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及修正主义对待晚年恩格斯的两种态度

２００８．９□祁海军西方马克思主义及修正主义对待晚年恩格斯的两种态度在马克思逝世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的早期手稿把马克思黑格尔化（以卢卡奇为代表），不仅把早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学说加以割裂（以阿尔都塞所断言的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为代表），而且热衷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在早年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中晚年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寻找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是可能存在的，但是绝不象看起来那么大，从而具有质的差异，成为思想历程的不连贯性的症候）。

这种努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做出了贡献，但是似乎造成了这样的印象：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早年的马克思恩格斯。

既然马克思反对马克思（或者说，恩格斯反对恩格斯），那么必然要求对这种不一致做出某种修正，正是“这种不一致”给后来的阐释、补充以及修正埋下了伏笔。

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表述和当时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以及实际的社会政治运动割裂开来，那么很容易就会导致某种修正的冲动。

这种重新阐释和修正大致有两个路向：第一个路向比较重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我们所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从马克思早期思想出发，把马克思描述为“人道主义者”以及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者。

第二个路向则是关注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论述），即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

当然，两个路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论述马克思所提出的哲学问题的同时，也会联系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为了政治思想的修正而对马克思的学说加以全面修正。

伯恩斯坦在其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的修正主义思想，后来成了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的理论来源。

这两个路向最终都集中表现在对恩格斯的不同态度上。

第一个路向在卢卡奇那里表现尤其突出，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批评恩格斯以及第二国际对马克思辩证法做了知性的、科学的理解，反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这一提法，同时反对恩格斯把实践概念具体化为工业、实验，指出总体性范畴以及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而在修正主义者那里，则认为恩格斯对早期革命策略反思的结果是放弃了暴力革命的策略和共产主义，提倡改良主义。

前者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１８８６）以及《自然辩证法》（写于１８７５－１８７６，恩格斯逝世以后的１９２５年才全文发表）中寻找恩格斯误解辩证法的证据，后者则在《卡尔马克思〈１８４８－１８５０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导言》（１８９５年２月１４至３月６日）以及《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１８９３年５月１１日）中为修正寻找依据。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待晚年恩格斯的态度西方马克思主义出于革命的目的而批评恩格斯的论述（在卢卡奇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很少论及恩格斯的理论贡献，法兰克福学派甚至不提恩格斯的名字），修正主义则出于改良的目的而赞赏恩格斯对早年革命的反思（他们以为找到了恩格斯放弃最终目的的证据）。

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认为恩格斯所论述的辩证法和马克思有质的差异，他们把辩证法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同一个辩证法被解释成总体辩证法、否定辩证法、差异辩证法等等）。

批评恩格斯，同时批判修正主义抛弃辩证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挽救马克思的辩证法（实际上是回到了黑格尔，有时也把黑格尔误解了），强调作为革命主客体的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意识的能动作用。

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时西欧无产阶级运动低落的原因的诊断，即认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不成熟导致共产主义运动在西欧陷入低谷，卢卡奇指出，“与资本主义的潜在持续的危机相适应，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始终是理论的和潜在的……但是在马克思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里认识到和意识到的理论和实践的统（复旦大学，上海２００４３３）摘要：从哲学史的角度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修正主义对晚年恩格斯的态度，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恩格斯的革命态度。

两种不同态度反映了对恩格斯哲学以及政治思想的重视，由于最终误解了恩格斯，导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抛弃，前者的替代理论是乌托邦，后者的替代理论是民主社会主义。

两者一致之处都是从价值方面来论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乌托邦〔中图分类号〕Ｂ１１７〔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６５４７（２００８）０９－００８９－０２【争鸣与探讨】一中，不可能有纯粹的意识……在这里即使某种要求也有其现实性。

这就是说，使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具有某种要求性质，某种‘潜在和理论’性质的那种历史过程状况，必然作为相应的现实形成，并作为这样一种现实能动地影响这个过程的总体，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这种形态就是党。

（《历史与阶级意识》９３页）”。

进而强调党的组织的重要性，这一点似乎成功地解释了革命在俄国的胜利。

因为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俄国革命率先取得成功被葛兰西称之为“反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原来的设想似乎与此相反。

那么这种成功只能从主体方面来解释，即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来说明。

从总体性范畴、阶级意识出发，卢卡奇指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后来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自然辩证法》发表）没有提到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的辨证关系，认为恩格斯对辩证法的思考和表述是直观的，而不是实践的。

同时，卢卡奇批评了伯恩斯坦的机会主义正是由于抛弃辩证法的结果。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把卢卡奇的总体性方法发展成否定的（批判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被抛弃了，阶级对抗被表述为个人与一体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进而被表述为民主与极权的对抗，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极权的症状，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集中在文化上，追求个人解放和审美救赎。

二、修正主义对待晚年恩格斯的态度西方马克思主义从革命主体方面来诊断革命处于低谷的原因，认为是由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不成熟造成的；修正主义则从资本主义方面来诊断革命在西欧失败的原由，得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崩溃是可以避免的结论。

修正主义在反对教条、从事实出发以及指导思想也可以自由讨论的借口下致力于歪曲和抛弃马克思主义。

伯恩斯坦尤其喜爱引用恩格斯晚年的论述来为修正主义作论证。

但是修正主义者对恩格斯的话做了片面的、抽象的理解，这一点已经由第二国际的左派理论家所指出。

如卢森堡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书中所言：“当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审查当前工人运动的策略并把合法斗争同街垒对立起来时，从导言的每一行都看得很清楚，他论述的不是最后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当前日常斗争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问题，而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框框内它的态度问题。

一句话，恩格斯对被统治的无产阶级而不是对胜利的无产阶级做了指示。

（《卢森堡文选》１３４页～１３５页）”引述恩格斯的话并不是修正主义的要点，或者说修正主义并没有把最后的根据放在恩格斯的论述上。

伯恩斯坦从其他方面来论证改良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合理性。

首先他否认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论断，没有这一论断，革命就是不可想象的，从而革命也就没有必然性。

其次，他抛弃共产主义，认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有“空想的残余”，用康德的伦理原则的必然性代替经济的必然性。

把唯物史观解释成经济决定论，用多种因素决定历史进程来取代唯物史观。

最后把辩证法说成是科学发现的障碍，强调从事实出发的科学方法。

但是他无法解释从事实出发怎么会导致截然相反的结论（像卢森堡指出的那样）。

三、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用普世的乌托邦，修正主义者用民主社会主义来取代科学共产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虽然重要，但是对实际社会政治的影响而言，则限于学院范围内（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青年学生运动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革命，事后左派理论家纷纷脱离共产党。

）。

而修正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则对西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西方不仅成立了社会党国际，而且产生了一些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以瑞典为代表）。

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的兴起》一书中，把民主社会主义看作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外的第三条道路。

黑格尔说：“现实的就是合理的”。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既然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在这些条件消失之前，民主社会主义就不会消失。

“马克思认为，在那些经济有所发展的国家内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将保证革命后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自由……但是到头来却表明，马克思主义原理在那些资源匮乏，从而意味着政治自由是某种难以兑现的奢侈品的国家获得最大的成功，于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与民族主义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复制品就作为群众参加现代化过程的思想体系发挥着作用（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３页）”。

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如果发生革命的国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的话），而事实上革命在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甚至还不成熟，民主资源极度匮乏）取得了成功，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民主的洗礼（在这方面，１９世纪末的德国、俄国以及中国情况极为相象），这就造成了无产阶级过早地夺取政权的印象，从政权的保持来说，无产阶级是“过早地夺取了政权”。

但是无产阶级必须过早地夺取政权，以便为最后的胜利创造政治条件。

（见《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在落后国家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必然反复地遇到民主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反复泛起的深层原因。

在马克思那里，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区别于空想的、现实的、合理的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在马克思发现了达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手段以后，社会主义才不再是空想或者乌托邦。

而民主社会主义要求放弃这一现实手段，那么这一思潮在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延缓共产主义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国家则要求放弃无产阶级专政，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

■参考文献：［１］［英］戴维·麦克莱伦著，余其铨，赵常林译．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２］［匈］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３］［德］伯恩斯坦著，殷叙彝译．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北京：三联出版社，１９６５．［４］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卢森堡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作者简介］祁海军（１９７８－），男，安徽阜阳人，复旦大学２００６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阿满【争鸣与探讨】２００８．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