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王国维关于趣味与嗜好的思想
王国维1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字静安，又字伯隅，
晚号观堂（甲骨四堂之一），谥忠悫。浙江嘉兴海宁人，国学
大师。
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
史学、哲学、金石学、甲骨文、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甲骨
四堂之一。王国维精通英文、德文、日文，使他在研究宋元戏
曲史时独树一帜，成为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
人。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
可寻”。著述甚丰，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红楼梦评论》
《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观堂集林》《古史新证》《曲
录》《殷周制度论》、《流沙坠简》等62种。
生平
1877年出生于海宁盐官。
1882年入私塾。
1893年中秀才。
1899年进上海《时务报》，业余去罗振玉东文学社学习外文及
理化，开始接触西方文化。
1901年秋，受资助赴日入东京物理学校。次年夏，因病回国。
1903年起，任教于通州和江苏师范学堂，讲授哲学、心理学等。
写出《红楼梦评论》等多篇哲学、美学论文。后自编为《静庵
文集》，于1905年出版。
1907年，北上，任学部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期间，著《人
间词话》，《宋元戏曲史》。
1911年，前往日本。
1916年，受邀回国为哈同所办仓圣明智大学编辑学术刊物。又
为藏书家蒋汝藻编《密韵楼书目》，并参加纂修《浙江通志》。
1917年，著《殷周制度论》。
1923年，应逊帝溥仪之召，北上就任“南书房行走”。 1925年，应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讲授经史小学，并
研究汉魏石经、古代西北地理及蒙古史料。与梁启超、陈寅恪、
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自杀原因说法不一。
自杀
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听闻北伐军枪毙湖南叶德辉和湖北
王葆心（王被杀是谣传），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块钱，雇人力
车至北京颐和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从其遗体衣袋中
大家小传.王国维
1
2017届高三文科提优综合班“悦”读—让思想更有力量
谨以此文，纪念王国维先生逝世90周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如果有个人站在了群山之巅，大道难及，无与争锋，那么，他足以被顶礼膜拜，拥戴万千。
纪念王国维 | 一代国学大师为何选择自杀？
(一)
梁启超赞他：“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郭沫若评其：“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伯希和难掩崇敬之情：“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陈垣)先生两人。”
王攸欣对其推崇备至：“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
胡适亦鲜见地厚此薄彼：“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所以，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一去，国学少了半壁江山。
(二)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在那首著名的《蝶恋花》里，他曾慨叹岁月无情苦，沧桑了容颜，蹉跎了韶华。那仿佛秋风扫落叶一般匆遽而去的时光，将我们的生命劫掠一空，蓦然回首，只余遍地狼藉与难言嗟伤。
但人间留不住的岂止是“朱颜”，还有他的那一颗决然赴死之心。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辞别清华园，坐上黄包车，来到颐和园，漫步过长廊，在石舫前兀坐静思，后踽踽独行至鱼藻轩前，当他吸起纸烟时，没有人知道那一刻，在烟雾缭绕中，这位国学大师是否有过稍许的踌躇?只是烟蒂燃尽后，他便跃入湖中。当园中清洁工人惊闻声响，将其从水中捞起时，王国维已气绝而殁。
噩耗传来，举国震惊。
王国维投湖前夜并无异样。前一天，他还参加了清华园学院毕业生的叙别会。下午当得知有学生去其家中拜望后，急忙赶回，与之切议国事。
当晚，友人来访。 明清史学家谢国桢记录下这次会面：“先生未逝之前一夕，祯尝侍侧，谈笑和怡，诲以读书当求专精。既而曰：‘时事如斯，余全无可惜。惟余除治学外，却无从过活耳。’盖先生之死志，着之久矣。”
中国近代史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
“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
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
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
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
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
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
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
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
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
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
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
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1917年
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
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
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于1929年一
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著名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
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王国维史学观点
王国维史学观点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的观点和贡献具有深远的影响：
1.历史研究方法论：
王国维深受新史学思想影响，尤其是梁启超提倡的以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治史的观点。他强调运用史料批判与考据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即要了解一个时代的人物或事件，必须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
2.因果关系探寻：
在《谈史学：求事物变迁之际而明其因果》等论述中，王国维主张通过详尽的考证和分析探求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揭示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和社会发展规律。
3.考古与文献结合：
他在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将古代文字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为重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提供了新材料和新视角，推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
4.道器合一：
王国维在治学上倡导“道器合一”，既注重形下之器（具体的物质文化、制度、文物）的研究，又追求形上之道（历史文化背后的深层观念和价值）。这种理念体现在他对戏曲史的研究上，即通过对具体艺术形式的严谨考证进而洞察到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5.专门史研究：
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是一部重要的史学专著，他在此书中通过对殷商至西周时期礼制、宗法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见解，比如肯定了周代传子制度对社会稳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王国维在史学上的观点不仅体现了科学实证的精神，而且富有哲理性和创新性，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纯粹”为本,“利害”为用
“纯粹”为本，“利害”为用
[摘要]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王国维受到了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根据西方现代美学的核心概念“无利害性”，主张艺术本性的“无用”，并从本性的“无用”走向艺术功能的“有用”。在坚持艺术本质之“纯粹”的基础上，正面提出并肯定了艺术特有的功用性。
[关键词]王国维 艺术 性能论 无用之用
为审美而审美
借鉴了西方美学思想的王国维主张审美自律，为审美而审美，认为“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也。”[1]，并根据无利害性的标准将艺术与日常生活彻底区分开来。在《评论》中，王国维指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王国维在将人类所有的理论兴趣和实际要求（其中包括科学知识和政治实践）都归结为无法满足的生活之欲的结果之后，发现有一类事物可以帮助人们超越作为生活本质的欲望与痛苦：“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并得出“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2]为生活和美术之根本区别。
王国维不仅根据无利害性的观念，将艺术从生活中彻底区分出来，而且将美区分为优美和壮美，“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其快乐存于使人忘物我之关系，则固与优美无以异也。”[3]尽管优美与壮美的情感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王国维认为它们在“使人忘物我之关系”上是一致的，它们“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纯粹之知识”。优美与壮美有差异，但二者并不对立，而与它们共同对立的是“眩惑”：“至美术中之与二者相反者，名之曰眩惑。……若美术中而有眩惑之原质乎，则又使吾人自纯粹知识出，而复归于生活之欲。”这里的眩惑相当于有利害的快感，尤其是那种与生理欲望相关的快感。王国维认为这种快感不仅于审美无益，而且有害，因为它将美从无利害的纯粹知识领域重新拽回到充满欲望的生活之中。
简论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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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发展
作者：谢正海
来源：《速读·下旬》2017年第06期
摘 要：19世纪中叶西方学术涌入中国，国内各方求思求变，一些在文化学术教育方面的大家分别从文化、教育等角度思考中国未来的出路，其中涉及教育、特别是审美教育方面，有很多真知灼见的探讨。他们一方面根植于中国传统的美育，另一方面又具有现代的眼光和胸襟，为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现代美育思想；审美教育；育人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中国一些仁人志士逐渐觉醒，开始了救亡图存、保家卫国的艰苦奋斗与探索。尤其是文化、科技、教育等发展，一些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提出“外抗强权，内求变革”的主张，大力提倡“西学”，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美育思想在中国也逐渐拉开了其本土化的序幕。一些开明的思想家逐渐意识到，国家要想富强，民族想要生存，必须对当前的文化和制度进行变革，必须培养新的国民。至于文化的变革首先应试应先从教育的变革入手，至此中华大地上鲜明地竖起了美育的旗帜。
梁启超是将西方美学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并将之与我国传统美学思想相互融合，提出“要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在论及变法之本源时，他曾说：“吾今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根本，在育人；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之大成，在变管制。”由此可见，他不仅重视美学，更关注教育，由于对当时教育中知与识的割裂相当不满，迫切希望以情感教育来加以弥补，因此他提出了“趣味教育”即审美教育。“趣味教育”的实质是审美教育，而艺术则是培养审美教育的最佳方法与手段。梁启超将审美教育视为是趣味教育，其实已经接近了审美教育的实质，他为我国美育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启蒙性的贡献。
王国维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美育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拓展，在王国维看来教育的作用就是育人，而育人的最终目的是解决人生与社会的根本问题，指引人们朝更美好的未来去发展。然而由于当时社会风气败坏，人们只知道追逐名利，对国家前途和命运丧失自信心，缺乏自信和生活的动力，因而他将视角转向西方思想，试图寻求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方法。提出在国民中大兴教育，传授知识和道德的同时，还必须注重对个体情感的培养。王国维在1903年《论教育之宗旨》中，明确指出“教育之宗旨”在使人“成为完全之人物而已”，而所谓“完全之人物”是指使人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能力都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他提出：“精神分三部分：智力、意志、感情是也。对此三者有真、善、美之理想，‘真’者智力之理想，‘美’者感性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具备真、善、美三德也，欲达此理想者，兴教育之事也。教育之事亦分三部分：智育、德育、美育也。”由此可见，王国维提出的智育和德育的开展，必须以美育的实施为基础，同时他还特别强调了美育所独有的性质和作用，明确提出将审美教育列入教育之宗旨中。 龙源期刊网
梁启超的三次“诗界革命
梁启超的三次“诗界革命
一提起“诗界革命”，人们想到的多半是梁启超1899年在《夏威夷游记》（下文简称《游记》，又名《汗漫录》）中揭橥的“诗界革命”之说：“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1];又或者是1902年后陆续在《饮冰室诗话》（下文简称《游记》中一再提及的“诗界革命”之语：“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2]。这也是一般学界通行的看法。
然而，实际上梁启超曾在三个阶段三次提到过“诗界革命”，并在不同时期对之进行了相应地调整。《游记》是首次倡导，《诗话》是再次阐释，此后，在1920年《〈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中第三次提出了“诗界大革命”之说。
一、“三长”理论的调整
对于梁启超前两次提出的“诗界革命”，学界固然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包括它的起点（起源、或发生时间）、基础、表现、发展、变异、原因、人物、理论、意义、评价及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等各方面。不过，不少问题仍然存在些争议，其中，颇为重要的一点是从《游记》到《诗话》，他将“诗界革命”的主张“三长”理论调整为“二长”是否意味着去掉了其中“一长”（新语句）。在《游记》中首次号召“诗界革命”时提出了“三长”理论：“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即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到《诗话》中时却基本上不提“新语句”，只一再强调“新意境、古风格”这“二长”：“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3]，“能镕铸新理想入旧风格”[4]，“以新理想入古风格”[5]，“独闢新界而渊含古声”[6]、“理想风格，皆茹今而孕古”[7]之类。于是有不少学者认为是梁启超将“新语句”抽掉出（或挤出了）“诗界革命”之外。
实际上，并非如此。在一定程度上，“新语句”是“新意境”的载体，语言（新语句、新名词）是用来传达思想（新理想、新意境）的工具。在“诗界革命”的口号发出前，梁启超和谭嗣同、夏曾佑等人亦曾尝试过大量使用“新语句”创作新诗（新学诗）、黄遵宪也尝试过写作“新意境”的“新体诗”，但在当时由于输入的西方语言和思想還没有完全融合甚至是分离的，“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所以黄遵宪、谭嗣同等人之诗中所谓的“欧洲意境、语句”，大多难免是流于“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之有也”[8]。正因为如此，梁启超看到问题的关键及当时的形势变化后，认为若想要“诗界革命”取得成功，他们首先要做的事是“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9]。是以在发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后，他便借助报刊和译书尽力输入自然、社会等各类西学“新名词”，如《清议报》（1898.12.23-1901.12.21）、《新民丛报》（1902.2-1907.8）等。因此，大量的“新名词”日益在社会上流行，并为大众所理解。
王国维的文学和美学思想
第 1 页 共 2 页 王国维的文学和美学思想
如下是关于王国维的文学和美学思想：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王氏为近代博学通儒，对学术界影响非常大。其生平著作甚多，身后遗著有《王忠悫公遗书》、《王静安先生遗书》、《王观堂先生全集》等数种。《人间词话》一书是王氏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的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向来极受学术界重视。王国维美学是中国近代美学和现代美学的交汇点，是对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的继承和总结，也是中国新文艺的先声。其文学与美学思想如下：
一、文学创作的起源：“天才说”、“游戏说”
王国维是从康德、叔本华的文艺观、美学思想中获得了文学创作起源于“天才”的观点。但是，王国维并不是简单地移用，他打破了叔本华“天才”观的神秘主义成分而把“天才”人格化，一方面承认主体的天才对认知、反映现实世界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高扬天才敢于融“无限之动机”与“民族之道德”为一体的主体性。“天才说”是王国维论文学创作起源的一大理论，而“游戏说”又是另一大理论。这是受康德一席勒一斯宾塞“游戏说”影响的产物。王国维在《人间嗜好之研究》、《叔本华与尼采》两文中较详细地说明了“游戏说”的主要观点：文学、美术是最高尚的嗜好，“亦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强调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要求主体把自己的精神自由对象化于文学创作。
二、文学创作的审美尺度：“苦痛说”、“古雅说”
王国维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追求欲望必然会带来痛苦，“欲”偿之不足，是苦痛；如愿以偿，是厌倦，也是一种苦痛；要追求“快乐”的努力，是苦痛；“快乐”以后，又是苦痛。而这种苦痛，随着文化愈进，知识弥广，苦痛 第 2 页 共 2 页 更深，结论只能是：世界是地狱，生活是无穷的苦痛。他的“苦痛说”植根于深广的社会现实，建立于主体对苦痛的深刻体悟中，要求对生活本质即苦痛进行观照和反思，实现深刻的自我升华与解脱，不要以“乐天色彩”为文学的特质，而是以“苦痛”为矩度去创造能够疗救社会和人性的文学作品。
梁启超文学审美自觉基础上的情感诗教探究
梁启超文学审美自觉基础上的情感诗教探究
作者：李辉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1期
摘 要：梁启超基于文学审美自觉基础上对于《情圣杜甫》的解读，最终质归就是通过具体诗人的文学批评实现情感诗教，即希望广大国民通过诗人依照自己性情做“喜欢做的”学问观的指引下，领略中国传统文学“真”与“美”的真谛，进而获得审美自觉基础上的情感陶养，从而实现“无所为而为”的“生活的艺术化”。
关键词：文学审美自觉;《情圣杜甫》;情感;调和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11-0037-07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对于文学情感的“嗜好”具体表现在对于中国传统诗学的推重，诸如关于“白话诗”的问题，诗歌情感表现方法的分类，诗歌的“理想派”与“写实派”以及从文学情感的角度对于中国古典诗人个案的探究等方面，这是挖掘中国传统文学“现代化价值”最为鲜明的表达，是对中国“抒情传统”的深刻思考，“‘抒情精神’可以提升为美学的典范，成为不同媒介的艺术共同追求的一种理想”。
梁启超关于情感诗学的理想与主张主要呈现在《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情圣杜甫》《屈原研究》以及《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等文章中。梁启超之所以会在20世纪20年代如此推重中国古典诗学的情感价值并选择杜甫、屈原和陶渊明等个案进行文艺批评，是因为中国传统诗学和这几位诗人及其作品中蕴含着梁启超长期累积的“非常的感受”，承载着“人们真正重要的东西”，“在这些诗中，是情感给予动作和情节以重要性……”即“文学家最重要的是想象”，“诗教”具有“温柔敦厚，乃是带有社会性”同时具有“涵养性灵、调和情感”的不偏不倚、“不丰不觳”的价值。
在1902年被誉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小说，这时期被打入“冷宫”，例如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小说没有被列入其中，《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中关于诗的广义的探讨也没有把小说纳入进来以及在《为什么要注重叙事文字》《中学国文教材不宜采用小说》《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等文章中主张小说应从国文教科书中消失，明确表示要重于“情感之文”。可见20世纪20年代的梁启超告别了小说的通俗化阶段，进入了文学审美化、诗的高雅化的研究时代。
王国维《谈外物：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
王国维《谈外物：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
谈外物：
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
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毛诗序》要求诗歌应具备“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并在“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前提下起到“美刺”作用。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提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到了唐宋时期，文学家又明确提出“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到了清末民初，出于自强图存的时代要求，文学又成为开通民智的武器。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史，政治教化一直是文学艺术最主要的功用。
王国维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也是最早接受西方美学思想，并将其与中国传统美学融会，以传统方式表述西方美学理论观点的人。“非功利”是王国维美学理论的核心，也是其整个美学理论的基础。在王国维看来，文学美术确实是有一定的教化作用，但更应当是非功利的游戏，王国维的这则理论对于统治传统美学几千年的“文以载道”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中国美学史从此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文学者，游戏的事业
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
这则词话就物我关系立论。所谓视外物为“游戏之材料”，意在区分物与我之间的界限，物既然是游戏之材料，那么诗人与外物主从关系自然就明确。然而，作为“游戏之材料”的外物，毕竟是诗人借以抒发自身情感的基础，不明外物之情，自然难通诗人之情，因此热心游戏于外物之中，是必不可少的阶段。热心于游戏，所以说“诙谐”，“严重”则是严格区分物我。“诙谐”与“严重”乃是文学创作成功的必经之路，因此王国维认为“不可缺一”。
王国维在此前的作品《文学小言》中已经明确指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馀，于是发而为游戏。”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一文中，王国维又说：“若夫最高尚之嗜好，如文学、美术，亦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希尔列尔既谓儿童之游戏存于用剩余之势力矣。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故其渊源之存于剩余之势力，无可疑也。且吾人内界之思想感情平时不能语诸人或不能以庄语表之者，于文学中以无人与我一定之关系，故得倾倒而出之。易言以明之，吾人之势力所不能于实际表出者，得以游戏表出之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