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畸形社会人生的困境和人性的悲哀_论_围城_的深层意蕴
围城的主题及内涵的理解
《围城》是中国作家钱钟书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小说通过对大学生裘小龙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变化的描写，展现了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困境和思想困境。
本文将从主题和内涵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主题1. 人的生存状态与自由意志的冲突：《围城》以裘小龙为中心，描绘了他在婚姻、事业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种种困境。
小说中的围城象征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封闭状态，受到外界观念、制度和社会压力的束缚。
裘小龙在婚姻中感到束缚，希望自由选择爱情；在事业上感到迷茫，渴望自由发挥才华；在社会环境中感到压抑，渴望自由表达个性。
小说通过裘小龙的遭遇，探讨了人的生存状态与自由意志之间的冲突。
2. 知识分子的虚无与迷茫：《围城》通过塑造裘小龙等知识分子形象，表达了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的虚无和迷茫。
裘小龙有着优秀的才华和高尚的理想，但他却陷入了一种空虚的状态，无法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
他在婚姻中感到迷茫，对现实的婚姻模式缺乏认同；在事业上感到困顿，无法融入社会的规范；在思想上感到纠结，对传统道德观念产生怀疑。
小说通过描写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和挣扎，呈现了他们在社会现实中的无助与迷茫。
3. 持续的“围城”现象：《围城》不仅展现了裘小龙个体的困境，也反映了当时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处境。
小说中的围城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裘小龙一人，而是普遍存在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来自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重重困扰和束缚，他们被困在封闭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中，无法真正实现自由与个性的追求。
小说通过裘小龙的经历，揭示了知识分子长期以来被围困的现象。
二、内涵1. 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反思：《围城》通过对裘小龙等人物的塑造，探讨了传统价值观念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和局限。
裘小龙在婚姻观念上与传统观念相悖，他对婚姻的期待与传统观念背道而驰；他对事业的追求也与传统社会的规范不符。
小说通过对传统观念的反思，呼吁人们在面临选择时要超越传统束缚，追求真实的幸福和个性的发展。
论《围城》的主题意蕴
论《围城》的主题意蕴——龙慧内容摘要对于围城主题意蕴的认识，学术界至今仍有很大分歧。
本人认为《围城》不仅揭示了人类婚姻中的围城状态，主人公方鸿渐事业，命运的围城状态，而且在哲学的基础上俯视人生，分析了人生的某种不可抗拒的规律。
她在客观的描写人物活动的环境时，亦呈现了一种腐朽，没落的社会画面，揭示了人这个社会的必然灭亡。
因此，围城主题意蕴丰富，深刻，有着社会的广度，历史的深度和哲学的高度。
关键词片面全面社会历史哲学正文：关于《围城》的主题从《围城》问世以来，学者们评论它时，总是各说其是，有人说它是：“男女间爱情之神的围困与逃脱。
（李健吾《且华新篇。
重读围成>>，《文艺报》１９８１年３期》有人认为它是“当代青年的人生之路，人民的命运乃至整个社会都如‘围成’，冲出了这个‘城’，又陷进了那个‘坑’，身在这个‘城’，有向往那个‘城’（胡范铸《试论钱钟书〈围成〉的语言艺术特色》，《华东师大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４期）。
还有人认为：.“作者把‘围城’来象征世间万事，人生处境。
因而使小说包裹着更为深远的意蕴。
”“‘围城’这个命题实质上揭示了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的距离，那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距离存在，希望的胡萝卜转而变成现实无情的大棒的日常现象。
在此形而上学的‘围城’说带着哲理的意味，是人生途中疲倦的跋涉者的醒悟。
”（王伟《略谈〈围成〉的主题意蕴》，《艺谭》１９８６年４期）也有人认为，“按作者的创作动机，《围城》是要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人物’，反映以方鸿渐为首的新儒林德‘类’生活，‘类’本质是作者的基本意向“。
（李频《从“围城”的符号意义看围城的主题思想》，《河南大学学报》１９８８年５期）各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都能在作品中找出事实来加以证明。
然而各种观点都有其片面和不足之处。
作为文学作品的主题不是主题假设一个观点，再从作品中找出例证来加以证明，也不是作品中部分生活所总结概括出来的。
而是作品中所描绘的社会生活所呈现出来的总的思想倾向。
笑中藏泪,人生如戏——《围城》悲剧意蕴探析
长篇小说《围城》是钱钟书先生的代表作,它创作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以主人公方鸿渐的爱情、事业、婚姻、家庭人生四部曲贯穿始终，描写了抗战时期上层知识分子的畸形人生。
它作为钱钟书先生对“特定的社会人生和历史文化反思的艺术结晶”[2]，蕴涵丰厚，发人深思。
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
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1]从这段自白中,我们可以看出《围城》实际上是作者对他所生活的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及特定时代下特定人物的细致观察描写。
在《围城》中，讽刺性的人物群象、近于闹剧的情节、诙谐戏谑的议论类比和幽默调侃的语言使得作品充溢着强烈的喜剧色彩，然而读罢掩卷我们感到的却是无法释怀的悲哀。
《围城》即是一部用喜剧手法表现的有深刻蕴含的悲剧，它的悲剧意蕴表现为人物的命运悲剧、人性异化的社会悲剧、生命的终极意义上的哲学悲剧三个不同的层面，而这样对文化的深刻反省和对人生的深邃开掘正是《围城》的价值所在。
一、命运悲剧关于悲剧，恩格斯说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不可能实现。
”[2]鲁迅先生也曾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2]作为作品的主人公，方鸿渐贯穿小说情节的始终，他的失败赋予了整部小说浓厚的悲剧氛围。
《围城》长卷般的展现出成批活灵活现的知识分子阶层人物画像，而方鸿渐就是这“新儒林”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他出生于乡绅之家，自小浸淫封建传统文化，又出过洋，留过学，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教育，算得上是一个中西结合的高级知识分子。
可是这样一个穿行于文明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他的性格却是又矛盾又怯懦。
他既不满于父母的包办婚姻, 又无力去抗衡;虽有在欧洲留学四年的经历，却是一事无成；他购买了假的博士文凭，却羞于显摆利用;他生活放浪, 又执着于自己的爱情追求:他既不愿意同流合污, 又被生活迫着随波逐流; 他不愿盗名欺世, 却又不得不弄虚作假; 既想与别人竞争, 又无纵横捭阖的才干和气魄。
围城观后感人性的困境与选择
围城观后感人性的困境与选择《围城》观后感：人性的困境与选择《围城》是中国现代作家钱钟书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小说以一种幽默讽刺的手法，揭示出人性的困境与选择。
通过对小说的观看，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人性的复杂性以及在特定环境下的选择难题。
以下是我个人的思考和感悟。
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为背景，通过以孙少安和方鸿渐为代表的两个主要人物，展现了围城中人性所面临的困境。
孙少安是一个翩翩公子，相貌出众，聪明能干，风度翩翩。
他以一种傲慢的姿态拒绝周围人的青睐，感觉自己处在众人围城之中，从而抱怨这种被围困的人生。
然而，方鸿渐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外貌平庸，也缺乏自己的主见。
他深陷传统观念束缚，被亲朋好友的期望所压迫，感觉自己同样被围在城堡之中。
通过对这两个不同性格的人物的塑造，作者钱钟书揭示了人性困境的根源，即人们对于自己价值的追求和对周围期望的压迫之间的矛盾。
人们渴望过上更好的生活，追求自己的理想，然而却不断受到来自他人和社会的围困。
这种围困既来自外部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压力，也来自内心对自我认同的矛盾。
在这个困境中，人们往往感到无助和困惑。
小说以嬉笑怒骂的口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
虽然孙少安表面上是一个优雅自信的人，但他内心深处却经历着挣扎和无奈。
他尝试摆脱围困，却又陷入更深的孤独之中。
而方鸿渐则被围城所束缚，无法逃脱一成不变的现状。
他捉襟见肘，总是迟疑不决。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人性的多面性，也让读者深思自己在困境面前的选择。
《围城》通过描绘人性的困境，引发读者对人生的深思和反思。
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存在相似之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选择。
面对困境，我们有时候会彷徨迷茫，不知道应该如何抉择。
小说的结局也给出了一个悲观的反思，无论是孙少安还是方鸿渐，最终都摆脱不了内心困境，陷入了一种无望的状态。
这种人性的困境和无法逃脱的选择，让人不禁感到沉重和失落。
围城揭示都市中人性的困境
围城揭示都市中人性的困境《围城》是钱钟书先生所著的一部脍炙人口的小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揭示了都市中人性的困境。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情节交织出一个浓墨重彩的城市画卷，深刻反映了人们在都市中所面临的困境，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反思。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对《围城》中揭示的都市中人性的困境进行探讨。
困境一：道德困境在《围城》中，人物的道德困境是一种常见的困境。
主人公方鸿渐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他身处都市，学成归国后却陷入了就业困境，他既不愿意堕落为权势之徒，也不愿意屈服于那些自私自利的人。
他的思想境界使他感到迷茫和孤独，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道德取向。
方鸿渐在心灵成长的过程中感受到了道德困境对人性的摧残，同时也表达了对现代都市生活中一些道德问题的反思。
困境二：情感困境除了道德困境，情感困境是《围城》中另一个重要的困境。
小说中的人物们在感情上时常为自己和他人而犯迷茫。
主人公方鸿渐和程蝶衣之间的复杂感情关系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方鸿渐渴望得到真挚的爱情，但却选择了一个不合适的对象。
他一直试图寻找自己的真爱，但却陷入了情感的困境中。
这种情感困境表明了都市中人性之间的关系在情感上的脆弱和不稳定，揭示了都市生活中人们在感情方面所面临的种种难题。
困境三：社会困境《围城》一书在揭示都市中人性困境的过程中，也没有忽略社会困境的存在。
小说中的都市生活充斥着虚伪和权谋，人们在社交活动中经常迷失自我，不断迎合社会的期望。
作为人们生活的舞台，都市社会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竞争和压力，容易让人迷失自我，难以抵挡社会的诱惑。
正如小说中的人物方鸿渐一样，在城市的社会环境下，很多人无法抵挡外界的诱惑，不得不迎合社会的态度和期望。
这种社会困境使得人们在都市生活中逐渐变得孤僻、冷漠和敏感。
困境四：存在困境除了道德、情感和社会困境之外，小说还揭示了存在困境对人性的影响。
小说中的人物面临着对自我的认同和存在的质疑，他们常常感到迷失和无助。
人们在追求自我实现与独立的过程中，常常陷入由存在困境带来的迷茫和困顿。
围城读后感人生的困境与选择
围城读后感人生的困境与选择《围城》读后感：人生的困境与选择《围城》是由钱钟书所写的一部现代小说，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人物形象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这部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通过描绘主人公方鸿渐的生活经历，反映了人生的困境和选择。
读完这部小说，我深受触动，思考了许多关于人生的问题。
在《围城》中，方鸿渐作为一个充满自知之明的人，在尖锐的社会环境中面临着许多困境。
他渴望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然而社会对他的期望却是步入传统的官场。
他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限制了他的发展空间，使他在人生选择上陷入了困境。
小说中的方鸿渐在生活中面对着两个相爱的女人：杨霞和孙柔嘉。
杨霞是他的妻子，她个性开朗、热情，对方鸿渐关怀备至。
而孙柔嘉是一个文静、温柔的女子，她深爱方鸿渐，但却不愿意成为他的妻子。
方鸿渐的感情纠葛让他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小说通过方鸿渐这个角色，展现出人们在选择中所面临的困境。
他需要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出抉择，需要在杨霞和孙柔嘉之间做出选择。
这种抉择困境不仅让方鸿渐痛苦万分，也引发了我对人生选择的思考。
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我们难免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
有些选择是相对容易的，比如选择一道菜，选择一本书。
但有些选择则会影响我们的一生，而且十分棘手。
正如方鸿渐面临的选择困境一样，我们必须在各种可能性中做出决策，而这些选择同时也伴随着风险和后果。
在小说中，方鸿渐最终选择了相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娶了杨霞并追求稳定的官场生涯。
他表面上似乎达到了社会对他的期望，但内心深处却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
他的选择虽然解决了一时的困境，却也抹杀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这让我思考，当我们面临选择时，是否应该追求社会对我们的期望，还是应该坚守内心的真实想法？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抉择。
有时，迎合他人的期望或社会的压力会使我们离自己追求的真正幸福越来越远。
《围城》给了我启示，选择困境并非是坏事。
它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更好地认识自己的价值观和追求。
围城读后感 人性与社会的困境
围城读后感人性与社会的困境围城读后感 - 人性与社会的困境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困境是芸芸众生共同面临的挑战。
钱钟书笔下的《围城》生动地刻画了这一主题,揭示了人性的迷惘与社会的迷局。
通过对主人公的细致刻画,《围城》为我们展现了人性的矛盾和个体在社会中的困境。
人性的复杂多面性《围城》中的主人公薛宝钗是一个典型的复杂人物。
她既善良又自私,既理性又感性,既冷漠又温情脉脉。
她表面上恪尽职守,对丈夫和公公忠心耿耿,但内心却隐藏着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
她表面上高尚,但也充满了自私和虚荣。
她善解人意,但也时常无法理解身边的人。
她的人性错综复杂,既有正面,也有负面。
这种人性的复杂性并非仅存在于薛宝钗一个人身上,在围城中的其他人物身上也有所体现。
比如邢夫人,她表面循规蹈矩,内心却充满了算计和欲望;又如窦太尉,他表面威严正直,内心却充满了懦弱和自私。
每个人都拥有善良与恶劣、理性与感性并存的特质,人性的多面性使得人物性格十分复杂,难以简单地评判。
这种人性的复杂性正是《围城》最大的魅力所在。
它告诉我们,人性是复杂多变的,善恶并存,光明与黑暗并存。
我们不应过于简单地评判一个人的品德,而是要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人性的复杂性。
个体在社会中的困境《围城》不仅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也深入探讨了个体在社会中的困境。
主人公蒋小姐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作为一个聪明才智出众的女性,她本应该有广阔的前程,但却最终沉沦于一个越来越封闭的社会环境之中。
她不得不屈从于社会的种种规则和压力,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抱负和追求,最终沦为一个无所事事的闲散女子。
蒋小姐的遭遇也折射出了整个社会的困境。
在封闭保守的社会环境中,个体很难实现自我价值的发挥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朱先生在追求真理和正义的道路上也遭遇了重重阻碍,最终只能选择了消极的隐逸。
即使是作为社会精英的丁大为,也无法完全摆脱社会的枷锁,不得不在名利和良心之间徘徊不定。
《围城》深刻地揭示了个体在现实社会中面临的窒碍和困境。
围城社会喜剧与人生困局的反思
围城社会喜剧与人生困局的反思围城：社会喜剧与人生困局的反思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创作的一部文学作品，以战时为背景，通过描述围城的生活场景和角色塑造，探讨了社会喜剧与人生困局这一主题。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对《围城》中的社会喜剧和人生困局进行深入分析和反思。
一、社会喜剧的体现1.社会制度的讽刺《围城》以战争为背景，通过描写人们在战乱中的生活，讽刺了旧社会的虚伪和腐朽。
小说中，官僚主义、权谋和形式主义成为主要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旧社会制度的产物。
例如，小说中的许先生作为大员，满嘴套话和空洞的言辞，暴露了官僚主义的害处。
2.人性的荒诞性作为社会喜剧，小说通过对人性的揭示，反映了人们在围城中的荒诞状态。
角色之间的勾心斗角、口舌之争，展现了人性的丑陋和自私。
例如，在许多人认为幸福的婚姻中，主人公方鸿渐与苏小姐的婚姻却充满了无奈和悲哀。
3.现实生活的夸张形象围城的社会喜剧还表现为现实生活的夸张形象，透过讽刺揭示了社会问题的现实状况。
小说中的一系列丑恶行为，如争风吃醋、攀比虚荣等，出现得相当频繁。
这些现象的夸张处理，使读者产生共鸣和反思。
二、人生困局的思考1.婚姻与家庭的困局《围城》通过方鸿渐与苏小姐的婚姻，深刻反映了人生中的婚姻与家庭困局。
作者描绘了一个个围城式的家庭，父母之间的矛盾、夫妻间的隔阂成为了困扰人们幸福的障碍。
方鸿渐面对婚姻的选择，既希望得到爱情的滋润，又被现实的压力所迷惑，这无疑呈现了一个典型的人生困境。
2.个人命运的困境小说中的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内心纠结的角色，在红色与白色的夹缝中犹豫不决。
他对个人命运的思考和抉择，触发了读者对人生困局的共鸣。
方鸿渐既希望实现自己的理想，又害怕风险与失败，这正体现了当代人在面对选择时的无力感和困境。
3.社会舆论的压力作品中，围城的社会喧嚣和舆论压力给主人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方鸿渐在围城中感受到了舆论的鞭挞和异样的眼光，这对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种社会舆论对个体的压力，反映了社会对个人的束缚，也是人生困境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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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卷 第1期2002年3月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ihezi University(Philos ophy and S ocial Science)Vol.2 No.1Mar.2002展现畸形社会人生的困境和人性的悲哀Ξ———论《围城》的深层意蕴周呈武,吴 燕(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新疆石河子832003) [摘 要]该文试从社会、人生及人性三方面来展示《围城》的思想蕴涵,对《围城》的主旨提出新的认识———《围城》表现了中西文化合流与碰撞下的畸形社会和人以及对人生、人性的哲学思考。
[关键词]《围城》;意蕴;中西文化;困境;悲哀[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0304(2002)0120034205R evealing H um an’s Frustration and H um anity G rief in Malform ation Society———On the Deep Implication of“The B esieged City”ZH OU Cheng2Wu,W U Y an(Departmient of Chinese,T eachers C ollege,Shihezi University,Shihezi,X injiang,832003,China)Abstract:The paper reveals the ideological im plication of Besieged City from three aspects of s ociety,life and hunan nature,and puts forward s ome new cognition of the purport of Besieged City,which reflects the distorted s ociety,people and physiological thinking about life and human nature under the mixture and im pac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K ey w ords:Besieged City;im plication;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frustration;grief在《围城》里,钱钟书以学者的睿智和深刻的批判眼光,对中西文化撞击、合流而生成的种种荒谬和畸形的人与事给予了无情的展示和辛辣的讽刺;同时又借助于通常的爱情婚姻故事,在哲学的层面上对人生价值和人性本质作了深层的思考。
其独具的品格和丰富的蕴藉突破了特定的时代文化局限,从而使作品得以在任何时代和文化背景条件下都能给读者带来深刻的思想启迪。
一、中西文化构筑的畸形社会近代以来,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地冲击着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自身已经腐朽的封建思想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掺入了外来的东西,便常常显示出种种荒谬性。
钱钟书在《围城》中对两种文化撞击时产生的种种畸形可笑的现象和人物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辛辣的讽刺,以诙谐生动的比喻揭示了“西方文明”与中国封建传统思想合流所产生的荒唐可笑性:“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象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的两个方补丁,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
小说嘲讽了“国粹”和“洋物”掺和在一起产生的不伦不类的现象:城市人“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却“坐在水管烘暖的客堂念佛”,每天念十遍白衣观音咒,求菩萨保佑自己。
作者对此调侃地写道:“可见‘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
这是对表面上提倡中体西用,实际上顽固坚守中国文化中的腐朽的守旧者的一种嘲讽。
钱钟书在嘲讽的同时,更多的是对中西文化合流中所产生的蜕变人格的批判,表现了这种人格在现实Ξ[收稿日期]2001211215[第一作者简介]周呈武,(1960-),男,山东淄博人,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生活中与民族时代精神的矛盾。
与现代文学中的许多小说不同,《围城》中的背景描写虽构成了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处理它与人物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时,作者并没有将之作为人物行动的直接原因,虽然人物在行动上也有因环境而受阻或引起烦恼的时候(如被困在吉安),但其精神及生活世界主体部分,则与时代大相径庭。
从方鸿渐得到又失去鲍小姐,到方、唐、赵、苏四人间的情爱纠葛,从方家及周家的庸俗的生活,到三闾大学校园中的名利争斗,他们在国难面前虽无什么烦恼,但在情场、名场、利场的战争中却从来没有休息过,一个个夜以继日,累的疲惫不堪。
从时间上说,1937年8月至11月,正是上海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而又不幸失守的日子,与之相距不过几百里的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也发生在同年12月。
从空间上看,方鸿渐等一群人的生活地主要是上海,即使在三闾大学一年,但“日本人进攻长沙”,“长沙烧成白地”,也使校园难以变成世外桃源。
这些人物的生活及思想与其所处的时代氛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意义在于让人物的精神世界得到深层次的表现,使人们在反差中看见并认识了他们———一批置国难于不顾的一类知识人群体和个人的灵魂。
作品中主要塑造的一群知识分子,他们各自具有自己的特点:方鸿渐懦弱、懒散且虚荣,苏文纨虚伪又老辣,赵辛楣率直中夹着蛮横,三闾大学中的韩学愈、高松年等,或阴暗钻营,或拉帮结派以排除异已,或营私舞弊、伪善欺骗。
都没有健全的人格。
至于张吉明、沈太太、曹元朗、褚慎明、董斜川等形象,则不是以半中半洋的语言炫耀自己的高贵,就是张口闭口即罗素,以“现代大哲学”自诩。
上述人物虽各具特色,但共同经历了由中国传统文化人格向西方文化人格的蜕变过程。
方鸿渐大学时代是一个老远看见了女学生脸就涨红的“寒暑表”,到外国一趟,就变的“厚皮老脸”,经常周旋于女人之间;褚慎明出国前见了女人就厌,归国后变得对女子有割不断的爱和恋;赵辛楣也从外国学会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接见小国外交代表时的态度”,摆出“独裁者的威风”,试图压倒“情敌”。
然而,他们的血液中遗传着中国封建文化的因子,也因为对西方文化的皮毛了解,在人格上他们所共同表现出的,乃是中西混合、半土半洋的特征。
张吉明为了洋化女儿,“不惜工本地栽培,教会学校里所能传授熏陶的洋本领、洋习气,美容院理发铺所制造的洋时髦、洋姿态,无不应有尽有”。
但在女儿的婚事上,夫妇二人则共同“保有他们家乡人的传统思想,以为女孩子到20岁就老了,过20还没嫁掉,只能进古物陈列所供人凭吊了”。
董斜川曾出任过捷克公使军事参赞,既是个“英年洋源的人”,骨子里又封建味道十足,说话“口气活象遗少”,捧着“同光体”的僵尸来炫耀自己,写些“泼眼空明供睡鸦,蟠胸秘怪媚潜纠”之类晦涩难懂的旧体诗,可笑十足却不自知,还以为自己的旧学深厚,诗才超人,面对别人虚假的恭维,竟洋洋得意的表现出“仿佛领袖受民众欢迎时的表情”。
此外,为了凸现蜕变人格的特征,深刻讽刺蜕变人格的畸形儿,《围城》还特别描写了李梅亭、顾尔谦、孙柔嘉等以国学为本,集中国传统文人人格弱点于一身的人物形象。
李梅亭、顾尔谦善于投机钻营、阴险自私、道貌岸然。
孙柔嘉则表面上表现得极“天真”、“幼稚”,赢得了方鸿渐的爱,又以自私狭隘将其逐出家门。
这些故纸堆里产生的人格,构成了蜕变人格的表现环境与“对手”。
蜕变人格是中西文化合流中所产生的畸形儿。
他们在西方文化面前只有盲目崇拜,没有理性的认识;热心汲取的不是民族事业所需要的科学及民主思想,而是建立在以个人身心快乐为本的人生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上。
《围城》将这些人的灵魂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予辛辣的讽刺。
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形成的文化传统,与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钱钟书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点,他在《围城》中不仅描绘了中西方化合壁时产生的畸形笑料,还提示了两种文化交锋制造的让人无可奈何的悲剧。
方鸿渐的父亲是个十足迂腐守旧的封建遗老,他顽固坚守传统文化和旧道德标准,视一切外来文化、新文化为洪水猛兽。
他处处显示封建家长的威严,始终以传统观念要求和制约儿女们的言行,致使方鸿渐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刚一起步便以悲剧结局告一段落。
他的“迂腐和他在儿女婚姻问题上的专制态度已对儿女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的抑郁与变态,而他不但不以为然反而得意非凡”[1]。
他的封建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方鸿渐和孙柔嘉夫妻间的和谐。
他认为女人只能在家里做家务,服侍丈夫,即使知识女性也不能外出工作,更不可能比丈夫赚钱多,否则“丈夫还能振作乾纲么?”他甚至当面教训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媳,要她遵守传统的“妇道”,不要抛头露面外出做事,这自然引起孙柔嘉的不满,导致与丈夫的冲突。
方遁翁正如孙柔嘉所说“是几千年的古董”,他送给独生子的那只落在53第1期 周呈武、吴 燕:展现畸形社会人生的困境和人性的悲哀63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卷时间后面的老钟恰好就是他本人的象征。
《围城》还揭示了在这样的封建遗老治理下的家庭里,长幼尊卑有着森严的礼教,父母儿女却没有正常的爱心,婆媳间相互敌视,妯娌间明争暗斗,方鸿渐“一向和家庭习而相忘,不觉得它藏有多少仇嫉卑鄙,现在为了柔嘉,稍能从局外人的立场来观察,才恍然明白这几年来兄弟妯娌间甚至父子间的真情实相”。
这样的封建家庭和受现代文化影响较多的方鸿渐的小家庭自然要产生矛盾磨擦。
孙柔嘉第一次去方家拜见公公婆婆,双方相处便极不融洽,最后不欢而散。
虽然生活在三、四十年代的孙柔嘉已不同于“五四”时期刚觉醒的子君那样内心有着较深的封建文化羁绊,她受过高等教育,能和男人一样外出工作,相对独立的谋生,但是她仍然无法承受传统文化的重压,方家上下的迂腐和庸俗弄得她心烦意乱,公公婆婆的不满和挑剔、两个妯娌的猜嫉和攻击使她和方鸿渐之间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鸿渐、柔嘉两人左右为难,受足了气,只好在彼此身上出气。
”钱钟书在《围城》里,借方遁翁及其家庭来思索和揭露中国传统文化丑恶和腐朽,以锐利揶揄的口吻对没落的封建文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嘲弄和鞭挞。
东西文化、新旧文化的矛盾冲突不仅表现在封建遗老们的家庭生活中,还表现在人类文明的传播地———大学校园内,三闾大学正象一个“封建大家庭……什么秘密都保不住,并且口舌多得很”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无不趋炎附势、钩心斗角,甚至把中国古代兵书上的“敌人喘息未定,即予以迎头痛击”等兵法用来相互间的斗法,争权夺势,角逐名利。
并且人人都热衷“关心”他人的隐私,散布谣言,恶语伤人。
正是学校里的流言把方鸿渐匆匆推入婚姻这座围城里,使他没有任何精神准备就懵懵懂懂地和孙柔嘉定下了终身大事。
在三闾大学这座舞台上演的每一剧,都留有文化这只巨手操纵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