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原因解析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原因解析摘要：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是一个十分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本文对其作了文献述评，探讨了土地股份合作制的理论本质，即分成制。

本文认为以农地非农用收入为主的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是集体成员权约束下不断增值的集体收入的第二次分配；以农地农用收入为主的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是规避市场风险，节约交易成本；农民自主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是分散风险，提供激励和甄别企业家才能。

关键词：土地股份合作制分成制产生原因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轫于广东南海以来，在全国各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近几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条件的转变和国家发展战略地调整，土地股份合作制又一度成为理论界热烈讨论、实践界纷纷探索的热点问题。

然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为什么会产生?在相同的条件下为什么有些地方产生了土地股份合作制，而有些地方则没有?不同形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原因相同吗?如果不同，那分别是什么?这些带有源头性质的问题，理论界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矛盾分歧较大。

本文尝试对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进行具体解释和分析。

本文结构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已有文献做一个回顾和评述；第二部分是阐述土地股份合作制的理论本质；第三部分是对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进行解析；第四部分是小结。

一、文献回顾和评述对于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和条件，已有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的探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种说法：(一)利润与矛盾说。

这是一种最普遍最宽泛的解释。

当外部利润凸显，原有的体制导致村庄内外面临许多矛盾，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制度创新来协调和化解这些矛盾。

如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因征地补偿导致的村集体和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以及征地收益和集体经济收益在村集体与农民、农民与农民之间分配不均衡的矛盾；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人地合一的“凝固效应”与农业结构调整、农业规模经营、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矛盾以及小农经济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在农村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土地分户承包、农民分散住居与村庄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只有通过股份合作制的办法实现土地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的分离才能解决。

土地股份合作制既保留了家庭承包制的内核，又实现了相关主体对利润的追逐。

(二)合法规避法律说。

王小映认为，土地规模经营带来的规模经济收益不能彻底解释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农地转用过程中极高的土地增值收益才是诱致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的主要原因。

在既定的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下，集体经济组织要想实际取得农地转用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只有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这种制度创新来合法规避国家土地征用的管制。

王小映认为现行的法律制度为集体经济组织这样做也提供了一定的依据，既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兴办乡镇企业或者以土地联营、人股的方式直接向地产市场供应集体建设用地。

(三)明晰产权与处理集体成员权说。

韩俊等认为由于社区集体经济处于缺乏“人格化”产权主体的模糊状态，所以社区型股份合作制变迁的动因在于明晰产权。

蒋省三等以广东南海为例认为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是由于集体成员权问题。

在1992年前后，南海县政府为规避征地引发的矛盾，允许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土地进行“三区规划”后以土地进行招商引资。

这在当时与法律(老《土地管理法》)不相违背，没有遇到太大的政策阻力。

对南海地方政府来说，唯一要应对的是集体经济内每个农民的财产权利(最大的财产是土地)，以及处理土地非农化后农民的集体成员权，南海于是做出了用集体土地股份制代替原来的农户分户承包制的制度安排。

(四)政府推动与干部利益说。

在土地股份合作制，特别是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中，处处能看到政府推动和乡村干部组织的身影。

有学者指出，南海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一个由上而下的组织过程，这一过程主要由政府主导，基本没有投票表决，农民无法表达自己意愿。

政府推动土地股份合作制是由于这种制度安排有助于缓解政府的制度危机，有助于实现政府的农村发展目标；乡村干部组织土地股份合作制有利于将农民组织起来并团结在乡村干部周围，增强乡村干部谈判的筹码，有利于实现乡村集体诸如计划生育、农业税费收取、公共物品供给等非经济目标。

(五)路径依赖与节约交易成本说。

当人地相对价格变化引发农地制度变革需求时，土地均分、收益大家分享的传统思想以及上世纪五十年代实行的农业社会主义初级社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城市中进行的企业股份制改革就构成了具有制度遗产性质的路径依赖，使得土地股份合作制进入了当事人的制度选择集。

同时，农地股份合作制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节约了农民与乡村集体、政府直接打交道的成本，节约了交易费用。

(六)制度变迁综合说。

钱忠好等运用科斯的分析思路，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源于当事人对外部利润的追逐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创新一致同意，而农地股份合作制制度规则的不完善又导致了该制度变迁模式的效率损失。

农地股份合作制的生成、发展或衰败源于外部利润和效率损失之间的对比。

以上各种关于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原因的观点都不乏深刻性，但由于土地股份合作制本身及产生条件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和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特殊性，使得以上观点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片面深刻性”的问题。

比如利润与矛盾说难以解释全国其它面临同样外部利润和矛盾的地区为什么没有产生土地股份合作制；合法规避法律说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理解，如蒋省三等指出，南海的做法在产生之初与当时的法律并不相违背，但新的《土地管理法》颁布后，南海的做法面临无法逾越的法律障碍。

农民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出现了“以假乱真”、“无证用地”的应对办法避开同法律的正面冲突；对于明晰产权说，傅展认为农村社区土地股份合作制主要是解决社区集体经济成员的“第二次分配”问题，而不是明晰产权。

另外，明晰产权似乎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处理集体成员权说和利润与矛盾说一样，也难以解释其他地区在处理集体成员权时为什么没有出现土地股份合作制；政府推动与干部利益说的问题在于乡村集体为什么不通过“两田制”或“返租”的形式来实现土地的集中和统一规划呢?因为那样的交易成本较小；路径依赖说如果能够解释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那也仅仅是一种辅助次要的原因。

节约交易成本说的解释太宽泛；制度变迁综合说虽然较有解释力，但缺乏针对性，因为其他组织的产生发展也都可以用它来解释。

以上各种观点还有一个问题是大部分以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为研究对象，在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中，又以广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诸多。

对于其他地区、其他形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如农民自主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以个人或合作组织的名义将土地入股企业等)的产生原因研究较少。

而从文献搜索的情况来看，有关后者的文献也较少，即使有，大多论述也比较宽泛，信息量缺乏，给文献研究带来一定难度。

那么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倒底是什么呢?不同形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是否不一样?这些问题我们尝试从经济学理论中去寻求答案。

二、土地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的理论本质无论是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农民自主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社，还是农民以个人或合作社的名义将土地入股企业，理论本质上，土地股份合作制(股份制)就是一种分成制，即两个或更多当事人为生产出某种相互同意的产出而把私有资源组合在一起，然后合约当事人根据他们所放弃的生产资源来约定一个共同所接受的报酬比例，据此来分享实际的产出。

分成制自亚当，斯密以来就被经济学家们广泛关注，对于他的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一般来说，有以下四种假说：(一)交易成本与风险规避假说。

这是由张五常提出来的。

一般来说，分成合约比定额租约和工资合约的交易成本都要高，但是由于生产中面临自然(农业生产中自然风险更甚)、市场等风险，而人们又更偏好分散一些风险，而不是一点风险也不分散，因此，只要较高的交易成本至少可由分散风险所带来的收益予以补偿，人们就选择分成合约，而不是选择定额租约或工资合约。

(二)分散风险与提供激励假说。

这是由斯蒂格利茨提出来的。

他认为，在监督努力程度(劳动供给)费用太高的情况下，分成制是一种既可以用来分担风险，又可以用来提供激励的制度性协议。

分成制表示一种折衷：当租赁契约(在没有完全破产的情况下)提供充分激励时(因为个人保留了其全部边际产品价值)，则不再分担风险；另一方面，工资契约将全部风险转嫁给承担风险处于最佳地位的地主，但不提供任何激励。

为了确保劳动者不开小差，地主还必须花费财力来监督劳动者。

所以，在地主必须能够从其土地中获得一个特定价值的期望租金约束下，分成制契约通常被描述为使劳动者福利最大化。

(三)交易费用假说。

这是巴泽尔提出来的。

他认为风险厌恶并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分成合约。

对风险的态度只是一个嗜好问题。

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里，分成制本身并不是分担风险的好办法。

在现实中，交易是有费用的，所有的合约形式都是有成本的。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分成合约不是因为，至少不仅仅是因为风险的影响，而是因为交易费用的某些性质。

外界环境和要素属性的变化因交易费用的改变而导致不同合约的选择。

假如土地均质而劳动不均质，那么固定租赁合约的交易费用最低。

假如劳动力均质而土地不均质，那么工资合约的交易费用最低；当市场工资相对于土地租金上升时，合约形式就将由工资合约转向固定租金合约(可能首先转向分成合约)；信息问题是交易费用的核心，如对于从外地移民来的地主不甚了解的新佃农，地主倾向于固定租约，而对于十分了解的老佃农，地主可能倾向于工资或分成合约。

(四)企业家才能假说。

这是hallagan提出来的。

他认为对租赁合约的使用并不依赖于有关地主和佃农对风险承受能力的相对偏好这一假设，而是与信息甑别有关。

地主知道市场上有高、中、低三类具有企业家才能禀赋的工人，但是不能进行具体的区别，即使能够进行区别，但是由于监督成本(契约执行成本)和计量成本特别高昂，具有中高企业家才能禀赋的工人将没有激励去履行。

在这种情况下，地主提供工资、租赁和分成三种合约进行甑别，那么企业家才能禀赋低的工人会选择工资合约，企业家才能禀赋高的工人会选择租赁合约，而企业家才能禀赋处于中等的工人会选择分成合约。

以上四种假说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分成制产生的原因。

由于土地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的理论本质就是分成制，因此，下面我们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案例，依据这四种假说对我国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进行具体的解析。

三、我国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由于入股的主体、方式、范围的不同，可以分为很多种形式，但这里为了分析的简洁，主要分析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和农民自主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两种。

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是指以村或村民小组为单位，农户以承包的土地入股，使实物土地集中于村或组而形成的土地股份合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