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之大者——读《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论中国之过国民性
论中国之国民性 芒果的毛毛兔
长期以来，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但是，他们也渴望着能够深入理解中国人，理解中国社会。有人说如今与中国人的交往中有三条途径可以进入他们的生活：研究他们的小说、民谣、戏剧，但看来还有第四条途径，比起前三条来更有价值——在中国人的家里研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
在西方人看来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也许某些中国人会为之辩护说“我们信得是儒教”，但这种说法会让不了解儒家的西方人人感到枯燥乏味，幼稚可笑。这也是许多西方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升入天国是一种信仰，这一种信仰比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执念好得多。
那些典型的中国人都具有哪些特征呢？且听我一一为您道来。
第一点就是死要面子。面子并不仅仅是头部前面的那一层薄皮，其含义要深得多。有事处理问题的目的不是为了公正，完全只是为了考虑当事各方的面子的摆平，所以许多事情只能不了了之。泛泛地说东方人爱面子甚于生命，饭碗可以不要，脸皮却不能不要。其次，中国人面对与自己无关的事总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无动于衷的态度，佛山的小悦悦正是在17位路人的无动于衷的态度中死去的。再次，中国人墨守成规，喜欢消磨时间见面寒暄。墨守成规的本性使得中国人过分的看重旧规，消磨时间指的是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淡薄。
说了这么多净是些缺陷，其实中国人还是有许多优点的：中国人很讲究孝道。百善孝为先。据孔子说，父母死，要守孝三年，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娩于父母之怀。” 守孝三年似乎成了对父母这三年哺育之恩的回报羊羔跪乳是众所周知的典范。《二十四孝》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怀橘遗亲、恣蚊饱血、卧冰求鲤、为母埋儿、割骨疗亲等故事人们耳熟能详。知足常乐使得中国人生命力顽强。面对任何困难，中国人都有一种极强的忍受力。明明已经毫无希望了，他们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失望，甚至还经常反对其抱有希望，这就是所谓的阿Q精神可以说阿Q所阐述的这种精神胜利法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中国人相信“善有仁报”，由善我们可以联想到恻隐之心。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中国侠义文化的变迁
中国侠义文化的变迁
中国侠义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侠士精神一直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扎根。侠士精神强调义薄云天，对社会的关怀和正义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时间的推移，中国侠义文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中国侠义文化的变迁。
我们来梳理一下中国侠义文化的历史渊源。中国侠义文化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代，诸侯割据，战国纷争，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侠士们以义气为重，保护弱小，讨伐强横，成为社会中的一支正义之师。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侠义文化也逐渐与武林相结合，武林英雄更是成为了侠义文化的代言人。
明清时期，武侠小说兴起，成为了侠义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三少爷的剑》、《笑傲江湖》、《神雕侠侣》等作品广受欢迎，塑造了一大批传世经典的侠义英雄形象，如令狐冲、郭靖、杨过等等。这些作品以武功、义气、情仇为主线，表达出了正义与邪恶、忠诚与背叛的冲突，极大地丰富了侠义文化的内涵。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价值观念的改变，传统的侠义文化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侠义精神逐渐淡出了现代人的生活。在当今社会，人们更加注重个人利益和物质追求，许多人已经忘记了传统侠士的勇敢和无私。随着娱乐产业的繁荣，侠义文化也开始走向了商业化，武侠小说、武侠影视等作品多以商业利益为导向，而非传承和弘扬侠义精神。
在这样的环境下，侠义文化变迁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一些侠义的精神内涵在商业化的包装下变得肤浅、失真，英雄形象成为了商业利益的工具，而非传统侠义文化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一些武侠作品中的暴力、情色等内容也开始对青少年产生不良的心理影响，侠义文化逐渐失去了纯粹的品质和精神高度。
我们也不能只看到侠义文化的消极面，事实上，侠义精神在当今社会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具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民间侠士也在社会中崭露头角，他们以各种方式关心弱势群体，捍卫正义，维护社会和谐。通过网络、媒体等渠道，他们的行为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和尊重，为传统侠义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
钱理群：国家”中的“国民性”(一)
钱理群：国家”中的“国民性”（一）
2014-01-15 16:04 向记者提问 致信编辑 分享 大 中
小 收藏此文 打印此文 评论(0)钱理群/演讲 鲁迅为什么终生关注国民性？鲁迅在1902年就和许寿裳先生讨论过什么是理性的人性，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病根，病根何在？这个问题是贯穿了鲁迅一生的思考的，鲁迅终生都在考虑中国人和中国国民性问题。为什么他这么重视中国人和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呢？因为这跟他对中国问题的一个基本认识有关。1905年他就提出，中国要立国，关键是要“立人”。他所讲的“立人”主要指向个体的、精神自由的人。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近代文明（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现代文明）。他说，仅仅只有物质丰富，仅仅只有科技发达，甚至仅仅只有议会民主，那还不叫现代文明，关键是要“立人”，要个体的精神自由。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即使物质丰富了，科技发达了，有了议会民主，如果中国人没有个体的精神自由，那么中国还不能说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所以他把“立人”，把个体精神自由，作为他的一个基本的追求目标。可以说，对人的关注，特别是对人的精神现象的关注就成了鲁迅思想的核心。学术界有朋友认为，鲁迅思想是以改变人类精神为宗旨的精神哲学和精神诗学，我觉得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另一方面，鲁迅作为一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思想家，他并没有抽象地讨论人的精神问题，而是更具体地关注中国人的生命存在的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精神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被鲁迅提出来了。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太多，我只讲其中的三点。第一，中国国民性当中的奴性问题。鲁迅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他说的所谓中国的历史是一个“一治一乱”的历史。所谓“一治”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谓“一乱”就是想做奴隶也做不得的时代。因此，他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一个循环。第二，鲁迅对中国历史以及中国近代史有一个判断。他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我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这是鲁迅对中国历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判断。在我看来，他的这个判断并没有过时。一个接近鲁迅的日本友人增田涉回忆说，鲁迅的生活、著作中用得最频繁的词就是奴隶，也就是说奴隶是直接触动他内心的一个现实，是缠绕他的一切思考的，而且鲁迅发现了中国人有三重奴隶状态：首先，中国人是中国传统统治者和传统文化的奴隶。其次，中国人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西方文明的奴隶。他对这两种传统的和西方的文明失望以后，曾经寄希望于第三种文化。他认为第三种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呢？是一种使几万万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的文化，但他很快就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发现了新的奴隶，发现了革命工头，发现了奴隶总管。他发现，虽然目标好像是消灭一切人压迫人的现象，而实际的后果却是产生了新的奴隶关系。因此在鲁迅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实际上不断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奴隶关系，是一个奴隶关系不断再生产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如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如此，以后的社会也依然如此，始终有一个奴隶制度、奴隶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当然这个结论的得出是非常沉重的，而且鲁迅还发现中国知识分子有不断被奴化的危险。对此，他提出有三大陷阱：第一，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官的“帮忙”和“帮闲”；第二，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商人、商业的“帮忙”和“帮闲”；第三，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大众的“帮忙”和“帮闲”。而在我看来，我们至今没有走出这三大陷阱来。这样的一种不断再生产的奴隶关系就造成了中国人的奴化、中国人的奴性。鲁迅要揭露的是中国特有的奴性，所以我也只能概括地说一说。首先中国特有的奴性是什么呢？他说中国的奴性实际上不是单独的奴性，它是跟主人性结合在一起的，叫“主奴互换”。什么意思呢？他说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等级制度结构当中，对上是奴才，对下就是主人，所以他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中国人有权的时候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这就是主奴互换。还有几个特色，简单地说：第一，不悟自己之为奴，就是明明自己是奴隶，但是不感觉；第二，容易变成奴隶，但是变成奴隶以后还万分欢喜；第三，纵然是奴隶，还处之泰然；第四，当奴隶还要面子；第五，精神胜利法；……这都是中国特有的奴性。第三，鲁迅对中国社会有两个非常严峻的判断：第一个判断，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食人”的民族，就是吃人的民族，中国到处摆着吃人的宴席。这里讲吃人（食人）有三个含义：一个是真的吃人，真的杀人，譬如在大饥荒的年代出现过人吃人的现象。还有一种是为革命而杀人，为革命而吃人。鲁迅有一个形象的概括，他说，“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史。第三种就是精神的吃人，实际上就是鲁迅说的剥夺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他说了一句非常沉重的话，说中国人实在太多了，因此就不把生命当回事了。我认为，这种对人的生命的漠视，恐怕是中国国民性的一个最基本的弱点。鲁迅对中国还有一个很严酷的判断，说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人“大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民众总是戏剧的看客”。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鲁迅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但我们日日所见的文章，却不能这么简单。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我觉得这话非常深刻，在这样一个语境下面，如果你真的相信别人说的话，那就是笨，那就是不合时宜。问题是谁都知道在说谎，谁都知道是假的，但是所有人都愿意相信，愿意做出相信谎言的样子。我们每天都在说谎，时时刻刻在欺骗，我也知道你骗我，但是我说对对对，相信你。这就是游戏规则。如果有人破坏游戏规则，说句真话，大家会觉得这个人不懂规矩，这个人太不成熟了，太幼稚了，然后大家一起把他灭掉。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说谎就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瞒和骗，不敢正视现实生活的问题，于是无不满、无不平、无思考、无反抗，于是天下太平。另一个就是不认真，一切都以游戏态度处之，最后变成哈哈一笑。而鲁迅说，中国恐怕就要亡在这个哈哈一笑上。这就是瞒和骗与不认真，是中国国民性的另外两个大弱点。我们总结起来看，鲁迅在这里揭示了，第一是中国人的奴性；第二是中国人对生命的漠视；第三是中国人的瞒和骗；第四是中国人的不认真。这些都构成中国国民性的基本弱点，而且在我看来于今为烈。首先要启知识分子之蒙但是我们注意到鲁迅在批判国民性时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他不仅批判国民性，他更严肃地批判知识分子。在他看来，如果要启蒙的话，首先要启知识分子之蒙，这一点跟很多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大不一样。我还要补充的是，鲁迅不但批判国民性，不但批判知识分子，他更把自己放进去，更无情地批判自己。大家读过《狂人日记》，肯定还记得，他说几千年的吃人社会最后发现我也在其中，我也未尝没有吃过人，所以最后他都归于自己的一种反省，一种对自己的批判。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打掉自己灵魂深处的“鬼气”。我们批判国民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打鬼，但是在鲁迅看来，这个打鬼首先是打自己灵魂的鬼。在这点上，鲁迅跟胡适可能有点区别。胡适也是打鬼英雄，但他打的是别人的鬼，是国民性的鬼，而鲁迅打得更多的是自己灵魂的鬼。因此，对鲁迅来说，批判国民性——“打鬼”不仅仅是一个学理的讨论，更是灵魂的搏斗。中国国民性的内在力量另外，鲁迅不仅批判国民性的弱点，更发觉中国人灵魂中可贵的精神。鲁迅曾经写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说，中国人不只有自信力，还有他信力。问题是，中国人怎么才能有自信力，我们自信力应该建筑在哪里？他说，如果你眼睛里只看见中国那些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正史，你是看不到中国的希望的。现在也这样，如果你只看到当官的，只看到某些知识分子，你会非常绝望。但是鲁迅说，我们的眼睛要看地底下，往下看，在地底下就有中国的脊梁。他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了呢？他们有自信、不自欺；他们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我以为鲁迅这里说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有自信、不自欺”就是中国国民性的内在力量，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讨论重新建立国民真精神的一个精神的资源。我还补充一点的是，鲁迅自己不仅继承了中国国民性的精神传统，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他创造出了新的精神，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鲁迅精神。而在我看来，鲁迅精神是我们今天重建中国国民性，重新创造中华民族的真精神的非常宝贵的资源。什么是鲁迅精神呢？我曾经概括三点：第一点，硬骨头精神；第二点，韧性精神；第三点，泥土精神。这三大精神我过去都讲过，今天时间来不及，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何怀宏/演讲刚才听了钱老师的发言很受启发。我突然想起，今年是特别值得纪念的一年：一百年前，1914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次战争开启了一系列的战争，二战、冷战等等，而且很多旧的国家消失了，新的国家诞生了，同时还引发了一系列的革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等等，到20世纪末才尘埃落定。20世纪可以说是由一战开始的，真正的20世纪，霍布斯鲍姆所说的短的20世纪，作为中干的20世纪，就是1914年开始的。其实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应该都是跟这个有关的，我们虽然走出了20世纪，但是很多东西还仍然在我们的社会中、生活中发生着巨大的作用。两种“国民性”：传统的国民性与新的国民性今天我先谈一下国民性。我认为有两种国民性，不是一种。一种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什么，这是描述性的。还有一种，当然跟这个有关，也是中国人经常论述的，即希望达到的新国家的国民性。比较典型的像梁启超的《新民说》，还有刚才钱老师所说的鲁迅的“立人”，这都是试图探讨一种新的国民性。那么描述性的（主要是传统社会而来的）国民性，我列举了五点：勤劳、节俭、忍耐、随和、实际（实用），最后一点最重要，实际或者实用。那么，新的国民性是什么呢？我也列举五点：独立、合群、权利意识、公德心、责任感。这也不是我的发明，是参考了梁启超等人的意见来列举的。传统的国民性我们首先谈传统的国民性，就是事实的、反省的、描述的，甚至是批判的，和世界其他民族比较而言，这个应该是在近代中国谈的最多的。第一点，勤劳。好像最近有一个评比，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这可能是中国人当仁不让的。但是也可能过劳，甚至有时候会被批评为“经济动物”。我记得前些年有个法国女总理批评日本人像经济动物，礼拜天也不休息，从早忙到晚，而像巴黎全部到海边、到外地去了，很多商店也都关门了。第二点，节俭、节省。但是这不仅仅是单纯的节俭，包括置业、购房，甚至中国大妈买黄金，她也不是去奢侈浪费乱挥霍，而是作为一种投资，或者说是置业的意思。到了国外，华人置业的意识、产权的意识、产业的意识是相当强烈的。所以中国人走遍世界，到处落地、生根、开花，只要有一点缝隙，有一点有利可谋的地方，都会发现中国人在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做事。第三点，忍耐。中国人坚韧顽强，尤其是为了生存非常忍耐，会想方设法活下去，不那么敏感、脆弱。美国打一场越战，回去好多老兵都精神出问题，中国人可能不那么在乎，不那么脆弱。当然也可能是对生命看得不那么重，但是确实很顽强，很坚韧。比如看莫言的小说，你发现他们非常艰难，但是也非常坚韧地活着，无论是好活赖活，要活下去。中国人活命也很不容易，但是活了几千年。当然，缺点可能就是有点麻木不仁、顺从、不勇敢，甚至被批评为奴性、奴才。第四点，随和。其实大多数人还是比较随和，比较中道。当然不是像西方那种同时扩展到两个极端甚至多个极端。相对而言，中国人，尤其传统中国人，比较温和、妥协，也比较宽容、宽厚，不走极端，但也可能就是说不够维护自己的尊严，或者做事不认真，就像过去有一篇文章说差不多先生，差不多就好了。还有就是像散漫，不够关注公共事务，明哲保身，得过且过，也许跟这个又有一些关系，好处是包容，甚至宽容，也能同化，但是坏处是有点像浆糊，甚至像柏杨所说的酱缸，不是很在乎是非，不那么坚持原则。第五点，实际。这是最重要的。中国不像西方或者伊斯兰国家、俄罗斯，甚至日本，它有一个
中国侠文化
中国侠文化
中国侠文化第一周教案：侠、侠文化、侠文学
一、侠
（一）韩非子对“侠”的三处描述
《八说》：“弃官宠交谓之有侠……有侠者，官职旷也……匹夫之私誉，人主之大败也。”
《八说》：“人臣肆意陈欲曰侠……下以受誉，上以得非。”
《五蠹》：“侠以武犯禁……群侠以私剑养……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而犯五官之禁。”
由此推导出来的侠的特征是：
基本立场——私义
基本性质——私剑
五点具体行为——行义、武勇、任誉、聚徒、犯禁
（二）《说文解字》里的侠
侠，俜也。
段注：“荀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如淳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气力也；侠，甹也。’按：侠之言夹也。夹者，持也。经传多假‘侠’为‘夹’，凡‘夹’皆用‘侠’。”
俜，使也。
段注：“《丂部》：甹，侠也。三辅谓轻财者为甹。然则俜甹音义皆同。”
——侠：强横者——仗义行侠
——俜：轻财者——仗义疏财
（三）社会学意义上的汉代四类游侠人群
侠士——体制之外的武士，以及身在体制而悖逆体制的士，如“弃官宠交”者。
侠客——门客、食客，处于非皇权的依附地位的武士，即《史记·孟尝君列传》“太史公曰”所说“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 侠少——“少年”与“恶少年”，如《史记·留侯世家》张良“聚少年百余人”、《汉书·酷吏传·尹赏》所记长安少年。
豪侠——豪强与侠的结合，如《后汉书·袁绍传》“论曰”：“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也即《天龙八部》慕容世家“王霸雄图”一类。
（四）总结
到汉末，中国游侠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其标志是：
1，正史体史书中，仅有《史记·游侠列传》、《汉书·游侠传》、《魏略·勇侠传》，其后游侠无传。
2，形成相对固定的游侠行为模式——结私交、疏财货、为豪雄、明恩仇、为暴豪、纵性情。
3，形成相对固定的游侠行为周期——社会非常稳定的“盛世”和社会非常不稳定的“易代之际”，游侠都尤其活跃。
分析鲁迅作品,谈谈对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认识
分析鲁迅作品，谈谈对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认识
鲁迅在其作品中深刻地指出中国人的生存、精神境遇的尴尬，而这一尴尬是走向现代的中国人无时无刻不面临的问题。在现代的开端，鲁迅就暗示了中国人的现代境遇，这是鲁迅的超前性。
（1）鲁迅是中国批判力量的源泉
①残酷的自觉意识
鲁迅的批判性来自其以启蒙的视野进行国民性批判，鲁迅做的是深入地挖掘中国积贫积弱的文化根源。为重塑现代中国而自愿成为“历史中间物”，这一批判精神与一种深刻的反省联系在一起。鲁迅认识到，他并非是他所要批判的世界的无辜者，而正是他所要批判的世界之中的一份子，这一残酷的自觉早在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便已经显露：疯*子也是吃R的世界里的一员，也参与到吃R的行为之中。因而，对吃R的世界的否定也就是对自身的否定。
②批判的力量
这种批判性使鲁迅杂文也具有匕*首的力量，可以用来战斗，鲁迅对不公世界的揭示，对现代政治的荒谬与残酷的讽刺，使得鲁迅的杂文成为批判性的代名词。可以说，鲁迅的批判是彻底的，因为他把自身也否定了，这就是为何他是现代中国批判运动的原动力，只有彻底的批判才能够赋予其后继者以继续向前的勇气。当代中国任何批判力量都试图援引鲁迅，并因此而获得合法性。
（2）鲁迅是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永恒的异质性存在
正是这种异质性存在，使得直面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了方向。鲁迅的文学与其批判性是同一的，因而中国现代文学也具有了异质性的力量，这对于一个同质化进程中的现代中国而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中国迈向现代的进程，如果是不断西方化的进程，那么中国的主体性将不复存在。正是因为有了鲁迅时刻提醒中国知识分子以批判、反省的态度对待现代性，从而为中国确立主体性提供可能，并进而为重建一个新的美好世界而奋斗。
（3）鲁迅为了达到批判国民性，创作出独特的小说写作艺术
①“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
鲁迅有独特的塑造典型化人物的方法。鲁迅称他的方法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杂取种种人”是根据人物特定的社会属性和复杂性，充分地、真实地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鲁迅笔下的人物都是生活中平凡的普通人，是性格各异的“这一个”，同时又具有极大的概括性，包容了巨大的社会历史内容。
揭秘：中国人3000年性格变迁史
揭秘：中国人3000年性格变迁史
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它的性格，而民族的性格往往会受到地域和周边环境的干扰，但除此之外还有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民族也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的改变它的性格，从早期的热血纯粹至后来的成熟事故复杂，塑造一个民族性格的总会是几千年来遭遇过的种种历史事件。
秦始皇以后，中国的皇朝历史也是不断演进发展变化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权专制和统治技术，发展越来越精微，越来越牢不可破。它已经渗透、融化在国民性当中--也正因此，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鲜有成效者。从梁启超到鲁迅甚至毛泽东的“文革”，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改造中国人，改造每个中国人的思想。
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人，其性格是非常热血的，当我们的祖先在那个时代的热血一旦被点燃，他们就会毫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和家庭，甚至包括名誉，而会毅然决然的去做他们认为值得他们去做的事。
鉏鸒（chu ni），春秋早期的一位晋国人，屠岸贾（赵氏孤儿中杀害赵家的人）将其养在家中做为食客，而彼时的晋国早已内乱，晋君想杀害忠臣赵盾（赵国的先祖），于是屠岸贾将其举荐，赐以美酒佳肴安顿其心，于是鉏鸒在凌晨前往赵府，结果看过烛光中，赵盾一身朝服，垂绅正笏，气态庄严的坐等早朝，鉏鸒大惊，认为赵盾是忠良之臣，他明白了一切，叹曰：“恭敬如此，忠义之臣也！刺杀忠臣，则为不义；受君命而弃之，则为不信。不信不义，何以立于天地之间哉？”乃呼于门曰：“我，鉏鸒也，宁违君命，不忍杀忠臣，我今自杀！恐有后来者，相国谨防之！” 言罢，向门前一株大槐一头触去，脑浆迸裂而死。时惊动了守门人，报知赵盾，赵盾叹息不已，吩咐暂将鉏鸒浅埋于槐树之侧。 鉏鸒，这位慷慨悲歌的燕赵男儿，虽然事迹并不显赫，但他的存在，足以说明我们的祖先的热血和忠义，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充满着尚武精神和侠肝义胆，不但一言不合就拔剑，拔剑的那一刻就早已不把自己的生死安危当回事了，春秋战国时代，上至国家下至黎民，个个都崇武好战 ，快意恩仇，不会为了生存利益而向权贵出卖自己一时的气节。《诗经·秦风·无衣》中有注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吴向京：侠义三千年
吴向京：侠义三千年
邮驿上书房
当代有个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曾说：“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同样，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可能都存在这样一个侠客梦：鲜衣怒马，快意恩仇，在人世间行侠仗义，然后拂袖而去，归隐山林。
饮马江湖，仗剑走天涯
但人们常被“武侠”一词误导，仿佛不会武功，没有绝技，都够不到行侠的门槛。事实上，侠客不仅存在于武侠小说里，而且真实地存在于历史上。侠客，可以是仗剑游侠，可以是思想巨子，可以是浪漫诗人，可以是开太平的宰相，可以是解危难的布衣。
那么，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侠客有哪些？侠义的本质是什么？侠义有哪些独特的文化精神内涵？侠义精神为何能滋润中国人三千多年？当今时代，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侠义？2022年2月10日，中共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党校副校长，国网领导科学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吴向京先生做客邮驿“上书房论坛”，为我们揭晓谜底。
吴向京先生做客上书房论坛
何谓“中国式侠义”
“侠义”一词由侠和义两部分组成，顾名思义，是行侠仗义的意思。从字面上，可看出它是一种抽象的精神象征，包含着侠肝义胆、伸张正义等丰富的内涵。
吴先生一开始讲述了“捕豹者说”的故事，一个猎人巧妙地利用豹子吃完羊时的羞耻之心，徒手捕捉过一百只豹子。他由此引出良知和“仁”的概念。而“义”源自“仁”，“义”的根基是情和理。如果说“仁”是内心的悲悯，那么“义”则更多地倾向于行动。从而由“义”至于“侠”，以“侠”来伸张“义”，是为“侠义”。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旧有的文明秩序分崩离析，社会陷入混乱和纷争。诸子百家从各自的角度，纷纷为国家的治理和天下的太平提出不同的思想主张和路径，可谓百花齐放。对于“义”的维护，其中有两种最典型的路径：儒家的“以礼致义”和法家的“以法致义”。
儒家代表孔子提出“克己复礼”。推行“礼”，是为了致义，最终使社会达到小康与大同。但结果是礼崩乐坏，只有极少数圣人“以礼行事”，有的人是衣冠禽兽，甚至还有的人禽兽不如。 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
中国侠义文化的变迁 2
中国侠义文化的变迁
侠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中国人对于正义、忠诚、勇敢的追求，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中国侠义文化也经历了许多变迁。本文将就中国侠义文化的变迁进行探讨。
侠义文化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社会处于分裂和混乱的状态，暴力和野蛮的行为时常出现，这种情况使得人们对于正义、勇气和忠诚产生了迫切的渴望。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一些有志之士自发地担负起了维护正义、保卫弱小的使命，他们不畏强权，敢于挑战恶势力，为平民百姓解围，以自己的行动彰显了侠义精神。这些人被后人称之为“侠客”，成为了侠义文化的开端。
随着历史的不断推移，侠义文化逐渐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达到了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侠义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成为了一种道德准则和精神信仰，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尊崇。那些心怀侠义之心的豪杰们纷纷走上江湖，以侠义之名行侠仗义、保护民众，成为了社会上的正能量和典范。侠客们之间还形成了一种以义结金兰、忠诚相助的江湖文化，建立了自己的规范和道德准则，维护了社会的正义和秩序。
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和资本主义的崛起，侠义文化面临了新的挑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侠义文化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功利主义和唯利是图的思想。侠客们逐渐式微，江湖文化也在逐渐消失，人们对于侠义精神的追求渐渐淡化。而且在这个时期，部分无德无义的人也打着侠义文化的旗号，行为举止不堪，导致侠义文化的形象受损，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和批评。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精神觉醒，侠义文化再度走进人们的视野，并且得到了新的发展。在当代社会，随着人们精神追求的提升，侠义文化重新被提起，并且得到了新的诠释。以经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为代表的武侠文化风靡全国，武侠精神成为了社会上的正能量，激励着人们追求正义、勇敢维护公平和正义的事业。与此一些新兴的侠客团体也不断涌现，他们以行动证明着侠义精神的力量，成为了现代社会中的“新侠客”。
中国人的国民性——有感
中国⼈的国民性——有感
今天有幸，读到了林语堂的《中国的国民性》，感触颇深。愿与⼤家分享⼀下。原⽂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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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来称为⽼⼤帝国。这⽼⼤⼆字有深意存焉，就是即⽼⼜⼤。⽼字易知，⼤字就费解⽽难明了。所谓⽼者第⼀义就是
年⽼之⽼。今⽇⼩学⽣⽆不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实在是我们可以⾃负的。⽆论这五千年中是怎样混法，但是五千年的的
确确被我们混过去了。⼀个国家能混过上下五千年，⽆论如何是值得敬仰的。国家和⼈⼀样，总是贪⽣想活，与其聪明⽽早
死，不如糊涂⽽长寿。中国向来提倡敬⽼之道，⽼⼈有什么可敬呢？是敬他⽣理上⼀种成功，抵抗⼒之坚强；别⼈都死了，⽽
他偏还活着。这百年中，他的同辈早已逝世，或死于⽔，或死于⽕，或死于病，或死于匪，灾旱寒暑攻其外，喜怒忧乐侵其
中，⽽他能保⾝养⽣，终是胜利者。这是敬⽼之真义。敬⽼的真谛，不在他德⾼望重，福⽓⼤，⼦孙多，倘使你遇到道旁⼀个
⽼丐，看见他寒穷，⽆⼦孙，德不⾼望不重，遂不敬他，这不能算为真正敬⽼的精神。所以敬⽼是敬他的寿考⽽已。对于⼀个
国家也是这样。中国有五千年连绵的历史，这五千年中多少国度相继兴亡，⽽他仍存在；这五千年中，他经过多少的旱灾⽔
患，外敌的侵凌，兵匪的**，还有更可怕的⽂明的病毒，假使在于神经较敏锐的异族，或者早已灭亡，⽽中国今⽇仍存在，这
不能不使我们赞叹的。这种地⽅，只可意会，不可⾔传。同时⽼字还有旁义。就是“⽼⽓横秋”，“脸⽪⽼”之⽼。⼈越⽼，脸⽪
总是越厚。中国这个国家，年龄总⽐⼈家⼤，脸⽪也⽐⼈家厚。年纪⼀⼤，也就倚⽼卖⽼，荣辱祸福都已置之度外，不甚为
意。张⼭来说得好：“少年⼈须有⽼成⼈之识见，⽼成⼈须有少年⼈之襟怀；”就是少年识见不如⽼辈，⽽⽼辈襟怀不如少年。
少年⼈志⾼⽓扬，鹏程万⾥，不如⽼马之伏枥就羁。所以孔⼦是⾮常反对⽼年⼈之状况的。⼀则⽈“不知⽼之将⾄”，再则⽈“⽼
⽽不死是为贼”，三则⽈“及其⽼也，戒之在得”。戒之在得是骂⽼⼈之贪财，容易患了晚年失节之过。俗语说“鸨⼉爱钞，姐⼉
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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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 / 4 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读后感
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读后感提要：但纵观全书，我感觉颇为支离破碎，似乎不同章节的内容没有很好地整合，某些篇章的内容似乎应该大量取自于其他某本书
自
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读后感
张宏杰的书一贯好看，这本《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一版）也不例外。题目相当宏大，但是本书的水平和他以前的相比，相差很多。
作者用了半本书，详细描写了中国人是怎么从勇武开放走到怯懦犬儒的过程，后半本论述专制的起源和发展，对我来说，大部分内容都知道，简单翻翻就行了。唯一有新意的，我觉得是后面对胡适和鲁迅的论述。作者认为，鲁迅过于理想化，而且过于追求精神上的东西，一生的思想也经过几次重大转向，而胡适则始终坚持改良，立足中国的实际，为当时的执政党提建设性意见。如果蒋介石做得太过分，胡适也会激烈地批评。但是鲁迅一贯以批评嘲讽为主，却提不出建设性意见。
作者对胡适和鲁迅的论述给了我很大教益。最近几十年，尤其是在大陆上，鲁迅的地位被拔得很高，而胡适的地位则低多了，貌似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了解不深、只会写政论的半吊子文人。因此在绝大部人心里，胡适的地位不仅远不精品文档
2016
2 / 4 如鲁迅，甚至可能不如林语堂、梁实秋、郭沫若、巴金等人。但作者的详细论述，至少彻底改变了我的观点。
但纵观全书，我感觉颇为支离破碎，似乎不同章节的内容没有很好地整合，某些篇章的内容似乎应该大量取自于其他某本书。这是我长期看书后的感受，作者旁征博引揉化观点，和主要取自于一本书，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书的不同部分的风格肯定不一致。看了后记才知道，我的感觉完全得到了证实。
首先，作者说这本书“不是一本学术着作，……里面也许有太多的感性，太多的个人化感受，……关于国民性的演说显然更粗糙一些”。显然，作者也认识到这不是一本高水平学术着作。我甚至觉得这是一本愤青水平的书。因为我觉得，对于一国国民性的探讨，除了历史文化、制度等因素，还应该有地理、经济因素，可惜这方面探讨的都不多。尤其是地理因素，历史学有一个重要的“地理决定论”思路，虽然现在已经不是主流，但我始终认为很有道理。比如在南方人中，湖南人为什么骠悍勇武、热情洋溢但又忧国忧民？这和湖南的山水有很大关系。为什么四川人同样热情洋溢、讲究袍哥义气但却比较安闲？也和四川的山水有关。虽然作者对中国的地理有探讨，但我觉得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