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作业

一、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主要内容。

1、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晚清的诗坛毫无生气，为了诗歌的革新解放，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发动了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的滥觞起于黄遵宪。

1868年，二十一岁的他就写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的诗句（《杂感》）。

但明确提出“诗界革命”口号的则是梁启超，他在一八八九年的《夏威夷游记》中写道“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

犹欧洲之地方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

……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

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伦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

”梁启超以为诗界革命早有“月晕础润之征”，而在写《夏威夷游记》时，他认为呼唤“诗界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

他还提出了几位诗界哥伦布的“候选人”他认为最具诗界哥伦布资格的，“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

”除了黄遵宪外，梁启超还推崇谭嗣同（复生）、夏曾佑（穗卿）、蒋智由（观云）等人。

针对晚清诗歌创作追求古与雅的写作原则，梁启超他们提出了新与俗的纲领。

所谓新，或者说新的意境，就是指反映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

他们力主“弃典籍而采近事”（黄遵宪：《与梁启超信》），“扫除词章家一切陈陈相因之语，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

以“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举吾耳目所亲历者，皆笔而书之”(黄遵楷：《人境庐诗草跋》)。

因此，他们认为，诗人应关心现实，熟悉生活，没有亲身的阅历，无法通晓世情不知现今的世事，就难以了解时势，就写不出新的意境。

所以“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黄遵宪：《感怀》）。

康有为还要求作家做到“于民俗、物产、国政、人才瞭如豁如”（《日本杂事诗序》）。

他们还认为，创造新的诗境，必须有新的思想，只有用新的思想来写新的生活，才能达到这一要求。

那么，什么才是新的思想呢，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新的思想呢？他们提出“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康有为：《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吸彼欧美人之灵魂，淬我国民之志”（白葭：《十五小豪杰序》）的主张。

他们所强调的，是诗歌应该融入西方现代的思想观念。

在诗歌的艺术创造上，梁启超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因为他觉得“ 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饮冰室诗话》）。

他认为：“诗之境界，……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夏威夷游记》）。

针对“求古求雅”的原则，黄遵宪、梁启超他们提倡通俗的原则。

他们认为“二十世纪竞争世，岂是扬风扢雅时”。

黄遵宪说，如“胸中笔下均有古人在，步步追摹，终不能自成一家面目，是以宋不如唐，唐不如六朝，六朝不如汉魏也”（见潘飞声：《在山泉诗话》）。

他鲜明地指出，“人各有面目，正不必与古人相同”；表明自己“欲求于古人之外，自树一帜”（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跋》），“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为我之诗”（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所以他主张以“我手写我口”的精神，做到“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跋》）。

黄遵宪还指出，所谓古、今、雅、俗，不能看得太绝对：“黄土同搏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黄遵宪：《杂感》）。

这说明古今是相对的，雅俗也是相对的；古与今不是贤与愚之分，一味地尊古尚雅是没有道理的。

破了诗体雅俗的界限，黄遵宪就主张“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并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句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或短”（《与梁启超信》），不受旧诗的束缚，来创造新的通俗诗歌。

上述诗歌创作的新与俗的理论主张，就是“以最浅之文字，存以深意”，而黄遵宪的诗作就是实践这种主张的典型代表。

这场目标在于“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只“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的“诗界革命”，实际上是一场以新思想与旧形式的揉合杂拌为奋进目标的改革，当然结不出诗歌的硕果，也难于开一代诗风。

作为当事者，梁启超后来对这场运动有过一定的反思，他说：“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捋扯新名词以自表异。

丙申（一八九六）、丁酉（一八九七）间, 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

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

他举出若干实例，说明他们用新名词、用新典故用得令人费解，“苟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后来，朱自清对这场运动作了一个比较客观的总结，他说：“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检些新名词以自表异。

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

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于民七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既指出了“诗界革命”的失败之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这场运动对于五四新歌运动的影响。

2、从报章文体到新文体桐城派古文标榜“清淡简朴”、“恶熟恶俗”，骈体文词藻华丽专求形式，八股文更是内容空洞、格式呆板。

这些陈腐的散文，“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获创，无益于社会”（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只能“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害甚于焚书坑儒”，“为中国锢禁文明之一大根源”（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近代以来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些文体的危害，同时也认识到统治者默认、提倡、推行这些文体的意图。

黄遵宪在他的《杂感》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精力疲丹铅，虚荣逐冠盖；劳劳数行中，鼎鼎百年内。

束发受书始，即已缚纽械；英雄尽入彀，帝王心始快”。

所以他叹息“众生殉文字，蚩蚩一何蠢”！希望世儒能改变“老死不知悔”的态度，跳出这种毁灭人材、束缚文学的圈子。

于是，黄遵宪、康有为等人曾提出过“适用于今、通行于俗”（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情深而文明”（康有为《味梨集序》）的改革设想。

但这种设想并没在理论上得到更多的探讨。

后来，在报章文体出现，“ 新文体”流行，梁启超才适时提出“文界革命”的主张的。

近代开埠之后，中国出现了具有现代传媒特点的报刊杂志。

到十九世纪后半期，改良派的政治家、宣传家掌握控制或新创办了许多报刊杂志，用以传播他们的政治改良主张。

在这过程中，报章上的文体逐渐地发生着变化：从报章古文化到古文报章化，再到报章宣传鼓动化。

所以“新文体”实际上也就是随着现代型报刊杂志的繁荣和政治改良运动兴起而出现的“报章文体”。

最初应用“报章文体”这一名称并加以阐述的是1897年谭嗣同在《时务报》发表的《论报章文体》一文，但这时的谭嗣同并没具体的文体创新的自觉意识，只是说明报章所载的文章，可以突破传统观念的限制，以便于放言和宣传。

“新文体”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986年梁启超等人所办的《时务报》。

从创刊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时务报》得到了各地维新派官员的支持，这种“时务文体”也就得到官方的承认。

戊戌变法失败亡命日本后，梁启超于1898年12月创办了《清议报》，这种“新文体”随着《清议报》的流布而得到更大的普及。

《清议报》出至一百期停刊，梁启超又于1902年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直至1907年停刊。

《清议报》、《新民丛报》的风行是新文体的鼎盛时代。

黄遵宪曾说到这种文体的影响：“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

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变矣；事实吾不知，议论既大变矣”（黄遵宪：《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

严复也客观地谈到这种文章的影响：“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气，海内观听为之一耸”；“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

言破坏则人人以破坏为天经地义，倡暗杀则人人以暗杀为天经地义”（严复：《与熊纯如书札》）。

后来梁启超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

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

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

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然其文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所分析的“新文体”出现的原因和特点就是突破桐城古文的藩篱，把文体从“义理、考据、词章”中解放出来，以俗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笔锋常带情感，以增进对读者的感染力。

这期间，梁启超在1899年年底由日本去檀香山的途中想到了“文界革命”。

他“ 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书》数种”发现德富苏峰“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开一别生面”因此想到“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梁启超：《汗漫录》）。

1902年，在介绍严复所译英国亚当•斯密的《原富》时，梁启超终于公开提出“文界之宜革命久矣”（《介绍新著•〈原富〉》）。

所以说，所谓“文界革命”的主张是在“新文体”流行之后，才由梁启超明确提出的。

3、着意“营构人心”的小说界革命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一直被视为小道、艺末，不能登大雅之堂。

入近代以后，先进知识分子出于社会政治原因，把小说看成是启发民智的得力工具，是进行社会革命宣传的重要武器，大力提倡和鼓吹。

于是创作兴盛，译著流行，小说理论的探讨也比较深入，从而使小说的观念有了彻底的更新。

对传统小说观念最早的冲击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

1872年，上海的《瀛寰琐记》（月刊）连载蠡勺居士所译英国小说《昕夕闲谈》和静轩居士所译日本小说《江户繁昌记》，蠡勺居士为此写了《昕夕闲谈小叙》（1872）。

在《小叙》中，译者说：“今西国名士撰成此书，务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彩如生，伪君子神情毕露，此则所谓铸鼎象物者也，此则所谓照渚燃犀者也。

因逐节翻译之，成为华字小说，书名《昕夕闲谈》，陆续附刊，其所以广中土之见闻，所以记欧洲之风俗，犹其浅焉者也。

诸君子之阅是书者，尚勿等诸寻常之平话、无益之小说可也”。

这里含有标举西方小说的意味，因为作者是“名士”，不象中国小说的作者是通俗文人。

在西方“名士”竟也作小说，分明与中国不同。

读了“西国”小说，不仅可以增广见闻，了解欧洲风俗，更重要的是增强对人的鉴别力。

这与中国“寻常之平话、无益之小说”是不同，所以他对小说是小道提出了质疑：“若夫小说，则妆点雕饰，遂成奇观，嘻笑怒骂，无非至文，使人注目视之，倾耳听之，而不觉其津津甚有味，孳孳然而不厌也。

则其感人也必易，而其入人也必深矣。

谁谓小说为小道哉！”小说观念的根本性变化则始于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

这篇由严复、夏曾佑所撰的长文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小说观念：“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