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论与梁启超的_新史学_理论
地理环境论与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
武
军
（军事科学院
军事百科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９１）
〔摘要〕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受到多种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地理环境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梁启超不仅系统介绍了地理环境论的主要思想，还具体探讨了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之间的联系，并试图通过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解释中西文明的不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认识的提高和深化。但梁启超并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只是将地理环境作为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一方面因素。
〔关键词〕梁启超；地理环境论；“新史学”理论〔中图分类号〕Ｋ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２６８９（２００７）０１－０１１１－０６
〔收稿时间〕２００６－１２－０２
〔作者简介〕武军（１９６４－）男，安徽凤台人，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军事思想门类主任编辑。
２００７年３月第２３卷第１期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ａｒ．２００７Ｖｏｌ．２３Ｎｏ．１
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理论的首倡者和主要奠基人。他本着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学术思想文化，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创立了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与西方学术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潮，近代社会学中的进化论思想，近代史学中的文明史学、英雄史观、地理环境决定论，以及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等近代社会政治思潮，都对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与梁启超原有的传统文化根柢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主要思想来源。本文主要阐述西方的地理环境论对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影响。
一、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的评介
中外史学家、思想家很早就注意到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不同地区的地理条件、经济状况、社会风俗、人口等状况及其差别，为后来许多史学家所继承和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明清之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都是具体论述地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名著。西方古代思想家，从
“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到亚里士多德，也都对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有所论述。近代西方学者波丹、孟德斯鸠、黑格尔、巴克尔等人，进一步阐述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将地理环境论的思想系统化、理论化。波丹（ＪｅａｎＢｏｄｉｎ，１５３０－１５９６）认为地理环境、
尤其是气候条件对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的性格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民族性格又影响到政治制度。孟德斯鸠继承和发展了波丹的观点，在《论法的精神》中用５章篇幅广泛地探讨了气候、士壤、地形和土地面积等地理条件与社会历史发展以及政治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系统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黑格尔（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ｇｅｌ，１７７０－１８３１）在其名著
《历史哲学》中，明确地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的命题，深刻地阐述了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黑格尔认为，气候条件不同的地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地形的不同，也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性格特征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各民族的历史进程。黑格尔特别强调地中海的重要性，认为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旧世界的心脏”。［１］（８５－９３）英国文明史学家巴克尔（ＨｅｎｒｙＴｈｏｍａｓＢｕｃｋｌｅ，１８２１－１８６１）在其成名作
《英国文明史》中，将地理环境的作用纳入历史发展规律的范畴，认为自然环境对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分配、阶级的形成以及社会政治不平等现象的产生都有重要的影响。但巴克尔并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３月
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２］他认为，自然环境的作用与文明程度成反比例关系，只是在文明程度较低的非欧洲地区，自然环境才起支配作用；而在欧洲，自然是受人类支配的。
总之，在地理环境论者看来，地形、气候、土壤、领土面积和海岸线长短等地理条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极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各个民族、国家社会制度和文明进化程度的差异，都可以用地理环境的不同加以说明。１９世纪７０、８０年代，西方历史哲学中的地理环境论思想，作为一种新的学说，伴随孟德斯鸠、黑格尔、巴克尔等人的著作传入日本，被日本学术界所接受。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浮田和民在其所著《史学通论》中，专门设立一章，即该书第５章《历史与地理》，讨论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在长达２０页约７千余字的篇幅中，浮田和民广泛征引西方学者关于地理环境论的种种观点，并加以发挥，比较系统而具体地阐述了地理环境对历史的种种作用。日本学者岸本武能太所著《社会学》一书，也列有一章“社会与境遇”，论述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
２０世纪初，西方地理环境论的思想，被当作一种新的社会历史理论，随同浮田和民、岸本武能太等人的论著传入中国，在学术思想界产生强烈的反响。章太炎作为岸本武能太《社会学》一书的中文翻译者，就曾深受地理环境论思想的影响，在多篇著述中以地理环境解释社会历史现象，认为地理环境对于思想学术、民族精神、政治传统、风俗习惯等等都有影响。
与章太炎比较，梁启超受地理环境论思想的影响更为显著，对于地理环境论的宣传也更加卖力。在１９０１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曾经依据地理环境论的观点，将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作为历史发展的“公例”提出。他说，“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高原适于牧业，平原适于农业，海滨河渠适于商业。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历史之公例也。”。［３］（４）１９０２年，梁启超连续发表了《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文章，结合中外历史，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地理环境论的思想。直到晚年，梁启超还著有《地理及年代》（１９２２年）、《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１９２４年）等文章，继续探讨地理环境与历史及学术文化之间的关系。
梁启超曾自称，其《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是“集译东西诸大家学说言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者”［４］（１０６）的而成。其实，《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从主要观点到许多
具体论述，基本上采自日本浮田和民所著《史学通论》的第５章《历史与地理》。［５］（３３－５２）当然，梁启超的其它几篇论述地理与历史关系的文章，还参考了别的资料。
归纳起来，梁启超在以上几篇文章中，对于地理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主要介绍了地理环境论者的如下论点。第一，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如同肉体与精神的关系。“有健全之肉体，然后活泼之精神生焉，有适宜之地理，然后文明之历史出焉。”［４］（１０６）第二，人类文明起源于北温带。“盖文明之初发生，必在得天独厚之地。厚者何？即气候温暖，物产饶足，谋生便易是也。”“极寒极热之地，其人穷日之力，以应付天然界之游迫，犹且不给，以故文明之历史，独起于温带。”“热带之人，得衣食太易，而不思进取；寒带之人，得衣食太难，而不能进取。惟居温带者，有四时之变迁，有寒暑之代谢，苟非劳力，则不足以自给；苟能劳力，亦必得其报酬。此文明之国民，所以起于北半球之大原也。”［４］（１１１、１０７）第三，人类和生物界遵循不同的进化规律。“人类所以进化者，不徒恃物质上之势力而已，而并恃精神上之势力。故物类之争生存也，惟在热度之强盛，营养之足用而已。人则不然，恒视其智识道德，以为优劣胜败之差。”［４］（１０７）第四，高原、平原、海滨三种地形对人类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有不同的影响。“高原之特质，最适宜于畜牧”，虽然实行族长政治，“然终不能成一巩固之国家，故文明无可言焉。”平原地区以农业为主，“家族政治，一变为封建政治，行国变为居国，而巩固之国体乃始立。”平原地带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皆在数千年以前庞然成一大国，文明烂然，盖平原之地势使然也。”至于海滨，“征诸历史上之事实，则人类交通往来之便，全恃河海。”海滨有利于交通，促进了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播与扩散，滨海国家因而“文明进步最速”。［４］（１０８、１０９）第五，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有深刻的影响。以海滨和大陆居民为例，大海“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而“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大海使人心胸宽阔，“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４］（１１０、１０８）因此，滨海居民比大陆居民更有活力和进取心。第六，地中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传播与扩散起了重要的作用。位于亚、非、欧三洲之间的地中海，“使三大陆互相接近，互相连属，齐平原民族所孕育之文明，移之于海滨而发挥光大之，凡交通贸易殖民用兵，一切人群竞争之事业，无不集枢于此地中海。”因而，世界文明“以地中海为中心点。”［４］（１１０、１０８）第七，地理环境与精神文化也有关系。“凡天然之景物过于伟大者，使人生恐怖之念，想象力过敏，而理性因以
１１２
第２３卷第１期
减缩，其妨碍人心之发达、阻文明之进步者实多。苟天然景物得其中和，则人类不被天然所压服，而自信力乃生，非直不怖之，反爱其美，而为种种之试验，思制天然力以为人利用。”世界各大洲之中，亚非美三洲基本上属于前一种环境，欧洲基本上属于后一种环境，因而产生不同的精神文化。“安息时代之文明，大率带恐怖天象之意，宗教之发达，速于科学；迷信之势力，强于道理。彼埃及人所拜之偶像，皆不作人形。”南美洲的秘鲁、中美洲的墨西哥以及印度都是如此。“及希腊之文明起，其所塑绘之群神，始为优美人类之形貌；其宗教始发于爱心，而非发于畏心。”由此“可见安息埃及之文明，使人与神之距离远：希腊之文明，使人与神之距离近也。而希腊所以能为世界中科学之祖国者，实由于是。”就欧洲内部而言，“欧洲中火山地震等可怖之景，惟南部两半岛最多，即意大利与西班牙葡萄牙是也。而在今日之欧洲，其人民迷信最深、教会之势力最强者，惟此三国。且三国中，虽美术家最多，而大科学家不能出焉。此亦天然之景物与想象、理性之开发有关系一明证也。”［４］（１１３－１１４）第八，亚洲文明进步缓慢与其地理环境有关。亚洲虽然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却进步甚缓，“其原因由于天然之境遇，所得过厚，其精神为天然力所制也。”［４］（１１５）梁启超的这些观点，在西方学者的有关论述中都可以找到源头。
二、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的
运用和发挥
梁启超并非全盘照搬西方和日本学者的地理环境论，而是结合他对中外历史的认识和深厚的传统文化根柢，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梁启超运用地理环境论的观点，具体探讨了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之间的联系。
梁启超对于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观察中国历史变迁表现出浓厚兴趣，称其是“最有兴味之事”。［３］（４）梁启超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特点，在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答案。“中国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则以黄河、扬子江之二大川横于温带、灌于平原故也。中国文明，何以不能与小亚细亚之文明、印度之文明相合集而成一繁质之文明，则以西北之阿尔泰山、西南之喜马拉耶山为之大障也。何以数千年常有南北分峙之姿势，则长江为之天堑，而黄河沿岸与扬子江沿岸之民族，各各发生也。自明以前，何以起于北方者其势常日伸，起于南方者其势常日壁，以寒带之人常悍烈，温带之人常文弱也。东北诸胡种，何以二余千年迭篡中夏，以其长于猎牧之地，常与天气及野兽战，仅得生存，故其性好战狠斗，又惯游牧，逐水草而居，故不喜土著而好侵略；而中国民族之性质适与相反也。彼族一入中国，何以即失其本性，同化于汉人，亦地质使之然也。各省地方自治制度，何以发达甚早，则以幅员太大，中央政府之力常不能及，故各各结为团体，以自整理也。何以数千年蜷伏于君主专制政治之下，而民间曾不能自布国宪，亦以地太大，团体太散，交通不便，联结甚难，故一二枭雄之民贼，常得而操纵之也。何以不能伸权力于国外，则以平原膏腴，足以自给，非如古代之希腊、腓尼西亚，及近代之英吉利，必恃国外之交通以为生活，故冒险远行之性质不起也。近年情形何以与昔者常相反，则往时主动力者常在盘据平原之民族，近时主动力者常在沿居海岸之民族，世界之大势，驱迫使然也。凡此诸端，无不一一与地理有极要之关系。故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其相关之要，恰如肉体与灵魂相待以成人也。”［３］（４－５）这段话反映了梁启超对地理环境与中国古代文明之间基本关系的认识，颇有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味道。
梁启超从历史发展演变的角度，论述了地理环境对中国政治、文学（实指精神文化）、风俗、军事等方面的具体影响。
一是地理环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梁启超首先从宏观上指出，由于地理环境的缘故，中华文明主要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发生和发展，“过去历史之大部分，实不外黄河扬子江两民族竞争之舞台也。”而历代帝王也多建都在这两大江河流域，两者的地理环境差异造成建都风格的不同。北方的都城，“其规模常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常磅礴英鸷，有俊鹘盘云横绝朔漠之概。”南方的都城，“其规模常绮丽，其局势常清隐，其气魄常文弱，有月明画肪缓歌慢舞之观。”［４］（７８、８１）梁启超认为，大运河的开凿对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政治地位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指出，隋代以前，幽燕之地的政治地位仅仅与蜀、闽、南粤相当，在全国政局中无足轻重。而其后数百年，则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其转捩之机，皆在于运河。”大运河接通了黄河、长江两大河流，“而南北一统之基础，遂以大定。此后千余年间，分裂者不过百余年耳。而其结果，能使江河下游，日趋繁盛，北京南京两大都，握全国之枢要，而吸其精华。”尽管尔后运河北段淤涸，燕京的政治地位却并未改变。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历
武军：地球环境论与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１１３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３月
史的积蕴；二是海运取代了河运。“而燕齐吴浙闽越一气相属，燕乃建高瓴而注之也。”［４］（８３－８４）
梁启超还论述了蜀、粤两地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而在政治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他认为，蜀、粤两地“稍具独立之资格。”四川位于长江上游，“其险足以自守，其富足以自保，而其于进取不甚宜。”四川与云南结合在一起，构成“政治上一独立区域”。广东在历史上对全国政局虽然没有多大影响，但其位于珠江下游，“与北部之燕京、中部之金陵，同一形胜”，“五岭亘其北，以界于中原。”海岸线长度居各省之冠，近代以来成为中西交通的要道，“故广东包广西而以自捍，亦政治上一独立区域也。”［４］（８４）此后反对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革命斗争多从这些地区发起，证明了梁启超的远见。
二是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梁启超着重分析了南北地理环境的差别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他认为，中国文化上的风格和流派“千余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之影响，尤有彰明较著者。”“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一不与地理有密切之关系。”［４］（８４、８６－８７）首先，从哲学上看，南北环境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以先秦诸子论，“孔墨之在北，老庄之在南，商韩之在西，管邹之在东，或重实行，或毗理想，或主峻刻，或崇虚无，其现象与地理一一相应。”到了汉代，虽然窦后文景笃好黄老，楚元王崇饰经师，也不能改变北方盛行儒学、南方崇尚道家的传统。宋明理学时代，“濂溪（周敦颐）南人，首倡心性，以穷理气之微；康节（邵雍）北人，好言象数，且多经世之想。伊川（程颐）之学，虽出濂溪，然北人也，故洛学面目亦稍变而倾于实行焉。关学者，北学之正宗也。横渠（张载）言理，颇重考实，于格致蕴奥，间有发明，其以理学提倡一世，犹孔荀之遗也。东莱（吕祖谦）继之，以网罗文献为讲学宗旨，纯然北人思想焉。陆王皆起于南，为中国千余年学界辟一新境，其直指本心，知行合一，蹊径自与北贤别矣。凡此者，皆受地理上特别之影。”［４］（８４－８５）
其次，古代经学、佛学、文学、艺术等文化现象也受到南北环境差异的影响。以经学论，两汉以后，也“有南北之流别”。“当六朝时，北人最喜治‘三礼’；……南人最喜治《易》，常以《易》、《老》并称。”“同一经学，而南北学风，自有不同，皆地理之影响使然也。”［４］（８５）就佛学而言，“隋唐之际，宗风极盛，天台、法相、华严三宗，号称教下三家，皆起于北。陈义闳深，说法博辩，而修证之法，一务实践。疏释之书，动辄汗牛，其学统与北朝经生颇相近似。惟禅宗独起于南，号称
教外别传。……同一佛学，而宗派之差别若是，亦未始非地理之影响使然也。”［４］（８５－８６）就词章而言，“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４］（８６）就艺术论，南北地理环境的差异也造成了书法、绘画、音乐的不同风格。“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遒健雄浑，峻峭方整，北派之所长也，龙门二十品囊龙颜碑吊比干文等为其代表；秀逸摇曳，含蓄潇洒，南派之所长也，兰亭洛神淳化阁帖等为其代表。”“画学亦然。北派擅工笔，南派擅写意。李将军之金碧山水，笔格遒劲，北宗之代表也；王摩诘之破墨水石，意象逼真，南派之代表也。”“音乐亦然。……直至今日，西梆子腔与南昆曲，一则悲壮，一则靡曼，犹截然分南北两流。”［４］（８６）
梁启超认为，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唐代以前较为显著，唐代以后逐渐式微，其原因是运河的开通加强了南北的联系。梁启超因而指出，“天行之力虽伟，而人治恒足以相胜。今日轮船是路之力，且将使东西五洲合一炉而共冶之矣，而更何区区南北之足云也。”［４］（８７）也就是说，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地理环境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小。
三是地理环境对中国风俗的影响。梁启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风俗同样有南北差别，主要表现在“北俊南靡，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塞南华。”梁启超注意到《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关各地风俗的记载。他说，“古书中以地理言风俗者，莫善于《史记?货殖传》。”他抄录了《史记?货殖列传》中对于南北风俗的有关记载，称赞其“目光如炬”。梁启超指出，中国在地理上既有东西差别，又有南北差别，由于这种地理环境的原因，中国在政治上虽然统一，“而民间社会风俗，华离破碎，殆如异国。此亦地势所不得不然者也。”［４］（８７－９１）四是地理环境对中国军事的影响。梁启超对中国历史上自秦末以来历代起义及战乱所发生和割据的地区作了详细统计，发现淮河流域地区即“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为最能举事之地”，“自汉迄今，全史之大部分，皆演于江河间之原野”。对于这种历史现象，梁启超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了其原因。他认为，上述地区之所以成为用兵之地，“虽有种种特别原因，不能尽以归诸地理”，但“地理为其一重要之主因”。具体说来，淮河流域“其东通海，其北界河，其南控江，其地理之适于开化，盖天然矣。”梁启超还将淮河流域与发生战事较多的其它地区作了比较，指出“幽并甘凉
１１４
第２３卷第１期
梁益之地，用之者虽多，而成之者实寡，”其原因在于地理环境的不同。“直隶割据起事虽多，未有能成者”，因为直隶是“布政之地，非用兵之地也”；“甘肃兴者不让直隶，然成就之率，更在其下，水利乏而不足以为通，不足以为继也”；“四川每天下有乱，则常独立，而其灭亡最后，”然而“蜀利保守而不利进取，地势实然也。”［４］（９８）
梁启超也谈到，随着地理环境的变迁，各地在军事上的地位和价值也会发生变化。以江南为例，“畴昔南北交通之运未盛，江南常足以自守。”“逮于晚近，则南北两文明，互发达，互和合，而趋于统一，非南混同于北，则北混同于南，事机与昔大殊矣。”南明与太平天国之败亡，“虽曰人谋之不臧，抑地势亦有不得不然者也。”［４］（９９）他认为，随着南方的开发，以前对全国大局无足轻重的地区，如湖南、浙江、福建、两广、云南等地，在未来的地位将会愈加重要。
在近代思想家中，梁启超并不是注意到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之间关系的唯一一人。章太炎就曾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派的不同风格，乾嘉考据学中的吴、皖二派之别，都与地理环境的差异有关。然而，象梁启超这样全面、系统地论述地理环境对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的影响，以地理环境的差异及变化解释中国各地文明的不同特点及演变情况，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
第二，梁启超试图通过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解释中西文明的不同特点。
首先，梁启超将中国与欧洲的地理环境作了比较，从中寻求欧洲诸国分立而中国倾向于统一的根源。他认为，欧洲之所以小国林立，乃是因其“山岭交错，纵横华离，于其间多开溪谷，为多数之小平原，其势自适于分立自治；”而中国“则莽莽三大河（按：指黄河、长江、珠江），万里磅礴，无边无涯，”为“天然大一统之国”。中国的人种、语言、文学、教义、风俗归于统一，“其根原莫不由于地势。”［４］（７７－７８）
其次，梁启超通过比较中美两国的地理环境，探讨中美民族性格差异及其原因之所在。他认为，河流的走向与气候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会对民族性格产生影响。“凡河流之南北向者，则能连寒温热三带之地而一贯之，使种种之气候、种种之物产、种种之人情，互相调和，而利害不至于冲突。河流之向东西者反是，所经之区，同一气候，同一物产，同一人惰，故此河流与彼河流之间，往往各为风气。”中国的河流基本上是东西向的，而美国的河流则大多是南北向的，这就造成中美两大民族性格的不同。“故在美国则东西异尚，而常能均调；在中国则南北殊趋，而间起冲突，于一统之中，而精神有不能悉一统者存。皆此之由。”［４］（７８）第三，梁启超介绍地理环境论的用意在于鼓励国人奋发图强。
梁启超在介绍地理环境论时，虽然也曾不加鉴别地引用西方学者的某些带有偏见的思想观点，包括西方中心史观，但他的本意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开启民智，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感。梁启超指出：“近世文明之所自出有四：一曰耶稣教，二曰罗马法，三曰希腊之文学哲学，四曰中国隋唐之文明。”以上四项除第二项外，都来自亚洲，因而“无亚细亚之文明，则欧罗巴之文明，终不可得见。”［４］（１１４）梁启超对于中国地理环境和中华文明的热烈赞美，更反映出他的真实思想情感。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中，梁启超开宗明义，赞美中国之山间，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与西方学者夸耀欧洲的地理环境而贬低其它地区不同，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地理环境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他说，“我中国之版图，包有温寒热之三带。有绝高之山，有绝长之河，有绝广之平原，有绝多之海岸，有绝大之沙漠。宜于耕，宜于牧，宜于虞，宜于渔，宜于工，宜于商。凡地理上之要件与特质，我中国无不有之。”［３］（４）伟大的中华文明就产生在这块土地上。浮田和民曾经谈到，对欧洲近代文明进步起了重大推动作用的三大发明罗盘针、火器、印刷术都来自亚洲：梁启超进一步明确指出，这三大发明欧洲人“实学之于阿拉伯，而阿拉伯人又学之于我中国者也。”［４］（１１４）梁启超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文明虽然暂时处于落后状态，但是“尽人力则足以制天然也。彼欧洲本为文明难发生之地，而竟发生之，则吾亚洲虽为文明难进步之地，曷为不可以进步之。近来学术日明，人智日新，乃使亚细亚全洲，铁路遍布，电线如织，虽喜马拉耶之崇山，不能阻中国与印度之交通：虽比尔西亚之高原，不能塞印度内地与东西两洋之往来。亚细亚亦将为文明竞争之舞台矣。”［４］（１１５－１１６）
人类的历史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下展开的。历史的发展进化离不开地理条件。地理环境与人口、生产方式同样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一部分，包括地理环境在内的自然条件，与人类社会的发生和发展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地理环境的优劣，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发展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因而，梁启超等人在２０世纪初引进地理环境论思想，以地理环境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及其差异，肯定了客观物质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同时也蕴涵着不同地域历史发展不平衡性的宝贵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历
武军：地球环境论与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１１５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３月
史认识的提高和深化，对于以前的天意史观、神权史观、英雄史观等唯心史观无疑具有一定的革新意义。
尽管梁启超在以地理环境具体解释中外历史和文明的变迁时，常有过甚其辞的毛病，然而，我们不能因此把梁启超看作是一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如前所述，梁启超与巴克尔一样，认为人类遵循与生物界环同的进化规律，人类进化的动力不仅有物质上的，而且有精神上的，人类的智识道德对其自身的进化和生存竞争的优劣胜败起决定作用。在具体论述汉代以后各地风俗的庭主变迁时，梁启超也主要是从人事的变化而不是地理环境中寻找其原因。［４］（８９－９０）在其晚年的文章中，梁启超更加明确地指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构成，人类惟常能运其心力以征服自然界，是以有历史。若谓地理能支配历史，则五百年前之美洲，地形气候，皆非有以大异于今日，而声明文物，判若天渊，此何以称焉？”［６］（２）“谓物质的环境具万能力”仅“含有一部分真理”，地理环境不能解答一切问题，“人类之所以秀于
万物，能以心力改造环境，而非偶然悉昕环境所宰制。”［７］（５０－５１）由此可见，梁启超并没有把地理环境看作是影响历史进程的惟一因素；也不认为地理环境是决定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而仅仅是将地理环境作为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一方面因素。这种情况，是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多元论倾向的一种体现。
〔参考文献〕
［１］黑格尔．历史哲学［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９．［２］谭英华．试论博克尔的史学［Ｊ］．历史研究，１９８０，（６）．［３］饮冰室合集?文集：之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４］饮冰室合集?文集：之１０［ＭＬ北京：中华书局，ｌ９８９．［５］（日〉浮田和民．史学通论［Ｍ］．李浩生译．杭州：合众译书局，１９０３．
［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４７［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４１［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责任编辑张北根）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ＬｉａｎｇＱｉｃｈａｏ＇ｓ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Ｎｅｏ－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ＵＪｕ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ＣＰＬ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９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ｉａｎｇＱｉｃｈａｏ＇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ｎｅｏ－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ａ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ｖａｒｉｅｄ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ｎｅｏｆｗｈｉｃｈｉ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ＬｉａｎｇＱｉｃｈａｏｎｏｔｏｎｌｙ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ｉｄｅａｓ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ｂｕｔａｌｓｏ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ｌｙｐｒｏｂ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Ｌｉａｎｇｔｒｉｅｄｔｏ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ｍ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ｏａｃｅｒｔｉｏｎｅｘｔｅｎｔ．ＢｕｔＬｉａｎｇｉｓｎ＇ｔａ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Ｈｅｏｎｌｙ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ｓａ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ａｎｇＱｉｃｈａ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ｎｅｏ－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１６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关键词：近代教育; 国民教育; 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写出教育重要性的教育家。在他的“关于教育的永恒原则”中，文章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物、植物、文明与野蛮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觉而有目的性的活动。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复杂的人类活动，它不能没有目的，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物如果没有目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教育也是有目的的[1]。 梁启超在批判传统教育和外交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并随着时事的变化不断完善教育使命。 在1898年的改革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人才。他呼吁以政治科学为基础学习西方。他认为过去的“在中国西部，皮毛，只有运行时间的技能，以及法律的管理，所以方言、数学、制造、武器都是建立起来的，而宫廷的政治是腐烂的。”于是他总结道:“今天的学校，当涉及到政治时，这就是艺术的教义。”因为政治更容易学，也更难学;政治的使用范围更广，艺术的使用也更狭窄。为了使他的州政府不能够做艺术，行政人员，振兴艺术，直耳!……它不是政府的权力让它公开，但是统治者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它将永远被其他人使用。 梁启超是教育的目标是“以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这方面，他说:“泰西州，第一个重量级的政治学院，也是它的学习。基于公理公法，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历史被用来作为建国的第一正义。日本的法学院是第一个，而日本的学校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就日本而言，日本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也不是十年就能完全改变的。 在学习如何学习的过程中，梁启超在《南方隐藏历史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形象”为校本，以《公法公理》为补充，以校核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为了使古代人民统治世界;要利用当前形势，寻求当今世界的治理是很重要的。这样，学者们就知道了当今的制度。他是复古的，他是古老的。古人的系统，今天认为是好的，今天不太好。什么是可行的在今天是不可行的。
读梁启超《新史学》有感
读梁启超《新史学》有感 梁先生的《新史学》只有薄薄的十来页纸，但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却十分深刻，虽然在本人来看其早期的观点有失偏颇，但也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书中开篇就批判了中国的旧史学。指出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并提出了对正统论的批判。中后篇则提及以进化论等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史学进行从书写范例乃至思想内容的大改造。他还在书中极力推崇环境决定论以及西式的英雄史观，文化史观。 我个人对中国的旧史学并没有太多的阅读积累，所以梁先生对旧史学的批判于我而言是一种老前辈的经验之谈，但对比于我所读过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先生对旧史学的评述而言，《新史学》中的批判更加的决绝，而这种对旧史学痛恨的态度让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了新文化运动。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新文化运动，除了宣传中的“沉重打击两千多年以来的封建礼教”外，更多的指责它过于偏颇以至于割裂了现代人以及中国古典文化的联系，尔后顺水推舟的指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多麽的成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完美结合，实现了“和魂洋才”。 我个人并不认同以明治维新的成功来指责新文化运动对今时今日古典文化传承有所缺失的恶果。民国时代并不是没有传统文化的大师，奉行中庸之道的大师们不会看不到事情发展的两面性。而且说到割裂传承，文革犹有甚之。在我看来在融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中日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封建专制在根基势力的差别。论时间长久，中国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诞生于秦朝，而这套制度直至公元五世纪才传入日本。论影响范围，从秦至清帝国的范围有多大，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就有多大。论思想的深度，中国民众从小接受的忠君教育，足以使忠君观念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但日本幕府民众忠于幕府将军吗，各地大名忠于大将军吗，各为其主的武士忠于幕府将军吗。所以新文化运动与明治维新并不能一概而论，在思想上宛如一盘散沙的日本知识阶层易于接受外来文化；但在中国封建主义深厚的土壤上，若非从根子上铲除这种封建思想文化，那么在中国西方思想中优秀的部分的传播只会举步维艰。 所以我很理解梁先生对旧史学的这种批判的态度。因为若不是决绝的批判，中国史学断不会迈出新的一步。 书中梁先生对西方环境决定论的推崇也引发了我的思考。到底是什么决定文化呢？我们从小的教育是经济政治决定文化。但是在原始社会，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去改造自然的时候，他们赖以生存的采集经济，渔猎经济不是有环境决定的吗？ 直至到了现代，我们所谓的经济，无论是虚拟的资本金融游戏还是实体经济，他们所代表的都是一定量的物资，而这些物资都是由原材料--原始的农产品或矿产所加工而成，而这些原材料大部分的储量与产出难道不是由自然界所决定的吗。换句话来说，我们现今的经济难道不也是有环境决定的吗。假如某一国度的粮食由于气候而全面歉收，国家的经济会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难道不是环境决定论吗？ 以上只是个人有感而发，读此书学到了不少但思维发散的很远。可能关注点不同，所思所想竟与史学联系不大。
举例说明你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理解
举例说明你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理解 地理环境决定论强调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决定因素，一切人类活动都是自然环境的必然结果。地理环境决定论有三位代表人物，分别是拉采尔、辛普森和亨丁顿。拉氏认为“自然环境会盲目而野蛮地支配着人类的命运”，还提出了国家有机体的理论。辛氏将拉氏理论由“决定”发展为“影响”，认为影响社会发展的是地理条件的总体，而非某一单一的条件。亨氏强调气候对人类文明的决定作用。 我认为地理环境决定论，尤其是辛氏的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地理条件的总体，包括地理位置、海洋、地形、河流、土壤、边界、气候等，共同影响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 下面举例说明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人类活动的影响。 例一．河流、土壤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四大文明古国，即古巴比伦、古埃及、中国、古印度是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地区，它们都是建立在容易生存的河川台地附近。古巴比伦文明，即两河文明，发源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流域——苏美尔地区（中下游地区）；中国文明诞生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印度河和恒河孕育了古印度文化；古埃及文明也诞生于大河流域——尼罗河流域。 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四大文明都产生于大河流域，这说明河流、土壤和地形等地理条件对经济和文化有显著的影响：1.大河流域水分充足，如尼罗河每年7月至11月定期泛滥，浸灌了两岸干旱的 土地，为农业发展提供必要的水分条件。 2.河流流经森林、草原地带，含有大量矿物质和腐殖质的泥沙随流而下，逐渐 沉积下来，形成肥沃的土壤，为农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肥料。 3.大河的冲击平原地势平坦开阔，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人类的居住。 4.农业的繁荣发展，带动了手工业、畜牧业的兴起，也促进了科技文化的发展。 比如在两河流域，由于两河不像尼罗河一样定期泛滥，所以确定时间就必须靠观测天象。住在下游的苏美人发明了太阴历，以月亮的阴晴圆缺作为计时标准，把一年划分为12个月，共354天，并发明闰月，放置与太阳历相差的11天，并把一小时分成60份，以7天为一星期。 例二．地理位置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函谷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故称函谷关。函谷关西据高原，东临绝涧，南接秦岭，北塞黄河，是东去洛阳，西达长安的咽喉，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正是凭借其险要的地势和易守难攻的地形，函谷关成为我国历史上建置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在军事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这说明地理位置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东沿，中国南北海岸中心点，长江和钱塘江入海汇合处，北界长江，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和浙江两省。昔日的上海，只是一个以渔业和棉纺织手工业为营的小镇，而今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全球最大的贸易港口，这无疑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有关。上海滨江临海，具有建立港口的良好条件，而港口的建立又带动了交通运输业、商业和旅游业等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整个区域的发展。 例三．地形、海洋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对梁启超的印象与看法
对梁启超的印象与看法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读着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我仿佛回到了那个惊心动魄而又美丽的晚清中国，好像看到了千千万万个朝气蓬勃可谓是经历丰富，充满传奇。 晚清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剧变的中国，梁启超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不好说他生不逢时，亦不好说他生逢其时。我认为的少年正向我走来…… 在中国近代社会，梁启超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他从广东新会一直走到北京，从公车上书到护国运动，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都有他的身影。从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到晚年讲学著书，梁启超的一生梁启超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向标，恰恰是由于这个时代需要像他这样的人物出现，历史从来都是残酷的，它不容你有任何选择，便裹挟着滚滚的洪流匆匆而过。无论是时势造英雄，抑或英雄造时势，历史人物从来都走在时代的最前沿，他们摇旗呐鼓，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历史的进程就在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发生改变。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物，青年时代协助其老师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谁能想到这次考生的聚会，竟引发了后来的百日维新，从此维新派从幕后走到台前，登上了历史舞台。 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偶然还是必然？这很难说得清楚。历史上，陈胜吴广起义，就是缘于一次偶然的小事：陈胜、吴广等数百名戍卒被征发前往渔阳戍边，途中在大泽乡为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情急之下，只好发动兵变。但细细思量，在这起事件的背后，其实事件的发生是必然的。秦国的残暴统治必然导致人民的不满，这次起义迅速得到各地的响应，反秦起义如星火燎原。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事件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生：戊戌运动、勤王之役、辛亥革命、倒袁运动、护国运动……这些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单纯发生的，而是一个事件一个事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在历史的洪流中，梁启超无法置身事外，他积极投身于历史潮流之中。梁启超学贯中西，他想用自己的方法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富强、民主、自由之路，他不遗余力的做着启发民智的工作，并在文学界引发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这一系列的行为对于改变当时的文学风气大有裨益。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在政治上总体上是失败的，这可能是由于当时中国严酷的政治环境，也可能因为他被人诟病的“善变”；学问上，他的著述对后来的学术研究，作出的贡献是极大的。
梁启超的新史学
梁启超的“新史学” 1、建立的原因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可见，梁启超对旧史学非常不满，因此就要建立新史学。那么不满在哪儿呢？2、对旧史学的批判 这一部分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因为确实没有接触过对史学的批判。我们提到历史、史书，就觉得以前的史书很多，记载的东西也很多。如果问以前的史学有什么弊病吗？就会觉得，弊病？什么弊病？不知道。那看到梁启超的文章，他对旧史学就进行了特别犀利的批判，所以我觉得特别新鲜，感触也特别大。 ?“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 ?“四病二弊三恶果” ?“四弊”指：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十四史也只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可见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史学应当是全体国民的历史。 “其大弊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 史学家记载历史，你只记载这个朝廷的历史，记载这一朝代是怎么建立的的，怎么发展的，怎么灭亡的。你记载的是这个国家的历史吗？是国民的历史吗？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吗？你不记载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却记载帝王的、朝廷的历史！朝廷和国家一样吗？ 我看过一个电视剧，里面有个人就说了一句话“我可以为国家而死，可是我绝不甘心为政府而死。”这两个意思应该差不多吧。 “死节之所以可贵者，在死国，非在死君也。” 国家只有一个，政府可以有很多，政府只是人民选出来代替他们行使权力的一个机构。 “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记载历史不记载我们国民的历史，就激发不了学子的爱国、爱民族之心。记载某个帝王的朝廷的历史，培养的只是屈服在封
地理环境决定论
简介 地理环境决定论，简称“决定论”。即以自然过程的作用来解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从而归结于地理环境决定政治体制。这一论点曾广泛流行于社会学、哲学、地理学、历史学的研究中。 编辑本段发展 萌芽于古希腊时代，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认为人类特性产生于气候；柏拉图（Platon）认为人类精神生活与海洋影响有关。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个别民族特性与社会性质；希腊半岛处于炎热与寒冷气候之间而赋予希腊人以优良品性，故天生能统治其他民族。这些论点无法解释当时希腊半岛各民族的历史进程，但却影响深远。16世纪初期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博丹（Jean Bodin）在他的著作《论共和国》中认为，民族差异起因于所处自然条件的不同；不同类型的人需要不同型式的政府。近代决定论思潮盛行于18世纪，由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率先提出，被称为社会学中的地理派，或历史的地理史观。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将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扩展到不同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生理、心理、气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热带地方通常为专制主义笼罩，温带形成强盛与自由之民族。这些论点对照欧洲中古以来近代政体沿革也难于自圆其说。1881年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H.T.Buckle）在《英国文明的历史》一书中认为个人和民族的特征服从于自然法则。哲学与物理学中的机械决定论思潮亦给地理学中的决定论以有力的推动。这种从外部自然条件中寻找人类社会发展根本动因的荒谬的外因论，在当时却起着积极的进步作用。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用地理唯物主义反对唯神史观，以地理环境特点说明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作用也决定了这一思潮的广泛影响。传统的地理学家们程度不同地受到决定论思潮的影响，如洪堡写道：“我要努力证明自然条件对道德和人类命运的经常的、无所不在的影响。”李特尔认为由于英国“位置在众港湾从各方面包围的中央，所以自然地成为海洋的统治者。”第一个系统地把决定论引入地理学的是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 Ra-tzel），他在《人类地理学》一书中机械搬用达尔文生物学观念研究人类社会，认为地理环境从多方面控制人类，对人类生理机能、心理状态、社会组织和经济发达状况均有影响，并决定着人类迁移和分布。因而地理环境野蛮地、盲目地支配着人类命运。这种环境控制论思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欧美地理学的理论基石。在德国地理学界中，宣扬并推崇这一理论的有赫特纳、魏格纳（A.Wegener）、施吕特尔（O. Schlter）等。拉采尔的学生地理学家辛普尔（E.C.Semple）将这一思潮宣扬于美国，在《美国历史及其地理环境》、《地理环境的影响》等书中一再加以发挥，认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特定自然环境造成的。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E. Huntington）于1903～1906年间在印度北部、中国塔里木盆地等地考察后发表《亚洲的脉动》一书，认为13世纪蒙古人大规模向外扩张是由于居住地气候变干和牧场条件日益变坏所致。1915年他又出版《文明与气候》，创立了人类文化只能在具有刺激性气候的地区才能发展的假说。1920年他在《人文地理学原理》一书中，进一步认为自然条件是经济与文化地理分布的决定性因素，受到了巴罗斯（H.H.Bar-rows）的抨击。在20世纪20年代，从地理哲学角度看，决定论已非地理学的唯一基础，露骨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潮已渐趋没落，随后为索尔的文化景观论以及与法国人地关系中的或然论相孪生的美国的地理调节论所冲击；后者由于仍然渗透着许多决定论观点，陷入理论上的软弱性，因而不能从实质上否定决定论。有深刻社会背景和影响的“地理环境虚无论”、“地理环境不变论”以及“文化决定论”思潮，均力图取代自然决定论。 编辑本段意义 正确地阐明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有助于发展地理学理论研究和指导实践应
浅谈梁启超的新史学
浅论梁启超的新史学 【摘要】：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灭亡中国的步伐，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思想是现实的反映”。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也不例外。梁启超在西学影响下，本着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宣传进化论，批判旧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倡导“新史学”并以“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促进中国史学的变革。“新史学”所论述的史学问题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在世界史学史上完全有理由占有一席之地。像新史学这样对中国史学影响至广至深，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新史学虽有一些片面性影响，但其所倡导的史学贵在创新、良史当看重哲学、史学对于民族命运至关重要等论点，至今仍有深远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四病二弊民史影响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现状，联系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乃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文章主旨在于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力于此优胜略败之世界。”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主语者，在他那个时代，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失败等等。在民族危难，国人哀婉之际，，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面对民族危机的人们，都在选择民族自强之途。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世的。 一新史学的历史影响 新史学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从古代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新史学占有重要地位。五四时期的史学，正是沿着20世纪出的思想主张，与梁启超提出“除心奴”以求真自由的观念以及新民智、新民德的新民理想，有一定的前后继承关系。五四以后兴起的疑古史学，主要是对中国旧史学较为深层次的批判，受新史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比较新史学和旧史学可以得出几点认识：（1）在内容上，旧史学多偏于政治方面。质言之，就是旧史学眼光，注重朝廷一方面，新史学则注重全部民生。观察点不同，而其作用自迥异也。（2）在历史观上，旧史学主张循环说,新史学则主张进化说。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者，是教人了解现代社会之所以为如此现象，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是由百千万年进化而成。因为要认识现代社会，所以非研究现代历史不为功。研究过去，应用现在，所以期未来之效果。（3）在时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有史时代，以及有史时代中某个时期。新史学眼光，是向有史以前时代去推求，而步步向以后时代去推究。故新史学不能单恃书本，必须借助语言学文字学，而于考古学、人类学尤为且要。（4）在空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一部，新史学眼光则扩充范围及全部。旧史学所研究之空间范围小，新史学所研究之范围大。（5）在历史的构成上，旧史学以特殊史迹为个人所造成，新史学谓一切史迹，为人类公共合作而成。（6）在价值论上，旧史学往往囿于成见，偏于一种目的，不能恪尽天职。新史学家居于科学地位，不偏不倚，以阐明正义公道，期人类共趋于太平之
浅谈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及其贡献
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1．“喉舌论”的提出。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原文是这样的：无耳目、无喉舌，是日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之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梁启超进一步认为，中国应该像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大力兴办各类型的报纸：“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事者可阅水路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事臣责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犹恐文义太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E1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这样“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因此．在当今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喉舌论”．如何发挥新闻媒体的“耳目喉舌”作用．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 2．第四种族。粱启超主张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它十分赞赏西方报纸为“第四种族”的观点。他曾经说：“清议报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而叹日：‘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 由此，梁启超指出，报馆应该代表国民发表公议．也就是说报馆要代表国民来监督政府。 梁启超所说的“第四种族”．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四权力”．它的原意就是梁启超所讲的新闻界是早期组成国会的三种阶级——宗教、贵族及平民——之外的第四阶级。197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斯图瓦特(Dotter Stewart)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根据宪法规定。新闻自由条款包括了对新闻机构的保障．新闻自由条款的作用就是直接保障新闻业．他提出“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的最初目的是要在政府之外建立第四个部门．以监督官方的三个部门。”这就是著名的第四权力理论。 这个理论显然是对新闻媒体的社会地位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新闻自由的一个保障。3．新闻的“两功能”、“四原则”。另外，在梁启超到了El本以后．解读了更多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使他的思想体系飞跃而形成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体系。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报馆两大天职说和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原则。 梁启超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日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日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他认为政府是国民的雇佣，而报馆是国民的代言人。所以报馆可以像“父兄之视子弟”那样来监督政府。这是报馆的一大天职。另外，他还认为．报馆应当发扬“史家之精神，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也就是发挥向导国民的天职。这比以前认为报纸是替皇帝“宣德达情”的主张．大大前进了一步。 梁启超提出了衡量报纸好坏的标准，即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一是宗旨定而高——报纸不能以“牟利”、媚权贵”为宗旨．而要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宗旨：二是思想新而正——报纸要选取别国的新思想来贡献给本国国民：三是材料富而当——要做到知识丰富、全面．而且又要对材料严格选择，是读者“阅一字得一定之益”；四是报事确而速——要准确而且迅速的报道时事，要重视时事报道。这四条原则的论述．说明他对报纸的社会职责和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都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当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二、梁启超对新闻学的贡献
地理环境决定论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发展历程及其现实意义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级历史学基地班高尚 指导老师：柴彬老师 校园卡号：320050913131 【摘要】：“地理环境决定论”是西方史学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产生的时间长，持续影响的时间也长，并且影响力也比较大，虽然这一思想已经被证实是错误的，但是当把它放进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去认识时，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它积极的一面，并且在正确认识了这一理论中关于地理和社会相互关系后，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它具有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地理环境决定论发展历程现实意义 一，什么是“地理环境决定论”？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确认自然条件（即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一种思潮，简称“决定论”。即以自然过程的作用来解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从而归结于地理环境决定政治体制。是一种以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认为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思潮。是一个包含于“人地关系论”中一个理论体系或称观点。这一论点曾广泛流行于社会学、哲学、地理学、历史学的研究中。 二，“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起源 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在远古时代，人们出行不易，庄子有“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1的感慨。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在各地区的人们，终其一生，其可能达到的区域是有限的，如果是定居的农民其生活的区域就更加有限了。因此早期的文明，特别是定居文明非常受其所在地理环境、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这就可表述为文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具体地说西方关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最初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认为人类特性产生于气候；柏拉图（Plato）认为人类精神生活与海洋影响有关。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个别民族特性与社会性质；希腊半岛处于炎热与寒冷气候之间而赋予希腊人以优良品性，故天生能统治其他民族。这些论点无法解释当时希腊半岛各民族的历史进程，但却影响深远。我认为他们关于地理环境对历史进程影响的认识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认识存在于其中，这一认识相对于神话式的认识世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且这一思想对以后的学者有着深远的影响。 1庄子：《逍遥游》。
梁启超之教育方式浅谈
父亲 —浅谈梁启超之家庭教育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从公车上书到维新变法，梁启超先生引领了那个时代的政坛，其与时俱进，远见卓识的身影早已深入人心。然，培养出“一门三院士”的他，同时是一位合格的父亲，其教育方式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 在生活上，先生无微不至地关爱着孩子。思成车祸的那次，他真是急坏了，守在身旁，呼唤着：“思成，你醒醒，大夫一会儿就到，你不会有事的。不要紧，别害怕。”可是他心里却念叨着：医生怎么还不来？医生快来吧！只要让我孩子活下来，哪怕落下残疾我也认了。有这样悉心照顾的父亲，孩子怎么可能会有事。另外，关于思成和徽因的婚礼，先生对他们的婚事事无巨细，一一操心。他觉得孩子们在国外，可以从美国到加拿大，按西方风俗，在教堂举行仪式，婚后赴欧洲旅游，同时考察国外建筑，然后回国举行国内婚礼。他对孩子的爱既有传统特色，又有现代意识，虽然操办一切，却始终站在孩子们的角度，尊重他们的想法和意见，这是相当难得的，至少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其开明程度也是很多家长难以企及的。还有，我们知道在思成和徽因赴美读书期间，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因政而亡，先生的信中溢满温情，足以让孩子重燃希望。他告诫思成：“徽因遭此惨痛，唯一的伴侣，唯一的安慰，就要靠你，你要自己镇定着，才能安慰她。……林叔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学业，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孩子……”先生之关怀备至，从儿媳身上可见一斑。 在精神上，先生循循善诱地引导着孩子。徽因和思成毕业在即，国内社会却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两人不知所向时，先生以他的博大和通达排解了孩子们的苦恼：“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则甚？一面不可骄傲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而于社会总有多少贡献……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若何，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贡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先生可谓精神向导，随缘又不放任，自律又不苛求。 在学业上，他高标准地要求孩子，为了弥补孩子国学根底不足，他每个假期专门为子女授课，为他们讲：“国学源流”，讲“前清一代学术”，讲《孟子》、《墨子》等。思成生病住院疗伤期间，还为其安排了学习计划，“吾欲汝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可益神志，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荀子》颇有训诂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梁思成后来回忆道：“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 先生为孩子们的成材提供可能的一切条件。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梁启超，这位合格的父亲，以他无所不在的思想情感力量，潜移默化地引领者梁家下一代的人生道路。在风雨如晦，时局维艰，学术研究难以为继的情势下，梁家后代却薪尽火传，成为不同学科的顶尖人物。 是的，一位伟大的父亲。
史学论文：分析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新史学
分析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新史学 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比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要早十年。梁启超的史学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史学，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之一, 同时是西方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最早的传播者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纵观梁启超先生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梁先生对史学研究有特别的偏爱，尤其在史学方法论和史料学等方面梁启超先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他的每一部著作中都展现出了对封建史学批判的思想。在戊戌维新期间他就曾大声疾呼“史界革命”曰:“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他把史学与救国联结在一起。这是梁启超先生新史学的一大特点。 一、史学史：梁启超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 作为一个成长于传统封建士大夫家族的文人，梁启超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他建立的新史学正是在对封建史学的反思中形成和逐渐完善的。因为“新”史学就是向传统旧史学的挑战和解构。后世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内容，相当重要部分的内容与经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史学理论的正统论、春秋笔法、史例史体等，都与经学有着不可分的关系。到了近代，特别是20 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加之新史学思潮和西方自然科学以及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学科的出现对旧中国的影响，促使他举起史学革命的大旗，把传统经学放在审判的地位上。可以说，他在努力摧毁经史之学，即对涉及古代史学思想的经学进行全面解剖，是一次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
在梁启超先生1901年到1902年写的两篇文章《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中，他尖锐地指出了传统史学的弊病。他认为史学根本的弊病是封建政治，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他对新史学的建构，从而初步构筑起其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这些主张成为他日后治史的方针。随后，1902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传统史学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系统全面地分析。指出封建史学最大的缺陷就是服务的对象狭窄，只有君史而忽略了大众史。他说:“质而言之, 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 总不离贵族性, 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知识阶级。故其效果, 亦一如其所期, 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随即他又指出所谓旧史学有二病、四弊，认为这是中国旧史学最突出的问题。第一，即“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反对封建王朝的历史，二十四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应建立国民的历史，应将过去“‘皇帝的教科书’变为‘国民资治通鉴’和‘人类资治通鉴’。即‘质言之, 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在他看来《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界的巨著，可是内容和体系安排上也是分周记、秦记、汉记，并没有对传统的封建王朝史的编纂体例有所突破，此外历史家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在考量其对封建王朝利害的基础上做出的。同时，他也毫不留情地指出过去所谓的正统无一不是君统。过去的年号纪年也是非常不科学的，过去皇帝为了彰显权利所用年号无数，说年号不能明示距今有多少年。他认为在中国最为科学的纪年应该用与西方耶稣纪年相似的孔子生年纪年。第二，中国应该建立大众史，而非单一的个人史，中国过去写的都是个人的历史，这就难免会一叶障目，难以看清历史的全貌。
梁启超新史学从政治向学术的过渡
梁启超新史学从政治向学术的过渡 黄敏兰 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1902年,他发起“史界革命”,推动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梁启超在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中外历史编纂、史学史、人物传记等各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史学革命思想及其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百 “现代史林泰斗”。① 年史学基业。梁启超被史学界公认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 一、挑起“史界革命”大旗 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新史学》一文,公开挑起“史界革命”的大旗,从此而开辟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天地。梁启超《新史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宣言书,宣告了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传统史学的终结。梁启超的“史界革命”堪称是一项开天辟地的创举。 梁启超的“新史学”前后有明显的变化。早期的梁启超主要是政治家,其学术活动多以政治为目的,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此时梁启超对传统史学主要是进行政治批判而缺乏学术分析,对新史学也未做实质性的学术建设。在《新史学》中,梁启超着重阐述的是政治理论,分析国家与政府的关系、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落后的国民性,探讨西方民族强盛及中国落后的原因。当时梁启超是要以新史学动员民众与专制势力作斗争。所以他提出“史界革命不起,则国不可救”这样严重的问题。直到梁启超退出政坛,成为纯粹的学者后,他才全身心地致力于新史学的学术建设,对传统史学的评价也趋于客观。 《新史学》的内容主要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宣扬民主和爱国思想的政治理论,另一部分是主张用新史学这一新学术来教育民众的史学理论。不过,这两部分是融为一体的,很难截然分开。例如他论证的“正统”问题,既是指史学上的正统之辨,也指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宣扬民主政治理论,也是他提倡用新史学、新学术来启蒙和教育民众的实践。所以,“史界革命”既是学术革命,也是政治革命的一部分。 《新史学》主要内容如下: 11批判旧史和旧政治。 《新史学》的一多半文字都是用来批判旧史。除第一节《中国之旧史》外,还有后三节《论《论书法》和《论纪年》。在全书的六节中有如此大的比重用于批判,可见激烈的批判正统》、
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和史学研究方法
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和史学研究方法 葛喜生·鉴古野叟 梁启超先生不愧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革命的宣传家、发起人。他早在1901年9月就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指出“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09年5月北京第1版，第161页）既道出了旧史学的局限，又道出了新史学要将研究的关注点放在全体国民，研究这一群体的经历以及原因结果。次年2月，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展开批判旧史学，他说“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同上书，第176-177页）接着他分析了旧史学“四蔽”及由“四蔽”所生之“二病”。 蔽之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同上书，第177页） 蔽之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同上书，第177-178页） 蔽之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夫陆沉我国民之罪，史家
历史研究-浅论梁启超历史研究的“客观研究法”
历史研究-浅论梁启超历史研究的“客观研究法” 论文关键词：历史事实史料客观研究法个性特征普遍规律论文摘要：梁启超历史研究的“客观研究法”实质上就是以历史客观李实为墓石，以真实史料为中介，在认识上反复深化，从而揭示出历史事实的个性特征与普遍规律，并为现实生活提供“资鉴”的方法。 梁启超说：“历史者，叙人群进化之现象合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就是说历史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历史进化的规律，从而为现实生活提供“资鉴”。正因为如此，梁启超提供出历史研究必须客观，要使用“客观研究法”。客观研究法是梁启超历史研究法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也最明快、最有说服力地体现了他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倾向。虽然梁启超的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历史研究法 (补编)》早已成为历史，但其方法的精华却早已融人后来的历史研究之中。在新世纪到来之际，重温他的历史研究的客观求真方法，仍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不仅是重新认识作为历史人物的梁启超的需要，而且客观、公正地研究历史也仍然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立足点。 一、历史事实之客观性与整体性 历史的客观性表现在它的事实性、整体性。历史的真实一方面是事实之真，另一方面则是本质的真实。事实之真是从单个事实本身来说的，而本质之真则是从历史事实之间联系的角度和整体角度来说的。自然界不用说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社会历史现象也是客观的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是客观的，是过去、现在发生过的事实。历史不是简单的各民族、人群或各个人的孤立活动史，或其活动的叠加史，而是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间的民族、人群或个人通过其文明的创造活动创造出来的、其间存在着相互的差异、联系和影响，并由于差异而相互补充，由于联系而相互作用，由于作用而相互影响，进而共同构成具有内在逻辑必然性的人类社会历史整体。 历史的整体性以历史事件的互相联系和影响为纽带而表现出来。历史的整体性与梁启超关于全民进化的历史观点相互说明而关联。梁启超说，历史事件的发生、各民族的活动，都有环环相扣的关系，“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人类的历史活动息息相关，“如牵发而动全身，如铜山西崩而洛钟东应”。不独各国的历史是“整个的”，而且全人类的历史也是“整个的”，世界历史则是各国人民在创造文化、文明过程的总和。历史事件如果离开了人类历史的整体，就不成其为历史事件。“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于纵的方面，最少为前事之一部分之果，必于其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为前事之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历史好像一条长链，环环相接，继续不断，坏了一环，便不能活动了。 不独历史事件不能分割看，就是人类在历史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意志等也不能分割看，而应当当作一个整体看，不仅把思想意志当作一整体看，而且要把历史客观事实与历史思想意志当作一个整体看： “史绩有以千年或数百年为起讫者，其绩每度之发生，恒在有意识若无意识之间，并不见其有何等公共之一贯目的。及综若干年之波澜起伏而观之，则俨然若有所谓民族意力在其背后。治史者遇此等事，宜将千百年间若断若续之迹，认真筋摇脉注之一全案，不容枝枝节节求也。 梁启超说，数百年或数千年的史实是一个整体，其间各时代发生的史实是
《新史学》
《新史学》 百科名片 梁启超 "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者也"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资 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 志。 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子、 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早年结识康有为，研究新学，宣传变法。戊戌政变后，政治上日趋保守。1918年起脱离政界，此后专事讲学与著述。史学是其所长，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上有一定的影响。 梁启超个人经历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具体构想； 后者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和第四册。[编辑本段] 《新史学》 《新史学》分节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 其关于《中国史叙论》 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所在。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
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重要的。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这是他的局限性。 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 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所谓"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说的历史哲学。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矣。"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