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40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救亡主题

２０１３年９月　第２９卷第５期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ｅｐｔ．，２０１３　

Ｖｏ１．２９　Ｎｏ．５　

论１９４０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救亡主题　黄　玲　（江苏省作家协会创研室，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１９）　

［摘要］　１９４０年代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的主题都是革命救亡。考察这部分当年影响很　大如今却很少再被翻阅的小说，可以发现１９４０年代知识分子都是从追求个性自由出发但最终弃绝了个性自由。梳理　如此吊诡的命运背后的历史逻辑，思考在汹涌的历史洪流中知识分子该如何保持清醒与独立，对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　依旧有不少启示意义。　［关键词］　１９４０年代；知识分子；启蒙；革命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４１—０６　

近代以来，面对内忧外患，一向怀有“以天下为　己任”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就开始有了一个“革　命”的情结，他们相信积贫积弱的国家只有通过革命　才能获得新生。到抗战之前，中国已经历了政治革　命、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当这些由内部发起的变革　还没来得及产生成效时，外族的铁蹄已踏碎了国人　自强自立的梦，于是从近代以来就开始酝酿的各种　革命能量在这一刻合流，掀起了一场激情昂扬的全　民救亡运动。“文艺界知识分子中间前所未有地团　结统一，取代了三十年代初期的派别活动。曾使左　翼文艺阵营发生严重分裂的‘两个口号’的争论，几　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０”［１］（ＰＰ．３０２。∞　这时候，所有的　

道路变成一条道路，所有的理想变成一个理想，那就　是民族解放、国家自由。　１９４０年代的文学创作当然也汇人这一时代的合　唱，因此在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最早出现的也是这　一主题的作品，这在“五四”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是　没有的。巴金在谈到《火》三部曲的创作时曾说：“我　想尽我的责任。我知道，这样宣传，作用不大。但在　四处逃难、身经百炸之后，还不曾丧失信心，不间断　地叫喊几声鼓舞人们的勇气，也是好的。有总比没　有好。”［　］　・　可以想见，１９４０年代的作家们是怀着　怎样深重的时代使命感和历史参与意识写下这些作　品的。本文要考察的是，作为“五四”启蒙思想的主　要继承者，１９４０年代的知识分子个体与群体是如何　从思想启蒙走向政治救亡的。　一、知识者的时代自觉　在１９４０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知识者的救　亡激情首先表现为他们对时代独有的敏感与自觉。　关露的小说《新旧时代》非常具有代表性。小说　标题很大，但它并不是写历史风云变幻、治乱兴衰，　而是以第一人称小“我”的儿童视角回忆自己童年和　少年时代在故土、在异乡、在家庭、在学校的往事，在　回忆中娓娓叙述了“我”从“旧”家庭迈向“新”时代　的成长过程。与其他同样主题的作品不同，《新旧时　代》以儿童的眼睛与女性的心灵描述和感受着一个　大时代的变迁，细腻而又真实。小说中“我”出生在　一个“礼仪家庭”，但所谓的“礼仪”事实上是伪善的，　当父亲一面对母亲大谈女德，一面又“飘然而自负”　地大谈他的嫖经时，这种伪善便昭然若揭。母亲是　受过新思想教育的，她敢于要父亲不干涉她去中学　教书；当父亲在吵架时向她提儒家“三从”的教条时，　她能够说出“从来不曾守过，而且也不预备遵守”的　话来；当“我”逃避念书时，她可以告诉“我”：“一个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２０　［作者简介］黄玲（１９７８一），女，江苏海门人，江苏省作家协会创研室研究人员，硕士。　

一４１—　没有知识的女人，她一生的生活就等于下跪。”但母　亲更多的时候是忍耐，忍耐命运给她安排的生活，坚　强而冷静。如果说父亲是“旧”力量的代表的话，那　母亲也还只是从“旧”到“新”的过渡，而真正的“新”　无疑需要“我”来实现。“我”从小见惯了母亲在父　亲面前的隐忍与委屈，目睹了年纪轻轻就守寡的隔　壁老太婆与二姨母的悲惨命运，对妇女不幸命运的　思考与反抗成了“我”从“旧”走向“新”的最初动力。　从幼年被母亲罚跪时的懵懂，到母亲死后与二姨母　一起生活后的叛逆出逃，再到在上海求学时的渐渐　觉醒，以及最后重回南京后对爱情、美与自由的自觉　追求，“我”终于成为一个开始关注革命的知识新　女性。　特别要强调的是《新旧时代》中主人公的那种自　觉的时代意识。母亲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娜拉”，但　母亲的时代还是一个“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题没有　解决的时代，而“我”却非常及时而敏锐地嗅到了时　代“春天的风”，感觉到了时代为“我”的叛逆与抗争　提供了避免悲剧结局的某种契机，感觉到了“只要展　开翅膀，光辉就在前方”的力量。　尽管对于生活在旧家庭中的“我”来说，新时代　的春风中带着某种威胁的面影，但对于酷爱自由的　“我”而言它的力量亦是不可阻挡的。　在这部自传体小说中，知识分子主人公“我”那　种努力摆脱旧时代，急切进入新时代的强烈愿望，事　实上就是作家自身时代感受的表达。在１９４０年代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少这类的　作品。比如，《财主底儿女们》（路翎）、《霜叶红似二　月花》（茅盾）、《憩园》（巴金）、《前夕》（靳以）、《古　屋》（王西彦）、《欧阳家底人们》（爵青）等等，这些小　说也许各自都还有其他主题，但它们鲜明而自觉的　时代主题却是共同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文学总　是表现时代的，但我们也许很难再找到哪个时代能　像１９４０年代的作家那样，具有高度自觉的时代意　识。那么，是什么原因使１９４０年代知识分子产生了　如此强烈的时代意识？　首先，战争无疑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每个人　都活在自己的时代，但一般情况下，在安稳的人生里　个人对时代的感觉总是零星的、隐约的，甚至是无意　识的。但当战争把人们抛出了平静的日常生活的轨　道，“时代”的意义就突然跟每一个人都发生了非常　密切的关联。茅盾的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在写到　上海淞沪抗战就激越地叫喊：“大时代降临了！”也许　４２一　人们从“五四”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呼唤新时代　了，鲁迅先生就曾认为他所生活的那个动荡起伏、激　烈变化的时代是一个大时代，但直到抗战爆发，人们　才无比清晰而肯定地认为：新时代真的要来了，我们　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必将在这次战火的洗礼中得到新　生。在抗战开始不久的１９３８年５月，郁达夫就在一　篇文章中非常乐观而坚定地说：“耶稣降生之前，众　先知有一句预言说，‘光明将来自东方’。我相信，我　们的抗战就是这光明的起点。”＿３＿（　战争愈发艰难　与惨烈，人们就愈发相信战争过后将会是一个崭新　的时代。　更内在的原因应该是“五四”思想启蒙的作用。　时代是一个巨大而抽象的存在，个人对时代的感觉　往往都是通过身边的人和事，特别是日常生活的家　庭变化得来的。“五四”启蒙运动所追求的伦理解放　与个性自由，到１９４０年代终于从口号变成了现实，　它给社会所带来的诸多变化已渗透到了每一个普通　的家庭与个人。摆脱旧时代，告别旧生活，冲破封建　家庭的束缚，到外面去寻找新的生活，这是“五四”时　代就有的主题，但不同的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还　只是在情感上、思想上呼唤新时代的到来，这类主题　的作品基本上还只是作家的启蒙表达，但到了１９４０　年代，新与旧的冲撞与对接已是发生在许多人生活　中的现实了。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主人公　是在某种革命激情的鼓舞下勇敢地迈出了挣脱旧生　活枷锁的步伐，那么１９４０年代的知识分子则是从旧　势力自身的颓败中悄然跨过了旧家族摇摇欲坠的门　槛，他们身后是一个被“五四”以降的新思想不断摧　毁的没落的家，他们的出走严格意义上已不再是一　种叛逆，而是生活的必然选择。时代真的变了，知识　分子作为时代最敏锐的感应器，这种感受无疑会比　

一般人更强烈。　颇有意味的是，虽然封建家族制度的崩溃与解　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企　盼，但当旧家庭在战争与“五四”启蒙的双重冲击中　真正走向毁灭时，作家们却又流露出了一种眷恋的　情绪，在面对家的灭亡所造成的传统美德的失落时，　他们表现出了一丝怀旧与感伤。因此这类描写旧家　族衰亡的小说大多数都已不再是“五四”时激愤的控　诉，而更像是哀婉的叹息。这在路翎的《财主底儿女　们》、巴金的《憩园》、老舍的《四世同堂》等小说中都　有突出的表现。道德情感与历史判断之间的偏差使　这类小说的主题变得有些复杂，但也正是这份情感　依恋与理性决断之间的痛苦、惶惑与矛盾更真实、也　更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分子那份无可回避的新旧时代　交替感。　这里所论述的，是１９４０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　中知识分子人物及其背后的知识分子作家所拥有并　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自觉的时代意识。其实细　究起来，对许多知识分子而言，渐渐远去的旧时代是　具体而熟悉的，但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却还只是一个　非常抽象的概念。尽管那么多人每天都在呼唤着伟　大的新时代，但对于“新时代究竟什么样子”、“它对　个人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这类问题事实上还一无　所知，而且在战火纷飞的年月似乎也没有人想知道。　大家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期待了很久的新　时代就要在抗战炮火的催生中呱呱坠地，历史就要　展开她全新的乐章，谁不愿意尽力书写下其中的一　个小小音符？　二、参与历史的热情　与时代敏感相应的，是１９４０年代知识分子对历　史有了空前的参与热情。正如臧克家所说的，“时代　太伟大了，神圣的民族抗战，不但将使中国死里得　生，而且会使它另变一个新的模样。现在，每个中国　人，都在血泊里拼命挣扎，都在受炮火的洗礼，都在　苦难中磨炼着自己，都在为祖国作英勇的斗　争。”＿４　Ｊ（　‘历史”原本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名词，但　由于现实的战争需要每一个人的积极参与，“历史”　两个字就突然变得清晰而具体了。而抗战一旦被赋　予历史的意义，它便更能激发拥有“革命”情结的知　识分子的参与热情。因此，穆旦才有了这样的激情　放歌“我要赶到车站搭一九四。年的车开向最炽热　的熔炉里”＿５　Ｊ（　ｍ），诗人的这份参与历史的热情在　１９４０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表　达，这与同时期其他题材的作品中表现普通民众对　抗战的态度都经过一个缓慢的觉醒过程形成了鲜明　的对照。　曾经有学者指出，“五四”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所　描写的知识分子“基本上不是在‘五四’运动中叱咤　风云、以自己的历史主动性和英勇行为揭开新时期　序幕的急进的知识者”　６　Ｊ（　，但１９４０年代知识分子　题材小说显然与之不同，其中出现了一大批积极投　身民族革命战争的年轻知识者形象。齐同《新生代》　中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青年知识者，巴金《火》第　一部中“八・一三”以后进行抗日活动的上海青年，　第二部中“青年救亡团”的成员，丁易《过渡》中的那　群大学生，等等。也许他们每一个人的脸庞还有些　模糊，但作为一个群体的面影却是清晰而有力的。　与“五四”青年的感伤与灰黯很不一样，他们已经不　再只是站在历史的边缘通过个人精神的苦闷与孤独　来呼唤革命，而是直接用行动参加到为时代与民族　的新生而进行的斗争中去，“五四”青年的叛逆在他　们身上转变成了实际战斗的力量。他们的行动里面　没有政治野心，只有被情势所激荡，被热情所鼓动，　被祖国的号召所唤起的拳拳赤子之心。他们的生命　里似乎天生就蕴藏着革命的冲动，“他们对个人在历　史中的巨大作用深信不疑，对个人投入时代并由此　得到发扬光大的终极价值一往情深”＿４　阳）。　这些以表现知识分子的历史参与热情为主题的　小说，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正是１９４０年代作家作为时　代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历史的方式。小说中人物的激　情某种意义上就是作家内心的激情，战争离乱、国破　家亡的灾难在１９４０年代知识分子心中激起的悲愤　让他们在作品中不顾一切地呐喊。巴金在《火》后记　中曾说：“我写这小说，不仅想发散我的热情，宣泄我　的悲愤，并且想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　我还想使人从一些简单的年轻人的活动里看出未来　中国的希望。老实说，我想写一本宣传的东　西。”［　］‘　㈣因此，这些小说中的革命知识者无疑是　作家心目中的时代英雄，寄托了作家的理想与希望。　在这些知识者形象之中，需要重点论述一下其　中的女性知识者。因为纵观１９４０年代知识分子题　材小说，这类以表现知识分子的历史参与热情为主　题的小说中，作家着力表现的主要人物几乎全是女　性。比如，《新旧时代》中的“我”，巴金《火》第一、二　部中的冯文淑、朱素贞、周欣等，靳以《前夕》中的静　玲、静茵，夏衍《春寒》中的吴佩兰，茅盾《锻炼》中的　严洁修、苏辛佳，郁茹《遥远的爱》中的罗维娜，王西　彦《古屋》中的廖慧君，《雨天》中的夏晓兰，《走向旷　野》中的吴彤霞，《牺牲者》中的孟学兰，田涛《野玫　瑰》中的陈淑英，《风萧萧》中的白苹、梅瀛子，等等。　在对革命救亡的态度上，女性知识者也表现得比男　性更坚定、更彻底。男性革命知识者形象出现过动　摇的典型，如刘明（严文井《一个人的烦恼》）；也出现　过伪革命，如张振华、吴大雄（周文《救亡者》）；更出　现过许多口头抗战实则逃亡的人物，如马伯乐（萧红　《马伯乐》）。女性形象中虽然也有过姚文英（王西彦　《家鸽》）之类空有一番革命情怀却经不起现实残酷　考验的人物，但绝大部分却比男性有着更狂热的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