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想阐述

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想阐述以“妇女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观，实际上最早是由英国现代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自己的一间屋》(1929)中提出来的。

从伍尔芙到波伏娃再到米利特，她们的基本思想是反抗父权制文化对妇女的压抑和迫害，反对妇女的屈从地位，要求妇女解放。

这也是女性意识的要义和中心所在，“女性意识”由此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

在我国女性文学批评和研究中，女性意识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语汇，它成为判断一部作品是否是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标准和尺度，甚至有人认为文学中的女性意识是界定女性主义文学最重要依据。

“躯体写作”一词，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随着欧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大陆时渐为人们所知。

“躯体写作”说到底，还是在男性中心的文化传统中女性如何表述自身，如何突破传统限制，保持女性写作的想象自由。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一文中，从性别角度揭示女性写作的特殊涵义，并阐述了“躯体写作”的概念。

她认为，以往文学史由于缺乏女性观点，女性的生命状态没有得到出自女性自我的真实表达。

因此，西苏在这篇文章中对女作家说;“写吧!写作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你的，你的躯体是属于你的，接受它吧。

”接着她通过揭示女性写作在男性中心社会和文化传统中遇到的阻力，进一步说明“妇女必须写妇女”的意义。

从而说明“躯体写作”真实的内涵决非一种纯粹生理上躯体感受，而是强调女性写作在历史中的无可替代性，和其中潜在的错综复杂，被以往历史和文化遮蔽的那些历史和文化内涵。

她呼吁:“妇女必须参与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

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躯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出于同样的目的。

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象通过自己的奋斗嵌人世界和历史一样。

”川对“躯体写作”观念的认同，使中国女性写作真正回到了女性自身。

如王安忆、张洁、铁凝、刘索拉、徐小斌、蒋子丹、徐坤等大批女作家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对男性中心话语的挑战，通过“身体书写”，在“性”的描写上表现得大胆泼辣无所顾忌，无所不至，以女性话语，以“女性独语”书写生命体验，女性经验，赤裸裸地祖露女性的性觉醒、性期待、恋父恋母情结、性恐惧、自慰、同性恋等女性的一切神秘话题。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摆脱男权文化传统的批评标准，对这些书写女性经验的文本持褒扬的态度，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念、态度和立场，与女性写作一起分享知识禁果，感受文化和历史的压抑，参与他们的反抗，主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促进女性写作的特殊价值的实现，在批评界发出异样的声音—女性主义批评的独特的或女性的规范，那种对自己的性别更具自我意识，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对妇女利益更关心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声。

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论著中，出现了使用频率较高的“性别意识”，“性别立场”“性别视角”等词语。

这种悄然的变化，又一次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变化形成回应。

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开始把自己的理论思维重心，转移到“性别”这个概念上。

她们将性别分解为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这两部分，认为自然性别是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别，而社会性别则是后天的由父权制社会意识形态对人的一系列的强制性的文化设定。

“社会性别是由社会文化形成的有关男女角色分工，社会期望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

[’](即，)人们按着这样的设定和期望对自己进行他塑和自塑，他律与自律，构成了一整套等级制的性别关系模式，如:主体与客体、独立与依附、阳刚与阴柔、主动与被动、主外与主内、尊与卑、强与弱、大与小、理性与感性，坚强与温柔等。

等级制将本来是自然的男女两性关系及性角色性行为以及性格、气质、心理等进行制度化的刻板定位，形成了一种尊卑高低有序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性别关系模式，从而成为社会权力的一部分，是女性争取自身解放寻找新的自我身份所必须加以颠覆的。

社会性别理论为女性文学研究解释妇女的受压迫被歧视找到了历史的与现实的根源，为批判父权制意识形态，男权中心文化提出了合理性依据，也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菲勒斯中心逻各斯中心的批评解读男性文本中虚假的妇女形象的理论依据。

西方女性主义社会性别论标志着人类对性别的认识已开始由盲目到自觉，由无意识上升到有意识的理论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社会性别论引起国内女性主义学者们的思考和重视。

她们开始从性别视角对文学中存在的社会性别权利关系进行清理，树立正确的性别意识。

我国20世纪so年代以来女性文学研究所体现出来的女学人们性别意识的觉醒和性别视角的运用来看，已出现一些十分可贵的研究成果。

如盂悦、戴锦华的名著《浮出历史地表》这个书名，已成为标志着女性的历史性觉醒的格言。

陈顾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通过性别视角重读“十七”年小说文本，发现在那个似乎“男女都一样”的时代，“性别原来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并紧密地与当时的政治运作和意识形态缝合着”。

在小说中的貌视“无性别”的叙述话语背后其实是一种性别压抑性别统治，在性别的背后，其实是一种隐藏的权力压抑、权力统治。

“传统的男女支配从属关系并没有消除，而是更深层地的和更广泛地与党和人民的绝对权威服从关系互为影响地发挥其在政治、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作用”。

在这样的多重话语作用下，女性和男性同时他者化了。

这位女学人以性别意识和性别视角揭示了那个时代权力话语运作的秘密，即如何以一个时代的性别神话实现对人的全面统治的秘密。

刘慧英在她的女性文学研究专著《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中，指出:“菲勒斯中心意识对不少作家来说至今依然是一道非常强大的紧箍咒，使她们远未达到一种超越世俗实利或偏见的自在自为境界”。

这里说到的“偏见”便是社会性别的偏见，而这种偏见何以会在一些男性作家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使文坛几代男作家难以摆脱它的阴影，刘慧英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从小被灌输的关于男人和女人的观念。

这也就是几千年父权制男性中心意识形态对男人和女人的强制性塑造内化为一种顽固的性别心理定势。

19世纪末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在人类文化史上矗立起了一块划时代的丰碑，它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波及到了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文学成了精神分析这一心理科学的最好盟友。

80年代以来，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文学中复归取得了辉煌成绩，并成为女性主义学者最有力的批评武器。

弗洛伊德主义是从文化压抑与力比多的转移与升华这一基本结构开始立论的，压抑与升华是弗洛伊德主义的中心词汇之一。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精神结构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的三个层次。

本我就是力比多，是人的肉体里面的冲动的本能欲望，自我是人的意识，超我是被自我的意识所认同的一些社会准则、文化理念。

本我作为一种肉体中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它总在人体里奔突冲撞，具有强烈的毁灭性。

而超我为了维护社会与文化的稳定则不断地通过自我对力比多进行压抑，双方构成种紧张的情势。

力比多在被压抑之后，或者潜入意识的深层，或者升华为一种创造性力量，而人类文明往往就在这种创造性力量的推动下向前发展。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宗法家庭社会体制对妇女的压抑是极其严重的，这不仅是表现在儒家文化的礼教总是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观念与非礼勿视、非礼勿言之类的教条来压抑禁锢女性的性欲望。

而且也表现在典型的父权文化体制用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观念剥夺了中国女性的书写权利与表达欲望。

在这双重的剥夺与压抑下，中国历史上的女性很少有人能够突破父权文化的重围，在民族文明的建树中占有自己一席之地。

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女性书写已经发展到完全可以与男性书写分庭抗礼的时候。

女性作家无疑对弗洛伊德的压抑学说会特别感到亲切。

其次，弗洛伊德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潜意识，这一观点是由压抑学说推论而来的。

正是由于超我对本我的压抑，力比多被封闭而没有自己的宜泄渠道，于是固结在精神结构深处就形成了一块黑暗大陆。

这块黑暗的大陆在人的理性处于迷惘的时候，会突然浮出意识地表，影响着、制约着人的言说与行为。

女性主义学者对潜意识理论的青睐，则是因为这一心理学理论表达了女性的一种文化痛苦。

在女性主义看来。

人类文明史上种种意识形态本质上都是父权文化的产物。

理性和意识都是男性的，女性从来就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话语权力与言说方式。

而且，女性自身一直是在被男性所言说，即使在偶然的机遇中某一个女性争得了自我表达的权利，也不过是用男性的语言、男性的眼光与男性赋予女性的传统格调来审视自我。

因而，从性别差异来看，女性自我应该言说什么，怎样言说，始终是被男性文化所封闭的一块黑暗大陆，属于人类潜意识领域。

正是这一认识，使得“黑色”成了女性主义文学的流行色，而“黑暗大陆”“黑暗意识”则成了女性主义文学白觉张扬起来的叛逆大旗。

一些女性学者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视角，研究当代女作家们的作品，提示了这些作品中被遮蔽被掩盖的叙事主题。

例如:王安忆的“三恋”写人的本能欲望是怎样的不可遏止，怎样驱使着人的情感活动与决定着人的行为方式:残雪的小说以梦吃为主要方式超越了纯粹的性别界线，而触及了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人类问题。

残雪的写作最能证实弗洛伊德的“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的理论;就中国文学与精神的分析的关系史而言，陈染的意义也许是最为引人瞩目。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她的作品第一次真正将精神分析与性别意识结合起来，将性驱力的揭示由异性之恋开掘到了同性之恋与自恋的深度。

女性作家们所表达的“本能欲望”“性驱力”“梦吃”“创伤经验”“童年固结”等，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梦”‘’潜意识”“性本能”“性倒错”“固结”“人格分裂”“歇斯底里”的阐释有着密切联系。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依据。

解构主义理论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解构理论与其激进主义母体背道而驰，它“反对二元对抗，只承认多元，否认权威和中心，认为宇宙与万物的生成是一种生生灭灭的运动，是无休止的结构—解构—重构;毁灭—再创造的万物生成，它们的‘现存在’不永久，一切‘存在’(being)是由‘无’(非现存)(absence)创造的。

……万物之‘结构’无不在时空中自我解构。

其解构并非听命于任何外在之主观意志，后者或可有促使其加快的作用。

多元之结构解构相互影响，并非孤立之运动，因此，产生不定论，无定解，时间不静止，空间不定形。

理不固定，文本无定解，‘变’为一切，‘权威’为妄，•中心’只是结构的功能。

”川(Pl叫这种理论反对一切僵化的形而上学，包括一元论，二元论与统一(正反合)等旨在建立永恒不变的权威、中心，或最终的统一意志(神或理念)及其机构。

解构理论以对现存思维习惯，道德习俗与话语体系的解构，与反叛父权统治，与生俱来便具有颠覆特征的女性主义文论，在精神价值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1985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埃莱娜•肖瓦尔特在其《女性主义批评的革命》文中，对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契合背景作了文化学意义上的分析:“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女性主义批评家、黑人批评家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之间正在相互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