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法与工艺

清代书法与工艺 清代书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帖学书法与碑学书法彼消此长，各领风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清初书法仍承继明代帖学的余绪，代表书家为由明入清的王铎、傅山、八大山人等人。由于康熙推崇董其昌书法，致使清代前期董书弥漫书坛，为一般帖学书家顶礼膜拜。加上科举制度强调规范的书法，遂使“馆阁体”大为流行。清代中期，乾隆偏爱赵孟頫书体，推动了帖学的继续流行，但“馆阁体”的进一步发展，也使帖学更趋式微。这一时期的帖学名家有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等；另外，别具一格的画家书法亦有成就。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书法家看到了帖学的日益颓靡，而开始提倡碑学，是为碑学书法的滥觞。清代中后期，借助金石考据学的学术成果，加上阮元、包世臣等人在书法理论上的倡导，书法家竞相以碑学为宗，碑学书法风气大开。碑学书法家努力突破帖学的樊笼，以借古开今的精神和注重表现个性的书法创作，在篆书、隶书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重要代表是邓石如与伊秉绶。

清代初期的书法 清代初期的书法仍延续明代帖学余绪，但面貌截然不同。一些由明人清的书法家主要承接的是明末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等人的书风，或虽不无董其昌影响却擅于脱化，以个性鲜明、直抒胸臆、豪放朴拙的行草书风擅名当时，重要书家有王铎、傅山、八大山人等，但这一路书风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大多数文人书法家则由于康熙酷爱董其昌书法，而将董书奉为典范，代表书家有所谓“康熙四大家”笪重光、姜宸英、何焯、汪士鋐等。由于科举制度对书法的特殊要求以及求仕的需要，明前期的“台阁体”书法演化为此时的“馆阁体”而盛行开来，代表人物有沈荃等人。面对帖学书法的渐趋式微，清初已有一些书法家开始致力于汉碑，试图以汉隶的遒健朴厚纠正帖学书法圆媚靡弱的流弊，因此也出现了一些隶书名家，如郑簠、朱彝尊等。 王铎、傅山与八大山人 王铎(1592—1652年)，字觉斯，河南孟津人。与黄道周、倪元璐为同榜进士，人清后官至礼部尚书。他工古文、诗、书、画，书法于楷、隶、行、草诸体无不擅长，而以行、草书成就最高，终其一生坚持“一日临帖，一日应索”，书学积淀甚厚。他的行、草书宗法“二王”、米芾等人，把这一路尺牍书法拓展为巨幅大轴，用笔或方或圆，时见折笔顿挫，结字奇崛险茂而富于变化，章法恣纵错落而不失法度，笔势连绵流畅而大气磅礴，于秀逸婉转之中追求刚健豪迈、苍郁雄畅的“气骨”。作品有《行书诗翰四首卷》、《草书杜诗卷》、《临古法帖》等。 傅山(1607—2991684年)，字青主，号真山、石道人、松桥老人等，阴曲(今山西太原)人。明亡后，着朱衣、居土穴，自号朱衣道人。他与八大山人都是著名的遗民书画家，也以行草书擅名，在书风上与王铎一样都追求“气骨”，强调直抒性情，傅山还明确提出了“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书法美学观。他兼擅篆、隶、楷书，从二十岁左右即开始临学晋唐楷书，后来因为得到赵松雪、董其昌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仿并能乱真。但很快他又意识到此种方法容易使书法坠人软美浅俗一途，因此改学苍劲浑厚的颜体，终于自成一家。作品有楷书《逍遥游》、隶书《七律四条屏》、行书《丹枫阁记》、草书《高适五律》。其行、草书用笔之纵横遒迈，结体之宕逸浑脱，情感之狂肆真率，风格之古拙苍劲，无不是其审美意趣的体现。 八大山人的书法筑基亦广，虽然受董其昌影响，但因不同时期师承与心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多种面貌。他善用秃笔、藏锋，与其绘画一样，非常讲究章法布局，其行草书的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布白疏匀，字字独立，大小疏朗有致，书风或怪伟峭拔，雄健恣肆，或简静沉着，圆浑古淡，作品有《草书联》、《河上花图卷题跋》等。 帖学诸家与馆阁体 清初帖学书法的主流风格浸淫于“二王”直至董其昌流美灵秀娴雅的书风之中，没有更大的突破，书坛最为流行的是所谓“馆阁体”书法。“馆阁体”追求“乌、方、光”的书写效果，字如算子，端正拘谨，千人一面，缺乏个性，没有生气，致使帖学书风日趋靡弱妍媚。皇帝对书法的喜好，导致了从学子到官吏无不以工书为尚，以能书邀赏，书家遍及朝野，代表人物是康熙的书法老师沈荃。沈荃(1624—1684年)，字贞蕤，号充斋，华亭人，顺治年间进士。他擅长行楷，出入米芾、董其昌，所书端正严肃、雍容娴雅，然而缺少变化。康熙御制碑版、殿廷屏障、御座箴铭等，多命沈荃书写，名盛一时。 清初著名的文人书法家以“康熙四大家”为代表，他们虽能于馆阁体帖学中有所变化，但仍受帖学局囿气质柔秀，面貌相类，缺乏刚健的风骨和强烈的个性。笪重光(1623—1692年)，字在辛，号江上外史，江苏句容人。姜宸英(1628—1699年)，字西溟，号湛园，又号苇间，浙江慈溪人。何焯(1661—1723年)，字屺瞻，号义门，江苏苏州人。汪士鋐(1658—1723年)，字文升，号退谷，苏州人。他们均为进士出身，或任官吏，或任编修，皆著述宏富，均以楷、行书有名于时。笪重光的行草书出入苏、米、董之间，纵逸潇洒，尤擅长小楷，法度谨严，笔势圆劲。姜宸英的书法由米芾、董其昌上追晋人，清逸秀俊，气度娴雅。何焯于书法外又精于经史考订与古碑版校勘，其小楷、行书，端重遒丽，气韵不俗。汪士铉书法学赵孟顺、褚遂良，瘦劲疏朗，晚年亦慕篆隶。 清初隶书名家 清初的郭宗昌著有《金石史》，万经著有《分隶偶存》，顾蔼吉著有《隶辨》，他们已开始重视金石碑版，特别是隶书。当时擅长隶书的书法家有郑簠、陈恭尹、朱岷、朱彝尊、王铎、傅山、王时敏、周亮工、程邃、王澍、巴慰祖等人，其中以郑簠、朱彝尊影响最大。 郑簠(1622—1693年)，字汝器，号谷口，江苏上元(今南京)人，收藏古碑甚富。他的隶书初学明末宋珏，20年后以为“去古渐远”，“乃学汉碑”，“沈酣其中者三十余年”。其隶书主要取法《曹全碑》，并参以行草笔意，风格绮丽飘逸，奇宕飞扬，世人谓之“草隶”，作品有《隶书唐诗七绝轴》(图5-37)。朱彝尊(1629—1709年)，字锡鬯（chang畅），号竹垞，浙江嘉兴人。他是清初著名的学者，博通经史，精于诗文书画。他的隶书也学《曹全碑》，严谨而秀逸，清新而流丽，作品有《隶书联》等；楷书则宗法欧阳询。

王时敏，是清初著名画家，书法亦很擅长，隶书追秦汉，榜书八分为近世第一，名山梵刹，非先生书，不足为重也”(《桐阴论画》)。 巴慰祖，字予藉，号晋堂、莲肪等，安徽歙县人，官候补中书。善篆刻，工书法，尤长隶书，学秦汉石刻，形成劲险飞动的格调。

清代中后期的书法 清代中期，帖学及馆阁体书法仍然盛行。乾隆嗜好书法，不仅下令摹刻《三希堂法帖》，而且特别喜爱赵松雪书法，朝野士人也由尚董转为崇赵，帖学名家以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永瑆、铁保等人为代表。与此同时，一些画家也兼擅书法，出现了颇具绘画意趣的画家书法，以扬州八怪为代表。他们的书法不趋时尚，个性鲜明，创为别裁新体，对帖学书法起到了冲击作用，给书坛带来新的气象。清代中后期，士大夫为逃避文禁罗网而究心小学，金石考据盛极一时，加之帖学日趋衰微，碑学风气大开，重要的书家代表是邓石如和伊秉绶。他们上溯秦汉六朝碑版及金石文字，并将碑学的结体和笔意融人行草书体之中，创造出雄强的北碑书风，确立了碑学书法的典范。书论家阮元、包世臣的理论，又有力地推广了碑学书法，最终形成了碑学繁盛的局面。

乾隆年间，“馆阁体”的代表书家有张照、汪由敦等人。张照(公元169l—1745年)，字得天，号泾南，又号天瓶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官刑部尚书。擅长书法，“初从董香光入手，继乃出入颜、米，天骨开张，气魄浑厚”(《书画纪略》)书风圆健雄浑。他常为乾隆代笔，居“馆阁体”首位。从《楷书郎官壁记轴》、《行书诗轴》(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作品中可领略其书风一斑。 汪由敦，字师茗，号谨堂，安徽休宁人。雍正甲辰进士，官吏部尚书。书法力追晋唐，风格规整。 刘墉等帖学名家 乾隆年间，书坛的帖学名家亦多，北方有刘墉、翁方纲、铁保、永瑆，南方有梁同书、王文治等人。 刘墉(1719—1804年)，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官至吏、礼、兵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他的书法初从赵、董手入，后兼学唐宋诸家，集帖学之大成。70岁以后更潜心北朝碑版，书风由早年的珠圆玉润到中年的笔力雄健，又于晚年趋向平淡。他擅长楷、行书，喜用硬笔短毫，墨色浓重，笔势婉转，拙中藏巧，丰腴醇厚，沉雄古淡，体现了台阁大臣雍容华贵的气度，有“浓墨宰相”之称。 梁同书(1723—1815年)，字元颖，号山舟，杭州人，官侍讲，加学士。其父也是著名书法家，为乾隆的老师。他继承家学，尤其擅长行、楷书，出入颜、柳、米、董各家，既能做擘窠大字，也能写蝇头小字，皆精到秀逸。 王文治(1730—1802年)，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出任编修、侍读、知府等职，后归居故里。他以诗文、书法闻名于世，擅长行书，宗法“二王”。尤其深受赵、董的影响，书法专取风神，喜用长锋柔毫，讲究姿态，淡墨轻毫，潇洒清俊，妩媚婀娜，秀韵天成，有“淡墨探花”之名。 翁方纲(1733—1818年)，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顺天大兴(今北京)人，官至内阁学士。他精于金石考证，著述甚丰，擅长楷、行、草、隶诸体，楷法欧阳询，谨守法度，但不能自出手眼；质厚有余，而纵逸超妙不足。

钱澧(公元1740、1795年)，字东注，号南园，云南昆明人，官御史时，正直不阿，海内钦仰。历任通政司副使，提督湖南学政。书法直逼颜真卿，苍劲雄浑如《争座位帖》，亦参以褚、欧，融化而自成一家。论者评“能以阳刚学鲁公，千古一人而已，岂以其气同耶”(李瑞清语)。《行书册》笔画、精神都似颜体，但疏密、肥瘦富有变化，结构比较自由，用笔也很峻拔，显然融汇了欧、褚特点，也带有米书痕迹，可以视为他的代表作。

扬州八怪与画家书法 画家书法在清初时已有八大山人、石涛、程邃等人开其先声，至清中期“扬州八怪”成为主要代表，他们的书法多与画法风格相通，“以画之关钮透人书中”，又以书之关钮透入于画，画从书出，书以画人，形成了颇为新颖怪奇的书风。 金农的书法以正楷、分隶、行草见长。他收藏金石碑版甚富，取法亦博，早年已不满于帖学的姿媚，主张师法汉碑，尤其对《夏承碑》、《西岳华山庙碑》、《禅国山碑》及《天发神谶碑》等极为推崇。他的隶书早年结体偏扁，用笔圆浑，后来由扁变长，由圆转方，苍古奇逸，魄力沉雄，作品有《隶书节临西岳华山庙碑》等。楷书则自创“漆书”，用笔方扁如刷，结体方正，横画粗而长，竖画细而短，墨色苍郁，浓重似漆，给人一种以拙为巧、以苍为妍的感觉，富于金石意味。他的行草书也参隶势，“如奇树着花，姿媚横出”。 黄慎的书法初宗“二王”，后转师怀素，由楷书而为行草再为狂草。其草书将联绵不断的线一变为时断时续，破豪颓颖，奇崛遒劲，奔放不拘，与画风颇相一致。汪士慎擅长隶书和行草，他以八分糅于行楷，书风苍郁秀逸，别具风神。晚年双目失明，尤能写狂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