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4次政府机构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的4次政府机构改革，都是侧重于从横向调整政府的部门设置，但却没有从纵向减少政府的层级设置。目前，我国“地区”一级建制逐渐演变成了实体型政府，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建设与市政管理；而过去由议事、决策、行政、司法、财政为一体的县级行政体系被肢解，逐渐形成了“双重衙门体制”；乡镇政府又长期处于责任大、权利小、效率低的被动施政状态；村民自治也一直受到了地方行政权力的制约、且缺乏必要的经费保障，结果造成了农村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因此，下一步应按“撤地、强县、精乡、实村”的整体改革思路，撤消“地区”建制，强化县级政府的功能，精简乡镇政府机构和人员，充实村民自治必要的经费供给，建立和完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地方行政体制和农村公共财政制度，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关键词]中国地方政府；层级改革；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撤地；强县；精乡；实村

改革开放27年来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都是侧重于从横向调整政府的部门设置，但却没有从纵向减少政府的层级设置。因此，迄今为止我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机构庞大、职责交叉、人员臃肿、结构不合理、财政负担重等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跳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恶性循环的怪圈。尤其是最近七八年来，“地区”一级逐渐演变成了实体型政府，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建设与市政管理，而过去由议事、决策、行政、司法、财政为一体的县级行政体系被肢解，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和服务明显下降。这与党管农村工作的一贯原则，即“地、县两级要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心放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上”[1](p25)，是极为不适应的。同时，乡镇一级政府长期处于责任大、权利小、效率低的被动施政状态，村民自治又一直受到了地方行政权力扩张的压缩、且缺乏必要的财政基础，致使乡村社会出现了“权力真空”[2]。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的试点”[3]。这预示着中国政府改革将由减人、减事、合并机构的行政职能调整，开始扩展到了“减少层级”的行政体制架构改革。因此，下一步应按“撤地、强县、精乡、实村”的整体改革思路，撤消“地区”一级的行政建制，强化县一级的政府功能，精简乡镇一级的政府机构和人员，充实和保障村民自治必要的财政经费供给，建立和完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地方行政体制和农村公共财政制度，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第十二章：加快体制机制创新

2006年 05月 15日 08:36 深圳新闻网

第十二章：加快体制机制创新

加大改革攻坚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的突破，为建设和谐深圳效益深圳提供体制保障。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完善产权制度和降低综合成本为重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增进社会公平和市民福利为重点，深化社会事业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第四十二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按照“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总体要求，科学界定政府的具体行政职能，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积极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理顺各级政府之间和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改善政府职能实现方式，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推进公务员制度改革，促进政府机构高效、协调和规范运转。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加强行政法制建设和经济法制建设，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的行政执法体制，保证各级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完善行政执法制度，完善行政管理权力的监督机制，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推进服务政府建设。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发展多元化的公共服务机构。优化行政资源配置，在行政事务、产业促进、社会服务方面探索建立新型的政府服务平台。推动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改革，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完善政府资助项目的决策和管理制度，规范政府资助的领域、范围和数额，形成透明、规范、高效的政府资助管理体制，确保财政资金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发挥最大效益。

推进责任政府建设。完善政府行政管理决策机制，健全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决策的协商和协调机制，健全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决策的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制度，健全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决策的公示、听证制度，推进行政管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健全行政责任体系，建立和完善首长问责制、岗位责

任制和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建立岗位之间、部门之间的责任链条，使各项工作职责和工作环节的责任落实到人。创新行政效能评估制度，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业绩考核评价制度，探索建立目标管理和绩效评估体系，量化行政效率和行政成本。第四十三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完善经济调控机制。改革土地资源的配置机制，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度。整合各类基金资源，基金的投放要按照企业申报、专家评审、社会参与、政府决策的方式选择项目，有效支持企业发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研究特许经营等政府软环境资源的配置条件与方式。发挥政府资源的杠杆作用，放大政府资源的效应。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规范和完善政府管理体制，提高投资效益，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带动效应。“十一五”期间，预期累计实现固定资产投资7500亿元。

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继续积极稳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调整，进一步完善产权明晰、责任到位、监管有效、运作规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推动国有企业转换内部经营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监管运营制度改革，剥离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营性资产，建立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分类分级授权管理体系，健全大型设施的委托运营体制。增进和保护不同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解决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问题，积极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投资文化产业、市政公用事业以及进入金融服务领域，促进不同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

加强要素市场建设。加快深圳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配合中央和监管部门培育推进创业板市场。积极拓展债券发行和流通市场，加快完善债券市场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金融机构改革，稳步发展金融控股集团公司，探索保险公司的新型组织形式，发展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探索建立汽车金融公司和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完善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办好深圳产权交易中心，制定推进产权交易机构的整合方案，培养和促进产权市场的规范健康发展，开展技术产权和非上市股权的交易试点。加快公用事业体制改革，创新大型市政公用事业的投融资体制和项目融资方式，完善市政公用服务定价体系和投资补偿机制，建立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监管体制。推进市政公用设施和大型公益性设施的管养运营体制改革。

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加强诚信建设，培育信用文化，建立诚信守法的现代信用社会。

建设诚信政府，政府带头守信，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促进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合理分工，培育和构建企业间的诚信网络。在政府管理部门、中介服务机构和各类企业之间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技术服务平台和信用担保平台，形成多层次社会化的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进一步加强信用行业监管，建立失信惩戒制度，推行强制履约制度，完善信用立法，健全信用制度法规，为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提供法律保障。

第四十四节：深化社会事业和管理体制改革

全面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对事业单位按照监督管理类、开发经营类和社会公益类实行分类改革，将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监督管理类事业单位转变为行政机构，将开发经营类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保留社会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积极稳妥开展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转变管理方式，推进管办分离；转变财政供养方式，实行以事定费；转变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优化公共服务组织形式。推进事业单位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竞争性人事分配制度，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转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服务机制和供给机制，丰富公共文化产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改革，进一步理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与所属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落实政事分开。加快推进国有文化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进一步完善鼓励捐赠、赞助等各项政策，促进社会资源支持文化事业建设。开放文化市场，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投资文化产业。完善市区文化市场管理和执法体系，加强文化立法，完善文化领域法规。

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转变卫生行政管理职能，探索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与医疗机构相分离的管理方式，适度开放医疗市场，增加医疗供给，改进医护人员薪酬激励体制。提高公立医院服务质量，完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办法，严格医疗市场监管。构建分工合理、适应不同需求的医疗体系，确保市民基本医疗，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改革疾病预防和控制体制，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机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卫生执法监督体系。

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深化基础教育体制改革，强化政府发展义务教育的责任，合理配

置公共教育资源，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完善基础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等教育。规范发展民办教育，鼓励经济实力较强的企业或个人创办民办学校，依法保障劳务工子女的义务教育权利。积极拓宽合作办学途径，支持办好国际学校和港澳台子弟学校。深化教育人事制度和学校管理制度改革。

深化社会基层管理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以加强基层组织和社区建设为重点，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发展基层居民自治组织，重视和发挥社会自治组织在协调社会利益和调处社会纠纷方面的功能。坚持和完善基层政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充分保证基层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健全社会利益和社会矛盾协调机制，完善基层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工作，积极推行仲裁制度，完善行政复议制度。理顺人口管理体制，整合人口管理资源，创新人口管理手段，实现人口长效管理。改革公共安全体制，建立由政府机构、社会安全机构、物业管理机构、居民委员会等多层次、立体化的公共安全体系。积极培育行业协会和公益性民间组织，推动各类民间组织在服务市场经济、参与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解决各种纠纷、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积极作用。完善民族宗教事务管理，促进民族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