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读后感3篇

《文心雕龙》读后感3篇《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

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

以下是为大家的关于这本书的，欢迎大家阅读！从这一篇开始，刘勰《文心雕龙》的整个体系建构进入第二部分“文体论”，至《书记第二十五》共计二十篇，每篇大致论述一种或者两种文体。

根据时人“文”“笔”之分，《明诗》至《谐隐》十篇更倾向于押韵之“文”，《史传》至《书记》十篇则为不押韵之“笔”。

文章的行文思路正如《序志》所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即介绍文体一般着眼于四个方面，论述源流，解释名称与含义，选定和评论部分作家作品，指出这一文体的写作规律和基本要求。

《明诗》正是遵循以上四方面，从开篇至“有符焉尔”属于“释名以章义”，解释诗的含义；从“人禀七情”至“此近世之所竞也”论述诗 __于发展，为“原始以表末”，而提到历代重要作家及其作品的则属于“选文以定篇”；从“铺观列代”至文末，指出四言诗“正体”，五言为“流调”，风格为“雅润清丽”，便是“敷理以举统”。

读至“敷理以举统”部分，我对刘勰以“四言正体”“五言流调”的文学观有些疑问，毕竟当时作者所处时代，四言诗已经开始衰落，而五言诗大行其道，这样的观点看来有些保守。

但仔细想来，刘勰的这一观念实则与《宗经》中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

从刘勰《明诗》篇所要阐明诗的范围来看，这里的“诗”不包括乐府诗，因为《文心雕龙》中另有《乐府》篇加以讨论。

至于诗骚，也有专篇论述，像论述《诗经》的《宗经》，故着墨不多，也可不算作其中。

这里主要论述的是汉代两晋南北朝的四言诗和五言诗。

所以，刘勰把四言诗视作“正体”，称五言为“流调”，实为“宗经”，并且符合时代的观念，而并非贬低之意。

《诗经》中的诗歌以四言为主，宗经之人，当然要以此为正体。

然而当他“铺观列代”，考察后起诗人极力所推重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属写作五言的人时，为了顺应时代，又要坚持《文心雕龙》理论上的完整性，所以作出此论以示协调。

进一步来说，刘勰这种观念的产生，也与两汉的学术背景有关。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开始确立，官方把《诗经》列为五经之一，还专门设立五经博士负责传授，《诗经》地位之高堪称“正体”。

并且即使不被视为一种纯粹的文学作品集，《诗经》依然是后世一切文学的源头，正如《宗经》中所说：“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

”后世诗赋类韵文都是从《诗经》中发展出来的，因此称之为“正体”。

在苏老师的推荐下，我读了《文心雕龙》一书，不禁感慨万千。

据说作者之所以写下《文心雕龙》还有一段趣事：有一天刘勰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自己手捧丹漆礼器，跟着孔子南行……伟大的先圣竟然垂梦于他，刘勰觉得自己应该有所作为！刘勰最先想到的是要阐明圣人的思想，莫如替经典作注解了，可是过去马融、郑玄等学者已把圣人的思想阐发得够明白了，他就算有深入的见解，也未必能自成一家。

于是，他想到了文章，并选定了文学批评的道路，开始了探索文心的事业。

伴着青灯古典，六七个年头过去了，一部寄托着刘勰心意的巨著《文心雕龙》终于问世了！《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

全书重点有两个：一个是反对不切实用的浮靡文风；一个是主张实用的“攡文必在纬军国”之落实文风。

刘勰把全部的书都当成文学书来看，所以本书的立论极为广泛。

《文心雕龙》是刘勰在入定林寺的后期所写，是“齿在逾立”之年的作品，他曾帮助僧祐佛经，有学者认为《文心雕龙》多少有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儒家中庸原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基调。

刘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学范畴都是成对的，矛盾的双方虽有一方为主导，但他强调两面，而不偏执一端。

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

刘勰特别强调同儒家思想相联系的阳刚之美，表现出企图对齐、梁柔靡文风进行矫正的倾向。

他关于“风骨”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对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

《文心雕龙》一书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经历了一千多年的磨砺，到了今天仍然为我们所熟知，实在不可谓不经典。

历代文人对它的评价也都很，沈约评价道“深得文理，常陈于几案”，宋朝黄庭坚：“所论虽未及高，然讥弹古中文病，不可不知也。

”鲁迅曾说：“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雕龙》，西则有亚里士孚德之《诗学》。

”于是这个学期我研读了一下刘勰的这部经典之作，虽然没有完全读完，不过对于里面的内容以及思都有些了解，而且此文为标准的骈文，有些词句朗朗上口，对自己的文学素养的提高也有一定的帮助。

下面就简要谈谈自己对于这部书的一些感想吧：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即写文章时的心思。

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

雕龙，即对文章的雕刻修饰两个词合起来，就是说写文章的心思以及文章怎么写。

这是我对此书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初步认识。

然而，由于刘勰身名未显，当时的学术界还不大知道他，《文心雕龙》问世后，这部心血的结晶却得不到文坛的重视，名流的首肯。

当时沈约名高位显，在政界和文化界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刘勰想首先取得他的承认，却没有机会接近他。

一次，刘勰把书背着，像一个卖书的小贩似的，在大路边等着沈约。

当沈约坐车经过时，便拦住了他。

沈约好奇地把《文心雕龙》拿来阅读，立即被吸引，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大加称赏。

后来又常常把《文心雕龙》放在几案上随时阅读。

经过沈约的称扬，刘勰的名气才大起来，《文心雕龙》终于在士林中传播开来。

同时，三十八岁的刘勰，也告别了居留十多年的定林寺，“起家奉朝请”，踏上了仕途。

出仕伊始，刘勰先被梁武帝之弟、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引为记室，开始了他的秘书生涯。

接着，又调任车骑将军夏侯详的仓曹参军。

天监九年，在秘书岗位上工作了七八年的刘勰出任太末县令。

他在太末虽然“政有清绩”，但他毕竟是一根难得的“笔杆子”，所以不久又被调任梁武帝之子、仁威将军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并兼任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重新回到了秘书岗位。

东宫通事舍人和中书通事舍人一样，在南朝都是颇为重要的职务，出身寒微的刘勰被委任此职，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重用和殊荣。

更值得一提的是，刘勰在兼任东宫通事舍人期间，得遇昭明太子萧统的厚爱，使他的文学才华再一次焕发出熠熠光彩。

萧统是梁武帝的长子，自幼爱好文学，入主东宫之后，“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包括刘孝绰、王筠、陆陲、到洽等著名文人在内的文学集团，他们共同“讨论篇籍”，“商榷古今”，一时“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

深得文理的刘勰加入到他们当中，当然更是锦上添花。

萧统对刘勰“深爱接之”，对他格外敬重。

萧统主持编选的我国第一部文学总集《文选》中所选文章，多与《文心雕龙》中论文体时的选文定篇相合，可见刘勰的文学思想对萧统有很大影响。

天监十七年，刘勰升任步兵校尉，仍兼东宫通事舍人。

至此，刘勰已走到了他的仕途的顶峰。

之后，由于僧祐的死，为了编撰僧祐留下的大量经卷，梁武帝下令刘勰与沙门慧震到定林寺撰经。

从此，刘勰便中断了在仕途上继续发展之路。

经卷撰成以后，刘勰上表要求弃官为僧，并烧掉了胡子和头发自誓，得到了梁武帝的允许。

刘勰从此变服为僧，改名慧地。

但不到一年刘勰就死了。

由此可见，刘勰从天监初年（公元502年）跻身仕途后，中间除担任过短时期的太末县令，其余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秘书岗位上度过的。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文学从古人的口中娓娓道出；文学被当阳桥头的张飞一声吼出；文学在浔阳江头的琵琶琴弦上回荡；文学是屈原在涅罗江畔的那一串串沉痛的叩问。

《文心雕龙》把这种文学性的感观顷刻间注入我的脑海，刘勰的智慧洞彻了我的灵魂，让我在这一刻震颤并与之共鸣。

诚然，《文心雕龙》用将古典的才智和韵律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得淋漓尽致，让人赏心悦目；它有关写作的具体建议直到今天仍具有无可厚非的价值；它有关文学批评的精辟见解比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斌”和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都更具深度和广度。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文心雕龙》的真正魅力所在是它向世人表达了一种文学观。

这是我从未思考过的，但是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刘勰却把它那么清晰地渗透在它的作品中。

刘勰的文学观，视文学为人生之根本，而人生是宇宙法理之根本。

他把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巧妙地结合，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广度去审视这三者的因果循环。

这一观点为中国文化和生活注入了文学的精神，具体来说就是一种人文精神。

文学和文学的活动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人文的诉求。

刘勰通过对文学外因的追溯，把文学的重要性提高到宇宙法理的位置，再通过揭示文学的内因，把文学的创作提高到神圣的地位。

最初知道刘勰，是因了他的那句话，“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写出我心中所想，只是觉得这些真是妙不可言的东西，没怎么就给他说出来了，然后就开始想了解他，就买了这本《文心雕龙》，今日决定研究国学，才开始认真去了解他，学习他。

至今，刘勰的去世，将尽15个世纪，但他的名字在人们的心目中，并不陌生，比起他当年的身世，甚至还显赫些。

这不是偶然的，他在文学批评，建树了一套有系统的理论，这套理论在历放出了异彩，有很大的贡献，即使到今天，还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在此，主要阐述他在文学理论上提出的问题之一：他的宇宙观点是唯心的，但文学观却是合于唯物的。

在《文心雕龙》前三章强调儒学是文学的根底，这是因为刘勰的崇儒思想是根深蒂固的。

从刘勰的生活时代看，在刘勰之前，从两汉以来，出现了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如桓谭、尹敏、王充、张衡等。

与刘勰同时，刘孝标的《辨命论》，范缜的《神灭论》，也是进步的作品。

刘勰显然受了他们的影响。

另外，他在写《文》的时候，正是佛学盛行之际，他早年在钟山的南定林寺里，跟随僧佑长期研读过佛书，而之后他却宁愿打着儒家旗号来达到使自己的作品为后世所重的目的，这正是儒家入世的传统心态。

可见，他在关于文学的一般论述上，他的宇宙观虽然是唯心的，但文学观却是合于唯物的。

在《原道》中，刘勰认为美并不始于人为美，在人为美之外，先有客观的自然之美存在。

他在本篇内明确的指出：孔夫子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写天地之辉光，晓民生之耳目矣”。

这就是刘勰的文学观所以合于唯物论的基本立足点。

再者，他不把代表客观本体的道，看成是无知无识的器，却把他看成是有心之物。

因而所谓“道之文”，就是这个有心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

合于自然之美的人文，就以合于天地神明之心而可贵。

归根到底，就不可不把刘勰的宇宙观归于唯心主义了。

但是，又 __刘勰是一个成熟的客观唯心主义者，因其从客观美得观点出发，正确地回答了文学上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