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对和谐的阐述
现代新儒学对和谐的阐述
摘要：新儒家的特点是既吸收西方的理性思辩，又保持看中国传统儒家哲学的根性与精神。始终关注人的生活。注重人的心性修养。新儒学在探索和谐的哲学意义时。表现了以人的感受为中心，重视形象思维，走向社会治理的特点。
关键词：新儒学：和谐;内圣外王;心性修养
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一部分知识分子本着对民族文化的执着追求，力图在新文化传播的形势下恢复儒学传统地位。顾恋着宋明理学的辉煌智慧，又吸纳西学。建构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的思想体系。现代新儒学前赴后继地追求中国哲学和社会的振兴，是一种担承着社会义务的文化大潮。这股文化大潮以谋求现代化为迫切任务。在西方经济遥遥领先于东方的时代，新儒学不断探索东西方哲学的本义和东方社会的发展。而20世纪中国哲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中西哲学交融。或折中调和。或辩证综合。但重视中国传统哲学汲纳西方成果者仍为主流。现代新儒学对和谐的表达，继承着中国文化。也融入了西方的思想。中西文化在探寻“和谐”时表现了很大的差异性。
现代新儒学在大陆香港台湾都有大家和传人。一部分海外华人。曾经接受中国文化若干影响，漂流或定居海外，会在西方社会生活中感到不适和孤独，心理上会回归寻根，渴望中国文化的精采能胜过西方。以增加华人的地位和荣誉，所以他们积极响应中国文化和儒学的重振。
实际上在五四之前。在清朝末年，康有为、梁启超就试图从政治体制的改良，实现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他们变革改体、倡兴民权、实施宪政。康梁的和谐理想反映了他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虽然未能实现，却为国人描绘了一幅和谐社会的蓝图。激发知识分子舍生忘死地为和谐理想奋斗。
此中，继康梁之后的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冯友兰，钱穆，唐君毅等为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新儒学的代表人物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大家。他们与古老的儒家和谐观与宋明理学的和谐观，有着无法割断的血缘关系。
1 新儒家继承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心性修养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有很多优越之处：中国文化追求调和持中。融洽我与对方之间的关系。得到内心的满足。中国民族精神即清明和谐，人自身是和谐的，以人为中心的整个宇宙是和谐的。
梁漱溟是“以主观感情的满足作为认识的标准，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无所谓正确与错误，只要能满足我的主观感情就是好的。”即只要求得心灵的安定，就是好的。传统的中国文化也是以此为基础，来达到内心和谐的。西方文化提倡通过努力奋斗取得想要的东西，这是一种“意欲向前”的精神;印度文化肯定现世的痛苦不可改变并默默承受，为追求来世的幸福，这是一种“意欲反身向后”的精神：而中国文化不论现状如何，总是从心理上认为满足，这是一种“意欲自为调合持中”的精神。中国人“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调合罢了。”所以，在近代社会，虽然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如西方人，但中国人在物质上享受的幸福，却比西方人多。“这是因为中国人的享受不在所享受的东西上，而在能享受这件事上：也就是说，不在你想要享受什么东西，而在你对你所享受的东西如何认为。”在社会生活方面，中国人虽然受到封建伦理教条的约束，但父辈对子女的支持和交流比西方人更多。西方社会，孩子在成年后，大多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他们采取理智的态度，处处打量计算。与西方相比，大多数中国家庭父母与子女的联系更紧密，家庭生活充满温情和情趣，不至于落到计算与冷漠的地步。总之，在精神生活和家庭生活上，中国人幸福和美。达到了内心和谐的境界。在家庭中，做父母的总是忘却自己，为子女付出，而子女经常从父母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和规划人生。扩展到社会中，人人都以对方为重。不是总想着自己应得的利益，而是更多地考虑他人的感受，以及自己应尽的义务。因此，在这样一片和气的氛围中。什么矛盾和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社会就成为充满温情的和谐大家庭。
冯友兰先生努力吸收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来弥补中国哲学在这方面的不足，但他同时是中国哲学精神执着的维护者。他主张哲学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让人可以获得心灵上的和谐，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哲学虽不能提供具体的知识，但却能改变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让人获得内心的平和，让人感受到幸福与和谐。冯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对于人类精神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用中庸之道来协调人的生活。一个人要能在日常的生活中保持内心的和谐，那么他既要有人世的精神。又要懂得出世的洒脱。如何调和人世与出世、现实与理想、动与静等等对立面呢?中庸之道便是不离开日常生活，又可将这些矛盾面都统一起来的最高境界。
唐君毅与新儒家第一代的杰出代表梁漱溟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一样，也十分重视心灵的作用。在他的《中国哲学原论》一书中，曾这样说到：“若乎最上一机。乃复悟得上所言之义理之世界，无论如何广大高明，皆原在吾心之昭明灵觉之内，亦未尝不下彻于吾之现实生命与日常生活之中。”后来，台湾的学者解读唐君毅的思想时肯定“生命世界在物质世界之上，而心灵世界又在生命世界之上，而为自然宇宙之中心。”唐先生的这种思想虽然不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但却有他的闪光点。人类探寻知识都是为了让自身生活得更好，尤其哲学家更是关注于人的心境和感受，中国古代哲学的主题始终围绕人的生活。面对无法改变的许多困境，诸多不能解释的矛盾，人如果可以保持内心的宁静和谐，就等于外界的一切矛盾都已经消除。因为人类的所有努力。不论是探索自然规律，还是耕作劳动，都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从而获得内心的和谐幸福。又因为矛盾总是存在的，人类永远无法解释所有的现象，但这些事实往往无法改变，所以，只有调适内心。保持心境平和。才能生活得好，才能实现个人的和谐。每个人都和谐了，社会自然也和谐，这就达到了所有努力的终极目的。 像以上几位新儒学的前辈一样，杜维明先生也十分重视心性修养的作用。他认为，儒学的基本精神方向是以人为主的，是一种涵盖性很广的人文主义，它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同时这种人文主义是人世的。要参与现实政治之中，要达到这种境界，就必须从提高个人心性修养开始，即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杜维明认为内圣之学是儒家全部理论的核心和出发点。人不仅仅是一种生物的社会的存在，更把对人的要求提升到一种道德宗教的层面。如何修养成真实、诚实、真善美的内心世界是儒家内圣之学的理论基础。一个人修养成了和谐美好的心性，就能处理好人际关系，治理好国家，协调好人与自然的矛盾。
2 新儒学也认为和谐产生于不同事物的适度调和
冯友兰还认为和谐也来自于内心不同情感适度的表达，以及各种矛盾的调和。正如《中庸》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情感完全没有发生的时候，心的活动就无所谓过与不及，这是中的一个例子。情感发生了，但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这就是和，中是来调和那些搞不好就会不和的东西的，和是中的结果。
以上是说情感，同时也适用于欲望。人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会产生许多欲望和情感。当一个人的所有欲望和情感都满足和表达到恰当的限度时。这个人在精神上就很健康，他自身就达到和谐。一个社会也同样。当各式各样的人的内心都和谐时，这个社会就会安定而有秩序。
由此可见，和是调和不同达到和谐统一。同与异是不相容的。和与异却是相容的。因为只有几种“异”调和在一起才形成“和”。但几种“异”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是要按照适当的比例，即遵守“中”的规则。才能产生“和”的效果，所以，“中”的作用是协调矛盾达到“和”。小到个人，大到社会、自然，要达到和的境界。必然是内部没有激烈冲突，组织得井然有序的和谐的整体。正如《中庸》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3 新儒学同样提倡天人合一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它代表着中国人追求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人总是向自然界学习，效法自然，即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道家把自然规律看成是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崇尚自然。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最重要。并且提倡“上善若水”，就是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人若效仿水一样柔和宽容地待人处事。则是达到最高的道德标准了。佛家认为万物都是“佛性”不同的体现，所以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因此人不能杀生，不能侵犯其他生命。儒、释、道在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上基本一致。都把自然看得十分崇高。钱穆先生继承了儒家的思想，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人是自然的晚辈，因此人应该把“仁爱”之心扩展至自然界宇宙之中。钱先生也赞同儒家把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落实到制度上。如孟子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我们从自然界索取生活资料时要讲究时节。不要在万物生长时采用它。适时地利用，让自然界的动植物都能良好地生长和繁衍。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才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才是真的“王道之始”呀!
4 新儒学注重中西哲学的适度互补才更和谐
冯友兰等学成之时，正是“五四”前后，这时文化空前活跃，各种思潮纷纷登台，也是政治上民族生存风雨飘摇的时候。“五四”也曾出现过打倒孔家店和坚持旧儒学的激烈斗争。冯友兰等清楚地认识到如果照顾旧的儒学必定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要拯救国家民族必须改造旧哲学，吸收西方先进思想。因为中国古老的旧哲学容纳了辩证法和唯物论的因素，如果吸纳了西方现代逻辑的成果，哲学的精神将会更加贴进民族国家大众的生存发展，可见从宋明理学走向新儒学，表现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特征。
中西文化的真正交融和互动始于清近晚期，所有的方法是“格义”，代表人物是严复。冯友兰先生说，“格义”是两种文明相遇初期相互解释的一种必然过程。抑或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来批评西方文化，抑或用西方文化来批评中国文化。
冯友兰先生认为在世界史的近代阶段，西方比东方先走了一步，先东方面文明化了。因此，中国一定要学习西方的优点，才能更好地发展，社会才能进步。冯先生认为未来世界哲学一定是既吸了中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也汲取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并且将二者协调得很好。这种中西哲学的融会，应是“执其两端”，无西学的“过”、无中学的“不及”，兼容并蓄而又适可而止“用其中为道”。两种哲学的适度调和才能使二者和谐共生，并推动世界哲学的发展。
“五四”以来的现代新儒学最重要的特点，是迫切地以哲学为武器谋求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新儒学继承了儒家、宋明理学以和为主的思想，终于在推动社会发展的时候也发展壮大了自身。
现在，在一个以和平发展为主流的大时代，中国的发展仍然可以继承培育和发扬儒学适度修身顾及伦理等等积极的文化基因。但是在一个信息化的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世界。过多地强调新旧儒学的思想地位那是不符合实际的。新儒学以哲学为武器推动社会发展的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与大气又是极为珍贵的!
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的联系
关于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的联系
杜维明称儒学为“哲学的人学”，源远流长的儒家学说从文化发展的的角度而言，主要是一种精神文化传统，是一种文化伦理精神。它是具有人文主义特色的以人为伦理主体的文化精神，也代
表了一种既入世又超越的人生态度。可以说它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国哲学的化身。儒
学的理论理系从其特有的伦理角度出发，观察宇宙，体验自身，奠定了儒家文化的主体，也创造
了中国人的文化生命。
那么我们联系到“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这个命题时，也就是考察儒学与现代社会的撞击、接轨
与发展，考察其中儒学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以及在新的条件下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发挥儒学
的社会功能。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言：“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盲目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在思维上破除两种实用观点，即政治上的实用观点和经济上的实用观点。前者表现为为了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在主观上任意褒贬儒家学说及其思想；后者则不看实质，只就表
面去看儒家思想与现代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不仅肢解了儒家思想的整体，也存在
主观杜撰之嫌。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儒学都应有它的位置。一方面儒学需要参与到现代化的行列中，另一方面现代化的行列也需要儒学的参与。而儒学与现代社会的相邂逅也曾经历了一个由
冲突到协调的过程。儒学的现代化是一种历史使命。历史上儒学本身的不断发展与演变，也经历
了一次又一次的现代化。
突现儒家人文传统的现代新儒家的崛起，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传统文化之核可演化成社会
变革的精神文化之果。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必须二者是同时站立起来，藉此建立民族生命与文
化生命合一的大生命。那么由此我们关注在现代社会儒学形形色色遭遇，也就看到了儒学的命运
和前途。
一
儒家学说是东方文化的瑰宝，其源流无疑是自孔子开始。孔子继承殷国奴隶制时期的天命观和祖
先崇拜，对源于巫术神化的“周礼”，结合氏族血缘的宋法观念作了进一步的改造和完善，剔除
了原始宗教的虚幻色彩，更多地保留了其中符合血缘、祖先崇拜的礼仪形式和内在含义，并将其广泛推及到日常伦理生活中，使之内在的宗教意识进一步世俗生活化，日常伦理化，从而创立了
郑家栋现代新儒学概论导论
郑家栋现代新儒学概论导论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多元化，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受到广泛关注。郑家栋教授是当代中国儒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将以郑家栋现代新儒学概论为主题，对现代新儒学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和核心观点进行介绍和分析。
郑家栋对现代新儒学进行了界定和概念的阐述。他认为，现代新儒学是对传统儒学进行创新和发展的一种新形式，旨在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读和应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和创造性发展。郑家栋强调，现代新儒学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回应。
郑家栋对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他指出，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这一运动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同时，也对传统儒学进行了质疑和批判。随后，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儒家经典，并探索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郑家栋将这一时期称为现代新儒学的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郑家栋提出了“儒学转向现代”的观点，强调儒学要与现代社会相结合，提供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方案。
接着，郑家栋详细介绍了现代新儒学的核心观点和主要研究领域。他认为，现代新儒学应该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实现，强调儒学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在具体研究领域上，郑家栋提出了“儒学的人文关怀”、“儒学的道德实践”、“儒学的社会伦理”等重要课题。他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和解读，探索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并提供了一系列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方案。
郑家栋的现代新儒学概论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对推动中国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提出的“儒学转向现代”观点，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法。同时，他对现代新儒学的核心观点和研究领域的阐述，为新一代儒学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可以说，郑家栋的现代新儒学概论对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现代新儒学的哲学意义及其问题：与西方不同的儒家式现代化是否可
现代新儒学的哲学意义及其问题：与西方不同的儒家式现代化是否可
一
今年(1993)《时代》（Times)周刊曾多次登载以中国尤其思想为主题的文章，尤其最近一期(93.6.4）的文章，就儒家文化圈的亚洲国家愈益富裕，信心十足，而谈到这些亚洲国家有别于西方自由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即儒家模式现代化的特点，然而从上看，19世纪以来传统的儒家，忍受着西欧列强的急剧的武力侵略，它们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以来所追求的，却只是西欧人所规定的“现代化”的道路。根据旨在从根本上变革的马克思的观点，兴起于西欧文明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典范，在这种高度发展的历史典范面前，落后的、“非欧洲式”的其它文明，即“半文明、半野蛮”的亚洲社会的命运，要么被“强制”编入并适应欧洲资产阶级文明社会之中，要么被历史所淘汰，二者必居其一。[1]
可是，且不说继承儒家的日本，亚洲其它国家(如新加坡、、香港，韩国等)在70年代以来的急剧的增长和产业发展，引起在海外活动的中者，开始就儒家传统同急剧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即“传统”（tradition)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之间的关系，以及“儒家式资本主义”等问题展开讨论，由此，现代“新儒学”的讨论正式兴起，其浪潮愈益高涨起来。
主导现代新儒学的学者主要是活动在美国的华裔家，历史学者(杜维明、余英时等），他们对当时美国和西欧学界的动向有比较透彻的理解。杜维明认识到亚思贝尔斯(K.Jaspers)于40年代所提出的关于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Achsenzeit）的新观点的意义已被人们所关注。于是，开始专门研究起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2]亚思贝尔斯将人类文明分为以色列—希腊、印度、中国三大文明，其渊源可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他特别地把这个时代命名为人类共同文明的“轴心”时代，并认为现代世界的文明并非只局限于欧洲文明，它不是绝对的范本，此外还有印度、中国文明的影响，从而打开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视野。
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的文化间性伦理及启示
16（下）2018.11
“‘间性’的凸现”[1]是一个重要理论现象。当今世界文
化互渗愈演愈烈更是将文化间性问题直接推至学术研究前沿。
文化间性强调不同文化领域的主体之间相互沟通、融合的动
态生成关系，指的是不同文化际遇时发生意义重组的相互作
用及其过程[2]84，一种文化与他者的关联[2]84。文化间性“体现
了从属于两种不同文化的主体之间及其生成文本之间的对话
关系”[3]96，“它既涉及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主体间的对话，又引
发对文本生成和意义生成两方面的重新阐释”[3]99。中西文化
之间的相遇、认可和互动、融合，是“自我”与“他者”的
间性对话关系。这种平等对话的间性关系是一种理想的和谐
伦理关系。现代新儒家融合西方，挺立传统，在中西文化主
体之间的复合间性对话中建构了兼具民族内质和世界因素的
生命美学。这种生命美学的间性建构方法所持有的文化间性
立场，体现出一种平等对话、相遇融合的文化间性伦理，富
于启示意义。
一、生命美学文化间性伦理的凸显
现代新儒家出入中西，反归儒学，凭借对20世纪人类整
体生存境遇下中国思想文化转型与变迁的敏锐感应，主动吸
取西方生命论哲学美学中彰显个体主动性与生命创造力和强调生命精神的自我创造与心灵世界的独特存在的合理因素，
并融合进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努力寻求个体生命
与人类群体生命和宇宙大生命的互涵互动与交感共振，以独
特的文化立场积极地、交互地建构着一种间性的“生命”新
视域。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认为，宇宙、生命、美三位一体，
美与文艺是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大生命同人类生命和
谐律动的感性显现和自觉把握，主张将美学提升到宇宙生命、
自然生命与道德生命的深层统一，倡导天人合德的物质、生命、
心灵的和谐一致，强调生命精神对于文学艺术的巨大意义。
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建构的对话立场始终凸显出鲜明的文化
间性伦理。
（一）文化关联秘钥的开启
作为“一种文化与他者际遇时交互作用，交互影响、交
互镜借的内在关联”[2]84的文化间性，“以承认差异、尊重他者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21世纪的今天，再谈儒家，似乎有点“过时”。然而，千百年来，植根于中国人心中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无不在“儒”的基础上引申和阐发。尤其是西汉以后的儒家，早已脱离原有的学术派系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根本，追名逐利之敲门砖，政治传统之工具。经过多少篡改，多少曲解，多少加固，多少阐释，儒家已建立起稳定的思想架构和完整的体系。现在，立足于较为理性和客观立场上的现代人，回望儒家，又是怎样评说呢？儒家在当代价值几何？对中华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而今提倡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也出自于儒家思想。那么，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又表现在哪些发面呢？
一、儒家的思想体系
作为独立学派的儒家形成于春秋末年，孔子是其创立者。在周室衰微、礼乐崩坏的春秋大局中，孔子适应形势，创立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庞大思想体系，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理论取向是现世的人文关怀；它主张仁政，强调“德治”；重视人生的价值，强调人格的独立；追求“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理想。这些理论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本框架。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弟子后学又各自宏扬、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但作为原始儒学的定型则主要经历了孟、荀、易三个环节。 孟子从内在心性方面发挥了孔子的学说。孟子道性善，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民贵君轻”、“正经界”、“制民恒产”为基本内容的“仁政”学说。这套理论体系，因其对心性学说的发挥，而被视为道之正统，其 “内圣”说更为后世所推崇。韩愈称其为“醇乎醇者”。宋儒黄戟认为“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有孔子而后，曾子、 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黄戟：《宋史“道学”朱熹传》）。所谓“道统说”难免不是一种以偏概全的主张，孟子不过是对孔子学说的一个方面的发挥，与“内圣”相对的“外王”学说，则由荀子加以充实扩大。 荀子言性恶，倡言化性起伪，主张治理天下应以礼为本， 礼法结合，他讲“群”论“分”，说“礼”谈“法”，形成“隆礼尚法”的政治学说和“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节，礼之序也”的“仁亲、义行、礼节”说。荀子派内立宗，自标新意，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外王学说。尽管韩愈称荀子为“大醇而小疵”，意指荀子思想有逸出儒家框架的痕迹，其实这还是站在心性学说一路所作的指责。就孔子思想的内涵而言，荀子这学仍是孔子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并成为其后儒重礼制、 讲事功一路的发展源头。难怪荀子在《儒效》中以“大儒”和“俗儒”来划清与孟子的界线。自认是孔学真精神的传授者。无论孔、孟，都未详说“性与天道”，即使是荀子，虽有专门的《天论》，其用意亦不过论述天行有常、天道自然， “圣人”必须明于天人之分，“不与天争职”，除此而外，则“圣人为不求知天”。而《易传》提出的天道、地道、人道系统，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使得原始的儒学的建构具有某种形而上的哲学基础。从而使原始儒家思想体系的建构最终得以完成。不仅如此，由于 《易传》言天道、谈阴阳、明礼法、重思辩的特点，还为尔后同诸如道、阴阳、法、释等其他学派的融合提供了共同的因子。朱熹论《易》时说“《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说出那形而下者。《春秋》以形而下者，说到那形而上者去。”（《朱子语类》卷六七）总之，有孔子奠定的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经由孟、荀的内外扩充，及《易传》形而上基础的确立，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开放的、兼容性极强的思想体系，成为后世儒学发展的总的源头。而这些都构成儒学原义的最基本的内容。
关于儒学思想的理解
关于儒学思想的理解
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之一。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
儒学中有一些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认识，但自然科学非其所长。儒学主要是一种“正德”之学，是一种道德伦理、政治和教育学说。也可以说儒学是一种“人学”，是教人如何做人的学问，包括怎样修身律己、成就理想人格，怎样善待他人、和谐人际关系，怎样治国理政、使天下长治久安。儒学中包含着我们的先哲探索宇宙、社会、人生真谛的丰富智慧成果，其中有许多是可以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思想精华。
儒学的核心思想为：修身养性，齐家治国。中庸之道，中庸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把握阴阳的大智慧，尤其是讲变通，中是整全的，但我们无法同时掌握整全的，所以中就变成了合理。当它大才合理的时候，这个中就代表大，当它小才合理的时候，这个中就代表小，当它极端才合理的时候，中就代表极端。中庸之道，就是如何找到这个合理点，达到以虚控实的目的。仁、义、礼只是将心比心平衡的方法。
儒学是一种修身立德、培养高尚情操、成就理想人格的人生哲学。儒家最讲求修身做人之道。修身的目的在于以德润身、“以美其身”，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成就理想人格。个人的修身需要反求诸己，“吾日三省吾身”，“深造之以道而自得”，所以儒家的修身立德之学，也就是所谓的“为己之学”。儒家要求博大胸怀和历史使命感，以经世济民为职志，以担当道义为己任；具有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和坚强意志，以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大智大勇，为实现社会、人生理想而不懈奋斗。历代志士仁人包括一些近现代革命家都深受儒家人生哲学的影响，吸取并践行了其中的思想精华，为国家、民族以至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儒家人生哲学中的优质资源，经过创造性的转化仍然可以为我所用。
现代新儒学与宋明理学
现代新儒学与宋明理学
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新儒学与宋明理学这两大思想体系在当今社会中的影响愈发显著。本文将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其异同点、相似之处以及对当今社会的启示和影响。
现代新儒学和宋明理学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新儒学起源于20世纪，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为根基，同时汲取了西方文化的精华，强调人文关怀、道德价值观以及社会和谐。而宋明理学则发展于宋元明清时期，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为代表，注重天理观念、君臣纲常以及知行合一。
在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方面，现代新儒学与宋明理学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两者都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在现代新儒学中，这一思想体现在“仁爱”原则，主张以爱待人，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而在宋明理学中，这一思想则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强调个人应克制私欲，以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然而，两者也存在明显的不同点。现代新儒学更注重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强调科学方法和民主精神，提倡与时俱进。而宋明理学则更注重形而上学和哲学思辨，追求内心的自省和超脱。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化需求。 对当今社会的启示和影响方面，现代新儒学与宋明理学也有着各自独特的贡献。现代新儒学为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了重要的道德伦理和价值取向，鼓励人们现实问题，追求和谐与公正。宋明理学则通过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激发人们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和对个人修养的追求。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既需要物质文明的发展，也不能忽视精神世界的滋养。
综上所述，现代新儒学与宋明理学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但它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共同的地位。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异同点、相似之处以及对当今社会的启示和影响。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汲取两者的精华，兼收并蓄，既要物质文明的发展，也要重视精神世界的滋养。正如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我们应该以此为鉴，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为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新儒学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新儒学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说起儒，儒学，儒家一类的词，大家也许就会首先想到春秋战国时候的孔子。原因很简单，孔子是大学问家，大圣人。中国历史上称得上圣人的也才两个，一个是武圣人关羽，另外一个就是大学问家孔子，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新儒学可分为宋代新儒学和近现代新儒学。近现代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而当代新儒学，是继先秦儒学、宋明儒学之后试图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再度复兴儒家之道的一种文化思潮。而当代新儒学，是继先秦儒学、宋明儒学之后试图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再度复兴儒家之道的一种文化思潮。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进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进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表达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没有对社会发展，尤其政治变革产生很大的影响。
儒家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内涵、系统结构及其现代意义
第21卷 第3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 21, No. 3 2019年6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Jun. 2019
儒家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内涵、系统结构
及其现代意义
李 祥 俊a,b
（北京师范大学 a.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b. 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三纲五常，三纲侧重伦理、政治关系上的价值秩序、价值规范，五常侧重
普遍性的价值观念，两者相互支撑、相互补充，它适应同时又服务于中国传统家庭本位基础上的君主专
制主义等级社会。以三纲五常为中心，向上以性与天道、道统经学为价值源头，向下落实到人生价值观
上的理想人格养成，形成一个主导精神明确、义理结构严整的价值观念系统。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系统从
形式构成、具体内容两方面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需要从总
体上对其进行批判反思，在时代变革、生活方式转型的基础上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儒家；核心价值观；三纲五常；人伦道德实践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9.03.007
作者简介：李祥俊（1966－），男，安徽合肥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衡水学院特聘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16JJD720004）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9)03-0055-06 收稿日期：2018-06-10
价值观是对事物存在的价值判断、价值追求，人类的价值观是丰富多样的，但每个时代每个民族一
般都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对宇宙、人生、社会作出根本性的价值导向，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和人类
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儒学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占据主导地位达两千余年，它适应中国传统社会的现实，同
时又在思想上加以升华概括，为中国传统社会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念系统，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产生了
儒商文化与现代和谐社会之建构
２０１１年９月第９卷第５期 Ｖｏｌ ９ Ｎｏ．５ Ｓｅｐ ２０１１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儒商文化与现代和谐社会之建构
黄敦兵
（湖北经济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心，湖北武汉４３０２０５；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摘要：从美国学人余英时、杜维明，日本学人涩泽容一等人关于儒商文化的相关论述中，可以探寻并创发出 儒商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及相关问题域。作为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商文化精神是本土自发 的商业活动之内生、原发的动力，也是现代和谐社会建构中的重要精神资源。传统儒商文化是今天商道重建，新型
商业伦理精神、现代和谐诚信式商业伦理生态秩序建构，现代经理人后备队的理想人格型塑的必要思想资源，对 当今和谐社会建构的实践意义十分重大。 关键词：儒商；和谐社会；经济伦理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０５２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６２６Ｘ（２０１１ Ｊ０５—００９２—０６
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
在很大程度上对传统儒商文化进行批判继承，重视
儒商文化的现代转型意义，尤其是儒商文化中所蕴
涵的“义利并重”、“士魂”与“商才”并建的理想商人
品格论思想，因为这对诚信、和谐的商业道德秩序
的重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面构建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目前学界有不少学者对儒商文化及其
现实意义作了有意义的探讨。然而，大多数论者基
本上停留在同一层面上，缺少儒商文化的现代转型
意义的研究视角，基本上没有与现代和谐社会之建
构相关的系统研究。这是儒商文化研究中的重大理
论缺失，与儒商文化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相称
的。鉴于笔者已对“儒商”作了“正名”的工作，Ｉｌｌ（Ｐ１叫
本文则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讨儒商文化的现代
转 意义。
～、儒商文化及其现代性意义
只有重视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因素，并以一定的