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士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虐、自恋情结
中国古代文士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虐、自恋情结
摘 要：在一个以官场为主的社会里，中国古代文士关怀终极价值，沉溺于自营的理想境界，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生命的能量向内转，通过自虐式的感官刺激来获得暂时的宣泄和解脱。由此生发的自我意识也构成中国人传统品格的一个部分。
关键词：古代文士 人性分裂 渗入沉淀 文化品格
曾经在图书馆无意中看到一本评《西游记》的书，翻了一页，讲到孙悟空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得修成正果，反映了一种在专制制度下的文人的自虐心态。因为政治黑暗，个人进退不具备可预测性，所以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心态对待磨难。
在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心灵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情结。它象莲藕一样悄悄种植、萌芽、生长，不被察觉，却无声无息地模塑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标准形象。它凝结一团，图戳在中国文人士大夫内心深处，是引发痛苦、导致呻吟的病灶，又是躁动不安、随时准备与外界刺激相呼应以酿成某种惨怛凄厉的呐喊的带电云团。
这实际上是精神的流亡，是精神苦闷的象征。他们追求精神自由，追求高古的人格，不愿与当时的社会达成妥协：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生命的能量只能向内转，通过自虐式的感官刺激来获得暂时的宣泄和解脱。即便列入”天地君亲师” 供奉在香龛里。但是，如果哪位舞文弄墨者不安于位，从“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上走下来，偏要食人间烟火。乃至于插手政治，染指权力，干预现实，觊觎利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岁月里，文人越位的结果，无非
两道，一是春秋战国屈原跳进泪罗江的自杀（自戕的心狱），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他杀。刽子手将文人的宿命按到刑台上，刀起命丧的剧痛代价，才逼迫某些觉醒者发出微弱的响声。而这觉醒的响声，因为微弱，在发出的同时就即刻隐没在了人声鼎沸的嘈杂喧闹里。
在中国，数千年来，叫做士，叫做文人，叫做知识分子的阶层中绝大多数人，由于其心灵深处，对于权力，有一种亲和性；对于长官，有一种趋迎性；对于统治阶层，有一种依附性;对于名利场，有一种竞逐性，因之特别崇信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之说。儒家文化中的超验因素或对于超越个体生命的永恒不朽的价值的追求，恐怕更集中、更明确、也更具体地表现为对“名”、尤其是“身后之名”或“不朽之名”的追求上。矢志不懈，奔走终生，一息尚存，斗争不止，悬梁刺股，囊萤映雪，以书为砖，敲开仕门。这种与生俱来的，不教自会的本能，如蛾趋火，如蝇逐臭。 于是，凡文人当官者，或想当官者，无不处于这样的蝇营狗苟之中。没做到官者，内心空落落地，惶惶不安，做到了官者，生怕坐不稳当，惴惴不安;做了不大的官者，要往上爬往上攀，怵怛不安;官做大了者，又怕高处不胜寒，忐忑不安。总而言之，那按捺不住的“入仕”情结，那百折不挠的“为官”情结，既痛苦，又追求，既煎熬，又贪恋，既战战兢兢，又屁颠屁颠，既清高不屑，又乐此不疲。然而，“学而优则仕”，谈何容易？这一句话，包含着“学”，“优”，“仕”三个层次，它们不是必然的步步登高的阶梯，而是残酷无情的，不
断淘汰的过程。由“学”而”优”，犹如蚂蚁上树，能爬到树顶的“学而优”者，少之又少。由“优”而“仕”，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掉进湍急的河流中成落汤鸡，成溺死鬼者，多之又多。因此，能够过桥的“优则仕”者，每朝每代，也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中国有无数的读书人，做过无数鱼跃龙门，一举成名的梦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说来也是一种痛苦的自虐。明知是杯苦酒，但端起来总不撒手，而且喝起来总是没够的。纵使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纵使禀赋优异，天资卓越的文人。
在中国文化史上，文人这个群体中时时表现出一种精神的趋向性：“广陵绝响”的嵇康，作“穷途之哭”的阮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以及文章读之如“嫠妇夜泣”的徐渭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郑板桥。他们关怀终极价值，喜欢沉溺于自营的理想境界，往往以一种传统来反抗另一种传统。他们的人格表现出复杂的多元组合。
中国文人有一种奇特的品质，都以维系数千年的中华文化自任，以“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书生意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首先应该是社会的批判者（没有批判哪来创新），其次是知识的创造者，至少也应该是知识的再生产者；他们更应该有独立的品格。在暴政的压迫下，在战乱的摧残下，在文字狱的恐怖下，在掌握权杖的帝王和不掌握权杖的人民大众联合起来以毁灭文化为乐事的无知愚昧统治下，与暴政，与侵略者，与非正义，与人吃人的制度，与一切倒退、堕落、邪恶、愚昧，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这是一个赴义
就死、义无返顾的场面，人人热血沸腾，家家热泪盈眶。正因为一代又一代传承相继，中华民族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凤凰涅盘，浴火重生，始终葆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对此，中国文人功不可没的，
文人，这个过时的名词，近年逐渐增加了贬义。但是在商业意识形态全面对社会的入侵之前，还代表着几个世纪以来的所有人的辛酸与梦想，中国传统文人骨子里是羸弱的，或者说，他们不够强盗的心狠手辣，百无一用是书生。历代被文人津津乐道的“魏晋之风”，其实也是不堪一击的后来文人之间虚拟的一出自恋剧。
自恋是人们普遍具有的一种心理倾向,人或多或少都有点自恋情结。而对于文人而言,自恋往往表现得更为明显。弗洛伊德所言:“许多艺术家、作家等都是极端自恋的。他们的自恋并不妨碍他们的艺术,相反常常有助于他们的艺术。”
梁启超先生就说过：“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宝璐……”(《涉江》)“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离骚》) 《离骚》开篇的“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几句，把自己看成是无从考证的帝王后裔，甚至连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也变得那么的美丽。
而谢灵运关于“文章才气”的划分自来在文人之间津津乐道：
南朝·宋·佚名·《释常谈·八斗之才》：文章多谓之八斗之才。谢灵运尝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宋代·徐子光·《蒙求集注》：谢灵运云：“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敏捷，安有继之。”
甚至豪放如辛弃疾也有“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不恨吾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的自恋心结。
至于在文坛臭名昭著的文人相轻其实便源于文人的自恋。“文人相轻”典出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其实在曹丕以前，秦相李斯便由妒生恨，终以政治手段将同窗韩非迫害致死。曹丕之后，三国奇才周瑜妒嫉卧龙诸葛亮，唐卢照邻之耻居杨（炯）后。唐代卢杞忌妒颜真卿，北宋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敌对，杜甫不喜陶渊明的风格，欧阳修瞧不起杜甫的诗，张居正惮忌海瑞，左宗堂妒忌曾国藩的才干等等……连素以洒脱不羁的东坡先生也不能免俗。如王安石在黄州任上时，曾做诗一首，其中有”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之句。与之素来不睦的苏东坡听闻后，即刻对此做出反应，泠潮更兼热讽。后东坡遭贬适黄州始知所谓“明
月”不过是当地一类犬名，而“黄犬”则为鸟名，遂羞愧无地自容。这是后话。
在一个以官场为主的社会里，古代中国的文化人自身是非常痛苦的，他们的理想常常被世俗的权力侵蚀以至扭曲，同时又找不到可以脱逃的道路，人性的分裂就很自然了。中国知识分子受灾民理性影响，独自面对一个强大的政治流氓集团，身出在一个狭窄的生存空间，靠脸色行事，靠智慧苦熬，脊梁骨早被打折，历次政治运动和思想屠杀，彻底阉割了他们内心的道义关怀，他们是极其痛苦的。他们面对一个普遍粗鄙的水浒化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无法在酱缸文化中打捞自己的灵魂，置身一个治乱无常的封闭社会，对于其中的形形色色的潜规则，他们无所适从，彷徨于无地，文化异端李贽、 鲁迅等人，疯狂自虐，绝望反抗，用血滴进传统。中国文化缺乏一条起码的道德底线，就是制止残暴无人道的事情发生甚至形成制度、习惯的那种内在的文化力量。它的残酷性不但没有被中国的仁义道德所批判、摧毁，反而在仁义道德的文化土壤中存在了千百年，成为社会制度、习惯。更可怕的是，这些非人的制度习惯在历史文化的发展中侵入了文化的机体，甚至已经构成中国人传统品格的一个部分。
作者简介：黄凤玲（1973—），女，副教授，云南大学文艺学硕士在读，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化批评研究。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
从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公元589年约近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北朝，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称为中国中古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是一个承上启下，走向繁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学思想、文学的题材、体裁以及整体风貌上，都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是同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哲学思想、文艺思潮密切相关的。
一、时代特征、哲学思想与文艺思潮
（一）时代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这近四百年间，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外，一直处于分裂、动荡之中，汉末动乱，代之而起的是三国鼎立。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西晋王朝，至280年灭吴而统一全国，但至316年即由于“八王之乱”而灭亡。317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420年又为刘裕所篡。此后便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方是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南方则宋、齐、梁、陈几个朝代频繁更迭。这一时期除了西晋的统治时间较长外，其余的朝代均为时较短，最短的萧齐政权不过20余年，王朝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南北对峙带来的相互攻伐，使这一时期战乱不断，少有宁日。战乱使很多人丧生，也带来了饥馑、瘟疫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文人的心态与精神风貌，同时也影响到整个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与作品的基调。因为战争造成的大量的人口死亡，使心灵敏感的作家与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命运的多变难卜，人生祸福无常以及生命个体面对多变的时代风云的无能为力，于是，我们便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看到了一些集中的文学主题，如生死主题、游仙主题及隐逸的主题。在乱世之中，文人的生活方式或表现为或慷慨悲歌、或任诞放达、或及时行乐，追求声色，而文学风貌也呈现出或梗概多气、或隐约曲折、或绮丽华靡的特点，这些都不能不说和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社会动荡不宁外，其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则是门阀制度。
中文系作业论文必备-浅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从《诗经》到宋词
——浅析中国古代诗歌中女性意识
摘要：从正史文学《诗经》起，女性意识的萌芽就开始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滋长。历代的诗词歌赋，散文戏曲，传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无论是男作者笔下的女性，还是女性独立创造的作品，都渗透着这个时代的女性意识。本文主要以古代诗歌为例，截取《诗经》到宋词这一段诗歌鼎盛之期，浅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诗经 玉台新咏 唐诗 宋词 女性意识
纵观中国的传统，男女不平等，即男尊女卑是显而易见的。从父氏社会到后来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女性地位急剧下降，男性统治整个社会，制定符合男权的道德，法律，伦理，礼仪，文学，并且通过世袭的方式根深蒂固的存活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文化传播是男权统治者维护其利益，使女性成为被统治者的重要方式。在《周易》中就提出天尊地卑，阳主阴次的观点，这无疑是对男女权益的一种盖棺定论。当女性被禁锢在桎梏中的时候，文学作品成了抚慰女性悲观和反抗情绪的重要渠道，无论是男性作者下的女性人物，还是女性独立创作的作品中，都会透露出强烈的女性解放意识，或多或少成为了一种对女性的人文关怀。
《诗经》中描述女性的诗篇中女性形象各一，既有处于家庭支配地位的赘婚之女，也有哀怨凄婉的弃妇形象；既有天真烂漫的少女，也愁肠百转的待嫁女；既有不畏世俗流言，为爱义无返顾的女孩，也有顾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安于天命舍弃爱情的女子。分析《诗经》里以女性口吻叙述的诗篇，大致我们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女性意识：1，女性的独立意识，如《箨兮》、《著》。2，女性的依附意识，如《伯兮》：“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逼真地表现了一位感情笃挚的思妇形象。3，女性的反抗意识，如《氓》：“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反映出被伦理纲常束缚已久的女子对丈夫始乱终弃的控诉。
江苏省扬州中学2024-2025学年高三上学期8月开学考试 语文 Word版含答案
江 苏 省 扬 州 中 学 暑 期 练 习
高三语文 2024.8
试卷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
首先，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的文学是指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中“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同时又有文笔之分，刘勰《文心雕龙》言：“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萧绎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
其次，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志》，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更系统，讨论更深入。《文心雕龙》上篇的主要篇幅讨论文体，分33大类。其《序志》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魏晋士人的享乐主义生命意识
收稿日期:2008211220
基金项目:本文为浙江省 《大学语文》 省级精品课程建设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陈婉(19752) ,女,江西上饶人。浙江义乌工商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文学批评史。
第 8 卷 第 2 期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Vol . 8 No. 2
2009 年 04 月 JOURNAL OF HUAIBEI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COLL EGE
Apr . 2009
魏晋士人的享乐主义生命意识
陈 婉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 浙江 义乌 322000)
摘要: 魏晋是我国历史上最混乱、 最残酷 ,也是最黑暗的时代 ,它同时也是继先秦思想解放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期。
一方面 ,它以动荡纷乱、 黑暗恐怖而著称于历史;另一方面 ,又以动荡岁月中士人的生命意识与个性融入审美与艺
术创作中 ,以高迈飘逸的风神卓然标峙于文学。此时士人的享乐主义生命意识 ,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对这一时期
的生命的反思。
关键词: 享乐主义;生命意识;放纵
中图分类号: I206.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275 (2009) 0220073202
魏晋是我国历史上最混乱、 最残酷,也是最黑暗的时代,
它同时也是继先秦思想解放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期。宗白
华先生在 《艺境》 中就说过: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
混乱、 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 极解
放,最富于智慧、 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
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
放,人格上、 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 高贵与残
忍、 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 ” [1 ]
这一时期理性主义
精神重新抬头,也正是由于理性精神的抬头,使得人对于自
身的体认出现了自觉的意识,于是也就有了人对于自身的审
中国古代异端伦理文化
中国古代异端伦理文化
“异端”是与“正统”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学说是“正统”（儒家是我国先秦时期由孔子所创立的一个学术派别，是古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我们今天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古代中国是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与“正统”相对应的“异端”，按照朱熹的解释就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所谓“圣人之道”就是儒家所倡导的行为规范，与“圣人之道”相违背的就是“异端”。 “伦理文化”就是关于道德的学说。“中国古代异端伦理文化”就是泛指晚清之前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那些与正统儒家伦理相离、相悖的伦理文化，也包含儒家学术内部的非正统和反正统部分。
围绕这一主题，我今天想重点谈四个问题：一是中国古代异端伦理文化的载体；二是中国古代异端伦理文化中的自由论；三是中国古代异端伦理文化中的自私自利论；四是中国古代异端伦理文化中的感性享乐论。
一、中国古代异端伦理文化的载体
中国古代异端伦理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不是毫无根基的空中楼阁，它有着特定的载体，即产生于其中，依附于其上，并通过它表现自身的东西。这些载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隐士。“隐士”顾名思义就是隐居的人，也就是远离社会政治的人，其中有的是仕途失意者，有的则是不愿为官的人。这些人又不同于一般的人，往往是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在先秦子书中，就有所谓“隐者”，“逸民”的记载，从《后汉书》开始，正史中专设《逸民列传》，载各朝各代著名隐士。虽然这些隐士隐的地方不一样，有的“藏身江海”，有的“山棲木食”，有的“高枕柴门”，但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一是不慕财利，视金钱如粪土。如 “浔阳”（九江及附近）隐士陶渊明说自己：“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虽“误落尘网”三十载，但终得“返自然”，“忘怀得失”。
二是淡漠仕途。这里有生不逢时的半路出家者，更多的是屡屡拒官，自觉与社会政治保
持距离的人。皇甫谧《高士传》载：“尧让天下于许由，……不受而逃去。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许由以为让他做官的话污染了他的耳朵，故去颍水（颖河，河南、安徽境内）边洗耳，被后人称作“洗耳翁”。
美人爱欲与封建枷锁——对《长生殿》李隆基爱情悲剧的精神分析阐释
6魏诗筱：美人爱欲与封建枷锁
美人爱欲与封建枷锁
——对《长生殿》李隆基爱情悲剧的精神分析阐释
魏诗筱
（吉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
作者简介：魏诗筱（1995-），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文艺学。【摘 要】《长生殿》是清代洪昇的代表作，讲述了李杨生离死别的悲剧爱情故事。其中，洪昇对李隆基这一悲剧形象的塑造，推翻了人们以往对帝王的看法。剧中李隆基对杨玉环的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矛盾冲突，这是他的人性本能欲望与社会封建性伦理道德要求相冲突的表现。因此，运用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人格结构论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和阐释李隆基的爱情悲剧。【关键词】李隆基；李杨爱情；本我；自我；超我；潜意识愿望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1007-0125(2018)27-0006-03
李杨爱情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少有的帝妃式爱情，是以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改编流变出的、封建制度下帝妃式的爱情故事典范。洪昇充分借鉴前人的创作成果并“借旧曲，翻新意”，将唯美悲戚的爱情注入到严肃的历史事实之中，令乏味冷酷的故事增添了一抹亮色，使《长生殿》一举成为“千百年来曲中巨擘”，得以多重演绎、流传至今。剧中李隆基对杨玉环由欲到情的爱恋、李在两人爱情中多次出现第三者的变心以及在安史之乱中为保封建帝位下令赐死杨的负心，使这份爱表现出一种矛盾冲突。本文将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长生殿》中李隆基的人格结构及潜意识愿望进行阐释。揭示李隆基爱情心理中激烈的内在矛盾——本我与超我的矛盾性冲突，这也是该人物悲剧性的根源。同时通过对李隆基潜意识愿望的分析，进一步加深对李隆基爱情悲剧的认识。一、美人爱欲——“本我”的原始表现
本我按“快乐原则”行事，是一种遗传下来的原始本能，即性本能。“本我代表未经驯服的激情”，它在“快乐原则”的支配下竭力满足本能需求的冲动。“我们整个的心理活动似乎都是在下决心去求取快乐而避免痛苦，而且自动地受唯乐原则的调节。”①最初，李隆基对杨玉环的爱受原始本能冲动的驱使，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欲望性满足，主要表现为对玉环“丰姿秀丽”的肉欲贪恋与“倾国之貌”的美色之恋的肤浅情感。在与杨玉环的爱情行为中，他所寻求的是一个男性对性欲的满足。《定情》《春睡》《幸恩》《窥浴》中对帝妃私生活的描写充满了艳色靡乱。“爱他，红玉一团，压着鸳衾侧卧”“轻盈臂腕消香腻，绰约腰身漾碧漪”“这鬓影衣光，掩映出丰姿千状”等，描述了杨玉环美丽姣好的容颜与丰腴的体态，这种百媚千娇的女性特征深深吸引着李隆基。“只见你款解云衣，早现出珠辉玉立”“锦云中一对鸾凰”表现出李对杨肉欲的渴望与爱恋、对鱼水之欢的贪恋。“鸳帏”“秀幕”“芙蓉帐”，是李隆基寻求性欲望满足的象征。此时，李隆基的爱情是一种基于本能欲望的美人爱欲。李杨的爱情生活大部分是纵情声色、追寻享乐满足的。这种行为受本我追寻快乐原则的驱使。抛去帝王身份看李隆基，他其实是一个有很高文艺造诣的艺术家，崇尚艺术、追求自由也有向往普通男女之爱的理想。《密誓》一出中，李杨许下生生世世的爱情盟约。《制谱》《舞盘》的场景中，两人通过音律舞蹈实现艺术的共鸣、心灵的沟通。“恍如飞燕游龙，真独擅千秋矣”精通音律的李隆基遇到能歌善舞的杨玉环便欲罢不能。在杨玉环面前他可以放下社会角色的约束，可以不顾一切地与杨玉环夜谱羽衣曲、日做霓裳舞，充分展现对乐曲的喜好与兴趣。李对杨的爱不只基于美色与肉欲，更是对那个集美好才情和高贵情操于一身的女子的真心喜爱。二、负心变心——“自我”的矛盾挣扎
中国古代文人恋乡情结成因的理解
中国古代文人恋乡情结成因的理解
中国古代文人的恋乡情结，是他们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和难以割舍的情感。这种情结的形成，既有历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也有个人心理和情感因素的作用。
首先，中国古代文人的恋乡情结源于对乡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从小在故乡的土壤中成长，故乡的山水、风土人情、邻里关系等都是他们最熟悉、最亲切的生活元素。故乡不仅提供了他们生活的物质基础，更塑造了他们的精神世界，成为了他们心灵的寄托。这种深深的归属感使得他们对故乡的情感变得极为深厚和执着。
其次，中国古代文人的恋乡情结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强调孝道、仁爱、忠义等价值观，故乡是他们实现这些价值观的重要场所。他们通过在故乡的成长和奋斗，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责任，这种成就感使得他们对故乡产生了更深的情感依赖。
此外，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环境也对其恋乡情结产生了影响。他们常常远离都市的喧嚣和繁华，生活在乡村或小城，这种与自然和社会的紧密联系使得他们对故乡产生了深厚的情感。同时，他们也常常通过诗歌、散文等文学形式，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和眷恋，这种情感的表达和传递也加深了他们对故乡的情感认同。
最后，个人心理和情感因素也是恋乡情结的重要成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情感体验，故乡是他们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在远离故乡后，他们常常会怀念故乡的人、事、物，这种怀念和思念成为了他们情感的重要寄托。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人的恋乡情结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源于对乡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与他们的生活环境和个人心理和情感因素有关。这种情结不仅体现了他们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也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情感的珍视。
中国文人的情结研究
龙源期刊网
中国文人的情结研究
作者：顾云芳
来源：《文教资料》2010年第10期
摘 要: 中国古代文人在长期的文化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心理习惯,包括思维习惯、情感习惯、审美习惯及价值取向等。这些共同的心理习惯不仅在古代文人身上有经常的表现,而且在现代文人身上得到了继承。本文作者把这些共同的心理习惯概括为中国文人的五种情结,即漂泊情结、归隐情结、诗酒情结、乡土情结和悲秋情结。
关键词: 中国文人 情结 自身理想价值
中国文人的“情结”是指文人在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的共同作用下,在历经几千年的衣钵传承后形成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习惯,包括思维习惯、情感习惯、审美习惯与价值取向等。由于中国文人的文化情节有对前人的继承,不同文人之间也表现出相似性,因此在他们身上产生作用的可能更多的是集体潜意识。“集体潜意识”是人格结构最底层的无意识,包括祖先在内的世世代代的活动方式和经验库存在人脑中的遗传痕迹。就是说一个人在不断地学习、积累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就逐步形成了相似的心理习惯,并逐渐成为个人的潜意识,当具有这种潜意识的群体在时空上不断扩大时,也就形成了集体潜意识。在这种潜意识的共同作用下,加上相似的人生境遇,中国文人往往采取相似的心态、手段、方式去应对人生,这就是中国文人的情结。
综观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国文人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文化情结。当同一种人生境遇、同一种审美情境在历史上不断地重现,这些东西便逐渐沉淀下来,成为后世文人心灵上的情结。这些情结一旦遭遇合适的情境,便又在这些文人身上重现出来。因笔者才识所限,本文仅举其现象,举例说明也不分古今先后。至于各种情结的源流,则有待大方之家的深入研究。
一、漂泊情结:胸怀大志的豪情和功业难成的痛楚
曹文轩在《前方》一文中写道:“人有克制不住的离家的欲望。”在曹文轩看来,离家的欲望是在人类早期的迁徙中逐渐形成并遗留下来的一种习性。他说:“当人类还未有家的意识与家的形式之前,祖先们是在几乎无休止的迁徙中生活的……任何阻拦与艰险,也不能阻挡这声势浩大、撼动人心的迁徙。后来,人类有了家。然而,先前的习性与欲望依然没有寂灭。人还得离家,甚至是远行。”中国文人自孔子始便一直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奔波不已,后世文人不断地沿袭这一传统,逐渐形成了读书人必须离家建功立业的共同理想。孔子“在奔走于列国之间的年代里……多次碰壁之后已知自己的主张、抱负不能实现,仍能坚定地为之奋斗,被称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出版社,1988年版)可见孔子对有所作为的强烈渴望。所以后世文人多以孔子为典范,认为学有所成当匡济天下。 龙源期刊网
浅谈宋代文人个体生命悲剧意识的觉醒(下)
浅谈宋代文人个体生命悲剧意识的觉醒（下）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探讨了宋代文人个体生命悲剧意识的觉醒，主要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主题来进行分析。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这一话题，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宋代文人对个体生命悲剧的思考和表达。
我们需要明确宋代文人个体生命悲剧意识的觉醒是如何产生的。在宋代，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严格，社会变革频繁，战乱不断，这些社会背景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态。宋代文人对儒家思想的反思和批判，也为个体生命悲剧意识的觉醒提供了思想基础。佛教、道教的思想渗透和文人的精神追求，也为个体生命悲剧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另一种精神支撑。
我们可以通过宋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主题来进一步理解个体生命悲剧意识的觉醒。比如在《牡丹亭》中，文人对生命的短暂和悲剧的把握，以及对个体情感世界的关注和表达，都成为了该作品的核心。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悲剧命运和对个体生命的思考，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了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经典之作。通过分析这些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宋代文人对个体生命悲剧的觉醒与思考。
我们需要探讨宋代文人对个体生命悲剧意识的觉醒对后世的影响。宋代文人对个体生命悲剧意识的觉醒，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现象，更是对人类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和表达。这种意识觉醒对后世的文学、艺术和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明清之际，文人对个体生命悲剧意识的继续思考和表达，为后世的文学作品和思想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在现代社会，个体生命悲剧意识的觉醒也成为了文学、电影和艺术作品中的主要主题之一，这些作品不仅仅是对个体生命悲剧的诠释，更是对人类生命和命运的深刻反思。
宋代文人个体生命悲剧意识的觉醒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历史现象，它不仅仅影响了宋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更为后世的文学艺术和思想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通过对这一话题的深入探讨，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和历史发展。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一话题的探讨中，对宋代文人个体生命悲剧意识的觉醒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2000字】
论中国文学的三次自觉-2019年精选文档
论中国文学的三次自觉
一、概说中国文学的三次自觉
关于文学的自觉，主要有“魏晋文学自觉”、“汉代文学自觉”、“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先秦文学自觉”等多种说法。笔者认为，所谓“自觉”，是相对于文学时代的不自觉而言的，就中国文学史的宏观演变过程而言，在唐宋之前，主要体现为诗歌文学的自觉，其中大体发生过三次大的自觉，它们都是针对一个漫长时代的不自觉而发生的文学飞跃。
第一次是建安曹魏时代的文学自觉，这是相对两汉时代经术思想统治所造成的不自觉而言的。由曹操奠定的易代革命为其政治基础，曹魏时代通脱的思想解放为其思想基础，两汉儒学的解构和魏晋玄学的渐次兴起为其哲学基础，曹魏诗人集团和新兴审美型诗学观念的形成为其作家基础和文学审美基础，其表现在文学方面的主要标志和丰硕果实，就是一变两汉的空泛言志而形成以穷情写物为诗歌美学风范的五言诗体制。
第二次是盛唐文学的自觉，这次自觉是相对于六朝至初唐贵族宫廷文化造成文学的迷失和宫体文学的泛滥而发生的飞跃：隋唐科举制度的开始，以及由此带来的士大夫新兴阶层的兴起，是这次文学自觉的政治背景：由宫廷走向边漠、田园、乡野的新兴士人，开始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视野，他们以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发出革新的呼喊，从而成为这次文学自觉的思想基础；儒释道在盛唐有容乃大的开放式社会形态中，实现了三者的交融整合，是其哲学基础。士大夫阶层诗人日益成为摆脱宫廷贵族阶层属性的新兴群体，对六朝初唐宫廷诗风的批判和对建安风骨的上承，成为盛唐诗歌的本质精神，从而将中国古典诗歌推向了一个高峰。
第三次是发生在盛宋时代大约11世纪中期的文学自觉，这次自觉的政治背景，与科举制的日渐成熟以及新兴士大夫群体品格的树立有着密切关系。也可以说，在宋代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时代，中国才开始真正走向一个由士大夫阶层为政治文化中心的新型社会，并渐次形成一个由士大夫精英为中心的士大夫作家群体，儒释道三家哲学也由此在士大夫文化的新层面下实现内在的交融整合，从而成为新时代文学自觉的哲学基础。这次文学自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一向所说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这次革新运动在中唐韩愈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发动，却终因唐代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仍然属于以宫廷贵族为中心的社会，科举制尚未完备和成熟，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品格尚未确立，因此还只能属于滥觞阶段，北宋诗文革新的本质是在传统诗歌散文领域实现对六朝宫廷所形成的骈骊文化的反拨，从而为明清时代更为自由的小品文和“五四”之后更为自由的诗体形式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是以张先、欧阳修、苏东坡为中心的词体革新运动，其本质是将原本主要在盛唐宫廷文化中开始渐次形成和发展的声诗曲词改造成为士大夫文化的一种新兴诗歌形式，词体的确立和光大，是第三次文学自觉的主要果实之一。在这次文学自觉中，同时包含了市井文化兴起的因素，柳永为其中的代表。中国文化由此经历了三种文化、三个历程：一是先秦发端，至六朝初唐为高峰的宫廷贵族文化；二是盛唐发端，至北宋而达成熟的士大夫文化：三是中唐发端，至元明清而达极盛的市井文化。词体并不起源于民间，其根本原因就是民间文化到中唐才开始发端，此前并未真正登上文学创作的舞台。所谓民间词的出现，应该是五代至宋初之际都市文化的产物，柳永为其佼佼者和代言人。柳永和后来的关汉卿等人，虽为士大夫阶层中的文人，其本质属性却可以归之于市井文化中的作家，换言之，即便是市井文学、民间文学写作，也仍然是由沦落于社会底层的士大夫文人来作为主要承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