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年》
（三）第一五年计划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 工业化是我国人民的夙愿。一百年来数代人为之不懈奋斗，特别是近五十年来全国初步形成了工业体系，进入了工业化的中级阶段（从产值结构判断。从就业结构及城乡人口结构看仍表现出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典型特征），并且自八十年代以来与世界现化化的差距逐渐缩小。因此，工业化问题也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长期的热点。 工业化道路是一个内容相当广泛的范畴。它涉及到经济体制、产业结构、阶级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五十年代，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经扼要地提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然而1957年提出这个问题以后，由于在经济体制方面，市场对于资源配制作用甚小，加之在政治运动中，又将工业化道路问题与社会制度问题简单等同起来，“以至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长期得不到解决。重工业自我循环的资源配置状况影响了经济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对于在建国以后的30年间，我国在经济落后和国际环境紧张的情况下，是否应该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提出了不同看法。近年来，工业化问题的研究进一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与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产生了一系列著作和论文。 其中如刘国光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探索较早的著作。其着重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工业化道路问题作了历史分析。该书认为：1953年8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奠定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目标，这是符合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的，执行的结果也是好的。” （88页）“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以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这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著作中已经从理论上解决了的问题。但是在实践上却没有这样做。‘一五’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年间，基本上走的是以重、轻、农为序的工业化的道路。实际上‘一五’后期，农轻重之间已出现了不协调的苗头„„‘二五’以后，除了个别时期外，农、轻、重的关系长期陷于严重的结构性失调”（143页）。 林毅夫的《中国的奇迹一一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出了否定的看法：“这一经济战略是在建国以后50年代初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所选。作为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基本途径。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从而继扭曲的宏观政策之后，在逻辑上便导致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与当时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矛盾，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因此就需要由政府出面，人为压低制率、汇率、能源和材料价格、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便降低重工业发展成本。在这样的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源就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制度。而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和在农村进行统购统销的需要，又分别实行了工业中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形成与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制度相配套的微观经营机制。可见，一经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便相继形成，这种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内生的，是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的。„„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适应的这种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造成产业结构扭曲和劳动激励不足，表现出抑制经济发展和阻碍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效果。不仅改革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绩效确凿地证实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能成功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目标，从其他实行类发展战略的国家的经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3－4页）。因此，该书提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战略转轨”，“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挥比较优势”（8－9页）。因此，要将“赶超战略”转变为“比较利益战略”。由于该书的侧重点在于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对策，对历史上方针政策的选择与分析缺乏实证，有简单结论的倾向。 比较起来，金碚所著《中国工业化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关于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分析更加全面与具有实证的特点。该书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刻是新中国建立并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1952年。该书认为，中国的特殊国情，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史证明，类似西方国家的那种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中，突出特点是国家工业化政策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由此形成了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的一些特征。如：积累率高；分配均等化；城市就业率高；重工业过重以及投资膨胀等等。这些特征使中国这样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解决了一般发展中国家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又带来了一系列“矫枉过正”的偏差（29－32页）。该书认为，重工业的优先增长，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积极进取性的最突出表现之一”；同时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50－70年代重工业超常增长的同时，中国仍然重视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总值与国际平均的结构水平偏离不大。受到忽视的主要是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然而，“重工业的优先增长虽然有助于增强国家自力更生的基础，但过度倾斜的增长率和部门分布，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失衡，使工业化过程中的矛盾日益尖锐。因上，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已十分突出”（92－93页）。这是一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分阶段分析的看法。 林蕴辉：《风雨兼程——新中国发展战略的演变》（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提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实施是一种“超越”‘卡夫丁峡谷’的探索，该书侧重从经济成分与阶级关系谈工业化与改造并举的战略的选择；董志凯在《从“机船矿路”到“瓶颈产业”——中国百年投资结构之联想》（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放到中国近百年投资结构的历史中去分析研究。摆出一个现象：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务派的“机船矿路”主张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之间还有1944年国民党政府有关的部门先后在兰州和桂林组织过两次关于国家工业化的讨论，均强调了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提上安邦治国的议事日程，甚至至今仍被称为“瓶颈”需要予以、关照？该文认为，向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倾斜投资，是一个缺乏长期资金积累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需要。 还有的著作对比苏联、日本等国家在工业化起步时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后，并没有延长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史实，不同意那种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就必然积弊难返的看法，认为其关键原因在于“把本国工业化溶合于国际经济运行中”。[14] 最近还有一种看法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它为依托的军事工业，即所谓“赶超”，按比较优势理论来讲，它形成一种效益、利益和效率的扭曲。某种意义上讲，近似一种博弈。对大国而言，其潜在目的或直接目的都是防止、准备或进行一场战争。因此，要以较长的时间尺度来把这类战争及其结局和深远后果进入经济学范畴的全面计算。根据常识，一场大战打平言和，双方能进行政治、领土、经济、人员伤亡、外交得失、社会道德影响（包括民族士气、人文精神）„„的估算；如果一方输了而另一方胜了，那估算就要复杂的多。败的一方除全部（投入资金、装备、人员资源、国际影响力、政府信用、社会凝聚力„„等）全部损失外，还要承受许多无形的痛苦结果„„如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的长时间动荡，它类似无形资产的损失。这种大国之间的明暗较量绵延人类历史2000余年，是不能用纯经济的那种“模式”套用的。如果说它是一种“赶超”，那也算是搏赢了一大把吧。“比较优势”论者，是否应把这一大块放入参照系中呢。 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有关的问题还有如何看待我国选择了以高速度、低效益为特征的过渡开发战略。鉴于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近年来有较多的文章将这种重速度的数量型经济的形成，笼统地归之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的失误。但也有不同意见认为虽然我们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的确存在一些失误，但“当时选择高速度却是历史的必然”[16]。其理由为，A、从我国当时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来看，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经济效益提高的潜力是有限度的，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直接受土地的自然生产率和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的影响和制约；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在国际贸易中主要以出口农副产品和其他各种初级产品为主，因此国际贸易条件极为不利；科学发展水平和在工艺上的应用广度和深度较低，也阻碍了各种物质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强化国内的工业基础。这就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以上新项目和追求发展速度为主。B、经济发展速度本身的特点也决定了在一定时期内必然追求高速度。因为实行高速度与实行高效益所需要的条件是不同的。高速度可以在科学技术水平不变或进步不大的情况下，靠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来实现。我国属于资源闲置和劳动力富余的国家，这就为追求高速度提供了现实条件。同时高速度还可带来高产出，可以迅速增大社会总产品的规模。这样，不仅可以迅速缓解由于人口多而造成的沉重的社会需求压力，而且还可以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的积累。 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见董辅礽：《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转变》，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胡鞍钢：《中国工业化问题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吴敏一等：《中国工业化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国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熊映梧等：《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考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曹尔玠等《新中国投资史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2年版；张象枢等的《中国农业巨变与战略选择》，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年版；姜洪：《中国的现代化：改革与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李昌宇：《资源倾斜配置研究——中国产业结构转变过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剧锦文：《新中国工业化模式导入的经济史考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6期等。目前看来，如何认识以往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战略转移，正确进行资源配置，处理好各个产业之间的关系，将是中国现代化经济史和现实宏观经济决策要长期研究的问题。 （四）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的探索历程 对于1956年开始的直至今日仍方兴未艾的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历程是近年来研究的又一个热点。 关于经济建设的中国特色何在？如何认识和评价十年经济建设与十年“文革”中的探索与失误？论著普遍正视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受教育程度平均水平偏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需要国有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实施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运行机制等等。但是对于这些问题阐述以及探索过程的历史叙述与评价，侧重点往往不尽相同。 譬如关于探索的起点，多数著作与论文将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调查研究作为系统探索的起点；有的著作则认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探索由此开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历史经验总结小组编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是我国系统总结经济体制改革历史经验出版较早的一部书，其认为：“大跃进时期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次尝试。武力的《略论五十年代前期高度集中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则提出，1949－1956年形成的经济管理体制，当时在资源配置、社会稳定、工业布局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 关于十年经济建设与十年“文革”，一部分著作强调体制探索的曲折；有的著作强调前十年建设的业绩，认为这是中国工业化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一些著作侧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依主观意志变革生产关系，否定商品经济的教训；还有的文章将六十年代的调整与改革开放时期的调整进行比较，藉以总结经验教训；不少学者对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开始的对一些经济体制问题的探索端倪，诸如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工业中试办的托拉斯，对手工业政策的放宽等作了探讨。[17] 对于十年动乱时期我国经济体制发生的变动，包括下放权力，扩大地方的各种管理权限，简化税收、银行信贷及劳动工资制度，以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强化单一的公有制结构等；由于当时政治动乱，改革受到严重干扰，在许多方面重复了“大跃进”时期已被证明是失败的教训，原有体制弊病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有所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无政府和半无政府状态，使经济生活既乱又死，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因此，这一时期的体制变化被评价为“实质上只是一次盲目的‘折腾’”；而不是“探索”。（见《我国经济体制
高校——中国经济史(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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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纲要复习题
名词解释：
1. 阶级：是现代政治学的基本范畴，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和对生产资料关系的不同而分成的集团。
2. 耕作制度：又称农业经营制度，它是指以土壤耕作为中心，包括施肥、灌溉、除草、水土保持、轮作倒茬等各项农业技术措施在内的农作体系。耕作制度在一定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并随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而发展变化。在农业发展史上，其演变过程大致由撂荒耕作制、轮荒耕作制、连作复种制和多熟制。
3、租佃制：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以土地出租给农民，从而剥削、奴役农民的制度。是战国以来随着封建生产方式而出现的一种封建生产关系的形式。这一制度自战国经秦汉至明清，延续了两千多年，并在这两千多年中不断地发展变化。
4、押租制：产生于明代 ，清代普遍流行，是明清时期租佃制的一种新类型。地主为防止佃农拖欠地租而在出租土地时索取地租抵押金的一种租佃制度。押租制有利于保证地主地租的实现，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佃农的移动自由。
5、永佃制：中国历史上农民依约向地主交纳地租、永久佃种地主土地的一种租佃制度。其特征是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永久分离。在这种租佃制度下，永佃农有更大的人身自由，生产生活亦不受地主干涉，生产积极性更高，更有利于农业发展。
6、牙行：是指古代城乡市场上，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借此抽取佣金的商行，亦指牙商的同业组织。牙行有官牙、私牙之分。官牙由官府指定,私牙须官府批准。明清时期，官府对牙行态度曾几点变化，至清雍正时，牙行管理进入法制化轨道。
7、 黄册：又称“赋役黄册”，创立于洪武十四年，是朝廷为征调赋役而编制的户籍册，因上交户部的一份为黄色封面而得名。黄册把口、田产、赋税三者合一，是国家征收赋役的根据。
8、 鱼鳞册图：亦称“鱼鳞册”、“鱼鳞图 ”。为征派赋役和保护封建土地所有权而编制的土地登记簿册。册中将田地山塘挨次排列、逐段连缀地绘制在一起，标明所有人、四至，因其形似鱼鳞而被称为“鱼鳞册图”。
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李伯重
作者的文章《“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
史研究方法的检讨》在本刊 2 0 0 0年第 1期上刊出后 ,引起了各方面的反响。
作者将国内外学者提出的主要问题 ,在此集中作答 ,并对如何改进经济史的研究
方法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看法。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大体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涉及
对一些重要理论概念的理解 ,这些概念包括近代以前中国的“经济革命”、宋代
江南的农业变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经济史上的技术进步及其与经济变化的关系
等 ;第二类则主要是经济史研究中各种主要的方法及其运用 ,这些方法包括历史
学方法、经济学方法、其他学科的方法 ,以及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 ,
史学家只有敞开胸怀 ,努力向其他学科学习 ,不断改进研究方法 ,才能使历史学
在今天所面临的挑战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关键词 经济革命 农业革命 历史学方法 经济学方法
作者李伯重 , 1 949年生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
拙文《“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
的检讨》 (以下简称《检讨》)在《中国社会科学》 2 0 0 0年第 1期上刊出后 ,
不少同行通过口头和信件 ,就文中所谈到的问题与我切磋交流。特别要一提的
是 ,去年 6月和 9月在东京和台北 ,与拙文所涉及的三位主要学者———斯波
义信、伊懋可 (ＭａｒｋＥｌｖｉｎ)和梁庚尧先生———就此进行了深入的讨
论 ,尔后他们还分别来信进一步阐述其看法 ① 。这些回应表明中国经济史研究
方法的改进问题 ,确已提到日程上。为了把拙文引发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兹
将国内外学者提出的主要问题 ,在此集中作一回复。这些问题可以大略地分为两
类 :第一类涉及对一些重要理论概念的理解 ,第二类集中于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
具体方法的运用。本文把二者都作为研究方法来讨论。至于这样做的原因 ,则还
要从“什么是经济史”谈起。对于“什么是经济史” ,向来有不同的说法。吴承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绩效（1957-1978）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绩效(1957-1978)
——基于投入产出效益比较的分析
瞿商 【专题名称】经济史 【专 题 号】F7
【复印期号】2008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国经济史研究》(京)2008年1期第121～128页
【作者简介】瞿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430073)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经济统计的方法，通过加入劳动力投入的总价值，重新估算了1957-1978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工农业分部门的投入产出效益和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益。同时，运用增长指数模型，计算了计划体制时期各项投入和产出的年均增长速度。目的是与投入产出效益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两种方法所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即计划体制下，国民经济及工农业分部门的绩效很低，原因在于计划体制时期存在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两个方面的效率损失。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唯一选择。 【关 键 词】计划体制/投入产出/绩效
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分两种。一种是投入产出的均衡分析，主要分析国民经济各部门投入产出的平衡关系，实际上是研究国民经济内在结构的均衡问题；另一种是投入产出效益的比较分析，主要是对投入与其产出进行比较，以说明投入的综合经济效果。
计划体制时期，采用物质产品核算体系方法来核算国民经济的投入和产出，作为生产资源之一的劳动力投入的价值被排除在
生产投入的计算中。因此，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益被人为地拔高了，不能有效地体现真实的国民经济及分部门的投入产出效益。本节试图通过加入劳动力投入的价值，重新估算计划体制时期工农业分部门以及国民经济的实际总投入，并与每一相应年份
的净产出进行比较，从而更加能够说明计划体制时期工农业分部门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真实绩效。
一、工农业分部门投入与产出效益 (一)农业部门投入与产出效益
农业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广泛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农业部门都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表1是计划
1999—200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先秦、秦汉
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变革，土地赋税制度殷周社会性质：在1999年底天津举行的“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早期社会性质是讨论的焦点之一，会后也陆续有争鸣文章刊发。朱凤翰《从生产方式看商周社会形态》（历史研究00/2）提出，如果保留“封建社会”的提法，则中国古代典型的封建社会应是西周，商后期社会不宜称奴隶社会，但是否封建制度，目前仍不明朗。战国以后社会应从“封建社会”这一名词脱离开。晁福林也主张中国没有经历奴隶社会，但他认为商代是氏族封建制的典型发展阶段（商代社会性质研究/史学理论研究99/1）。王和提出《从突破部族社会桎梏的意义认识周初变革》（史学月刊/00/3）。董立章认为《西周并非实行种族奴隶制》（华南师大学报00/2），因为殷周同祖，三代实行的是战俘奴隶制。李根蟠从《齐语》和《小匡》的有关记载比较切入，论证了西周的士农区别，指出当时的“士”是封建等级制下的下层贵族。（从《齐语》和《小匡》看周代的士农关系——“西周士为自由民”说质疑/中国经济史研究99/4）。战国秦汉的社会变革：李根蟠系统地论述了《春秋战国农民份地的私有化和地主制经济的形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黄今言比较深入地分析了《汉代庶民地主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同前）。此外还有傅兆君的《论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对立运动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创新》（中国史研究99/4）和叶行昆的《论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财经研究99/2）。社会组织：林甘泉论述了《秦汉帝国的民间社区和民间组织》（新燕京学报00/5），指出乡里具有基层行政组织与民间社区的双重角色，分析了民间社区的公共生活、自治功能及其与封建国家的关系。王彦辉探讨了《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史学月刊00/2）的关系。马新《记两汉乡村社会中的宗族》（文史哲00/4）认为，两汉宗族是以父权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宗法共同体，把持乡里政治，影响州县行政，成为相对独立的、集政治、经济、武装于一体的社会单位。它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势力的发展是导致了东汉王朝瓦解的重要原因。仝晰纲也探讨了《春秋战国时期乡村社区的变异及其社会职能》（文史哲99/4）。土地制度：袁林推出了《两周土地制度新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00/1)，该书内容涉及广泛的方面，力图从新的角度提出和论述新的问题，除绪言外，全书293万字，分六章，依次为：所有制理论问题(包括所有制问题、社会形态问题、前资本主义公社问题)、西周土地制度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制度的变革、战国土地制度研究、“井田”论研究、国家授田制的演化和最后消亡。李学功的《世纪回眸：井田制问题的再认识》（青海师范大学学报/99/1），肯定了井田制的存在。赵云旗进行了《中国土地买卖起源再探讨》（学术月刊99/1），根据陕西岐山出土的铜器铭文，认为中国土地买卖起源于西周中叶恭王时期，发展于商鞅变法之后。赋税财政制度：[!--empirenews.page--]“初税亩”这个老话题又有新争议。晁福林《论“初税亩”》（ 文史哲99/6）认为，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与当时该国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它只是谋划中的事，并未付诸实施。鲁国土地赋税制度的真正变革，是春秋晚期的“用田赋”。 尚友萍主张“初税亩”是对私田中的休闲田和非休闲田一律收税，从而改变了以前只征收一夫百亩的税制。（论“初税亩”/河北大学学报00/6）。刘雪河则认为《先秦实物地租并不起源于“初税亩”》（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99/1）。李根蟠《周人“百亩而彻”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9/4），指出“彻”法是周代实行的与土地规划分配相联系的、有固定税率的一种租税制度。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它是与公田私田划分相联系的限额劳役地租制，这时候的“彻”法也就是“藉”法或“助”法。春秋中期以后，税亩制代替了藉田制，地租形态变了，但“彻”法的一些基本特点仍然保留，“彻”的名称也延续了下来。黄天华《论秦代赋税结构及其变革》（广东社会科学00/6）认为秦代首创赋税与徭役并行制，田租、口赋和徭役是其三大支柱。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刘源/商代祭祀所用牺牲的纳贡与征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辑1999；黄天华/论秦代赋税结构及其沿革/广东社会科学00/6；沈颂金/秦代漕运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00/4；李桓全/也谈两汉田税的征收方式——与臧知非先生商榷/江西师范大学学报00/1（文章批评了两汉“亩收三升，按百亩征收”的说法）等。商品经济与市场涉及先秦时代的文章有：李晋凤/尧文化与平阳商人/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00/4；杨升南/徐祗朋/邢台地区商文化中的商品经济/史学月刊99/1；李雪山、黄延延/商代商品贸易探微/殷都学刊99/2；周代借贷性质的转变/松辽学刊00/2等。涉及秦汉时代的文章有：李埏/论中国古代商人阶级的兴起——读《史记•货殖列传》札记/中国经济史研究00/1；缪坤和/《史记•货殖列传》所展示的分工与商品经济发展析论/思想战线00/6；黄今言/论两汉时期的农村集市贸易——以乡市、里市研究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99/4；朱德贵/秦汉时期市场的多层级性/安庆师范学院学报00/6；陆建伟/秦汉时期市籍制度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99/4；王刚/汉代“市租”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00/4等。农业与环境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专著有严文明的《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8月)，收集作者有关文章47篇。关于这方面的论文以《农业考古》最为集中。该刊每期都有“农业考古发现与研究”、“稻作起源研究”等专栏，有时还有特辟的专辑，如1999年第3期有“纪念马家浜文化遗址发现40周年专辑”，2000年第1期“中石期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选辑”也牵涉早期农业问题，等等。限于篇幅，这里只介绍该刊以外的有关文章。安志敏的《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和东传》（文物99/2）列举了稻作起源说种种，指出不论“阿萨姆—云南”说或“东亚半月弧”说，都不象长江中下游说那样富有考古学物证的支持。文中有中国史前栽培稻出土统计表，计有137项。朱乃诚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新发现和新思考》（东南文化/99/3），依据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新发现，提出稻作农业的起源和早诜⒄剐问绞侵行钠鹪础⒈咴捣⒄沟目捶ǎ吹咀髋┮荡笤荚诠?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于公元前7000年后发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边缘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钱塘江地区，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还有：郭雁冰/江淮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浅析/中国农史00/1；沈志忠/我国原始农业的发展阶段/中国农史00/2；向安强/台湾原始稻作农业形态探研/中国农史99/2；张锴生/中国最早的稻作与稻作农业中心/中原文物00/2；程世华/试析良渚文化农具“千篰”的用途/古今农业00/4等。[!--empirenews.page--]先秦农业：高光晶的《释“[上“劦”下“口”]田”》（ 文史99/4）认为“[上“劦”下“口”]田田”是祭神与农耕的结合词。李根蟠《从银雀山竹书看战国亩产和生产率》（中国史研究99/4），考证战国粮食亩产量可达每周亩二大石，劳动生产率已能做到“民食十五之谷”的水平，比西周有大幅度提高；又指出中国历史上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提高，并不伴随着每个农户所能负担耕地的增加，而是主要表现在粮食亩产量的增加。此外还有杨钊的《先秦时期的渔捞业》（农业考古99/1）、《先秦时期的园艺、林业、蚕桑生产技术》和《商周时期的林业》（农业考古/00/3），倪根金的《由<诗经>探索周代森林和林业的发展》（农业考古99/1），凤良的《<诗经>所见的麦子种植》（历史地理论丛99/2），郭睿姬的《<诗经>中周代水资源和水生动植物资源及开发利用》（农业[1][2][3]下一页 考古/00/3）。秦汉农业：张齐政《从古代农书看公元前一世纪西汉与罗马的农业生产水平》（中国农史99/2），指出汉代中国与罗马，都是以农为本、以农立国，农业生产水平有着明显的提高，西汉农业生产水平超过了罗马，在农业思想上双方都有自己独特的方面；但中国长时期实行的是主谷制农业，而罗马却无意识地做到了植物生产与动物生产之间的基本平衡，奠定了以后的不同发展方向。杨生民根据大量考古资料，翔实地论证了《东周秦汉时期犁与耕作方式的变化》（首都师范大学史学研究1辑）。陈国灿的《“火耕水耨”新探——兼论六朝以前江南地区的水稻耕作技术》（中国农史99/1），认为“火耕水耨”源于“水耕水耨”。此外还有：朱宏斌、樊志民/秦农业地域与生产结构之演替/古今农业/00/1；赵淑玲、昌森/论两汉时代冬小麦在我国北方的推广普及/历史地理论丛99/2；杨际平/再谈汉代的亩制与亩产——与吴慧先生商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00/2；禹平/论秦汉时期的养马技术/史学集刊/99/2）。作物名实考辨：先秦秦汉古籍中的“稷”是什么作物，唐宋以来争讼不息。李根蟠、吴舒致回顾了争论的缘起和演变，从穗形、播种期、生育期，读音，字源，作为“五谷之长”的地位等方面提供了《古籍中稷是粟非穄的确证》（中国农业科学00/5；李根蟠/稷粟同物，确凿无疑——千年悬案“稷穄之辨”述论/古今农业/00/2）。但马瑞江的《稷名实考》（中国农史00/4）认为“稷”是高粱。沈志忠的《先秦两汉粱秫考》（中国农史99/2）则认为粱秫即高粱。环境变迁与资源保护：气候史方面，李春海研究了《西周末期的干湿状况》（中国农史00/3），根据敦德冰心记录和金田泥炭记录推断西周末期为暖期，并进一步结合文献分析和考古学资料佐证，确定西周为暖湿期或非连续干旱期。徐云峰根据甲骨文的资料《再论“雪”字的由来及商末气候的变迁》（古今农业/99/2）。周伟作了《商代后期殷墟气候探索》（历史地理论丛99/1）。生态思想史方面，李根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古今农业99/1），并对其理论基础和现代意义作了探讨。另有郭文韬/《月令》中的生态学思想初探/古今农业00/1；胡远鹏、宫玉海/从《诗经》《山海经》看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文史杂志99/5。灾害史方面，杨振红作了《汉代自然灾害初探》（中国史研究99/4），黄今言等作了《汉代自然灾害与政府赈灾形迹年表》（农业考古/00/3），朱晓红论述了《先秦诸子的抗灾赈灾措施》（史学月刊/00/3）。此外还有：黄渭金/试论河姆渡先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农业考古/99/1。[!--empirenews.page--]民族经济与地区经济农牧界线与民族经济：白音查干阐述了《最初人为农牧分界线的确立》（历史地理论丛00/1）。他通过对赵长城和秦长城的实地考察和对比研究，发现赵长城是中原农耕势力向北拓展时修筑的，更多考虑了可耕地的括入，从而有天然农牧分界上建立了人为的农牧分界线。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晓峰根据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考古遗存提出《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历史地理论丛00/2），指出鬼族之后，战国匈奴出现之前，在山陕北部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骑马游牧民族。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区，遂以这种形式长期与晋南的农业区相对峙，其间出现比较稳定的半农半牧地区与纯农区的分界线，即后来司马迁所说的龙门—碣石线。张元诚分析了《西汉时期汉人流落匈奴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00/2）。还有人进行了《两汉楼兰道研究》（西域研究99/3）。地区经济：主要成果有黄今言主编的《汉代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99/5），全书分概说，人口、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农业经济的开发及其区域特征，手工业成就及其与中原的关系，交通运输业的开拓和管理，城市兴起与商业的演进，赋役征课与人民的反抗斗争等7章，计23.5万字。这是该论题的第一部专著。论文中亦不乏颇有新意者。如李小波的《盐铁经济与汉末巴郡分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00/1），把行政区划史与社会经济史联系起来考察。朱世陆的《汉武帝时期江南、岭南经济地位的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00/1），从政治与经济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角度，探讨汉武帝加强对江南与岭南控制前后，江南与岭南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地位的变迁。周万利据考古发掘资料，阐述了《战国秦汉时期西南铁农具的传播与分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00/1）。淮河流域经济的研究颇受重视，有关论文有任重的《两汉时期淮河流域农业经济在全国国民经济中地位问题的探讨》（农业考古/99/1），李修松的《两汉时期淮河流域农业生产述论》（同前）和《西周时期淮河流域工商业及交通简论》（安徽史学99/3）。《农业考古》00/3刊登了向安强的长篇论文《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农业探析》的第二部分。有关论文还有：岳庆平/汉代岭南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史学月刊/00/4；王社教/论西汉定都长安与关中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历史地理论丛99/3；刘玉堂、边湘义/夏商时期湖北地区的农业经济与科技文化/社会科学动态00/12等。经济思想及其他先秦经济思想以《管子》研究为多。陈永汉的《管子——杰出的经济管理学家》（经济管理出版社99/11）包括四部分：一、绪言；二、管子与《管子》；三、杰出的经济管理学家；四、《管子》简注及大意解说。全书计72.6万字。曹俊杰作了《管仲与色诺芬经济思想之比较》，内容包括两人对财富、劳动分工、货币、价格等方面认识的异同。于清华论述了《<管子>的市场和市场调节思想》（河北经贸大学学报99/1）。杨善群考证了《<管子•轻重>的写作时代与理论源流》（管子学刊/00/2）。《管子学刊》还有多篇研究《管子》经济思想的文章。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历史前提的特殊性
20世纪中叶的中国，为什么在革命胜利之日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开始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什么在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要深刻地理解这些问题，必须认清中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了解我们的出发点，便弄不清我们前进的方向与我们选择的前进道路的正确性。要认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应从了解这个社会的经济入手。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同时，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就是要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留下的经济面貌。为此，本文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便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了。
社会生产力的多层次结构与发展水平的落后性
一、社会生产力的多层次结构
1842——1949年(中国近代经济史时期)，中国社会生产力发生重大的和剧烈的变化。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进入了从使用手工工具生产到使用机器生产的过渡。在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史上。是一次新飞跃的开始，也是中国工业现代化即工业化的开端。
中国生产力现代化的起步，晚于英、法、美等国100多年，因而有后发现象，即一开始就可以接受、引进欧美发达国家在19世纪中叶已有的设备和技术。这使中国的生产力，从设备技术层次上说，在短时期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是，从总体上说，现代化的进展缓慢。直到1949年，现代生产力在整个社会生产力中占的比重一直很小。 中国生产力现代化处在后发地位。后发地位有其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中国的半殖民地国际地位使中国生产力现代化处于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半封建社会结构又使它的国内环境恶劣，以致引进的和内部发展起来的现代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长期并存。在各个生产部门和各个地区，生产力中存在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的各种衔接形式。社会生产力表现为多元的、多层次的结构。从部门言，在交通运输业中，从肩挑手提到手推车(鸡公车)、手拉车(板车)，到脚蹬的三轮车、自行车，到利用畜力的马车、大车，从电车、汽车、火车，到轮船、飞机等世界上最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都同时存在。工业生产领域里，各个层次的设备，技术几乎无所不有，即使在最先进的部门或工厂里，也并存着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的多个层次。从地区言，在某些边远地区和山区，使用木棍、鱼叉、弓箭、陶石纺轮等王具从事耕作、渔猎、捻线。这是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早期出现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在部分山区，存在着奴隶社会早期出现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在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牧区的游牧生产方式，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游牧业没有重大区别。在多元的生产力结构中，最广泛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农业与手工工业的结合。这是中国奴隶社会便已普遍存在的生产方式。从城乡言，在少数城市与矿区，使用机器生产或半机械牛产。在农村，某本卜县手工生产。在同一时间里，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部门中，并存着从原始工具到现代机器的各个层次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在同一地区、同一城市，或同一生产部门中，生产力的结构也是多层次的。
马工程版《中国经济史》重点知识梳理(绪论)
绪论
1、经济史的研究对象：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就是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即通过对历史上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回溯，分析各个时期各种经济因素的内在联系和外部环境，说明经济怎样运行、发展和变化，阐明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特点。
2、经济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情况。
3、经济史与经济学理论的关系：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产生和不断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源泉。
4、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最基本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即以社会发展的史实为基础，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梳理出经济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发展趋势。
5、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一是世界观意义上的方法即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即逻辑思维（归纳法、演绎法、证伪法）；三是专业技术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理论和辩证分析方法）。
6、一些基本概念：一是人口：是指居住在一定地域内或一个集体内的人，是生产活动的主体；二是资源：是经济活动的客体，人类通过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获得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三是环境：周围所存在的条件，总是相对于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通常所说的环境是指围绕着人类的外部世界。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环境为人类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丰富的资源和必要的条件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种；四是生产方式：人们获取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方式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界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体系。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是生产力，其社会形式是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是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五是制度：最一般的含义是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是实现某种功能和特定目标的社会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的一系列规范体系。经济制度是指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制度，包括政策法令规定的、有形的正式制度和由历史文化积淀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制度。
_中国经济史研究_引文注释规定及编排格式
5中国经济史研究6引文注释规定及编排格式
5中国经济史研究6引文出处采用页下注或脚注。根据本刊的实际情况并参考兄弟刊物,特制订
引文注释规定和编排格式,乞请作者赐稿时遵照以下规定。一、引文注释
(一)非连续出版物
1、普通图书
(1)著作标注顺序:编著者、著作名、出版者、出版年、页码。如:
金宝祥:5隋史新探6,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张邦炜:5宋代婚姻家族史论6,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方宝璋:5中国审计史稿6,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法)马克#布洛赫著、张绪山译:5封建社会6上卷,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页。
(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5白银资本6,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76)88页。
(2)析出文献标注顺序:著者、析出篇名、文集编者、文集题名、出版者、出版年、页码。如:
汪敬虞:5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6,5汪敬虞集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
95页。
杜恂诚:5儒家伦理与中国近代企业制度6,刘兰兮主编5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6,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252页。
吴太昌:5略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6,方行主编5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吴承明
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李根蟠:5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应在继承中发展6,中国史学会、云南大学编521世纪中国历史学
展望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2、古籍
(1)古籍一般应标注编著者、书名、卷次或编著者、篇名、部类名、卷次、版本。如:屈大均:5广东新语6卷255木语#松6,中华书局1985年版。
佚名:5铜政便览#厥地上#乐马厂6,续修四库全书本。
(2)如果需要,作者前也可标注朝代名。如:(唐)柳宗元:5梓人传6,5全唐文6卷592。
(3)常用古籍可不注编撰者和版本。如:5论语#述而6。
5史记6卷1295货殖列传6。
《大分流》研究综述(一)
《大分流》研究综述(一)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GreatDivergence：Europe，China，and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Econo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0.）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的代表作。获2000年美国历史学会东亚研究最高奖——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彭慕兰的核心观点是：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基本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和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此后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即西方走向了现代化而中国却没有）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彭慕兰把这个东西方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
自2000年《大分流》出版以来，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反响，围绕它展开的激烈争论不仅在美国的中国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而且对中国的史学界的震动不小。该书被公认为是“对西欧中心论的新颠覆”。“中国经济史论坛”曾专门邀请国内史学界的专家讨论如何评价彭慕兰及其加州学派。学界虽说好评如潮，针锋相对者却也不乏其人。弗兰克在《亚洲研究杂志》（TheJournalofAsianStudies）上评论说，它对于重新了解东西方之间发生巨大分歧的原因和机制有着最重要的贡献。《美国历史评论》认为，这本书“每一页都新见迭出”。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黄宗智，他在美国《亚洲研究杂志》2002年5月号（61卷第2期）发表长篇书评《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回应彭着观点并阐述自己观点，彭亦予长篇回应。同期发表的还有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与艾仁民从中国与西欧比较角度对彭书的评论，以及李中清（JamesLee）、王丰、康文林等人对他们人口史某些观点的解释。（发表的文章与下述讨论会上的发言基本相同）2002年6月3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研究中心就此组织了一次争论双方参与的讨论会，与会者达百余人。参加者包括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武雅士（ArthWolf）、艾仁民、彭慕兰、李中清、王丰、康文林及杰克·戈德斯通（JackGoldstone）。讨论会激起剧烈论战。黄宗智的发言有《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译文发表于《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彭慕兰有《超越东西二元论：重新定位十八世纪的世界发展途径》（中译文发表于《史林》2003年第2期）；黄宗智又有《回到实质性问题：对彭慕兰就我的评论所作的回应的反驳》；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有《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岔：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彭慕兰又有《对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的批评的回应》；杰克·戈德斯通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黄宗智、彭慕兰、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争论的评论》；黄宗智还有《十八世纪长江三角洲有农业革命而英格兰没有？》；武雅士有《晚期中华帝国存在生育控制的证据吗？》；李中清、康文林、王丰有《现实性抑制还是中国式抑制？》。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张家炎先生现场观察，此次论争双方并未形成多少共识，反而是更加强化了各自的观点，也就是各自观点的分歧更鲜明、对立。i]
上海财经大学核心期刊目录.
上海财经大学核心期刊目录（2008年7月校学术委员会会议通过，2008年8月实行）
（2008年7月校学术委员会会议通过，2008年8月实行）
一、权威期刊A(简称一级A)目录（共12种）：
序号 刊物名称 出版单位
1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2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3 哲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4 文学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5 数学学报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6 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7 政治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8 法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9 新闻与传播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10 中国科学 中国科学院
11 管理世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2 管理科学学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办，天津大学承办
二、权威期刊B（简称一级B）目录（共40种）
序号 刊物名称 主办单位
1 经济学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 世界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3 经济学季刊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4 中国人口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5 中国工业经济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6 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7 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8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9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10 财贸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
11 财政研究 中国财政学会
12 税务研究 中国税务杂志社
13 财经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
14 金融研究 中国金融学会
15 国际金融研究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
16 会计研究 中国会计学会
17 审计研究 中国审计学会
18 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 香港理工大学与清华大学联合主办
19 统计研究 中国统计学会、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述评
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述评
结合所学知识与学界研究状况，选择一个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具体问题进
行述评
近代企业的出现给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是重要的近现代
化因素,但其发展一波三折,也呈现出诸多自己的特点,这些特殊性有待我们来
进一步加以揭示。因应于企业对于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影响,企业史必然成为
史学界重点关注的一个领域。在建国以前,中国企业史的研究未受到学术界广泛
关注,相关成果极为有限。至五六十年代,厂史著作虽然数量大增,但研究者过
分注重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制约了对企业经营运作经验教训的客观总结。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受到重视,并于洋务企业、商办企业、金融企
业、行业史、中国近代实业家、外国在华企业等方面的成果不断涌现。近二十年来，近代企业史研究更是蓬勃发展。学术界相继召开了多次学术研
讨会,如2004年中国经济史学会主办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学术研
讨会,并出版论文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2014年,招商局史研究
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和复旦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的"招商局与中国企业史研究国
际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提出书写中国自己的企业史。2017年由东南学术杂
志社主办的"企业史研究与经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在福州召开，指出要在借鉴国
外学术研究的成功经验、拓展新的视野、开辟学术研究新领域等方面；2020年
9月26日，由《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中国经济史评论》杂志社、山西
大学晋商学研究所等联合承办的“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未来”专题学术对话会在线上举行，会议邀请了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领域从事企业
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共话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未来。
中国近代企业史相关专著迭出。如李玉《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对晚清公
司制度建设的脉络进行了精细梳理,对其阶段特征进行了剖析。张忠民的《艰难
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对前近代中国社会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
近代中国的《公司法》、公司形态的逻辑演进、公司演进中的数量与分布、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