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乡村叙事的价值、困境与出路
第２８卷第６期 ２０１３年ｌ２月 平顶山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１．２８ Ｎｏ．６ Ｄｅｃ．２０１３
新世纪乡村叙事的价值、困境与出路
李 勇
（郑州大学，河南郑ｇ，ｉ１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新世纪乡村叙事打破了传统乡村叙事“本质建构”冲动的束缚，面对社会转型加速、乡土中国 衰败加剧的现实，新世纪乡村叙事开始全面转向对乡村和农民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悲剧性历史命运（“乡村本 体”）的书写。但“本质”的瓦解给作家带来的却不是自由和轻松，而是不适。如何承担起这份“无本质”之“轻” 并继续前行，这是新世纪乡村叙事产生、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本质化叙事；乡村本体；创造力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６６—０４
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工业文明取代农耕
文明这一现代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人类发展阶段，而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文明更迭所导致的社会结构、
价值体系、思维方式的转变，似乎都没有这一次来得
剧烈，它甚至可称之为一次“裂变”。我们可以在这
种“裂变”背后寻找到文明对峙的宏观形式，比如传
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城市与乡村等，但真正体味并
挣扎于这种“裂变”之痛的还是具体的身体与心灵。
艺术的目标就在于抵达这些身体和心灵，施以关
怀、抚慰和陪伴。然而，纵观２０世纪以来的乡村叙
事，面对乡土中国现代化这一基本的国情现实，文学
的表现却并不令人满意：直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大陆
乡村叙事始终没有真正抵达“现代化”的历史命运主
体和他们的悲剧历史命运，面对“乡村”（“农民”）这
一“沉默的不具有语言表达的历史客体” ，我们的
文学始终处于一种“本质建构”的冲动之中。
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一个ｌ０年（１９１７～１９２７）是中
国乡村小说的发轫期，现代性视野的引入打破了古代
文学自为、封闭的“乡村”美学范式。对乡村和传统
文化的现代性审视首先表现为以“人的觉醒”为标志
的五四启蒙文学观，以鲁迅为代表的乡村书写是当时
最具代表性的乡村叙事，在鲁迅及“乡土小说派”笔
下，“乡村”是封建中国的象征，“农民”则是封建文化
下“国民劣根性”的代表。到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受 新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影响，“革命”开始压倒“启
蒙”，并将“乡村”的本质予以重新建构——它不再是
封建的渊薮，而成为革命的火源地，而“农民”也由
“愚昧、麻木”的文化符号转而成为国家革命和解放
力量的重要构成。２Ｏ世纪４０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弘
扬了“乡村”和“农民”的这种新型本质，并在１９４９年
之后借政治力量的扶助，将其最终发展成为具有统治
性的文学“权威”，此后直到“文革”结束，乡村和农民
的“革命”本质被一再地“纯化”并最终推向了极致。
其实，无论“启蒙”还是“革命”，这样一种本质的
规定，从对“乡村”的想象性建构来讲，都属于一种
“正向用力”，即以一种清晰的理念对现实性的乡村
施以“提升”和“牵引”。而与此同时，还有一种“反向
用力”的叙事，即以沈从文等为代表的乡村浪漫派叙
事，与“启蒙”和“革命”具有清晰的理性建构意识不
同，这种叙事更趋于感性，然而这种感性却与实在的
乡村有着更为渺远的距离，它是从写作者的一种文明
怀旧的反现代情绪出发，赋予“乡村”和“农民”一种
文化、人性或者审美的乌托邦形态，以求文化心理不
适的缓解。
新时期之后，大约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
随着各种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渗入，现代性
叙事开始受到审视与反思，然而在“寻根…‘先锋”“新
写实（历史）”等文化抑或哲学观念建构激情的导引
下，乡村叙事反而更远离了实在的“乡村本体”——
“乡村”更多地沦为了某种炫惑的文化抑或哲学观念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２４ 基金项目：２０１２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比较”（１２ＹＪＣ７５１０４５）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勇（１９８Ｏ一），男，山东滨州人，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
第６期 李勇：新世纪乡村叙事的价值、困境与出路 ·６７·
的载体和演绎体。于是我们看到，王安忆和阿城笔下
的乡村已经失去了确切的时空特征，刘震云“故乡系
列”里的“故乡”只是成为被任意穿梭的时空荒诞之
地。而在另一部分作家那里，“反向用力”的特征也
更加明显，对现代文明的愤慨让他们几近偏执，无论
是张炜的“野地”、张承志的“草原”，还是莫言的“高
密东北乡”，他们都只是洋溢着文化保守气息的精神
乌托邦而已。
在一个乡土文明如此根深蒂固的国度里，还原一
个实在的“乡村”，书写乡土中国最痛切的“现实”，竟
然成了一个问题！这一局面的改观是到了２０世纪９Ｏ
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急速加
剧，乡土中国必然走向解体、破碎的命运变得无比清
晰。不管乡村在理论上应不应该消逝、未来会不会消
逝，在今天，乡村却正在消逝——包含生产方式、文化
模式的“乡土中国”正在消逝！这一巨大、严峻、痛切
的“现实”横亘在所有人面前，乡村写作者才开始第
一次真正直面了这一早已开始、存在的社会历史现
实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以刘醒龙、关仁山等为
代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便较早有意识地以冷
峻、尖锐的笔触表现了这一现实（乡村颓败），尽管仍
存在某种“意识形态缺陷”，但它无疑已经触及了那
个自在的“乡村本体”。所谓“自在的乡村本体”，即
客观的、非想象的、背负着沉重的社会历史发展“代价
性创伤”的乡村。当然，任何文学的“乡村”都带有建
构意味，而非对实在乡村（乡村客体）的百分之百还
原，但就对现代性叙事（启蒙叙事、革命叙事等）对乡
村的“本质化建构”的反思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对
“乡村本体”的反映，主要指对乡村和农民在现代化
进程中那种悲剧性历史命运和处境的揭示。具体而
言，即相反地对乡村本质化建构的那种“抽象化”“片
面化”乡村书写，它表现出对乡村书写的“丰富性”和
“合逻辑性”——“丰富性”是指对乡村生活混沌性的
尊重，它要求作品能触及乡村日常情态和日常心理，
而非表现那种空泛的、表面化和概念化的伪乡村，也
非表现那种抽象的、意象化或符号化的喻体乡村；“合
逻辑性”指的是乡村书写的可信性，它置换了现实主
义文论之所谓“真实性”，指的是乡村书写需符合真
正的乡村生活逻辑，包括乡村本身的时空物理特征、
精神伦理规范、人事运行规律等。正是从这两个角度
衡量，我们认为，新世纪大陆乡村叙事对“乡村本体”
的书写达到了此前的乡村叙事所不曾达到的程度。 新世纪乡村叙事对“乡村本体”的反映，最典型
的一点便是它对乡村当下现实，尤其是“底层”“苦
难”的关注。“苦难”是当下乡村现实的真实写照，同
时也是百年乡土中国历史命运的真实写照。土地荒
芜、贫富差距、贪污腐败、伦理败坏……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乃至新世纪以来，无论“现实主义冲击波”还是“底
层叙事”，它们都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着乡村和农
民的这一命运。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都应该使我 们感到欣慰：“本质化叙事”所遮蔽的“乡村本体”，那
些在被忽略的文明更替过程中最痛苦的身体与心灵
已经进入我们视野。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这种原本富有反思性和批判
力的文学创作却正在丧失活力，比如方兴未艾的“底
层写作”正在堕入“苦难叙事”的末流，其实之所以说
“苦难叙事”是“末流”，是因为“苦难”遮蔽并扭曲了
真正的“底层”。首先，从“苦难”的结构性上来讲，
“苦难叙事”更多地只是关注身体性苦难，它关涉的
是发自身体的基本生存需要，即所谓“第一生存要
义”（如尤凤伟的《泥鳅》、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罗
伟章的《大嫂谣》等，它们都是从人物最本能的生存
挣扎写起，逐步展现其物质生存条件的丧失，直至生
命走向破损甚至毁灭），而对精神受难——尤其是文
明替换过程中“受侮辱受损害者”的那种精神和灵魂
的挣扎——却鲜有有力的表达。其次，从“苦难”的
功能性来讲，尽管当下乡村叙事中的“苦难”已非“本
质化叙事”时的那种“有偿性苦难”（如茅盾《春蚕》中
的苦难是为了阐明革命的必要，沈从文《边城》里的
苦难是为了反衬人性、人情的美好），而是一种“无偿
性的苦难”，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随着对“苦难”的
无节制渲染，“无偿性的苦难”正在逐渐变得“有偿”
起来，他日渐沦为写作者炫示自我道德的工具。“苦
难”耗尽了作家现实的热情，也疲惫了艺术创造的激 情，最终沦为了一种程式。
新世纪乡村叙事从总体来看尚欠缺一种深沉的
思考，这是其虽直面社会历史现实却无法透视这一现
实的根本原因。而与此相对应的，更让我们感到深思
和忧虑的，却是作家在“本质化叙事”衰微的年代里
的一种极度的不适：当旧有的乡村经验和认知模式
（如“启蒙”）无法应对当下新的时代现实，一种内在
的困惑和迷惘也就应运而生。并非是所有人都能承
受这份困惑和迷惘的，相反，对习惯了“本质化叙事”
·６８· 平顶山学院学报 ２０１３钲
的中国作家而言，为失去的“本质”寻求一种“替代”
倒显得更为迫切、也更为适意。在当下乡村小说叙事
中，我们就发现有两种值得注意的寻求“替代”的倾
向：人道主义叙事和怀乡叙事。
面对“底层”“苦难”，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感毋庸
置疑，然而正如前面所说的，当描写“底层”“苦难”成
为一种潮流，并渐趋模式化，那么人道主义叙事的动
机便变得可疑起来。更何况，作为一种激情有余而理
性不足的文学，一味耽溺于“苦难”毋宁说只是一种
思想无力、创造乏力的无能表现。勃兰兑斯说过，“人
生和艺术对于道德是处于截然不同的关系之中
的” ，但对那些仿佛患有“苦难焦虑症”（洪治纲语）
的作家来讲，现实人生的道德却仿佛就是艺术的道
德。其实，从创作心理来讲，人道主义叙事的过度和
泛滥所反映出的，是作家面对当下乡村现实的一种隔 膜感，这种隔膜感一方面源于作家与现实的距离，另
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源于“本质化叙事”趋于瓦解后作
家对精神“空缺”的一种不适。因为不适，所以本能
地去寻求替代，而人道主义的“悲悯”正好能满足这
种“替代”，同时使惯于观念写作的中国作家得以继
续对历史和现实“发言”。而作为另一种形式的心理
补偿，怀乡叙事满足的则是对“不适”的暂时遗忘。
需要说明的是，“怀乡叙事”在此指的是由于当下乡
村颓败乃至消逝引发的对乡村的无限眷恋，进而营构
并沉湎于一个由回忆和想象所组成的纯美、封闭的乡
村的一种写作。刘庆邦新世纪的许多短篇小说便属
此类，其《不定嫁给谁》《怎么还是你》等完全是一种
纯粹的乡村风俗描写，它们大都从乡村日常生活和人
心波澜人手，对乡村习俗所引发的琐碎但不乏机趣的
生活事件进行详细的描述，其津津乐道的叙述姿态透
露出的是一种明显的趣味主义态度。这种趣味主义
的乡村书写，内含了一种深在的淡漠，所以即便在《金
色小调》《外面来的女人》等那些无法回避当下乡村
严峻现实的作品中，其貌似批判、讽刺又非真正批判、
讽刺的叙事态度，只能让我们感到一种叙事上的嗳昧
和不明所以。这样一种乡村书写说到底是一种极为
主观化的乡村叙事，正如有人所批评的：“光凭‘童年
记忆’的书写往往是有毒的，那种对乡土文学的‘改 写’是致命的”，它往往“陶醉在纯美的情境中而丧失
怎样讲述当下中国的乡村故事——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乡村变革
怎样讲述当下中国的乡村故事——新世纪
长篇小说中的乡村变革
怎样讲述当下中国的乡村故事
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乡村变革
孟繁华
摘要2o世纪40年代的文学,在回应中国现代性,特别是乡村中国现代性问题时,
创造了
一
个中国式的"整体性".这一"整体性"的写作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广大农
民发现,在这一"整体性"的道路上,他们没有找到希望找到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明星村应
的不断涌现,中国农村改革道路似乎一览无余,前程似锦,又一个"整体性"在形成.
但是,随着改革
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乡村中国的复杂性逐渐被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不仅追踪
了乡村中国改革
开放的进程,而且作家发现了其间隐含的多种矛盾,于是便出现了中国乡村变革不
同的讲述方式.
关键词乡村中国整体性整体性瓦解整体性建构 2010年,《人民文学》发表了梁鸿的非虚构文学
《梁庄》,在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在这部"非虚
构"作品中,梁鸿尖锐地讲述了她的故乡多年来的变
化,这种变化不只是"十几年前奔流而下的河水,宽
阔的河道不见了,那在河上空盘旋的水鸟更是不见
踪迹"①.重要的是,她讲述了她看到的为难的村支
书,无望的民办教师,服毒自尽的春梅,住在墓地的
一
家人等.梁庄给我们的印象,一言以蔽之,就是破
败,破败的生活,破败的教育,破败的心情.梁庄的
人心已如一盘散沙难以集聚,乡土不再温暖.更严
重的是,梁庄的破产不仅是乡村生活的破产,而且是
乡村传统中的道德,价值,信仰的破产.这个破产几
乎彻底根除了乡土中国赖以存在的可能,也意味着
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彻底瓦解.
可以说,现代性的两面性,在《梁庄》中被揭示得
非常透彻.这倒不在于作家对前现代怀旧式的抒
情.我们更关心的是,中国走向现代的代价.现在, 122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我们依然在这条道路上迅猛前行,对现代性代价的
反省还仅仅停留在书生们的议论中.应该说,作为
"非虚构"的《梁庄》,梁鸿书写的一切肯定是真实的.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城乡价值迷思
-“-．qtl大学学报(社会科掌版)第38卷第3-期／2010年5月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01．38 No．3／May,2010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城乡"价值迷思
梁 波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内容摘要：新世纪乡土小说根据书写场域的变换可以分为“在乡”、“进城”和“返乡”三种典型的叙
事模式。“在乡”叙事对乡村的封建意识和权力政治进行批判，表现出对城市现代文明的热切向
往；“进城”叙事关注农民离乡进城的生存状态，城市又成为罪恶的渊薮，透露出对乡村的浪漫
怀想与回归传统的强烈意识；而再次由城到乡的“返乡”叙事则揭示了市场观念冲击下乡村传统
文化与道德的没落，在城市中殷殷展望的可爱家园又温情不再。当文学对象在“乡村一城市一乡
村”之间发生转换后，三类叙事对城乡的想象所出现的悖论性书写，以及作家对城乡的情感向度
所发生的钟摆式摇晃，反映出社会和文化心理方面的诸多影响因素。 关键词：城镇化；乡土小
说；城乡冲突；现代化；在乡；进城；返乡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10)03-0071．07 新世纪以来，以“城镇化”为表征的现代化 再显得‘纯粹’的准乡土文学，这类作品一般聚焦于
进程不断加剧。据统计，我国城市数量1991年 城乡结合部或者城市边缘地带，描写了乡下人进城
为479个，2007年达到655个，增长36．7r％，2007年 过程中的灵魂漂浮状态，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我国
全国城镇人口为59379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 农民必然经历的精神变迁。”【2】)，如《泥鳅》(尤凤 比重达到44．9％Il】。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将推 伟)、《发廊》(吴玄)、《民工》(孙惠芬)、《二的》(项
进“城镇化”作为当前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重点工 小米)、《北京候鸟》(荆永鸣)、《一个谜面的几个谜
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叙事
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叙事
一、本文概述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不断调整，这些变革也深刻影响了文学创作。新世纪文学中，底层叙事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通过文学作品描绘他们的生存图景，表达对他们的同情和理解。这些底层叙事作品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法和主题，也为我们理解和反思社会现实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本文将对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叙事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其产生的原因、主要特点以及社会意义，以期对新世纪文学的发展有更深入的理解。
二、底层叙事的历史背景与社会语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一批又一批的农民涌入城市，成为了所谓的“农民工”。这一群体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却往往成为了被忽视和边缘化的底层。与此城市中的下岗工人、失业青年等也在不同程度上遭受着社会的冷遇。这种社会现象逐渐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叙事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
底层叙事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语境紧密相连。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精神生活却相对匮乏。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现实和人心的一面镜子，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了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体。另一方面，随着民主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社会公正与平等，底层叙事的出现，也符合了这种社会思潮的需求。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语境下，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叙事应运而生。它们通过描述底层群体的生活状态、情感经历和价值追求，不仅揭示了社会现实中的种种问题，也表达了对公正、平等和人文关怀的深切渴望。这些作品往往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以及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成为了新世纪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三、新世纪文学中底层叙事的主题特征
新世纪文学的底层叙事，在主题特征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关怀。这些作品紧扣社会变革的脉搏，深入挖掘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情感世界和价值追求，以丰富多元的主题表达，展现了底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风貌。
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写作需要崭新的视野
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写作需要崭新的视野
一
随着时代的发展，城乡二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正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通过梳理一系列统计数据以及呈现出来的一般现象可知，在信息共享上，农村和城镇实际处于同一平台。从这里面能提炼出来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预期，从大的方面来说，大体属于同一范畴。作为单独的个体，很难从这种错综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弄明白，自己到底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也很难搞清楚自己究竟倾向于现代还是后现代。因此，当我们介入农村题材写作的时候，面对的不是纯粹的农村、封闭的农村，而是与城镇相杂糅的农村。
我们在阅读一些关于城乡关系的叙事作品时，可以粗略得出一些显而易见的结论：“二元对立”思维以及套路化的叙事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消除，而是转化得更深、更隐秘了。在一些故事中，有的人想方设法摆脱农村的背景，以进入城市既定生活流水线为成功。相反的是，有的人生活在城市里，感受到城市生活的速度和压力，于是在脑海中将乡村无限诗意化。在这样的视野中，城乡之间是对立的、割裂的。这样写出来的城与乡，是想象意义上的，而非真实的、可信的。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乡村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需要写出真实的农村，描绘出农村世界的复杂性，呈现城乡之间的紧密关联。在此背景下，作为一种价值和思想叙事，当前农村题材创作究竟应该如何推进？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以往典型农村题材文学叙事及其理论批评标准呢？这都是我们必须要深思的问题。
二
要判断去往哪里，首先必须了解来时的路。改革开放40余年，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也伴随着农村政策的变化、农村现实的发展而自我调整了40余年。作家们以各自的笔墨记录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发生的一轮又一轮变迁：由公社化大集体、“大跃进”，再逐渐走向联产承包责任制、新农合、新农村以及美丽乡村建设道路。农民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题材文学作品，正是如此忠实于此段农村历史，它的镜鉴价值就更值得重视。无论当今的学者对它有着怎样不同的理解和评价，它都早已镶嵌进文学史中的重要位置，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农村社会的发展变迁。
新世纪乡土叙事小说研究
２０１０年９月 第３７卷第５期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Ｓｅｐｔ．，２０１０ Ｖ０１．３７ Ｎｏ．５
新世纪乡土叙事小说研究
王爱军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淮安２２３３００）
摘要：当代文坛掀起了关于新乡土的叙事风暴，出现了一大批关乎新乡土的小说作品。作家把笔触伸向 了新乡土的各个角落，诸如农民身份、乡村伦理、情爱婚恋等方方面面，企图以全景式的视角展示当代新农村的 发展面貌，成败得失尽在其中。通过对近几年涌现的新乡土题材小说进行考察，可以厘清当下小说对新乡土的 叙事内容及其缺失，并且能从小说与生活的互文中找寻出当代小说审美的生长点，从而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一种 持久有效的精神动力和文化资源。 关键词：小说；新乡土；身份认同；伦理叙事；智力资源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７．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５７（２０１０）０５－００７８－０４
新世纪以来，新乡土进入了当代作家的创作视 阈，出现了一大批关乎新乡土的小说作品，如展锋的
《终结于２００５＞）、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等等，此已成 为当代文坛不可忽略的景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口号的提出，中国农村的
新变激发了作家的创作活力和激情，从而不自觉地
把目光洒向乡村大地，对传统的乡土文学资源既有 承继也有超越；另一方面源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动
作用，如２００６年５月以来，《人民文学》等几家杂志 和新浪网共同发起和举办了新乡土文学征文大赛，
在中国当代文坛亮起了新乡土文学的旗号。正是这
内外两方面的推波助澜，使得新农村叙事小说大量 涌现，热闹非凡。纵观这些小说，不外乎是对“当下
发生的巨大变化的乡土”［１］的深情关注，企图以全 景式的视角展现当代的新农村面貌。
一、身份叙事：认同与悬置
身份本身的意义在现代社会中是指社群中个体
生态批评视野下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新向度
生态批评视野下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新向度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和推进，生态文学也成为当下热门话题之一。在这一背景下，乡土小说作为中国文学中的重要类型之一，也应当受到生态批评的关注和探讨。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写作固然需要注重生态视野，以传递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保护，同时也需要关注农村的社会生活和人文精神，从而打破传统的审美观念，使其在文学创作中呈现出新的向度。
生态批评的视野下，乡土小说需要对自然环境进行更为深刻的描绘和反映。传统的乡土小说对于自然环境的描写多为对美好田园生活的幻想和向往，这种描写往往是片面的美化和浪漫化。当下的农村生活与环境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土地沙漠化、水资源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题也成为了现代乡土小说的写作难题。新世纪的乡土小说作家需要更加真实地反映和描绘农村环境的真实面貌，不仅要展现其自然之美，还要揭露其中的问题和矛盾，呼吁人们保护和改善农村环境，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乡土小说在生态批评的视野下需要更加关注农民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农民作为农村的主体群体，其生产生活和社会地位直接关系到乡土小说的写作题材和价值取向。然而传统的乡土小说往往把农民塑造为朴实、忠厚、勤劳的形象，而忽略了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都需要得到乡土小说的关注和反映。新世纪的乡土小说应当更加关注农民的心灵世界和文化精神，揭示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选择，以更加真实地反映农民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
生态批评的视野下乡土小说需要打破传统的审美观念，注重对农村社会和文化的探索与呈现。传统的乡土小说往往强调对农村生活的浪漫化和陈旧的审美观念，缺少对农村社会和文化的深入分析和探索。而在新世纪，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交流，农村社会和文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农村社会不再是封闭落后的象牙塔，而是充满活力和变革的社会生活。新世纪的乡土小说作家需要以全新的视角和审美观念来审视和描绘农村社会和文化，既要展现其传统的魅力和风土人情，还要揭示其中蕴含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因素，以展现出一个真实、丰富和多元的农村社会和文化图片。
新世纪乡土叙事的核心要素考评
内容提要：新世纪乡土小说在叙事风格及叙事
内容上追求“纯粹真实”；在苦难叙述中止于苦难景
观的罗列和展览，未能深掘苦难的深层根源；在挽歌
写作中难见深隐的精神冲突和强烈的感情流露；在
城乡关系书写中诉诸城乡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方
式；人物形象大多成为叙事的傀儡，难脱概念化和平面
化的窠臼。部分作品能脱颖而出，但仍存在诸多不足。关键词：新世纪乡土小说真实苦难挽歌
城乡人物
“真实”
20世纪的乡土文学大约可以分为启蒙、浪漫
（唯美）和革命三种形态；新世纪乡土小说，或有意、
或无意地企图缓解经典乡土叙述“影响的焦虑”，达
成对这三种形态的超越。致力于还原真实的乡村，是
它们共有的叙事策略，也是它们共求的叙事目标。李
洱《石榴树上结樱桃》、林白《妇女闲聊录》、莫言《生
死疲劳》、贾平凹《秦腔》等是典型代表。
在这些小说的作者看来，20世纪的乡土文学所
建构的乡土世界，由于处在前辈作家的主观偏见中，
不可避免地笼罩在各种“意识形态”阴影下。他们所
要做的，是洗去乡村的主观颜色，为乡村去蔽除魅，
漂白出一个活生生的乡村世界。根据林白、莫言的理
解，真实的乡村在粗野、混乱和丑陋的背后，蕴藏着
生机勃发的民间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或多或少被启
蒙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及革命者压抑了；因此，写出
乡村真实的首要任务，就是释放民间的原始强力，彰
显民间自由自在、生机盎然的生命景观。在《石榴树
上结樱桃》中，李洱尝试着对现代乡村进行纯然的日
常还原，以冷静谛视的方式，再现它在时代洪流中的
世俗化进程。小说着力驱除文学乡村中一直流传的
各种感情和隐喻，诸如乡愁、大地情结、传统文化精
神、生命本原意识等等，力图回到乡村生活的第一现
场，重现其真实的存在形态。《秦腔》则一反贾平凹以
往的乡村叙事，作者鲜明的价值立场已然不见踪影，带有浓郁主观色彩的乡村图画为一种更为客观逼真
的乡村镜像所取代。
为了有效生成真实的乡村图景，小说作者最大
限度地隐退在叙述的幕后，力争做一个“在场的失踪
者”（李洱语），同时引入乡村世界的生存主体，由亲
新世纪乡土小说“流动农民”叙事的价值取向与叙述选择
天存斩珞 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新世纪乡土小说 ‘‘ 流动农民’’
叙事的价值取向与叙述选择
李兴阳 丁 帆
［摘要］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流动农民”叙事，是最引人瞩目的叙事现象。乡土作家作
为叙事主体，其不同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叙述选择，使被表述的“流动农民”及其流
动经验和城市体验呈现出斑斓驳杂的文化色彩与复杂多变的精神向度。如何理解和评价现代
城市文化与前现代的乡村文化，如何理解和评价“流动农民”遭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精
神问题，如何理解和评价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意义及其各种悖谬，所有这些现实矛盾与
疑问，都给中国作家尤其是乡土作家带来了价值选择的巨大困惑。
［关键词］新世纪乡土小说；“流动农民”叙事；价值取向；叙述选择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０６３３（２０１３）０３—１５０—６
新世纪乡土小说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流动农民”，叙
事。所谓“流动农民”，不是指农民在世俗Ｅｔ常生活中因探
亲访友、治病救人或游览购物等的现实需要而在城乡之间
来来往往的即时性行为，而是指具有“移民倾向”的农民
主动或被迫异地务工谋生等现代性社会迁移现象。从地理
文化空间角度看，“流动农民”主要在城市与乡村、城市与
城市、乡村与乡村之间迁徙流动，其主要流动方向是从农
村流向城市；从职业角度看，“流动农民”主要从传统农牧
业流向现代工商业。农民的大规模流动，始自晚清“洋务
运动”，风起云涌于２０世纪２０至３０年代、５Ｏ年代初期、 ８Ｏ至９０年代和２ｌ世纪初期。近百多年来，涌荡在中国城
乡的“流动农民”，尤其是其中的“进城农民”，是中国社
会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参与者与历史苦难的承受者。他们在
多个层面都是不幸的：在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急遽转
型的历史逻辑链条上，他们不幸成为两种文化间的历史 “中间物”；在中国大陆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中，他们不幸
成为“双重边缘人”；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期的阶层分化甚
从“非虚构”来看新世纪乡土文学的困境及出路
从“非虚构”来看新世纪乡土文学的困境及出路
自《人民文学》从2010年第2期推出“非虚构”这一文学专栏以来，“非虚构”逐渐受到文坛的推崇，亦成为各大期刊杂志争相推出的栏目之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有如此效应，固然与《人民文学》的“国刊”地位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非虚构”的“恰逢其时”。对此，李敬泽说，“非虚构作品的根本伦理应该是：努力看清事物与人心，对复杂混沌的经验作出精确的表达和命名，而这对文学来说，已经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目标”②。也正因为如此，“非虚构”推出的很多作品均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最典型的便是梁鸿的两部“非虚构”乡土文学——《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
表面看来，“非虚构”与“新世纪乡土文学”之间缺乏必然的意义关联，实则不然。用“非虚构”来质疑当下的文学是《人民文学》设置该栏目的初衷，也是诸多研究者的用意所在，反映在乡土文学领域内，便是用“非虚构”的真实维度质疑新世纪乡土文学的“伪真实”。也就是说，有关乡土题材的“非虚构”作为一种互文性的存在，以“补白”和“镜子”的形式让我们看到新世纪乡土文学的诸种病象。
新世纪乡土文学的时代命题是城市化，其主题是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明的全面溃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失衡等，其情绪是向传统靠拢的文化乡愁。其病症是作家无力应对现实，书写现实，或直接从现实撤离遁回乡土，刻意在回忆式的书写中寻找一种田园意识和家园意识。其出路是直面现实，重构乡土经验。鉴于此，我们不妨从梁鸿等人的“非虚构”创作中获取一点经验。
一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是“非虚构”文学不可多得的作品，在中国文坛的影响甚大③。前者是梁庄及梁庄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苦难史”，后者是“梁庄人”的“漂泊史”和“心灵史”。前者的文学场域恰恰生成了乡土文学“旧传统、新内容”的情境，而后者则是全新的时代命题，两者合起来便是新世纪乡土文学所有的主题：“农民进城”、“乡土生态”和“乡土历史”。
新世纪“城市化”叙事中的城乡价值观
新世纪“ 城市化”叙事中的
城乡价值观
韩文淑
摘要：作为当下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现实处境，“城市化”对新世纪文学创作有着深刻影响。“城市化”叙事以“城 市化”作为把握和辨认的对象，从各个角度印证和质询着“城市化”背景下的多变城乡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根植 于中国乡土经验的中国文学的主体观念也不断松动，并作出了新的选择，“城市化”叙事的城乡价值观也由此呈现 出多维的叙事重心和精神史立场。 关键词：新世纪；“城市化”叙事；价值观
作者简介：韩文淑，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１５６９（２０１８）０２—０２１７—０６
“城市化”作为中国正在经历的最宏大和最复杂的历史性变动，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 变革中最具深广度的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速度和规模不断扩大，不仅乡村被卷
入这一历史进程之中，而且几乎每个城市家庭都无法与之完全绝缘。中国作家们已经意 识到，“城市化”已成为彰显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现实处境并对未来发展构成重要意义的事
件。“最近的三十年，农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那个变化还只是一种量的变化，从穷变富，
从封闭变开放，从落后变进步等等，但就是这两三年时间，我们周边的农村发生了令人震惊的
质的变化，因为它已经不再是农村了，农村消失了，农民没有了。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梦寐以
求的城市化、现代化。” “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景象，数亿农民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固守的地 域，在大地上流动。而这流动带来的一系列复杂的改变，这背后的酸甜苦辣，这背后的国家意
志与个人梦想，造就了中国神话。这是近４Ｏ年来，中国最主要的真实。” “城市化”是社会
生活空间的重组，更是价值观念的重构，它关涉了蕴积千年的中国文化的搏击与消长，既牵扯
到乡村价值本身的消解与选择，也涉及了城乡融合中城乡价值观的磨合与再生，在后一个意义
上，其影响更为深远。与“城市化”相伴而生的是，记录时代心音和社会脉搏的“城市化”叙事 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作品把城市化作为把握和辨认的对象，从各个角度印证和质询着“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