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中庸的本质是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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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庸的本质是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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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360docs.net/doc/119108026.html, 2007-11-14 9:10:31 作者:张华强来源:本站原创近日读到一篇关于中庸管理的文章,引起了我对中庸本质的思考。在企业实施中庸管理应当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只是从字面上诠释中庸之道,有可能造成误导。中庸只是一种形式,其本质则是诚性,后者无论是在中国式还是西方式的企业管理中对员工的要求都是一致的。不过,将中庸的本质精神贯彻到执行中似乎容易被员工所接受,有助于得到更为有效的执行力,所以有进一步加以探讨的必要。

中庸的本质是诚性的守恒

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中庸,将中庸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中有助于在管理中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但是如果以为中庸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庸的字面所表达的意义,有可能形成“画虎不成反类犬”,不利于企业的开拓创新。企业是赢利性组织,基本的职能是创造价值,这一点不必用中庸加以掩饰。但是当两权分离,在管理中普遍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的情况下,要求代理人、执行者坚持中庸——忠实于企业的相关利益主体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中庸的本质是诚性,是完全应该做到没有任何借口的。

在对中庸的解释中,一般都认为,中是不偏不倚,庸是平常。这似乎没有错,因为儒家典籍《中庸》中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不偏”的什么?“不易”的又是什么?如果不弄清这些问题,中庸可以被任何人所利用,算不得儒家的独创。我们在《中庸》中找到的答案,那就是诚性。

《中庸》第一章开篇便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句话具有统领全篇的作用,儒家对中庸的论述就是围绕这个命题展开的。其中“性”指的是什么

呢,尽管在不同的对象那里有不同的表现,但都离不开一个“诚”字。《中庸》第十九章指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我们可以把“性”与“诚”合起来称为诚性。如果把儒家典籍《中庸》分为两部分的话,前半部分是在强调中庸的重要性及其方法论意义,是为下半部分做铺垫的:后半部分则直接论述诚性问题。《中庸》对诚性的论述不仅占了很大的篇幅(占《中庸》全书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把它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本法则。《中庸》第三十二章指出:“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当我们从诚性出发来理解“中庸之道”时,才能更深刻地领会儒家把它作为最高道德标准的良苦用心。

将诚性作为中庸的本质不是什么新发现,但是如果忽视这个问题,把中庸作为一种做派技巧,就容易使本质的东西模糊起来。实际上,正是因为有各种做派技巧的存在,诚性作为中庸的本质才显得尤为可贵,坚持下来更为不易。《中庸》第八章以孔子的学生颜回为例说明了“吾道一以贯之”的重要性,告诫人们“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庸的本质是诚性的守恒。“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当然,儒家并不是不讲方法技巧,只是认为只要从诚性出发,就可以妙得中庸之道,进入运用自如的境界:“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无可否认,在古人那里,诚性有一定的神秘色彩,我们在企业管理中讲诚性,需要剔除其所谓天命的神秘成分,使之符合企业管理的实际。在我们今天看来,诚性与诚实、诚信的意义相近,应当包含诚实、诚信,但它不限于诚实、诚信。诚性固然要讲诚实,但同时也要讲艺术、科学和策略;诚性固然以诚信为基本的要求,但是它比诚信所依凭的契约形式承担的义务更多,足以弥补契约的缺陷和不足。在企业管理中,诚性应当是雇员对公司的天职,是对委托者负责的精神,是代理人本来所应当具有的天性,是职业经理人所应当具有的禀赋,也是对执行者的基本要求。

如果说中庸管理是一种包装,其实质就是诚性管理。从诚性的守恒上反观中庸,才能真正发现中庸管理的魅力。

实施中庸管理的现实意义

我们这里揭示中庸的本质,强调诚性,不是要在儒学家们面前班门弄斧,而是为了更好地为企业管理的实践服务。如果把中庸之道作为企业管理杰出的领导艺术,那么它是方法更是品质。尤其是在各种方法鱼龙混杂,使用没有禁区而我们又必须有所取舍的情况下,诚性的品质保证更为重要;反过来说,能够以诚性的品质作为保证,方法的探索和取舍才较为可靠。强调这一点,至少有以下的现实意义:坚持创新而不逾轨。实施中庸管理似乎与大胆创新的精神相悖,其实不然。《中庸》认为,只要从诚性出发就必须创新,因为环境在变,不创新就是不负责任。而且只要坚持诚性,就能找到创新之路,就可以进行正确的创新之路的选择,进而解决如何创新的问题。这叫做“自诚明”:真正做到了诚信,就可以达到洞明的境界,自然会明白创新的道理。因为诚性作为人的自然禀赋即为“性”,顺着本性行事叫做“道”,自然可以悟出创新之道。创新是要讲风险的,如果个人患得患失,就不会勇担风险。创新的风险也可能给企业造成一定的损失,但是只要创新者有诚性,企业就可以相信他会将风险降至最低。正是因为管理人员讲诚性,才会在创新中做到“随心所欲不逾轨”;相反,没有诚性的创新可能暗藏“机心”,出现“智慧出,有大伪”的倾向。美国安然公司的“财务创新”,连华尔街的资深分析师都看不出什么毛病,但是这个被《财富》杂志连续六年评为“最具创新能力”的大公司终因财务造假丑闻而宣告破产,一度动摇了美国经济。类似的教训固然值得警惕,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遏止创新,这又是中庸管理的另一种要求。

变法图强而不违“天性”。中庸固然讲“不易”,但不是不讲变易,而是要把

诚性作为变化中的不变性,这才是在变化中“不易”的价值所在。反过来说,坚持诚性是为了更好的变易,否则讲诚性就没有实际意义。《中庸》第二十六章指出:“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那意思是说,真正的诚性是应该做到生命不息,变革不止的。变易也不是顺其自然式的被动应变,而是主动求变。在主动求变或者在企业管理“变法”,使企业更加包容,不断出现质的跃迁。当然,对于企业实施变革时存在着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也不能等闲视之。依靠诚性正有助于消除不确定因素的消极影响,保证在变法图强中沿着有利于企业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庸是不断超越自我,是更加包容中的本色犹存。在不断变法图强中始终能够做到不违背诚性的“天性”,就有助于将企业做大做强,实现基业常青。

在变革的利益冲突面前“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是中庸之道解决矛盾的一个重要方法,但这不是要当和事佬、和稀泥,甚至丧失原则,而要凭着诚性,出于公心统筹兼顾。企业的每一次变革,在内部都面临着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难免出现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管理者自己也面临着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兼顾的考验;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促使企业朝着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都会极力推荐或者力主自己认为合适的决策方案;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下,管理者要站稳自己的立场,还要综合考虑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的心理承受能力,及时做出更为客观的决断。我们在现代企业中所讲的诚性不是愚忠,不是以人身依附为基础的亲亲疏疏、尊尊卑卑、长长幼幼的“差序格局”,而是建立在委托——代理“契约关系”上的职责和职守,其特点是重平等,重理性,坚持的是普遍主义原则,不能形成特殊主义的内部人利益本位。在这个意义上讲,能否“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正是管理者或者执行者是否具有诚性的表现。

如果说中庸是整体思维,非此即彼是分解思维,而讲中庸只是要讲适度,尺度,把握分寸:那么,假如中庸仅仅限于“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就无法走出分解思维的困惑。因为那只是把两分法变成了三分法、多分法,分解的更为细致罢了。也就是说,将中庸应用在管理实践中,必须把诚性放在首位。我们也只有把中庸理解成讲诚性的方法,用以指导管理实践时才不至于演变成公司政治的厚黑。

将中庸化作执行中的执著

中庸管理在实践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不同的向度解决如何实施中庸管理的问题,实施中庸管理。从执行的角度实施中庸管理,强调诚性的守恒问题,表现出一定的执著精神,从以下几点做起是必要的:

在执行中进行诚性教育,建立共同愿景。《中庸》认为:能够做到“自诚明”,由真诚而自然明白道理,这在执行中当然是好事;但是诚性也可以通过教育取得,“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两者殊途同归,在执行中也是一样。这里的诚性讲的是一种共同对企业负责的精神和共同的愿景,即“上下同欲”,离不开对员工的教育和引导。管理者重视执行,强调“没有任何借口”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不从诚性出发,即使在形式上做到了“没有任何借口”,也很难得到可靠的执行力。如果管理者碰到经营危机,马上想到的就是换人裁人,员工在没有工作保证的情况下,就很难形成对企业的忠诚,很难形成诚性,往往使得执行力扭曲,使企业的经营进一步出现危机,形成恶性循环。如果老板只是为了赚钱、员工只是为了糊口,都不图长远发展,想把执行之剑使得虎虎生风,那是很难做到的。在执行中进行诚性教育才是一种治本的办法。在进行诚性教育中固然需要安人,但目标不能仅限于此;还要体现出执著的精神。因为明白道理后,不能空谈诚性,还要发挥出主观能动性,需要通过执行体现出来。事实上,执行正是诚性执著的一种表现。

在执行中坚持诚性标准,宏扬百折不挠的精神。执行需要讲方式方法,以便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这不能苛求。在执行中不能只要效果,必须坚持诚性的标准。坚持诚性标准也不是不讲方法,而是强调要靠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克服执行中的困难,而不是靠“聪明的点子”走捷径。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要求相一致,《中庸》也要求在实践中避免旁门左道的诱惑,正确对待“聪明的点子”。《中庸》第十一章说:“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那意思是说,孔子认为“寻找隐僻的歪歪道理,做些怪诞的事情来欺世盗名,后世也许会有人来记述他,为他立传,但我是绝不会这样做的。有些品德不错的人按照中庸之道去做,但是半途而废,不能坚持下去,而我是绝不会停止的。真正的君子遵循中庸之道,即使一生默默无闻不被人知道也不后悔,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这种精神表现在执行中就是不要背离诚性的基本要求,善于守“拙”,不要急功近利。这对于减少执行中的风险是十分必要的。

在执行中巩固诚性基础,形成核心竞争力。在儒家看来,《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著作,“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善于阅读的人只要仔细玩味,便可以终身受用不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作为一种实用的学问用今天商界的话来说,就是可以形成核心竞争力。当然,儒家讲得是宦海沉浮、明哲保身的核心竞争力;而企业需要的是市场竞争、应对危机的核心竞争力。不过其中存在着的一个正确对待执行权的问题大概是共同的:员工在执行中往往独当一面,具有一定的随机处置权,需要掌握经权之道。执行需要“权”,而执行中的对诚性的执著就是经;如果说“经”是执行者的天职,“便宜行事”为权,那么经权之道就是在执行中需要员工以对企业负责的精神用好权,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的情况下,管理者为什么敢于向执行者放权呢,这就是以诚性为本。员工在具有自由选择权或者在具有选择的自由度的情况下,有所为有所不为,以不变应万

变,靠的也是对企业的诚性。历经执行的考验,企业也就巩固了诚性基础,锻炼了执行团队,形成了核心竞争力。“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有了这样的核心竞争力,不张扬也会被人重视,企业在表面不动的情况下也会改变面貌,管理者在无为中也会有所成就。

如果说讲究中庸的方法是一种权变,执行中诚性的执著则是不能权变的,“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第九章)能够将中庸真正落地生根,确属不易。然而真正做到这一点,那才是中庸管理在执行中作为制胜法宝的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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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的处世之道

萧何的处世之道(秦老师原创) 一:官并非越当的大越好 这个世界进入现代以后,教育愈发普及,学习前人的经验愈发方便,于是许多人"掌握"了一些前人的小把戏,比如能够把鸡蛋竖立起来,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也跟着前人一起叫嚣-----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这些人只知道杠杆原理,而不知道这个支点如何安上,这个撬杠需要多长.说实话,任何人都无法撬动地球. 同样狂妄的叫嚣还很多.比如,经商者总是嫌自己的"公司"不够大,吹牛就是世界跨国集团的老总我也照样干;为官者总是埋怨自己的"职位"比较低,自诩省长市长照样当,比他们当的还好些. 或许,老总真的就是人人可以当的,省长也是人人可以当的.奇怪的是"人人"说说而已,并没有去当或者说并没有当成,反而显得汲汲于做官. 萧何是真正的官,而且是"大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可是并没有谁说他"爱当官",因为他屡次"让官".一次是沛丰起义的时候让刘邦,极力把刘邦推上"一把手"的位置,一次是不久以后让张良,把战争年代最显赫的"谋士"职位让给了张良.应该说,刘邦的"老板"做的很称职,他把公司开遍全国便是明证;张良的谋士当的也很成功,刘邦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便是明证.反过来说,如果萧何吹牛,一把手我照样当,谋士我照样当,谁会相信你。 萧何的明智在于自知之明,咱没有气魄,就不是"一把手"的材料,咱不敢犯颜直谏,也不是前沿军师的材料.既然循规蹈矩,那就做一个"大管家",勤勤恳恳,打理事物.最后,萧何做的也很成功.古往今来的"理财能手",怕是没有谁能跟萧何相比的。 萧何帮助自己走向成功.他知道,官并非当的越大越好,找到适合你的位置最重要 二:不能总是明哲保身 长期琢磨萧何这个人物,主要是因为他性格平和,为人端正,有理想有追求,颇能够作为中国文人的代表。萧何处世,颇能够体现”中庸”的特点。比如前文谈论过萧何是想”做官”的,尽管说做官是为了更好地”做事”,但是萧何依然是平和地对待做官的追求,一不是非当不可,例如他曾经拒绝过秦朝御史举荐他到咸阳"做大官”的机会;二不是当得越大越好,主要体现在他在沛丰起义初期放弃当”一把手”的机会,力推刘邦主政,后来又是很”明智”地把首席幕僚职位让给张良. 不过,后人多拿萧何助纣为虐,帮助吕雉实际上就是帮助刘邦杀害韩信来否定萧何的人格,很值得商榷. 诚然,”明哲保身”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信条之一,毕竟伴君太危险,文字狱太恐怖,天的儿子太无常,稍微弄不好不仅会丧失性命,甚至株连九族,把一切功劳完全否定,或许还要定性为什么”叛国分子”,在这一点上与刘邦自幼莫逆的卢绾的下场就是明证。所以,在某些时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还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萧何与刘邦只是”工作关系”,远远与不上卢绾的”私人感情”呢? 应该说,自从建立了大汉王朝,普天之下已经尽为刘家私产.刘邦的一切折腾,无论是得是失,都有自己”兜底”.汉兴之初,刘邦面临匈奴的威胁,他自己陷入”白登之围”,损失惨重,应该是身有体会。此时此刻,韩信作为”连百万之

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指导企业管理 2006-04-10 现代企业究竟应当怎样立足于市场之中,成为一个能长期经营的企业;一个超越同行业竞争对手的企业;一个赢得同行业尊重的企业。一个有良好获利能力并能迅速成长的企业。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如果我们将现代企业比喻为一个类似于人的生命体。那么,如何让这个生命体生机勃勃,健康长寿,幸福美满呢?这需要一个用于指导企业行为的哲学思想。 中国人的思维与西方人的思维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即西方人是以“客观世界”为参照的,而中国人是以“自我”(包括: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为参照系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能有效的简化“信息”。比如:英文有三十万以上的单词,而中文内只有约五万个汉字。西方的科学讲究实证,其实中国的科学也讲究实证。只不过二者方向不同。西方讲究外向的实证(科学实验),中国(东方)讲究内向的实证,以自身为实验的对象(修道)。西文文化注重未知的知识,因为西方要向自然界借鉴。东方文化注重已经存在的知识,因为学习者要借鉴前人内心所证得的内容。 《中庸》是中国儒家四书之一,是儒家弟子的内心实证的心得报告,也是一套极具指导意义的哲学思想。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庸的哲学思想如何指导企业的经营管理。 一、《中庸》出自《易经》 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庸》是从《坤卦、文言》引申而来的阐扬。《坤卦、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这里的君子自然是指人(本文特指企业家),“黄中”是指五行中的“土”(黄色)居中,“通理”是指通达于“腠理”。心中存有正义并得其位,内心充实,“美在其中”,“诚于中而形于外”。“畅于四支”是指体内的精华,通畅于四支没有阻碍。这时,“君子”如干事业,则能达到“美”的极点。 企业是市场经济社会中一种重要的组织形态,企业是企业家人格的自然延伸。上述《坤卦、文言》的内涵又是如何表现在企业中的呢?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组织管理,是“黄中通理,正位居体”,是否能够做到“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则要看企业的组织管理是否贯彻了中庸之道。 二、中庸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故君子慎其独也。 天命即是“性”(心识),统率“性”的是道,修“道”即是教化。道在人的生命中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能够离开的一定不是道。所以,做君子的“戒慎其所不睹,恐惧其所不闻,君子慎其独也”。这个不能“睹”不能“闻”的就是人的“性”(心识)。“君子”不能因为“性”(心识)看不见,摸不着,而认为其不存在,应当真实的面对自我,“慎其独也”。只有“慎其独也”才能够觉悟到“性”(心识)的存在,并依“道”而起用。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喜怒哀乐”是泛指人的情绪,中医将人的情绪分为:“喜、怒、惊、恐、忧、思、悲”七情。人的情绪会影响到人的生命系统的稳定与和谐性。“喜怒哀乐”未发的状态就是“中”的状态;一旦暴发出来,又能很快自行节制住,这便是“和”的状态。 如果“喜怒哀乐”暴发出来,而不能自行节制,则会导致人的生命系统的失衡。过度失衡则会导致生命系统的解体。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为情多困而自杀,或者忧郁而死,或者因怒不可遏而气死的人是很多的。 人的生命系统即使不解体,失衡的危害也是很大的,会导致种种疾病。中医认为:暴怒伤肝,

浅谈如何理解儒家的中庸思想

“执两用中”与“尽善尽美” ——浅谈如何理解儒家的中庸思想 云南大学韩扬文 众所周知,“中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的重要观点之一。《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将“中庸”作为至高的道德,因此后代的儒家还专门写了《中庸》,来阐发这种至德。《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西汉时被收入《礼记》,后来朱熹又将这篇文章抽取出来,独立为《四书》之一。可见,对于历代儒家以及儒学研究者而言,“中庸”都是一个重要的范畴。 “中庸”,郑玄训为“中用”,大概的意思是折中、用中,无过,也无不及。这种思想反对极端主义,认为凡事做得不到位或者过了头都有危险之虞。《中庸》进一步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说为政要善于把握对立的两端,在两端之间找出一个可用的正确之点。(中者,正也。也有正确、适宜的意思。)这种“执两用中”的说法,更明确地提出了“用中”的前提——“执两”。“执两”是指要“把握两端”,也就是说,在“用中”之前,对于该事物的正反两极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且能够掌握它们。这样,才可以找到其中的正确之点。否则,这个“中”就是抽象的,先验的,是不可把握的。 在“执两”之前,还有一个隐藏的前提之前提,就是对事物要有反思,如果没有反思,就去盲目实践,必定无法找到正确之点。《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儒家的这种勤于反省的精神是他们得出一切结论的根源,是他们能够审察时弊、提出治国之术的前提。那么,“执两用中”之所依靠的也就是这种内省的精神。 当然,“中庸”也好,“执两用中”也好,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一个“中”字,儒家试图以这种方法来寻求事物的正确、平衡之点。这个“中点”不是指数学中线段的“中点”,不是绝对居中的,而是可变动的,否则,“中庸”就有形而上学之嫌。但是,这种方法论说起来似乎简单清楚,但在理解上却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问题。 这些可能的问题包括:“执两用中”的“中”的活动范围究竟是什么?虽然我们已经说,“中”不一定在两端的正中间,但是它是在两端之间的某处呢,还是也可以在两端?如果可以包括两端,那么是仅仅在某一端呢,还是既可以在这一端,又可以在那一端?如果它既可以在这里,又可以在那里,那么这个“中”的存在又依靠什么来进行判断呢?还有,是只有儒家持这种中庸观念,还是其他哲学流派也有这种思想呢?如果另外的哲学流派也有中庸的思想,那么他们所指的“中”是一样的,还是不同的?如果不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另外,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看待中庸思想呢? 让我们分三种情况来讨论儒家的“执两用中”。第一种,正确之点不在两极而在中间某处的;第二种,正确之点在两极而可变动的;第三种,正确之点在两极且不可变动的。 第一种情况大致符合人们对于“执两用中”的一般理解,这种情况相对后两者最容易被接受。因为按照生活经验我们知道,生活并不总是太好,也不总是太坏,因此按照自然运行的规则,在绝对P和绝对非P之间找到一个正确的行事方法,这是符合日常逻辑的。 如“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论语·雍也》。在“简”和“不简”中,孔子没有简单地说一切从简,而是赞同为政者存心要严肃庄重(存心不简),但行政要从简的方式;不同意存心简陋,行政也简陋的方式。可见,在简和不简中孔子所找到的正确之点是在两极中的某处,这就是“执两用中”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方式。

材料作文--尼采处世之道--范文

期中考试范文选 【范文一】【修改篇】人当凌绝顶 洛尔迦说:“思想在高飞,我低着头慢慢地走,慢慢地走,在时间的进程上,我的生命向一个希望追求。” ——题记正如洛尔迦所言,我的思想也在高飞,我人生的追求是登到巅峰,体会“一览众山小”的豪迈。 窗外夜色寂寥,执一本泛黄的书卷,任凭朔风猎猎吹动思绪。我立在时光前,凝视深邃的历史空间,风卷残云俱往矣,“朝”起“朝”落几经更替……此起彼伏的历史话剧每时每刻都在上演,其间多少恩怨情仇是非功过,或令人捶胸顿足扼腕叹息,或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让我们沿着这神秘的历史阶梯攀援而上,于是我看到了这样一些曾经雄踞山巅彪炳千载的人物—— 秦王嬴政,千古大帝。曾一度灭六国,雄霸天下,创立了第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多民族国家。作为始皇帝,他可谓登上了历史的峰顶。掌握着中央集权政治权力,以威武高大的姿态统御着天下黎民。 法国总统希拉克曾经说过:“不看兵马俑,就不算来过中国。”我们也有句古语是:“不到长城非好汉!”看看秦俑和长城,那种波澜壮阔的恢宏气势,令人扼腕!追忆当年,秦王那种傲视群雄、缔造千秋伟业的雄心壮志,令人惊叹!回看今日,一个大写的名字被后人永远镌刻在山巅。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 谁能会,登临意?毛泽东站在高山之巅,历史在他面前已经显得渺小! 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他的伟大,不但在于他那些最出色的业绩具有永恒的价值,更在于他的始创性以至在完成所有这些业绩中投入了雄伟非凡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遍布他后半生征途上的那些巍然屹立的纪念碑,虽然饱受狂风暴雨的摧残,却还是宏奇壮丽! “屈处奴役之下的民族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人类毕竟不以最高的荣誉授予那些谨小慎微、知难而退、毫无建树传于后世的庸碌之辈,而是把它授予胸怀大志、敢作敢为、功勋卓著的人。” 毛泽东——这个拯救人民于水火的人,这个使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人;这个于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民族成立的人——必将永远屹立于历史的巅峰而千古留名! 沿着历史的足迹继续攀援,我来到了那个改革开放的时代。这里,一位伟人,站在新时期的峰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谨慎的策划,为中华民族之复兴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引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阳光下一步步迈向世界强国之林。邓小平,站在了中华的峰顶,享誉着民族伟人之荣。

论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 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修文德以来之”,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天下大悦而将归己。”《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西汉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

《中庸》中的教育思想

《中庸》中的教育思想 《中庸》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宋代理学家把《中庸》、《大学》抽出来,与《论语》、《盂子》合在一起,作为《四书》,成为宋以后封建教育的基本教科书· 所谓“中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一种基本观点和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哲学观点。 1、教育作用--"率性" 《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意思是说,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尽且发展自己的本性。郑玄解释: "诚","天性也。。朱熹解释:"真实无妄之谓诚。。所以说,诚即是善,即是天成道德。《中庸》又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意思是说,上天所命与或赐予的叫做性,顺从和发扬本性叫做道,把道加以修明和推广,使之实行则叫做教,这就是说,"修道"即是教育,教育的作用叫"率性",循顺着先天的善性发展,尽且发挥内心的先天的善端,把天赋的道德观念、道德意识体现出来。这是思孟学派"性善论"思想,与孟子的教育作用思想是一致的。 2、教育过程--"学、问、思、辩、行" 孔子讲过学与思、学与行的关系。荀子讲过"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

之,明也;明之为圣人"。《中庸》继承和发展了这些思想,把教育教学的过程和步骤系统地讲出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博学之"就是广泛地学习政治、道德伦理方面的知识内容;"审问之",即对博学中的内容,以"诚"为标准,审慎地间其真伪是非; "慎思之,即对审问的内容进行分析,谨慎地思考,并注意反省自己; "明辨之",明辩了存在的问题,知道了努力的方向;"笃行之",使观念和行为统一,切实地实行,最终形成坚定的信念和明确的概念、观点。 这是一套反省的教学方法,通过节节反馈,层层深入、筛选,最后形成概念、观念和信念的过程,是符合反馈理论的,有其合理的因素。可借的是 《中庸》对于审问、镇思、明辨的具体过程,没有深入揭示。 3、教育途径--"尊德性与道学问" 孔子说过:"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中庸》便把"博文”、"约礼"发展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中庸》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意思是说,君子既要尊重德性,又要讲求学问;既要充实广大,又要穷尽精微;既要有高明的理想,又要有合于中庸的行为;既要熟悉旧的知识,又要不断认识新的事物;既要笃实厚

孔子中庸思想内在逻辑

孔子中庸思想内在逻辑 一、尚中:中庸的逻辑起点 孔子的“中庸”思想,其逻辑起点,是传统的“尚中”观念。从《论语》及相关典籍中不难看出,“中”是孔子品评人物、选才交友的标准之一,也是其自我修养的行为准则。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 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2](先进)师,颛孙师,即子张。商,卜商,即子夏。二人均为孔子弟子。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更强一些,孔子评价说:“子张有些过分 ,子夏有些赶不上。”子贡以为,子张“有些过分”,自然要比“有些赶不上”的子夏强些,孰料孔子的回答则是:“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在这里,孔子衡量弟子孰优孰劣的标准是“中”,即“无过无不及”。 又如:“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2](子路)“中行”,即中道之人。孔子认为,得不到合乎中道之人和他交往,不得已而求其次,也一定要交到激进的人或狷介的人。因为激进的人一意向前,狷介的人也不肯做坏事。可见,孔子选才或交友的理想标准也是“中”,不得已才求其次。 “中”也是成就“君子”品格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原则:“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雍也)“文质彬彬”也就是前文所谓的“中行”,关于此点,《颜渊》篇的一段话正好可作注脚:“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A,犹犬羊之A。’”棘子成,卫国大夫。“A”即皮革。子贡的意思是说,礼仪形式和朴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对君子来说同等重要,假如把两张兽皮的毛全部拔去,就分不出哪张是虎豹的皮,哪张是犬羊的皮了。因此,对一个人而言,美好的素质和合理的行为都是不可偏废的。 以“中”为标准,孔子常常告诫人们思想行为要合乎中道,如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2](泰伯)朱熹解释说:“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则一也。”[4](P105)“好勇而不安分”就是孔子所谓的“勇而无礼”;“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有类于孔子所谓的“直而无礼”[2](泰伯)。二者的行为方式虽或不同,但思想根源却是一个:即“一意孤行”,而不能中道行之。有见于此,孔子十分推崇“中庸”之德:“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2](雍也)。从孔子的赞扬(“其至矣乎”)和惋惜(“民鲜久矣”)中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中庸之德是何其完美。 事实上,孔子本人也正是以“中”为自己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的,其曰:“吾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2](子罕)“两端”,或谓指“不及和过头两个极端”;[5](p26)或谓指“事情的两个方面”。[6](p160)总之“叩其两端”是孔子在认识事物、获取知识、解疑释惑的过程中体会到的一种思想方法,此种方法,其核心即为“用其中”。就道德修养和行为修养的层面说,孔子“用其中”的具体体现则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子罕)“毋意”,不悬空揣测。“毋必”,不绝对肯定。“毋固”,不拘泥固执。“毋我”,不唯我独是。“子绝四”,则是指孔子没有“意”、“必”、“固”、“ 我”四种毛病。[4](p87- 88)在这里,“四毋”的核心仍是“中”。这种思维观念、行为原则,或许可以谓之“允执其中”。这说明,对于传统文化持“因、损、益”态度的理性主义大师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是持完全赞成的态度的。 二、时中:中庸的内在本质 如果说“尚中”是传统观念,为孔子所继承,并成为其“中庸”思想的逻辑起点;那么“时中”则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是其“中庸”思想的逻辑展开。 与“中”一样,“时”也是一种起源甚古的观念。早在尧帝时,就曾“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7](尧典)。孔子一向重视“时”,其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学而)强调“时”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不但治国,就连说话,孔子也是“时然后言”[2](宪问),并主张“言不当其时则闭慎而观”[8](二三子)。不但说话,就连看到飞鸟,孔子也不免“时哉时哉”之叹:“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2](乡党)因此,孔子特别强调:“君子务时。”[8](二三子) 孔子的贡献在于,将“时”与“中”联系起来,形成了“时中”的观念:“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4](中庸章句)“时中”,即“随时以处中”,用《论语》所记孔子的话说,就是“无可无不可”:“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2](微子)这段话,记载了孔子对那个时代公认的几位贤人的评论和比较。透过这种评论和比较,孔子说明了自己与

中庸思想及其对中庸感悟

中庸 《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中庸》郑玄注:“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 《中庸》强调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但要实行“中庸之道”,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学习,即《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天命之谓性”,是说人性是由天赋予的。“率性之谓道”,是说循着这种天性而行就合于道,认为人性是善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治儒家之道,所以说“修道之谓教”。实行“中庸之道”既是率性问题,也是修道的问题,这是发展了孔子“内省”和曾子“自省”的教育思想。 中庸之道就是忠恕之道 《中庸》要人们贯彻孔门相传的“忠恕之道”,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正是孔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发挥,要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合于“中庸之道”。 《中庸》又提出了有德之人必须好“三达德”,实行“五达道”,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所谓“五达道”即“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处理这五方面关系的准则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五达道”的实行,要靠“三达德”:智、仁、勇。而要做好“三达德”,达到中庸的境界,就要靠“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努力进行主观心性的养成,以达到“至诚”的境界。 《中庸》还阐述了学习程序,并强调“择善而固执之”的勤奋不懈精神。它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为学必有的过程。它又说:“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在教育上它所提出的为学程序与顽强的学习精神,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中庸 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孔子提倡、子思阐发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 这一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其主题思想、理论基础、具体内容、主要原则、检验标准、知行方法、重要途径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集中反映在《中庸》的三十三章之中。简述如下。1.主题思想 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这一主题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庸》第一章。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言简意赅地揭示了中庸之道这一主题思想的核心是自我教育。“天命之谓性”是指人的天性是善良的。“率性之谓道”是说人们自我教育之道就是按照人们的善良的天性办事情。“修道之谓教”是说自我教育就是按照人道原则去进行修治。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远,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自我教育贯穿于人一生之中,人们一刻也离不开自我教育。要将自我教育贯穿于人生的全部过程,就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精神。这种精神就叫做慎独。也就是说,在自己一人独处的情况下,别人看不到自己的行为、听不见自己的言语,自己也能谨慎地进行内心的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监督。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揭示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目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指出了自我教育目标的重大意义。“致中心,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歌颂达到自我教育的理想目标后的无量功德,也就是具备至仁、至善、至诚、至道、至德、至圣的品德后的效应。中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致中和是社会价值的体现。 宋朝临江黎立武著《中庸分章》分析《中庸》第一章时也对中庸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中庸之德至矣,而其义微矣。首章以性、命、道、教,明中庸之义;以戒惧谨独,明执中之道;以中和,明体用之一贯;

极高明而道中庸_论颜之推的中庸思想和处世之道

Z h e X u e Y a n J i u ☆哲学研究☆ 极高明而道中庸 ———论颜之推的中庸思想和处世之道 程时用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广东510300) 摘要:颜之推作为一个饱读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 中庸是他的思想核心和处世原则,本文从修身、文学、处世三个层面论述了颜之推的中庸思想和行为哲学,以期对当代社会提倡人的身心发展、协调人际关系、治国安邦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颜氏家训;中庸;修身;文学;处世 中图分类号:I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1—0041—02 作者简介:程时用 (1975-),男,汉族,湖北阳新人,文学硕士,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里所说的“中”,即不偏不倚,“庸”就是“用”的意思。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所谓“德”,《释名·释言语》:“德,得也,适事宜也”,就是 做事做得适宜、直道中行、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之意。子思在《中庸》中发挥了孔子的这一思想:“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所以,中庸既是一种思想方法,又是一种理想目标。作为思想方法,它指导人们“时而中”;作为理想目标,它可以帮助人们达到“中和”的境界。几千年来,中庸思想影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了深刻影响。 颜之推出自儒学故乡,“世以儒雅为业”[1] ,他“早传家 业。十二,值绎自讲庄、老,便预门徒;虚谈非其所好,还习 礼传”[2] ,颜之推从小就深受儒学的熏陶并且喜好儒学,尽 管后来他的思想中儒、佛、道三种思想并存,但儒家思想的中心范畴———中庸仍是他思想的核心,是他思想的至极,是超越具体思想的一种哲学原则,这一切体现在他的代表作《颜氏家训》中:“盖序致至终篇,无不折衷今古,会理道 焉”[3],的确,中庸思想贯穿于颜之推生存哲学的各个方面,贯穿于他修身、为学、处世的理论与实践之中。 一 “君子不可以不修身”[4] ,修身是实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抱负的基础,历来倍受中国传统知识分 子关注。颜之推作为一个“三败其国”的封建士大夫,自然极其注重这一点,在《风操》篇对士大夫修身作了具体阐 述,“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皆有节文,亦为至矣”,他一方面告诫子孙遵循一定的要求,即《礼经》中“礼”为规范,以忠君、孝梯、谦恭、礼让等儒家道德修养为内容。另一方面他又告诫子孙在遵行《礼 经》中修身处世的规范时,要“执两用中”:“世事变改者,学 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5],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 们需要与时俱进,有分寸地把握《礼经》中的规范,获得“中”的适宜,达到“中”的度。反之,如果抱残守缺,不知变通,会适得其反。颜之推列举了一系列反面事实,对墨守成规的“过礼”现象含蓄地进行了批判:“近在扬都,有一士者,呼梧桐树为白铁树,便似戏笑耳”、“吾亲识中有讳襄、讳友、讳同、讳清、讳和、讳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闻者辛 苦,无赖焉。”[6]处于“交疏造次,一座百犯”的环境里,颜 之推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冷静地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思考,这正是他一生历任四朝而绝处逢生的主要原因所在。 当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草菅人命的南北朝时期,修身的前提是保全养性,如果没有了生命与身体,修身就无从谈起。颜之推清醒地意识到个体生命存在的重要性,他再三叮嘱子孙,保全养性一定要做到“执两用中”,决 不能像“单豹养于内而丧外,张毅养于外而丧内,前贤所戒也。嵇康着养生之论,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饵之征,而 以贪溺取祸,往世之所迷也。”[7]以上四人都是没有把握好 分寸,顾此失彼,颜之推要求子孙以此为戒。他特别指出, 在日常行为规范中,首先要“省事省言”,即“无多言,多言 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8],也就是“君子”养生应“守道崇 德,蓄价待时”,认真把握个人一言一行,扬长避短,做到既 41

管理:中庸的本质是诚性

管理:中庸的本质是诚性 —————————————————————————————————— ———————————————— https://www.360docs.net/doc/119108026.html, 2007-11-14 9:10:31 作者:张华强来源:本站原创近日读到一篇关于中庸管理的文章,引起了我对中庸本质的思考。在企业实施中庸管理应当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如果只是从字面上诠释中庸之道,有可能造成误导。中庸只是一种形式,其本质则是诚性,后者无论是在中国式还是西方式的企业管理中对员工的要求都是一致的。不过,将中庸的本质精神贯彻到执行中似乎容易被员工所接受,有助于得到更为有效的执行力,所以有进一步加以探讨的必要。 中庸的本质是诚性的守恒 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中庸,将中庸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中有助于在管理中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但是如果以为中庸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庸的字面所表达的意义,有可能形成“画虎不成反类犬”,不利于企业的开拓创新。企业是赢利性组织,基本的职能是创造价值,这一点不必用中庸加以掩饰。但是当两权分离,在管理中普遍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的情况下,要求代理人、执行者坚持中庸——忠实于企业的相关利益主体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中庸的本质是诚性,是完全应该做到没有任何借口的。 在对中庸的解释中,一般都认为,中是不偏不倚,庸是平常。这似乎没有错,因为儒家典籍《中庸》中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不偏”的什么?“不易”的又是什么?如果不弄清这些问题,中庸可以被任何人所利用,算不得儒家的独创。我们在《中庸》中找到的答案,那就是诚性。 《中庸》第一章开篇便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句话具有统领全篇的作用,儒家对中庸的论述就是围绕这个命题展开的。其中“性”指的是什么

试论《中庸》的作者

试论《中庸》的作者

试论《中庸》的作者 摘要:《中庸》本为《礼记》中的一篇,南宋朱熹将其从中抽出独立成篇,与《大学》、《论语》、《孟子》一同列为“四书”,并花了毕生的精力作了《四书章句集注》,使“四书”得以和“五经”同列,《中庸》也由此成为儒家重要之经典。但关于《中庸》的作者是否是子思?其内容是否经后人修改或增益等?历来存在众多争论。本文试图通过对前人的研究和观点进行一个罗列和分析对比,得出对这些问题一般的看法;并提出一些自己细读《中庸》后的看法,以期让自己对《中庸》这一经典有一个较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中庸子思作者 初读《中庸》,便觉得其语言深奥,内容庞杂且多谈“性”、“命”、“诚”等形而上的思想,与《论语》、《孟子》等注重人伦和政治、语言深入浅出的儒家经典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作为一篇文章,《中庸》也不似《大学》主题明确,层次清晰,一气呵成。所以一开始我便对《中庸》的作者、文章内容的构成及顺序产生了疑问。带着疑问,查找和翻阅了相关资料,发现关于《中庸》

的作者、成书年代、文章构成历来众说纷纭。 关于《中庸》的作者是谁,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即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庸的作者为子思。子思,即孔子之孙,姓孔,名伋,字子思,是战国初年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据记载孟子曾求学于其门人。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司马迁、《孔丛子》1作者、郑玄、孔颖达、陆德明、李翱、二程和朱熹等。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尝困於宋。子思作《中庸》。”[1]这是目前已知关于《中庸》作者的最早记录。 《孔丛子?居卫》中载:“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陈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无作乎?’於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2] 东汉经学大家郑玄遍注“三礼”,在《中庸》篇目录中说:“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3]唐孔颖达为《礼记》作疏时沿用其观点。 1孔丛子:该书共三卷,二十一篇,旧题孔鲋撰。内容主要记叙孔子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顺、子鱼(即 孔鲋)等人的言行,其文字基本上属于采辑旧材料或据旧材料加工而成。其成书时间及其作者问题,一直是学界的一大疑案。

《论语》中庸思想之解读

《论语》中庸思想之解读 摘要:中庸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作为衡量君子的最高道德标准,对中国 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作为孔子思想体现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思想时时刻刻 体现在其伦理观、宇宙观、教育观等各个方面。《论语》一书集中体现了孔子 对中庸观念的总结和具体运用,反映出了中庸观念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意义,这是早期儒家对中庸思想的理解和发展。 关键词:《论语》;中庸;时中 中庸是中国古代儒家衡量君子的最高道德标准,无数文人士大夫将其作为 一生的追求,所以中庸观念普遍受到重视。后代儒家不断地对“中庸”观念做 出自己的阐释和发挥。郑玄注《礼记?中庸》“君子中庸”句说:“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程颐释“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苦,天 下之正道,庸者,灭下之定理”。朱熹理解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 及之名。庸,平常也”。虽然后儒对“中庸”的理解大相径庭,基本一致。但 是这和原始儒家的初衷是否一致,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论语》一书是记载 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举止的一书,对我们理解原始儒家的“中庸”观念有很大参 考价值。 追本溯源,中庸的观念在我国上古三代时期就已经有了萌芽。在《尚书》 中就有相关“中道、执中、行中”的记载,这时的中庸观念主要体现在了政治 方面。直到孔子正式提出了中庸这一概念,其更多的功用体现在了伦理方面, 成为衡量君子的最高道德标准。这一点在《论语》中有较为直观的体现,将中 庸观念融合在了各个方面。随后,孔子的孙子子思做出专著《中庸》一书,将 中庸思想上升到了宇宙观的高度。又经过汉宋的儒生千百年来的不断发挥和引申,中庸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成为中国国民性的一部分,最终对中国传 统文化形成了深远的影响。纵观中庸的发展历程可以简单概括为,起源于《尚书》,提出于《论语》,成熟于《中庸》,发扬于后儒。对于“中庸”概念的 首先出现者,我们可以发现《论语》一书对中庸思想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研究原始儒家的中庸思想十分重要。根据学者统计,《论语》中出现“仁”109次,出现“礼”75次,我们不能否认“仁”和“礼”在孔子思想体 系中的重要作用。但“礼”是周代就固有的,“仁”是孔子思想的最终目的。 即孔子想以“克己复礼”为“天下归仁”。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才能将“礼”和“仁”联系起来呢?善于温故知新的孔子,在对历史文献的钻研中, 归纳出了新的观点,即从“礼”到“仁”的方法论武器――“中庸”。孔子赋 予了“中庸”在伦理观中极高的地位。所以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1]“中庸”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成为了衡量君子道德的最高标准。 文质彬彬,取之中道 “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2]是孔子对其弟子的告诫。“君子儒”便成为了后代儒生追求的目标。那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君子呢?孔子给出的答 案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说“质朴多于 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质朴就未免虚浮,文采和质朴配合恰当,才能称 为君子”。作为君子,既不能“野”,又不能“史”,所以“质”“文”要配 合恰当,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要恰到好处,才能称之为君子。要想做

管理中的中庸之道

管理中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长久以来被看做是平庸之道,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庸就是坚守中立。正是因为对中庸的误解,不少管理者对中庸式管理方式采取消极、抵触的态度。但中庸之道的一些观点和理念是很科学的,值得借鉴,需要我们辩证地认识、看待,从中正确地汲取养份,从而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中庸虽然最初被看做是“道德标准”,但在其中,有两个经典的理论,是最为值得管理者所学习的,其一为因地制宜,与时俱进,通权达变。所谓管理,虽然有一些核心的思想和理论在其中,但却没有一条通用的管理之道。即便有被大家公认为有效的管理准则,在适用于不同的公司时,依然会产生不同的状况,究其原因,在于管理本身就是对人和事的管理,由于不同的人与事,所产生出的问题各不相同。所谓的管理者,就是因应各不相同的问题找出解决之道。 造成团队出现问题的原因很多,人员的变动、突发事件的产生、外部环境的改变等等,管理者如果用衡量的眼光来看待所发生的问题,通常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恶化。中庸中所提到的因地制宜,既是用量变的眼光看待管理中遇到的问题,结合问题产生的根源来寻找解决的方法。管理学

中的理论及准则,应该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而非唯一的标准。 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论是执两用中,就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掌握适当的度,避免走入极端。所谓的度,是在两个极端中找到最合适的平衡点。古语中有物极必反一说,即便是好的事情,如果太过于极致,可能会造成反效果。最为常见的便是执行力,管理中经常追求使命必达一说,这样虽然能够提升执行效率,但管理者是否想过以下几种情况:无条件的执行,是否会让部属失去创造力和创新能力;部属的完全服从,在遇到错误的命令时是否有人能够进行控制和制止。 管理中的中庸之道,正是今日大家所重视的“管理合理化”、“人性化”,要使个人的自由在与组织一致目标之间得到一个平衡。这就涉及到一个价值观和尺度的问题。亨利〃法约尔指出:“在管理方面,没有什么死板和绝对的东西,这里全部是尺度问题。管理是一门很难掌握的艺术,它要求智慧、经验、判断和注意尺度。”这里的“尺度”就是中庸思想的表现。 度可以被认为是在矛盾当中寻找最折中的方案,以刚才的案例来说,如何既保证团队有高效的执行力,有能够始终有创新的能力,这就是在执行力与创新能力两个矛盾之间寻找平衡点。这和一个单位究竟是靠制度化来进行管理,还是靠人情化来进行管理类似。绝对的制度化,单位会变得不近

简析中庸思想的内涵和特征

简析中庸思想的内涵和 特征 文件编码(008-TTIG-UTITD-GKBTT-PUUTI-WYTUI-8256)

简析中庸思想的内涵和特征黄伟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福建福州350007) 【摘要】中庸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理论成果,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本文从认识论、方法论和目的论的角度出发,阐述了中庸思想“中常、中正”“时中、用中”和“中和、中道”的三方面含义,分析和探讨中庸思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仁礼合一”和“诚明合一”等四个特征,为进步理解、掌握和运用中庸思想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 【关键词】中庸思想;内涵特征;简析 《中庸》作为儒家的经典着作,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它既是一种伦理学说,也是一种思想方法。中庸思想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范畴,而且是对世界万物本质及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是处理问题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是一个重大的哲学理论问题。“中庸”绝不是人们习惯上所说的“折中主义”,也不是取两边平均值的简单算式,而是一种思想修养境界。中国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古代的和谐思想源远流长,意蕴深远,“中庸”就包含着这种思想,有很多影响后世的处世方法、精神和原则。 一、中庸思想的内涵 谈到中庸思想,必先理解“中庸”二字。“中庸”一词在《论语·雍也》中就出现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中庸作为道德标准,该是最高尚的了!可惜人们已经很长时间不能做到了。“中”与“庸”合二为一,意思是正确得当。那么如何正确理解“中庸”及其思想内涵呢从“中庸”原文的意思和历代名家名作的释义中概括出来,我认为中庸思想有“中常、中正”(认

识论)、“时中、用中”(方法论)和“中和、中道”(目的论)三方面的含义。 1.中庸思想的认识论含义———中常、中正 我们对中庸思想的认知,首先来了解明代朱熹对“中庸”的解释,朱熹解释见于《四书章句集注》。“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朱熹的理解是“庸”为“常”,“中庸”之道就是“中常”之道,也就是说中道乃是事物的常道。“中常”的含义指的是事物的常道中蕴含着内在、本质、和谐的理念。很多人简单的把“中庸”理解为“折中与平常”,即折中主义。事实上“中庸”指的是事物内部相互对立、相互联系矛盾的对立统一的一种和谐状态,而折中主义只是把不同质的理解或理论无原则的、机械的结合在一起。把中庸理解为平常、折中显然不符合孔子的原意,在孔子眼里,中庸是“至极”之德,是最高级的,一般人不能达到的境界。在《周易》中,“中”有“正中”、“刚中”、“得中”、“行中”、“中正”的含义。“中则必正,正则必中,中正二名实为一义。”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引用程颐的话:“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从中可以看出朱熹、程颐把中庸视为天下之至道,作为为人处世、治国安邦的指导原则。中庸的基本含义中就包含着“中正”的原则。 2.中庸思想的方法论含义———用中、时中 从方法论的层面来理解中庸思想,最鲜明的含义就是“用中”、“时中”。“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都充分说明了“用中”的含义。孔子思想中,“仁”与“礼”是核心,但要把“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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