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管理

“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智慧的精髓。要理解中庸管理，先要了解何谓“中庸”。2500年前出现的中庸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中国人为人处世的主导原则。“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中庸》首篇指出了只有走不偏不倚之路，才能治理好国家和管理好社会。

人的一切伦理行为归结起来不外乎三类：一类是不遵守道德的行为，即所谓“不及”；另一类是过于遵守道德的行为，即所谓“过”；还有一类是适当遵守道德的行为，即所谓“中庸”。过于遵守道德的行为也不好，因为物极必反。如过于谦虚，等于骄傲；过于仁爱，成了姑息养奸；过于贵生，就成了苟且偷生。因此，孔子说：“过犹不及”。亚里士多德说：“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庸才是德性。”

由此可知，中庸就是“适当”遵守道德的善行，是极其重要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而在管理学上，中庸式的管理是指在企业管理的过程中，明察事理，明辨是非，使得=各种经营活动既不“过火”又不“不及”，随时应变，把握好度，以确保企业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失败公司一个共同的致命缺点便是忘了“善”，行了“恶”，违背了中庸之道。如果它们能在经营过程中，把握好中庸的管理原则，相信绝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据报道，2002年被评为最佳十大跨国公司的麦当劳47年来出现首次亏损，准备关闭美国以外10个国家的175家连锁店，裁员600人。这场事端起源于麦当劳推出的一种叫“为您定做”的心配餐方法，目的在于迎合顾客不同的口味，并且使得汉堡包更加新鲜。这种配餐方法工花费1.81亿美元改造麦当劳的厨房，然而事与愿违，它在另一方面使得供食速度减慢，顾客排队时间加长，弄得顾客体验变差。这种“创新”使得麦当劳“扬短避长”，其结果可想而知。

剑走偏锋的管理创新并不符合中庸管理的原则。包括创新在内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扩张、社会责任等管理活动只有走中庸之道，才能真正使企业的良性发展受益。在企业管理过程分中，要坚持“时中而达权”，既不因循守旧，也不剑走偏锋。

在市场经济中，机会和利益很多，同样诱惑陷阱也很多。企业在管理活动中凡事不能过度。“水至清则无鱼”就是这个道理。同时，也正如法约尔指出的：“在管理方面，没有什么死板绝对的东西，这里全部是尺度的问题……这是一门很难掌握的艺术，它要求智慧、经验、判断和注意尺度。”中庸管理原则，正事讲求“尺度”，如果把握了这个尺度，也就把握了中庸管理的精髓。

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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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理解儒家的中庸思想

“执两用中”与“尽善尽美” ——浅谈如何理解儒家的中庸思想云南大学韩扬文众所周知，“中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的重要观点之一。《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将“中庸”作为至高的道德，因此后代的儒家还专门写了《中庸》，来阐发这种至德。《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西汉时被收入《礼记》，后来朱熹又将这篇文章抽取出来，独立为《四书》之一。可见，对于历代儒家以及儒学研究者而言，“中庸”都是一个重要的范畴。 “中庸”，郑玄训为“中用”，大概的意思是折中、用中，无过，也无不及。这种思想反对极端主义，认为凡事做得不到位或者过了头都有危险之虞。《中庸》进一步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说为政要善于把握对立的两端，在两端之间找出一个可用的正确之点。（中者，正也。也有正确、适宜的意思。）这种“执两用中”的说法，更明确地提出了“用中”的前提——“执两”。“执两”是指要“把握两端”，也就是说，在“用中”之前，对于该事物的正反两极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且能够掌握它们。这样，才可以找到其中的正确之点。否则，这个“中”就是抽象的，先验的，是不可把握的。在“执两”之前，还有一个隐藏的前提之前提，就是对事物要有反思，如果没有反思，就去盲目实践，必定无法找到正确之点。《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儒家的这种勤于反省的精神是他们得出一切结论的根源，是他们能够审察时弊、提出治国之术的前提。那么，“执两用中”之所依靠的也就是这种内省的精神。当然，“中庸”也好，“执两用中”也好，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一个“中”字，儒家试图以这种方法来寻求事物的正确、平衡之点。这个“中点”不是指数学中线段的“中点”，不是绝对居中的，而是可变动的，否则，“中庸”就有形而上学之嫌。但是，这种方法论说起来似乎简单清楚，但在理解上却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问题。这些可能的问题包括：“执两用中”的“中”的活动范围究竟是什么？虽然我们已经说，“中”不一定在两端的正中间，但是它是在两端之间的某处呢，还是也可以在两端？如果可以包括两端，那么是仅仅在某一端呢，还是既可以在这一端，又可以在那一端？如果它既可以在这里，又可以在那里，那么这个“中”的存在又依靠什么来进行判断呢？还有，是只有儒家持这种中庸观念，还是其他哲学流派也有这种思想呢？如果另外的哲学流派也有中庸的思想，那么他们所指的“中”是一样的，还是不同的？如果不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另外，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看待中庸思想呢？让我们分三种情况来讨论儒家的“执两用中”。第一种，正确之点不在两极而在中间某处的；第二种，正确之点在两极而可变动的；第三种，正确之点在两极且不可变动的。第一种情况大致符合人们对于“执两用中”的一般理解，这种情况相对后两者最容易被接受。因为按照生活经验我们知道，生活并不总是太好，也不总是太坏，因此按照自然运行的规则，在绝对P和绝对非P之间找到一个正确的行事方法，这是符合日常逻辑的。如“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论语·雍也》。在“简”和“不简”中，孔子没有简单地说一切从简，而是赞同为政者存心要严肃庄重（存心不简），但行政要从简的方式；不同意存心简陋，行政也简陋的方式。可见，在简和不简中孔子所找到的正确之点是在两极中的某处，这就是“执两用中”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方式。

国学经典：中庸智慧：允执其中

国学经典：中庸智慧：允执其中中庸之道者，“用中为常道也”。《礼记》解释中庸为“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论语·尧曰》称中庸要“允执其中”，道统之传，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虞书·大禹谟》）者，舜之所以授禹也也。是谓尧、舜、禹三位传说中的圣王，都以中庸之道为传世之宝，授受之际，叮咛告诫也。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的“两端”是指矛盾对立的两极，只认识或者把握其中的任何一极，都将失诸片面，必须“叩其两端”，从两端中作出优化选择，即求中是也。这就是说，在一个命题涵盖范畴的极端情况之间，总可以找到一个“发而中节”，契合事物本质特征，整体效果最佳，各方接受程度最高，恰到好处的优化解答，这就是中。一旦得中，即“致和”，或称“致中和”，与上文借无线电学名词用的“调谐”同义；这里的“和”，亦即“和谐”或称“和合”。“和者，天下之达道”，“致中

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见“中者，天下之大本也”。《论语·雍也》乃有高度评价“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 先秦时代，许多学派都研究过事物对立面的调谐（统一）和变革（斗争）的关系。其中道家认为祸福、正奇、善妖等对立面之间可以反覆无条件转化，颂扬弱胜强的转化，但不明确变化的目的性；法家则强调对立的绝对性，主张强凌弱，大制小。儒家观念与他们不同，以实现调谐为变革的目的，也以调谐为变革的高明手段。“允执其中”就是调谐观念在方法论范畴的表述方式，也是中庸思想的高度概括，贯彻於儒家的全部理论和实践。《荀子·宥坐》篇记载孔子在鲁桓公之庙，看到欹器，有感而发的故事。夫子问守庙者：“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听说过“宥坐之器，虚则欹（倾斜），满则覆。”於是让弟子注水试验，可见“中则正，满则覆，虚则欹”。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这里说的“虚”和“满”都是两种极端倾向，宥坐之器因而产生“倾斜”和“倒覆”的现象，只有“中”才能正，“守中”为“聪明圣智”之举欤！如前所述，作为“调谐”的“和”，是包括人际、人与自然，人自身生理和

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指导企业管理 2006-04-10 现代企业究竟应当怎样立足于市场之中，成为一个能长期经营的企业；一个超越同行业竞争对手的企业；一个赢得同行业尊重的企业。一个有良好获利能力并能迅速成长的企业。这确实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如果我们将现代企业比喻为一个类似于人的生命体。那么，如何让这个生命体生机勃勃，健康长寿，幸福美满呢？这需要一个用于指导企业行为的哲学思想。中国人的思维与西方人的思维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即西方人是以“客观世界”为参照的，而中国人是以“自我”（包括：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为参照系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能有效的简化“信息”。比如：英文有三十万以上的单词，而中文内只有约五万个汉字。西方的科学讲究实证，其实中国的科学也讲究实证。只不过二者方向不同。西方讲究外向的实证（科学实验），中国（东方）讲究内向的实证，以自身为实验的对象（修道）。西文文化注重未知的知识，因为西方要向自然界借鉴。东方文化注重已经存在的知识，因为学习者要借鉴前人内心所证得的内容。《中庸》是中国儒家四书之一，是儒家弟子的内心实证的心得报告，也是一套极具指导意义的哲学思想。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庸的哲学思想如何指导企业的经营管理。一、《中庸》出自《易经》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庸》是从《坤卦、文言》引申而来的阐扬。《坤卦、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这里的君子自然是指人（本文特指企业家），“黄中”是指五行中的“土”（黄色）居中，“通理”是指通达于“腠理”。心中存有正义并得其位，内心充实，“美在其中”，“诚于中而形于外”。“畅于四支”是指体内的精华，通畅于四支没有阻碍。这时，“君子”如干事业，则能达到“美”的极点。企业是市场经济社会中一种重要的组织形态，企业是企业家人格的自然延伸。上述《坤卦、文言》的内涵又是如何表现在企业中的呢？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组织管理，是“黄中通理，正位居体”，是否能够做到“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则要看企业的组织管理是否贯彻了中庸之道。二、中庸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故君子慎其独也。天命即是“性”（心识），统率“性”的是道，修“道”即是教化。道在人的生命中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能够离开的一定不是道。所以，做君子的“戒慎其所不睹，恐惧其所不闻，君子慎其独也”。这个不能“睹”不能“闻”的就是人的“性”（心识）。“君子”不能因为“性”（心识）看不见，摸不着，而认为其不存在，应当真实的面对自我，“慎其独也”。只有“慎其独也”才能够觉悟到“性”（心识）的存在，并依“道”而起用。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喜怒哀乐”是泛指人的情绪，中医将人的情绪分为：“喜、怒、惊、恐、忧、思、悲”七情。人的情绪会影响到人的生命系统的稳定与和谐性。“喜怒哀乐”未发的状态就是“中”的状态；一旦暴发出来，又能很快自行节制住，这便是“和”的状态。如果“喜怒哀乐”暴发出来，而不能自行节制，则会导致人的生命系统的失衡。过度失衡则会导致生命系统的解体。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为情多困而自杀，或者忧郁而死，或者因怒不可遏而气死的人是很多的。人的生命系统即使不解体，失衡的危害也是很大的，会导致种种疾病。中医认为：暴怒伤肝，

孔子中庸思想内在逻辑

孔子中庸思想内在逻辑一、尚中：中庸的逻辑起点孔子的“中庸”思想，其逻辑起点，是传统的“尚中”观念。从《论语》及相关典籍中不难看出，“中”是孔子品评人物、选才交友的标准之一，也是其自我修养的行为准则。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 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2]（先进）师，颛孙师，即子张。商，卜商，即子夏。二人均为孔子弟子。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更强一些，孔子评价说：“子张有些过分，子夏有些赶不上。”子贡以为，子张“有些过分”，自然要比“有些赶不上”的子夏强些，孰料孔子的回答则是：“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在这里，孔子衡量弟子孰优孰劣的标准是“中”，即“无过无不及”。又如：“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2]（子路）“中行”，即中道之人。孔子认为，得不到合乎中道之人和他交往，不得已而求其次，也一定要交到激进的人或狷介的人。因为激进的人一意向前，狷介的人也不肯做坏事。可见，孔子选才或交友的理想标准也是“中”，不得已才求其次。 “中”也是成就“君子”品格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原则：“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雍也）“文质彬彬”也就是前文所谓的“中行”，关于此点，《颜渊》篇的一段话正好可作注脚：“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A，犹犬羊之A。’”棘子成，卫国大夫。“A”即皮革。子贡的意思是说，礼仪形式和朴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对君子来说同等重要，假如把两张兽皮的毛全部拔去，就分不出哪张是虎豹的皮，哪张是犬羊的皮了。因此，对一个人而言，美好的素质和合理的行为都是不可偏废的。以“中”为标准，孔子常常告诫人们思想行为要合乎中道，如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2]（泰伯）朱熹解释说：“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则一也。”[4]（P105）“好勇而不安分”就是孔子所谓的“勇而无礼”；“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有类于孔子所谓的“直而无礼”[2]（泰伯）。二者的行为方式虽或不同，但思想根源却是一个：即“一意孤行”，而不能中道行之。有见于此，孔子十分推崇“中庸”之德：“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2]（雍也）。从孔子的赞扬（“其至矣乎”）和惋惜（“民鲜久矣”）中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中庸之德是何其完美。事实上，孔子本人也正是以“中”为自己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的，其曰：“吾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2]（子罕）“两端”，或谓指“不及和过头两个极端”；[5](p26)或谓指“事情的两个方面”。[6](p160)总之“叩其两端”是孔子在认识事物、获取知识、解疑释惑的过程中体会到的一种思想方法，此种方法，其核心即为“用其中”。就道德修养和行为修养的层面说，孔子“用其中”的具体体现则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子罕）“毋意”，不悬空揣测。“毋必”，不绝对肯定。“毋固”，不拘泥固执。“毋我”，不唯我独是。“子绝四”，则是指孔子没有“意”、“必”、“固”、“ 我”四种毛病。[4](p87- 88)在这里，“四毋”的核心仍是“中”。这种思维观念、行为原则，或许可以谓之“允执其中”。这说明，对于传统文化持“因、损、益”态度的理性主义大师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是持完全赞成的态度的。二、时中：中庸的内在本质如果说“尚中”是传统观念，为孔子所继承，并成为其“中庸”思想的逻辑起点；那么“时中”则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是其“中庸”思想的逻辑展开。与“中”一样，“时”也是一种起源甚古的观念。早在尧帝时，就曾“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7]（尧典）。孔子一向重视“时”，其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学而）强调“时”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不但治国，就连说话，孔子也是“时然后言”[2]（宪问），并主张“言不当其时则闭慎而观”[8]（二三子）。不但说话，就连看到飞鸟，孔子也不免“时哉时哉”之叹：“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2]（乡党）因此，孔子特别强调：“君子务时。”[8]（二三子）孔子的贡献在于，将“时”与“中”联系起来，形成了“时中”的观念：“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4]（中庸章句）“时中”，即“随时以处中”，用《论语》所记孔子的话说，就是“无可无不可”：“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2]（微子）这段话，记载了孔子对那个时代公认的几位贤人的评论和比较。透过这种评论和比较，孔子说明了自己与

《中庸》的处事智慧

《中庸》：的处事智慧【导语】文化像一棵树，在时代的长河中沉淀下的精华是它的根脉，它铺垫人文的思想，架构处世的思维，培养人的道德品质。它的根脉是不能变的，必须深埋在土地中，这样才会让我们有一种的归属感。可以变化的是枝叶，不同人有着不同的思想水平和价值观念，自然对同种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就自然会存在文化的创新，我们当然也应提倡文化创新，因为只有创新，文化才有生命力，这棵文化之树才会茁壮成长，根深叶茂。所以说，文化的精髓是需要继承的，只有在继承的前提下才能谈发展。而随着时空的流转，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当今由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失衡等原因，导致了人们都不甘于平淡的生活，于是信奉变化的观念，以为所有的变化都是朝好的方向发展，把许许多多优秀的传统文化逐渐淡忘了，比如为人处世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儒家的思想内核，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合一于至诚、至善，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的境界。中庸并不是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教育人们自觉的完善自我，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的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庸思想同样是诸子百家的智慧在历史长河中交流融聚所形成的。在处世上它的作用更是任何思想都无法替代，其中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的交往就是中庸思想在处世上的集中体现，因为人人平等，所以任何人没有资格在别人面前专横跋扈；也因为人人平等，所以任何人没必要妄自菲薄，放弃自己应有的权利。我们所说的对人要一视同仁，不嫌贫爱富，不偏见势利，就是“中”；而原则不变，公道和人心不变，就是“庸”。对自己来说，不偏不倚实事求是，就是“中”，而时刻保持一颗平常心，就是“庸”。如今人们在名利地位的侵蚀下，在多种价值观的影响下，很容易走向思想的误区，离“中庸”越来越远，这样对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是不利的。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去恪守中庸之道，但我们自身如果能将中庸的处事智慧运用自如，自然可以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

论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 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修文德以来之”，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天下大悦而将归己。”《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西汉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

孔子的中庸之道

《孔子的中庸之道》一、中庸的起源 “中庸”的看法起源于上古的时代。我们看《尚书》的《周书》里面，周武王向殷代的遗臣箕子请教国事，箕子提出九条大法，“洪范九畴”，其中就有所谓的“中道”的思想。“皇极”它是讲正直为主要，有刚有柔，相互调剂的中正的思想，“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尚书·洪范》）讲这样一个中平的、中正的中庸之道，正直的政治哲学。所谓的“极”，它就是一个大房子中间的一个大梁，房屋中间的最高、最中、最重、最正的东西，它引申为一个中正平直的一个标准。春秋末期，孔老夫子对“中庸”的思想大大地加以推进。乡下上梁的时候要举行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梁就是房屋的最正、最中、最重、最大、最主要的物件，它也是一个标准，老百姓家都非常看重这一点。你如果坐在直升飞机上看北京的古城，你看从天坛到紫禁城到皇陵，它是在一条中轴线上，古城是一个中庸、平和的、是对称的，这是一个建筑美学，是城市规划的美学，实际上很多有名的城市都是这样。大家可能也看到一些考古资料，辽阳的辽河流域，有一个古代四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的遗址，那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祭祀上天，他有一个遗存，他有祭坛，相当于北京的天坛。可见我们这个民族，它的审美，它对世界、宇宙的看法，它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一定是非常对称、非常中正。有一条主轴，有对称性的这样一个结构，这可能是最稳定的结构，也是最美的一个结构。这就是所谓的中庸。二、孔子对中庸的解释孔子主张中庸，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是一个“其至矣乎”，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修养的境界，一般人很难达到，但也是可及的。中庸的第二意思，它是一个方法。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智慧和方法，处理各种事务的一个方法，或者叫方法学。中庸的“中”就是中正的“中”。中庸的“庸”字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平凡，很平常；第二个意思：庸者不易也，庸是一个原则，不要轻易变化的一个原则；

中庸者为师--中庸的智慧原创

中庸为师写下这个题目，很多人看了可能颇不以为然。在一般人的眼里，中庸者是平凡、普通和平庸不出众的代名词。也许是中庸太不平常了，她好象没有锐利的棱角，也没有木秀于林的傲气，所以很多人对中庸之道也就多有微词。一提中庸好象就俗不可耐，令人生厌。其实，很多人之所以对“中庸”没有好感，并非中庸就真的一无是处，而是因为很多人对中庸缺乏必要的、基本的、全面的和深刻的认识。记得在中学读书的时候，老师让学生给中庸找同义词，很多人都选的是平凡、平常、普通和平庸，当时老师对这些答案都打了对号，久而久之，随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人们的心目中，中庸也就慢慢地等同于平庸了。中庸=平庸，中庸=平凡，中庸=普通，对吗？如果仔细研究中庸的含义，我们只能说对却又不全对。说她对，是因为平庸、平凡、普通、平常都是平庸的近义词或者偏义词，它们在意义上接近或相似，但接近相似决不是等同；说它不对，是因为这些词都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中庸的部分含义，或者偏重了中庸的某一个侧面，做为模糊意义上的简单词语搭配，把它们暂时加以等同或近似理解是可以的，然而如果从哲学的角度去探微其真切的实质内涵，这种简单的等同又会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

那么中庸的真实含义到底是什么呢？对这个词，历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易经》中说：“日中而斜，月圆而缺”，太阳到了正午发光最亮、发热最高、辅射面也最广；月亮圆时最美最亮最好看，因而日中月圆时刻也就是太阳和月亮能量发挥达到极致的时刻。过中日斜、圆后月缺，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遗憾。子华说：“圣人贵在中，君子抱守中”，孔子说：“君子行中庸之道，小人不行中庸之道”，东方朔说：“智者处世，无不尚中”。宋代儒学大师程颐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综合历代先贤的生发、探索与阐释，我们不难理解：“中”就是不偏不倚，不上不下，不左不右，不及不过，不内不外，公平公正，持中可统向局，持中可遍览天下，让人处于可进要退，可方可圆之佳境，时时处处均可做到通权达变，攻守自如。“庸”就是居常不偏，居平不斜，中正平和，左右逢源，恰到好处。正因为此，中庸才被历代智者奉为天之正道，天之定理，成为人们做人处世必须遵循和把握的唯一正确的价值标尺。中庸之道不惟适合人事，亦暗合科学机理。一个圆的中是它的圆心，从圆心出发到达圆周边的距离是相等的；一个四边形的中是它的对角线的交叉点，以这个点出发到达四个边角的距离也是一样的；行百里路者至五十，五十里处就是它的中，从中出发向两方任一点距离同样也是相等的。站在圆心、四边

中庸思想及其对中庸感悟

中庸《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中庸》郑玄注：“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 《中庸》强调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但要实行“中庸之道”，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学习，即《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天命之谓性”，是说人性是由天赋予的。“率性之谓道”,是说循着这种天性而行就合于道,认为人性是善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治儒家之道，所以说“修道之谓教”。实行“中庸之道”既是率性问题，也是修道的问题，这是发展了孔子“内省”和曾子“自省”的教育思想。中庸之道就是忠恕之道《中庸》要人们贯彻孔门相传的“忠恕之道”，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正是孔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发挥，要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合于“中庸之道”。《中庸》又提出了有德之人必须好“三达德”，实行“五达道”，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所谓“五达道”即“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处理这五方面关系的准则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五达道”的实行,要靠“三达德”:智、仁、勇。而要做好“三达德”,达到中庸的境界，就要靠“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努力进行主观心性的养成，以达到“至诚”的境界。《中庸》还阐述了学习程序，并强调“择善而固执之”的勤奋不懈精神。它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为学必有的过程。它又说：“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在教育上它所提出的为学程序与顽强的学习精神，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中庸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孔子提倡、子思阐发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这一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其主题思想、理论基础、具体内容、主要原则、检验标准、知行方法、重要途径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集中反映在《中庸》的三十三章之中。简述如下。1．主题思想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这一主题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庸》第一章。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言简意赅地揭示了中庸之道这一主题思想的核心是自我教育。“天命之谓性”是指人的天性是善良的。“率性之谓道”是说人们自我教育之道就是按照人们的善良的天性办事情。“修道之谓教”是说自我教育就是按照人道原则去进行修治。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远，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自我教育贯穿于人一生之中，人们一刻也离不开自我教育。要将自我教育贯穿于人生的全部过程，就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精神。这种精神就叫做慎独。也就是说，在自己一人独处的情况下，别人看不到自己的行为、听不见自己的言语，自己也能谨慎地进行内心的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监督。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揭示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目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指出了自我教育目标的重大意义。“致中心，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歌颂达到自我教育的理想目标后的无量功德，也就是具备至仁、至善、至诚、至道、至德、至圣的品德后的效应。中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致中和是社会价值的体现。宋朝临江黎立武著《中庸分章》分析《中庸》第一章时也对中庸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中庸之德至矣，而其义微矣。首章以性、命、道、教，明中庸之义；以戒惧谨独，明执中之道；以中和，明体用之一贯；

管理：中庸的本质是诚性

管理：中庸的本质是诚性 —————————————————————————————————— ———————————————— https://www.360docs.net/doc/529019320.html, 2007-11-14 9:10:31 作者：张华强来源：本站原创近日读到一篇关于中庸管理的文章，引起了我对中庸本质的思考。在企业实施中庸管理应当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只是从字面上诠释中庸之道，有可能造成误导。中庸只是一种形式，其本质则是诚性，后者无论是在中国式还是西方式的企业管理中对员工的要求都是一致的。不过，将中庸的本质精神贯彻到执行中似乎容易被员工所接受，有助于得到更为有效的执行力，所以有进一步加以探讨的必要。中庸的本质是诚性的守恒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中庸，将中庸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中有助于在管理中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但是如果以为中庸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庸的字面所表达的意义，有可能形成“画虎不成反类犬”，不利于企业的开拓创新。企业是赢利性组织，基本的职能是创造价值，这一点不必用中庸加以掩饰。但是当两权分离，在管理中普遍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的情况下，要求代理人、执行者坚持中庸——忠实于企业的相关利益主体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中庸的本质是诚性，是完全应该做到没有任何借口的。在对中庸的解释中，一般都认为，中是不偏不倚，庸是平常。这似乎没有错，因为儒家典籍《中庸》中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不偏”的什么？“不易”的又是什么？如果不弄清这些问题，中庸可以被任何人所利用，算不得儒家的独创。我们在《中庸》中找到的答案，那就是诚性。《中庸》第一章开篇便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句话具有统领全篇的作用，儒家对中庸的论述就是围绕这个命题展开的。其中“性”指的是什么

11、论《中庸》的夫妇之道

论《中庸》的夫妇之道苏明人道之本，始于夫妇；夫妇之隅，乃家庭之基，乃见人类之源和人伦之始。常言道，家道立则人道全，人道全则国家兴，国家兴则天下治，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家和万事兴”。是故，自古以来，人们对夫妇和谐相处、构建和谐家庭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儒家把夫妇关系列为三纲之一，对夫妇之道予以高度的重视，认为夫妇之道不仅是人伦之始，而且与天地同德，具有某种神圣的特征。为此《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天地人为一体，这也是中国古文明最为伟大之处，所以在夫妇之道方面，赋予了天理、天道的责任与义务。一、夫妇之道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最直接的体现道是中国古代本体论的一个哲学范畴，其定义是对“形而下”有形之器物相状描述抽象概况之后而形成的“形而上”的理性概念。是宇宙的本源和规律。“道”的内涵由阴阳构成，阴阳既是宇宙的本源，又是宇宙的规律，故而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命题。中国古代哲学观把阴阳看成道，是因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存在着阴与阳既相互吸引又排斥，既对立又统一，既矛盾又和谐的关系。也就是说，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复杂性和变动性均受阴阳规律的制约，所以阴阳又是古代哲学的内核。“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是从“道以阴阳”生成论角度对道本源演绎出来的一套概念体系的描述。当这个概念体系的描述以阴阳这对“形而上”理性思维对象转化为“形而下者”象征对应万事万物情状的时候，阴与阳的基本元素便具有规律性的变化而形成了宇宙创生的大原则和大规范，并且贯注于宇宙间万事万物之中，成为广大无边、无所不包的“恒道”和“大道”。这个“大道”统贯天、地、人三者，构成三才之道，即天道、地道和人道。天体运动变化和规律为天道，地上万物生长变化规律为地道，人类社会活动的规则和伦常为人道，天、地、人三者在具体内容所指向虽有区别，但本质上是一致的。《周易》对此有所诠释：“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阴与阳、柔与刚、仁与义三者都是对立统一体，从气的角度叫阴阳，从属性的角度叫刚柔，从德性叫仁义。其实，仁与义、柔与刚乃是受阴阳形成的，均受阴阳规律的约束，阴阳作为从万事万物的普遍对象概括出来的二基本元素，其本身就涵盖了表示事物属性、功能、品德的抽象意义和表达事物本质规律的道理。就天而言，日为阳、月为阴，就地而言，山为阳、水为阴，就人而言，男为阳、女为阴。由此看来，与社会现象的人类同样赋予了阴阳二基本元素的实质含义。夫妇是顺应人欲之道的自然选择的男女关系的缔结，是自然秩序的结果，人类的这种“有自然法而产生的男与女的结合”，我们把它叫做婚姻。夫妇关系的形成，即是“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这两句话都有一个“愿”字，“愿”是愿望、憧憬、含有喜悦之情。《周易》有一卦叫“咸卦”，给我们描述了男女感应的动态过程，该卦上艮下泽，大象为山上有泽，山在下承载泽，泽在上滋润山，上下感应，阴阳交合，表达了一种和平融洽的动态关系。从属性取象而言，艮为少男，兑为少女，少男谦恭有礼追求少女，

《中庸》：中庸,恰到好处的做人智慧

《中庸》：中庸，恰到好处的做人智慧 1906年，学者辜鸿铭把《中庸》翻译到了西方，立即引起了轰动，人们是根据《中庸》的标题去阅读的，因为“中庸”翻译成英语是“对人生最普遍的指导”。一篇几千字的文章为什么可以冠以这样深刻的名字呢？原来，《中庸》堪称中国儒家思想的总纲。《中庸》的作者是孔子的嫡孙子思，本是《礼记》的一篇，后来被宋代哲学家朱熹选入了《四书》。这篇文章通篇其实只谈了两个字“中庸”，但这两个字却是一把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它告诉人们，凡事要适可而止，既不能不够，也不能超过，但是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动摇，不能偏废两端，但要不偏不倚地行事。这一智慧，既可以用于做人，也可以用于治学，所以说，它是“对人生的普遍指导”。车子沿着两轮之间的轨迹行走，所有的车都是两个轮安在一个轴上，但是车子总是沿着两轮之间的轨迹行走。人都有两条腿，可是人走路的路线，既不在左腿，也不在右腿，而是在两腿之间。中庸处世，也是如此：不要走极端，保持中和。《中庸》开头说：君子的言行常守中庸的道德标准，小人的言行则违反中庸的道德标准。君子之所以能够常守中庸的道德标准，是因为君子每时每地都守中庸之道。小人之所以违反中庸，是因为小人经常肆无忌惮地做事情。所以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同意“水满则溢，

月满则亏”的哲理。事物没发展起来的时候，固然需要大力支持，当它发展得过分的时候，也应该适时予以制止。 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中午，内蒙古大草原上牧民欢欣雀跃，原来政府发下了一个通知，说：狼是危害人类和羊群的动物，是穷凶极恶的敌人，所以鼓励牧民们打狼，由政府提供物资支援，打死多少只以上，可以获得英雄的称号，并且发给奖金和锦旗。为什么牧民们很开心呢？原来，蒙古高原上有很多狼，新中国成立前，无人治理牧区，成群结队的狼经常攻击羊群，给牧民造成了重大损失，老百姓苦不堪言。这回政府组织大家向狼开战了，牧民们怎能不高兴。于是牧民们纷纷出动，一场场消灭狼的战斗打响了，狼再凶猛，也敌不过猎枪、毒气、陷阱的围攻，不到几年，草原上的狼被打得一干二净，连幼崽都找不到了。牧民们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了，谁知，草场一片片荒芜，反倒不如从前了。原来，狼只是饿极了才去攻击人类的羊群，平时它们是以野兔、野鼠等啮齿类动物为食的。狼消失后，这些动物没了天敌，疯狂地繁殖起来，把一片片草场糟蹋得千疮百孔，羊群没了草料，也就长不起来了。无奈之下，政府只好搞起了“引狼入室”行动，从外地引进了一批狼，散放在草原上。过了几年，奇迹发生了，草场转绿了，羊群转

管理中的中庸之道

管理中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长久以来被看做是平庸之道，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庸就是坚守中立。正是因为对中庸的误解，不少管理者对中庸式管理方式采取消极、抵触的态度。但中庸之道的一些观点和理念是很科学的，值得借鉴，需要我们辩证地认识、看待，从中正确地汲取养份，从而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中庸虽然最初被看做是“道德标准”，但在其中，有两个经典的理论，是最为值得管理者所学习的，其一为因地制宜，与时俱进，通权达变。所谓管理，虽然有一些核心的思想和理论在其中，但却没有一条通用的管理之道。即便有被大家公认为有效的管理准则，在适用于不同的公司时，依然会产生不同的状况，究其原因，在于管理本身就是对人和事的管理，由于不同的人与事，所产生出的问题各不相同。所谓的管理者，就是因应各不相同的问题找出解决之道。造成团队出现问题的原因很多，人员的变动、突发事件的产生、外部环境的改变等等，管理者如果用衡量的眼光来看待所发生的问题，通常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恶化。中庸中所提到的因地制宜，既是用量变的眼光看待管理中遇到的问题，结合问题产生的根源来寻找解决的方法。管理学

中的理论及准则，应该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而非唯一的标准。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论是执两用中，就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掌握适当的度，避免走入极端。所谓的度，是在两个极端中找到最合适的平衡点。古语中有物极必反一说，即便是好的事情，如果太过于极致，可能会造成反效果。最为常见的便是执行力，管理中经常追求使命必达一说，这样虽然能够提升执行效率，但管理者是否想过以下几种情况：无条件的执行，是否会让部属失去创造力和创新能力；部属的完全服从，在遇到错误的命令时是否有人能够进行控制和制止。管理中的中庸之道，正是今日大家所重视的“管理合理化”、“人性化”，要使个人的自由在与组织一致目标之间得到一个平衡。这就涉及到一个价值观和尺度的问题。亨利〃法约尔指出：“在管理方面，没有什么死板和绝对的东西，这里全部是尺度问题。管理是一门很难掌握的艺术，它要求智慧、经验、判断和注意尺度。”这里的“尺度”就是中庸思想的表现。度可以被认为是在矛盾当中寻找最折中的方案，以刚才的案例来说，如何既保证团队有高效的执行力，有能够始终有创新的能力，这就是在执行力与创新能力两个矛盾之间寻找平衡点。这和一个单位究竟是靠制度化来进行管理，还是靠人情化来进行管理类似。绝对的制度化，单位会变得不近

《中庸》心得体会

读《中庸》心得体会《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战国时孔子之孙子思所作。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后世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它的主要内容并非人们所普遍理解的保守，平庸，庸俗，无能，不求上进，浑浑噩噩。中庸之道其实是中道或中和之道。中庸基本包含以下几种意思：1，中不偏，庸不易。是指人生不偏离，不变换自己的目标和主张。 2，中指好的意思，庸同用，即中用的意思。指人要拥有一技之长，做一个有用的人才。又指人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要在其位谋其职。 3，“中”指的是“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节度），谓之和。”中和”就是做事不偏不倚，保持一颗平常心。《尔雅》记载：“庸，劳也。”古人又说：“民功曰庸”。即日常生活中的默默工作。程颐认为：“不易谓之庸”。庸就是做事吃苦耐劳，持之以恒。将中和的理念应用于日常生活，就是中庸。孔子把"中庸"看成是一个最高的道德标准，也是他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中庸涉及天人，人际，人性，人生等诸多方面，它倡导一种中正刚健的天然美德，天人合一，刚柔相济，无过无不及，统筹兼顾，情理兼综，隐恶扬善，物出有两，事不强成，都是中庸之旨。良知，诚信，睿智，礼节，孝道和做人处事中的执道，循礼，审时，守度等，都是中庸德行。中庸对问题有一种有始有终，慎终追远的总体把握。它注重后果，讲究底气，讲究内力，讲究后劲，有始无终，大起大落，色厉内荏，孤注一掷，急功近利是中庸反对的。中庸文化最注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精神，真正意义上的中庸只有成熟的人格才能具备。中庸全书可分为下列几个部分：

一至九章，说明中和即是中庸之道。十、十一两章，说明“和而不流，至死不变”之谓强，将和阐明清楚。十二至十五章，指示中庸之道，应从“忠恕”入手。十六至十九章，说明“忠恕”之根本为“诚”字。二十、二十一两章，引申“诚”字可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二十二至二十六章，阐明“至诚”的功效。二十七至三十二章，赞周公、孔子之成就，阐发“至诚”之能完成圣业。三十三章，至诚由于“慎独”做起，而归结于“无声无臭”之上天，旨在养成至诚至圣之至德。传统典籍的阅读在潜移默化之中给我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带来改变。阅读《中庸》给我带来了许多收获。《中庸》是一部具有多方面意义的儒学经典，在学习方面，中庸提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通过学问思辨行这样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深化认识，加强理解，并坚定的实行。在这个过程中，学思结合，学以致用。我觉得是一个科学合理的学习体系。我们中山大学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为校训，就蕴含着对每一个中大人的殷殷期盼：掌握科学的方法，勤勉钻研，运用所学服务社会，坚定的为理想而奋斗。在做人方面中庸提出“五达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调节这些人际关系靠什么？靠人们内心的品德和智慧。于是提出“三达德”即智、仁、勇。并给出了培养这三种通行天下的品德的方法——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在大学生活中，重要的是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包括自己与远在家乡的父母，与老师，与社团同事，与同学等不同人的关系。在阅读《中庸》中，我仿佛听到了来自圣贤的谆谆教导一个人只有坚持不断地学习，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方式和方法上看具有刚柔性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方式和方法上看具有刚柔性受中国生存环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上的二重性表现在思维的方式方法上也体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谋与动、义与利、赏与罚、德与刑、上与下、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上。 1、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在管理工作中,决策是一个管理者必须首先考虑的首要问题。那么，管理者应该如何决策才能确保决策不失误，我国的古代先贤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么事情都要先谋而后动，只有谋划的充分、合理、科学，才能在执行起来游刃有余，才能做到“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做事情才能成功而不失败。所谓“日之能烛远，势高也；使日在水中，则不能烛十步”，意思是讲作为领导者，应该具备高瞻远瞩的特质，绝对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或者鼠目寸光，治看眼前利益而看不到长远利益。宋代文学家苏轼在《策别十八》中说：“为国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 “不谋万世，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不足以谋域”是说做事应该有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长远规划与短期计划之别，根据形势情况的变化按照既定目标或相时而动，有助于管理成功。可见，预测和决策关系全局成败，中国人向来强调谋划和规划，强调战略和战术的综合运用，主张谋而后动。所以孙子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2、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虽然有一些人主张重义轻利，但是却是也有一批实用主义的思想家、哲学家提倡讲义与利并举，主张义利双兼，这种充满着浓重的讲利重义的管理思想，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义，利也”，“兼相爱，交相利”。宋代苏轼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利者义之和论》中说“义利利义相为用”，主张义利互为共用，二者不能偏废。春秋时的管子更是认为“自利”是人所共有的情结：“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走下，于四方无择也”。然而，管子并未走向极端。他还认为“自利”与“利人”并不完全矛盾的，而且“自利”之德与“利人”之德同时也是统一调和的。” 陈寿在《三国志?吴书?骆统传》中进一步讲这种义利观念和富民利民联系起来，指出“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似民茅，义以民行。”他讲的是财富是人民创造的，国家的强大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国威靠的是人民的气势，福利乃是由人民所树立，道德靠人民的实践来兴盛，义的实现靠人民的共同行动。这句话，可谓深刻的概括了中国义利两全的管理真谛，在普通民众之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3、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在激励和奖惩方面，孙子提出：“合军聚众，务在激气。” 诸葛亮指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诛罚不避亲戚，赏赐不避仇怨”，应做到“无党无偏”，意思就是说管理者务必要做到赏罚公正分明，才能服人服众。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主张“诚有功，则虽疏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对此诸葛亮论述的更加具体，他说“赏罚之致，谓赏善罚罪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只有做到赏罚分明，才能对良善功将有所激励发扬，对奸恶无功有所咸惧，以确保管理组织的正常科学运转。 4、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特别重视德能兼备的标准，我国远古时代的"禅让制度"就是在考察德行修养的基础上实行的推举贤能的管理制度。管子认为，国家选贤任能，要举拔有德者给予爵位，举拔有才者就任为官。把德行置于功劳之上，主张国家用人要德才兼备，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选贤还应做到“不以年伤”，即选用人才不应受年龄的限制，从而否定了资历主义。管子强调考核官员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德望与其地位是否相称；二是功绩与其俸禄是否相称；三是能力与其官职是否相称。孔子治国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实行“礼治”或“德治”，认为把德礼施之于民，是治理国家的理想方案。在具体方法上，他提出要重教化，要“富而后教”。在教与刑上的运用上主张宽猛相济，树立君主权威。商鞅则反对儒家的“仁义”说教思想。他主张：“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弱民》）这样，才能达到“以刑去刑”，（《画策》），认为非以“法治”无以治国平天下。 5、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