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发生债务危机原因

如果能源价格和通货膨胀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主要经济问题，那么，无疑的，外债的困难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占据了首位。债务危机不仅是作为债务国的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且也向整个国限金融体系提出了严肃的问题。鉴于这种情况，《金融与发展》过去两年间曾把相当大的篇幅专用于论述有关外债的事项。本期发表的两篇文章，就涉及到债务问题的两个主要方面。

对过去五、六年间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遵循的政策和经济资料进行的仔细分析清楚地表明，这个地区的外债危机起源于两种基本原因。第一，随着出现国外收支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需要有国内的调整措施），有些国家试图避免这种情况，就把公共和私人总开支压缩到可用资源水平；第二，国际商业银行和其它来源的贷款——不论官方或私人的——都以极快的速度扩充发展。这些因素是紧密相联的；但是，为便于进行分析，必须把第一种起源于国内的国家经济政策的原因，和第二种起源于国外、主要同国际商业银行筹措资金有关的原因区分开

债务问题的严重性

在分析上述因素以前，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拉丁美洲债务问题的范围与重要性，认识到实际上这不是仅与商业循环周期某个方面有联系的临时性危机。相反的，在这些国家大多数恢复正常情况以前，这种债务危机还将在很多年的时间内发生；而只有在正常情况下，市场才能重新起到资金流量和国际贸易的主要调节者的作用。

还没有一种专门衡量外债和确定是否负债到一定水平就可被认为是适当或过度的标准；并且有关定义与衡量还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然而，就拉丁美洲来说，尽管各国债务问题的严重程度不一样，但看来十分清楚：无论用什么指标来表示，我们确实已经面临着一次空前的危机。例如，1983年，外债总额相当于哥斯达黎加国内生产总值的120％，智利相当于103％，秘鲁相当于76％，阿根廷相当于66％，乌拉圭相当于63％，委内瑞拉相当于47％，墨西哥和巴西都相当于44％。

可以论证的是，关键不在于债务的大小——不论就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额或相对额而言——而在于能否偿还债务；这就意味着债务偿还义务（即对本金和利息的支付）同货物和劳务出口总额的比较。对比结果的情况还是很引人注目的。例如，1982年巴西货物和劳务出口的89％需要用于支付外债；阿根廷则需要68％；厄瓜多尔需要69％；智利需要65％；而墨西哥需要57％。即使假定债务本金不需按规定偿还，但却要重新筹措资金，形势还是很严重的。在1983年阿根廷需要将货物和劳务出口的54％专用于支付外债利息；巴西需要40％；墨西哥需要35％；智利和秘鲁大约各需要33％。

各个国家不能停止进口或把进口压缩到使它们的经济有效运转的最低限度以下。鉴于这种情况，上述债务偿还的比率说明了为什么到了1982年后期形势已发展成为不可支撑的局面。一方面，各商业银行看到不能继续贷出大量较短期贷款。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国家国际储备遭到巨大损失，而且对外支付处于落后状态，因而这些国家不能如期偿付其进口的支出。当商业银行信用贷款暂时停止的时候，对国内通货的缺乏信心就会使得贷款国突然陷入外汇危机，这种形势的严重性已变得很清楚了。本世纪拉丁美洲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

国内原因

债务危机的国内原因可以追溯到：1978年和1982年间大多数国家遭受到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和主要用来弥补赤字的扩张性金融与信贷政策。虽然其它因素也会促使经济政策的不协调，但主要因素还是因为公共（及私人）经费支出的水平超过了目前的可用资源或者在中期内被认为稳定的资源。因而，1978到1982年间，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三个主要债务国的财政赤字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增加了一倍多。

这些赤字是怎样筹措基金弥补的呢？而且在各种不同的筹措资金方法中，究竟哪些比较有效呢？一般说来，财政赤字可以通过下列两种方法的任一种来筹措资金：国内信用贷款与国外信用贷款（如向国外借款或动用国际储备）。但是（而且这是十分重要的）国内信贷和国外信贷间有着密切不可分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归根到底，国内信贷决定国外筹措资金的型式。

对公共部门的国内信贷基本上有两个主要来源：中央银行和私营部门。选择从私营金融系统筹措资金具有重大后果——因政府试图发放债券而引起的利率趋于上升的压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必然结果，由于项目收益还不及目前的高利率停止项目反而有利可图而导致的私人投资下降（这种现象通称为“排挤”现象）。

高利率问题是一个极微妙的问题，不但由于高利率对投资的影响，或更确切地说，由于高利率对公、私部门间投资搭配的影响，而且还因为，当金融当局被迫降低利率时，高利率就会成为一个困难的政治问题。基本问题不在于利率水平的高低，而在于经济政策的协调。财力资源是有限的，人们不能同时既增加私人投资，又利用私人存款为主要公共部门投资，或为公共部门较高的经常开支筹措资金。

国内筹措资金的另一来源是中央银行信用贷款。从理论上来看，这种来源有这样的好处：由公共部门支付的利率可能比私营部门发放债券应付的利率要低些。但是这种假设的好处是既不现实，也不能持久的，而且比利率的短期增长长含有更大的问题与风险。虽然，由于没有预料到的资金过度流动，起初利率可能并不趋向上升，但是不久大家将认识到这种局面是不能支撑多久的。如果公众不愿要求或保持这种过度的流动性，那么，它将随着把国内财政资产兑换为实际资产——国内或进口的，或者兑换为国外财政资产，而逐步“肃清”。过度的流动性势必导致更高度的通货膨胀，导致增加国外借款或造成国际储备的更大损失，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所有这些，随后又将导致货币的贬值。

这就是前述用国内信贷弥补财政赤字和财政赤字对收支差额影响这两者间的金融联系。在这种前后关系中，国际储备的亏损也就相当于外债的增加；这种亏损也可被看作是较高度通货膨胀或汇率贬值的临时代用品。正在研究中的这些国家的统计资料总是倾向于证实上述的联锁关系：与大多数国家出现财政赤字相对应，首先就得扩充国内信贷，随即在国际收支的经常帐户中出现一系列日益上升的赤字，而反过来，这些赤字又正是与国际储备亏损或外债相对应的。

无可否认地，许多起作用的因素使得人们不可能在一切情况下都用数字来精确地预测以财政赤字与货币及信贷政策为一方，和以国际收支为另一方，这两者间的确切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趋向和密切程度却是毫无疑问的。例如，国际收支的经常帐户逆差将按照对国际贸易经济开放的不同程度而各有差异：在进口限制严格的地方，逆差就较小，而在进口限制较和缓的地方，逆差就较大。另一方面，在第一种情况下就会产生较高度的通货膨胀，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就会使通货膨胀降低，并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在这两种情况下，调整都会带来大量聚集的开支，总计达到可利用资源的水平——除非能延迟调整。于是这就把我们引向了拉丁美洲外债问题的第二个原因，即由国际商业银行筹措资金。

国外因素

构成债务危机基础的国外因素可以划分为三组。第一组包括那些促使1982年危机突然发生的因素：国际金融市场实际利率的迅速上升，世界工商业的衰退和扩大出口贸易市场的困难。这些因素使得危机突然降临，并且肯定还加深了危机；但是，尽管这些因素过去曾经是（而且还将继续是）很重要的，这次危机却并不是这些因素所造成的。假使外债的水平没有达到当时那么高的程度，这些因素本身都不可能发展到引起一场危机，虽然这些因素可能造成一些严重的问题。碰巧这些因素同一种已经很危险的形势相吻合了。

同上述短暂的因素相反，第二组因素含有更为持久的特点，并且还包含经济学家所谓的实际因素（与单纯的货币因素相对立）。这个范畴内的主要因素就是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经历的贸易条件的衰落，而这种贸易条件的衰落主要是1973年和1979年石油价格增长的后果。

第三组（而且很特殊的一组）是由国外筹资流量，特别是各个国际商业银行筹资流量组成的。假使不从这些来源筹资，外债危机牵涉面的广度就不可能发展到如此程度；因为从这些来源筹措的资金当时正迅速增长，而且贷款期限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类型的筹资就是危机的起因。这种筹资办法确已做到的只是为延期采取措施提供了方便，然而，鉴于这些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以及1979年和以后发生的金融发展情况，无论怎样，是不得不采取措施调整经济的。

最后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通过适当的透视法，认清了经济危机，并且还强调了有关最近经济发展的辩论中有时曾被忽略的一些情况，也就是，无论如何，在1974年到1975年间早就应当开始进行调整。换句话说，不可将当前这次危机看作是1982年后期发生的没有预料到的惊人事件。当然，假使已证明不可能从国际商业银行获得足够数量的国外资金，那么就不应当把这次危机同某些正常的或理想的局面加以对比，而应当把它和1973年或1979年后某些时候曾经历的困难处境相对照。

向国外筹措资金的性质

拉丁美洲国家向国外筹措资金所独具的特征，简而言之，可概括如下：这些国家从工业国的多边机构和官方机构获得开发信贷和长期贷款（为资本货物出

口筹措资金）。另一方面，主要同商业交易有联系的短期信贷，是由各商品供应国或国际商业银行提供的。一般说来，第一类贷款（开发资金）与具体投资项目是否可行有联系，并取得债务国政府的担保。第二类信用贷款没有取得政府的担保，而是与私营部门间的商业交易有关。这种情况自1975年后就开始经受迅速、根本的变化。虽然由多边机构或各国政府筹措资金发展得很迅速，然而，由国际商业银行发放的信贷增长得却更快得多。到1981年底，对国际银行的负债合计相当20个主要债务国外债总额的63％。但是，不仅主要的债权国已经改变了，而且各项贷款平均到期的期限也已经缩短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在1982年初，这些国家的债务大约有25％是短期的（也就是说，起初的期限还不满一年）。

其它相当重要的变化也在发生。贷款比率的增加不再与投资项目的经济可行性有联系。大多数贷款正延伸到各公共部门，作为弥补财政赤字或投资规划的资金融通，而在这些投资规划中，债权国不再是投资风险的直接承担者。这自然会导致减少对项目评估的精确的运用，同时，从较长远的观点来看，容许为政府开支筹措的资金比仅能维持的经费数量要宽些。这样，风险因素的基本作用也经历了一场变化。

国际银行中公共部门资金融通的增长，是在假定贷款只包含极少商业或交易风险的前提下发生的；其结果是：商业银行对于总体上由各债务国经济政策质量体现的世界风险都不够关心。与此同时，日益增长的国际银行为各国私营部门筹措资金也是在假定这种贷款不包括承担债务国公共部门风险的前提下进行的。这里忽略了可能产生的所有危险和一触即发的国外商业筹资的停顿。

现在很清楚：所有筹资的倡导者在察觉复杂风险方面往往是错误的。发展起码已经证实了下列的这三项假定：风险是市场平衡的基本因素；一切私人国外信贷都包含有债务国公共部门一定数量的风险；而私人对公共部门的信贷都包含有债权人的一定风险。总而言之，风险在保持市场平衡方面起着稳定的作用。

对经济政策的影响

在原则上，虽然外国信贷体现为债务国的负债，但是这种信贷也产生资产。不幸的是，拉丁美洲各国贷款实践中，却往往不是这种情况。贷款的收益总是没有很好地投资或用于产生外汇或用来充实国内存款。时常，借贷实际上不是为投资筹措资金，而是为消费搜集资财。结果，对外债务对货物与劳务出口的比率激增。固然，这种比率的增长大部分体现国际市场利率的上升，但是其它债务国（如有些东南亚国家）的利率也在上涨，尽管这些国家遵循的是不同的经济政策，并且还利用国外资金融通建立和扩充出口工业。

分析拉丁美洲外债资料得到的一个最惊人的结论就是：在聚集的大量债务以及经常帐户和储备变化的赤字之间缺乏直接的关联。从理论上来说，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看，积累的外债不得超过其经常帐户赤字与国际储备变化赤字的总和。人们假定对外负债不能大于赤字总额，而且应比储备的亏损量小。然而，就拉丁美洲的情况来说，国外负债超过了估计到的国外筹措资金的需要。原因是人所共知的：资本抽逃。

在最近的《年度报告》中，国际清算银行估计在1978年到1983年间拉丁美洲的资本抽逃总计可能达500亿美元。这些资金和以前转移到国外的那些资金，显然都并没有“丧失”，因而，这个地区聚集大量债务的实际情况，并不象表面看来那样严重。假使真的知道净外债和净利息支付的总额（已承诺而未调拨回国），就可以看到：对产生外汇的活动方面的投资比对出口部门的投资所表明的数字还要高；但是，有一个重大差别：资本抽逃对原在国既不创造就业机会，也不付税。

突然提出前述的分析旨在表明：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国家都没有遵循正确的政策去利用它们可得到的国外资金增长的机会。令人惊奇的事实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伴随着国外资金流入的增长，却是国内储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百分比的下降。因而，假设在外债增长和国内资本积累之间产生不平衡，那么，实际上一场债务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简言之，这个地区缺少的不是资金，而是如何使用这些资金的更好的政策。

这次危机的教训

要得到关于这次外债危机经验的明确结论是不容易的；在我们能从这些事件中吸取教训以前，也许需要经过长期透彻的观察。然而，得出一些概括性的结论还是可能的。

第一，各个国家都没有无限制的能力来吸收国外资金，并适当利用在一定时刻转让给它们的一切资金。一个国家根据消费和投资来衡量的外资吸收量超过了它本国的收入，这样一种情况不可与下列完全不同的情况相混淆；在后一种情况下，对投资的吸收能力限制了可节约使用的资金总额。换句话说，如果有另外的资金，总吸收量就可能超过收入；但是，仅只是可得到筹措资金还不能保证资金的经济使用。如果可得到的国外资金不是依照具体投资项目在经济上是否切实可行而定的，因此，如果也没有充分考虑到风险因素的话，那么，就可能批准一些无法偿还的贷款。另一方面，如果容易得到筹措资金，那么，也很可能这就会减轻对这些国家的惩戒而采取更好的经济政策。

第二，刚谈到的这些国家公共部门，既没有必要的征税能力，又没有必须的国内储蓄用来为向它们提供的国外资金支付利息。因而财政赤字对于较高的总投资是不会有多少帮助的。无论是国内信贷还是国外信贷，都不能永久代替或者替换财政纪律的处分。迟早总支出额将不得不和资金总额协调起来，而且筹措资金总不能把这种调整无限期地延迟下去。

第三，既然国外贷款必须用外汇偿还，因此，国外借贷的决定必须要同既保证投资有利可图、又保证能为外债的清偿产生足够外汇的总的经济政策结构联系起来。坚持现实的汇率政策，对于达到这个目标，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这些一般性结论可导致一项唯一的建议，那么，这建议就是：各个国家必须从全球性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构内来评价它们向国外筹措资金的政策而且，在这样的结构内，适当的财政规划必须保证在目的、资源和手段之间保持最低限度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