志趣的外化。又如戏剧在西方历来是以写实为主的，但中国古代的戏曲作家及理论家却强调戏曲首先要表现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即“意”，而不是简单地模仿生活。明代戏曲理论家王骥德指出：“剧戏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元杂剧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也确实是“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写时代之情状”。

抒情性质和写意手法使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以下文化特征：

①中国古代文学是古代中国社会的文学图卷，但更是古代中国人的心灵记录，这使它成为我们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最好窗口。只要你仔细阅读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歌，就能对宋人融儒道释为一体的思想面貌有直观而真切的把握。

②中国古代文学追求的艺术境界不是真实而是空灵，不是形似而是神似。它追求的艺术境界不是真实而是空灵，不是形似而是神似，那种为历代文学家所憧憬的变代莫测、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的艺术化境，正是在精炼含蓄的艺术表现形态基础上才有可能达到的目标。

2、中和之美

中和之美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中庸之道”在文学界的反映。中庸之道反对片面化和极端，在文学中表现为主张有节制地宣泄情感，反对过分强烈的情感表达。这种文学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中和之美。例如李白在情感表达上是喷薄而、一泻千里，并且常借助神话运用夸张来表现自己的激情。但是李白的激情里没有得意之外的忘乎所以，更多的是对人生欢乐与痛苦的恰到好处的体验倾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人生得意须尽欢，莫是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之情，欢乐之中有忧愁，潇洒却又不如意，是情感有限度的宣泄，是情和理的和谐，是心境的和谐。

中和的目的在于和谐，但在现实中总有毁灭，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中和”的影响下，文学作品中的解决不可调和的矛盾的途径有二：

①对现实回避和超脱。陶渊明仕途失意后写了大量田园诗，从田园风光当中得到了归宿感。《桃花源记》中描绘了一个安详和乐的社会。《金瓶梅》写了一个污浊的世俗世界，写出了种种人情世态的炎凉和丑恶。西门庆在时，家中的繁华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西门庆一死，立刻树倒猢狲散，败得快而惨。这种世情之恶应该如何解决？作者转向了空，把一切功名、富贵、情爱、欲望和仇恨都看空，让吴月娘从尘俗的痴迷中顿悟，把西门庆的遗腹子送给和尚出家。古代文学中，以出家作结局的作品绝不在少数，《红楼梦》中最后宝玉出家。

②对现实的理想化，即“大团圆”的结局。中国古代文学家往往在现实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把自己的美好理想转移为浪漫手法，去尽心描绘来世理想或“大团圆”结局。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写焦仲卿夫妇的爱情爱到挫折，于是双双以身徇情，一个“举身赴清池”，另一个“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但诗人并未止笔，于是构思了一个鸳鸯鸣叫、树枝覆盖、叶叶沟通的理想境界。《西厢记》写张生和莺莺的爱情，一定要张生高官得中才皆大欢喜，称心如意，以至于成了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的固定模式。

四、结语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文学中很少有剑拔弩张地表达狂怒或狂喜的作品。多数古代诗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诗教”的精神，以“怨而不怒”、“婉而多讽”的方式来批判现实。诗人在抒写内心情感时总是委婉曲折，含蓄深沉。情感宣泄的适度与表现方式的简约使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具有含蓄深沉、意味隽永

的艺术特征，这正是中华民族平和、宽容、偏重理性的文化性格特征在古代文学中的积淀。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无可比拟的现实意义。杰出的文学作品都具有永久的魅力。由于中国古代文学以生动而具象的方式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又由于它广泛、深刻地反映着传统文化其他部分的内容，所以它的审美功能及认识功能历久弥新。中国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中最容易为现代人理解、接受的一种形态，是沟通现代人与传统文化的最直接的桥梁，也是世界其他文化背景中的人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窗口。其所蕴含的文化特征也拥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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